而在建国初期，武汉市城区登记在册的湖泊总数为127个。但来自武汉市水务局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市中心城区现存的湖泊只有38个。
在消失的那些湖中，“杨汊湖”、“范湖”只留下一个抽象的名字，一个空洞的地名，更多的大小湖泊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永远消失在岁月的河流中。
杨汊湖是近20年来较早消亡的湖泊之一。80后、90后的一代武汉人大多已经不知道，今天这个以“湖”命名的地方，曾经是一片湖区，因为杨汊湖早在他们出生前，就流干了最后一滴眼泪。
行走在杨汊湖的大街小巷，如果不是亲耳倾听这一带老居民的述说，我们也无法想像，这片处处车喧马闹、房屋鳞次栉比的现代都市，曾经是一片宁静的湖区。
在杨汊湖小区的背后，有一片城中村，大多杨汊湖的老居民就住在这里。
73岁的金银香婆婆是汉口杨汊湖的老居民，50多年前从新洲嫁到杨汊湖村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见证了杨汊湖从浩渺水域向繁华街市演变的历程。
“那时候，只有十几户人家居住在湖边，我们到汉口赶集都是划船去，当时这一片都是湖。”金婆婆说。
虽然说不清杨汊湖具体的大小，但居民告诉记者，东至姑嫂树路，北至张公堤，南至发展大道路，西至常青路，都属于杨汊湖的区域，几近于今天南湖的面积。
金婆婆告诉我们，当时的杨汊湖水非常清澈甘甜，他们的生活饮用水都是直接从湖里挑，稍稍沉淀就可以直接饮用和用来做饭。
“当时杨汊湖的藕和鱼都非常有名，产量也非常大，我老伴秋冬季节，一天要挖900斤藕。”金婆婆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村里把湖区的水域分成一片一片，分给村民们养鱼，我们家分了几十亩，后来整个湖区就被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湖塘，搬到这里的人也越来越多，许多湖塘就被填了建房子，修马路，水也不能喝了，家家户户就打井。80年代，杨汊湖还有几个湖塘。但没过几年就全被填平了，建起了小区。大约20年前，这里就连一个小水塘也不复存在，杨汊湖仅仅成了一个地名，现在杨汊湖一片居住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从外地搬来的。”
金婆婆说：“那时候，一盒‘游泳’牌香烟，就能从汉口换来一车渣土，其至不用花钱，也会有人把汉口的垃圾拖到这里，倒在湖中。”杨汊湖就这样，在极其廉价的填湖造地的大潮中，日渐消瘦直至消亡。“多好的湖，多好的水啊，都被填光了，一点儿也没剩下。”金婆婆不无遗憾地说。
相比之下，作为城区消亡湖泊的另一个代表——范湖则要晚一些。从省测绘局1995年的航摄影像中，记者还能清晰地看到范湖，如一块不规则的璞玉，镶嵌在城市的中央。而到2008年，范湖已经完全消失，淹没于大片大片的房子中。一直在范湖边生活工作的清洁工康师傅告诉记者，范湖被填没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前两年，随着范湖的开发热潮，范湖大面积遭填占，变成一个小塘。现在这个小塘被填没，建起一家钢材市场，范湖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短短几年，范湖就从一个湖泊变成了一个都市中心。采访中，提起范湖，许多居民只记得正在兴建的范湖地铁站、即将崛起的第一高楼，而忘了它曾作为一个湖泊的存在。
那些日益消瘦的湖泊
因为大面积遭填占、严重污染和淤塞，曾是仅次于东湖的第二大“城中湖”的沙湖，成为近几年来关注度最高的湖泊之一。
10余年前，湖北大学沙湖之滨的琴园，柳岸湖堤、亭台水榭曾给记者的大学时代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捧一卷书，或坐于滨水的石条凳上，或半躺于堤岸的草地上，听水拍岸堤，看鱼戏水面，宁静致远，虽置身闹市，却犹处远郊。
10余年后的今天，当记者再次踏访这里时，已人是景非：离琴园尚有数十米之遥，污水的臭味就已扑面而来。琴园园内，两个面积达数十亩的池塘油黑一片，水面上不停地泛着气泡，其中一个池塘大半被填，泥土和垃圾、树叶还在向水面延伸，池塘水面上的曲廊亭榭只剩下残迹。
从小在沙湖边生活的王志铭对于湖泊，特别是沙湖有着特别深的情结，几年前，因为不忍看到沙湖越填越小，他多次深夜只身拦停填湖的运土车。王志铭也因此被称为“护湖义士”。
采访车行驶在秦园路、友谊大道和公正路这几条曾是沙湖水域的道路上，王志铭指着湖边越来越多向湖心侵袭的楼宇，向我们讲述着沙湖的历史和日益消瘦的面容：
沙湖位于武汉市武昌老城区东北部，东邻中北路，南至小龟山，西抵粤汉铁路线，北达徐东路，曾是武汉市区内环线内最大的湖泊，也曾是武汉市仅次于东湖的第二大“城中湖”。史料显示，明洪武年间，沙湖面积有将近万亩的规模。1900年，粤汉铁路的建设，将沙湖人为地一分为二，分别为“沙湖”(又称“外沙湖”)和“内沙湖”。上世纪60年代末，沙湖水域尚有3200亩左右。到了90年代，为了修建长江二桥而拓宽中北路、徐东路，部分沙湖水面被填。而近10年来，随着友谊大道的修建和周边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一些单位盖办公楼，几乎填占了沙湖的一半水域。
“我记得小时候，冬天，沙湖上结着很厚的冰，成群的水鸟就在湖边的冰面上觅食，我和小伙伴们悄悄走近时，鸟群轰地一声飞起，遮天蔽日，非常壮美。那时候，沙湖的鲇鱼非常肥美，上世纪60年代远销香港。藕从湖里挖起来，就着湖水洗洗就可以直接吃。”王志铭说。
对于孩童时代的王志铭来说，将一只口罩拆开，做成网，在沙湖里捕小鱼小虾，或在湖水中嬉戏，成为他和小伙伴们的最快乐的童年记忆。
“从80年代开始，沙湖就一直在填，20年间几乎就没间断过，往沙湖倾倒垃圾、碴土的各种大小车辆，最多的时候一天有近百辆。。”王志铭说，“1996年，填湖建起了‘地球村’(楼盘)，2000年动工修建的友谊大道从中山路到湖北大学这一段就是填占沙湖所建，友谊大道建成通车后，沙湖一带就成为开发热土，湖北电视台门前现公正路以内全部是沙湖水域外，你们看现在曾经的湖面上长出了多少小区、楼盘和办公楼。”
填湖几十年，加上城市生活垃圾，沙湖自然生态平衡遭严重破坏，早已失去湿地的特征和价值。2006年，根据武汉市有关部门的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沙湖污染严重，成为非人体接触的劣五类水质，已不适合水产养殖。2007年，沙湖被禁止养鱼。
沙湖被填，尤以内沙湖的缩减则最为明显，其原面积约为1275亩，1994年还有600余亩，但是现在水面面积仅剩119.85亩，这让位于武昌西南的南湖一跃成为武汉市仅次于东湖的第二大湖。随着武昌版图的不断扩展，昔日的郊区湖如今已变成城中湖。
5月18日上午，68岁的李爹爹和几个市民正在南湖渔场垂钓。湖面上漂着成片死鱼，隐隐飘来阵阵恶臭。李爹爹说，这几年南湖年年都发生大面积翻塘。
李爹爹回忆，上世纪60年代的南湖，可谓湖光山色，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清澈见底；70年代、80年代，水质也不错，单位还组织到南湖进行游泳比赛；90年代之后，水质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以前湖里什么鱼都有，现在桂鱼、花姑娘鱼等近10种鱼都绝迹了。”李爹爹说。
那些等待治理的湖泊
“你们快过来看看，晒湖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水了，是不是今年就要消失啦？”4月23日，武昌中南路街晒湖小区居民给本报打来电话。
走过晒湖小区的大门，不见晒湖之景，先闻晒湖之臭。循着扑鼻的臭味继续前行，看到了被小区和新楼盘包围的晒湖。一条福安路将湖面分成了两部分，路上行人来往穿梭，不少人捂着鼻子低头疾走；福安路口，一块“严禁违法填占湖泊”的牌子，早已经损坏歪倒。
福安路南边，湖水已经干涸，湖底袒露，是一塘正在龟裂的烂泥，一条排污沟在淤泥中蜿蜒向前，正在向湖内排放乌黑发臭的污水。路边的小贩把生活垃圾、腐烂的蔬菜扔进湖床，间或有老鼠窜过。
北边一半的晒湖，湖水早已干涸，在野草和杂树之间，附近村民于沟汊之间垦荒，辟出格子状的地，种上了各种蔬菜。菜园子中间，还点缀着几间简易木棚。
今年58岁的邓珍梅抱着孙儿，向记者娓娓讲起她的晒湖记忆。从曾祖父到她，家里四代人都住在晒湖边，“我是一个‘老晒湖’了。”
“以前，晒湖面积特别大！”邓珍梅说，她清楚地记得，现在晒湖周边的傅家坡客运站、梅苑小区、晒湖小区、银海小区等，以及附近部分新开发的楼盘，都曾经是晒湖湖区。
晒湖不仅大，而且美。记忆中的晒湖水清澈明净，水中游鱼往来嬉戏，湖边空气清新，市民经常去散步。
晒湖还是个聚宝盆，首先盛产鱼。邓珍梅说，每逢大雨，湖水漫过堤岸，大量的鱼儿涌上岸，村子里的洼地到处都是鱼。
鱼之外，还盛产藕，让“老晒湖”人津津乐道的是，晒湖的藕还曾南下广州，北上京城，款待五湖四海的贵宾。晒湖奉献给人们的另一份厚礼，是美味的菱角，那时候，孩子们经常跑到湖边捞菱角吃。
邓珍梅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晒湖一带大搞建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周边大规模开发，晒湖元气大伤，不过“还活到在”。
市民李师傅在晒湖边居住了近30年，他记得刚到晒湖边时，湖面还有近800亩。以1982年左右梅苑小区兴建为标志，晒湖周围开始陆续兴建小区，大规模开发商业楼盘，居民也大量增加，垃圾不断填入湖中，晒湖越变越“瘦小”。
2005年，武汉市出台《中心城区湖泊保护规划》，公布的晒湖面积已剧减至约190亩，到了今年，晒湖成为一个约100亩的臭水塘。“天气越热越臭。“湖边一名居民感叹，“这哪里还有湖的样子？”
与晒湖同样陷入险境的还有汉口的竹叶海，这个以“海”命名的湖泊，也曾经有着像海一样的宽阔水域。
竹叶海位于硚口西北部，原是一个主体湖泊200多亩的原生态湖泊，历史上的竹叶海由几个大的湖面组成，“一眼望不边”是当地老人们对于这个湖泊的记忆。而如今，问起竹叶海，人们会指路说：“你说的是竹叶海公园里面的那个小塘吧？”
“救救竹叶海！”这曾是硚口区数十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呼救。震聋发聩的呼声犹在耳边，而那片美丽的蓝色却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历史之殇：填湖造地和围湖养鱼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是导致湖泊面积缩小和消亡的原因之一。但对武汉市消亡的近百湖泊而言，这一因素几可忽略。“武汉市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湖泊是因为自然原因消失的。”武汉市水务局湖泊保护处副处长周承甫称。
客观地说，武汉湖泊的大面积缩小和消亡，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武汉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武汉市缩减的湖泊面积有六成是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填湖造地和围湖养鱼造成的，武汉市的各大湖泊几乎均受波及。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张毅副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特别是面积较大的湖泊，在这一阶段面积剧减，有的甚至完全消失或转化为人工精养鱼池，如东西湖、杨汊湖等；有的则被切割成若干小湖泊，如沙湖、东湖等。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金伯欣教授是我国湖泊与水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权威，曾对湖泊垦殖作过专题研究，他介绍，武汉填湖造地、围湖养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人口增长，粮食问题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问题之一，而当时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单位亩产不高。为获得更多的粮食，全国掀起一股“以粮为纲”的运动，大面积的湖区和湿地被填占，变成了田地。应该说这一阶段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围湖造田。
第二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90年代，则是顺应改革开放，增加经济效益的需要，群众自发性的围湖养殖，发展水产。加之武汉人口激增，工业经济加速发展，水质污染与湖泊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武汉三镇当时几个大的郊区湖泊均大面积遭到垦殖，东湖在这一阶段亦有大面积的缩减。
来自武汉市水务局的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武汉湖泊的面积达1581平方公里，到上世纪80年代，湖泊面积已缩减为874平方公里，。仅1972年一次填占青菱湖，便使其面积减少240多亩。
发展之殇：湖面不断长出的街市
金伯欣教授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般意义上的围湖造田、围湖养殖逐步停止，但却掀起了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滨湖地区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土”，加上发展旅游，滨湖地区水域一块一块地被蚕食、侵占。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卢新海教授和曾忠平博士通过研究分析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各类用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因城市建设需要，一些城市湖泊水域经政府审批同意转化为了城市建设用地，其中主要包括城市道路、市政设施和公园配套设施等，如汉口青年大道占用后襄河、长江二桥占用四美塘的部分水面、西湖变电站占用西湖、“五湖”公园建设填用部分水面等。另一方面是因商业利益驱动，一些开发商钻相关政策法规的漏洞侵占城市湖泊水域进行开发，导致原来完整的城市水系、广阔的湖泊水面大量萎缩。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武汉市逐渐加快旧城改造和城市道路建设，汉口商业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用地逐渐向北纵深腹地发展，西北湖、菱角湖附近的复兴村地区、后湖、新火车站等地区逐渐成为汉口开发建设的热点。旧城的改造和城市的兴建，使得汉口西湖、北湖、小南湖、鲩子湖等所在的地段不断增值，在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下出现了湖泊填占的趋势。图书大世界、建银大厦以及新世界水族公园的兴建分别占用了菱角湖、机器荡子、塔子湖部分水面，汉口青年大道等道路的修建与拓宽，也逐渐改变了后襄河周边的环境，使得道路沿线和附近的部分水面逐渐消失，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填湖行为造成汉口地区湖泊面积迅速减小。
专家称，武昌地区四美塘湖和晒湖是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造成面积急剧萎缩的典型例证。如梅苑小区及周边的多个小区都是在填占晒湖基础上建成的，四美塘湖的萎缩主要与1995年前后长江二桥的修建占用部分湖泊水面有关。此外，1994年雄楚大道建设和珞喻路的向东拓展，占用了南湖、东湖部分水面。
此外，随着城市人口激增，填湖一度成为武汉市处理垃圾甚至是治理污染湖泊的手段。“特别是一些小湖泊及连接湖泊的明渠，因为遭到严重污染，变成臭水塘、臭水沟，塘里老鼠横行、蚊蝇乱飞，周边居民反映强烈，干脆一填了之。”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杜群教授说。
现实之殇：利益驱动下的蚕食
“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填湖行为，都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的。”金伯欣教授分析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围湖造田，其后的围湖养殖，是如此；目前的滨湖地区开发亦是如此。相比较而言，房地产开发利益的驱动就更大了，而且伴随着政府利益的驱动。“从人们的居住需求来说，滨水地区有着更令人宜居的环境，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说，填湖成本远远低于旧城改造，而且滨水楼盘售价更高、更好卖，他们也能从中获得最大利益。一个滨水项目的开发，政府、开发商、购房者都能从中得到各自的利益，那么，牺牲湖泊资源也就在所难免了。”杜群教授说。
武昌修建中北路、徐东路填掉了部分沙湖水面，内环线逐步畅通并形成环线经济带，沙湖周边土地利用程度逐渐提高，面积急剧减少。
南湖亦是如此。随着雄楚大街的建成通车及周边路网的改善，吸引了更多的人在环南湖区域投资置业。1999年，丽岛花园在南湖岸边打出“告别汉口”的旗帜，开启了“南湖居住新城”建设的序幕。短短几年，南湖滨水区域就冒出数十个楼盘，造成南湖大面积缩减。“武汉城市湖泊萎缩的背后是城市建设水平、道路交通规划、政府调控与湖泊改造等因素的复杂交织。”卢新海教授和曾忠平博士在其共同著述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金伯欣则指出：“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初级阶段，往往会走资源开发型的道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经过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走过了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对湖泊资源的保护和治理，亦应该进入新的阶段。”
管理之殇：非法填湖处罚太低
而提起武汉湖泊的保护工作，武汉市水务局湖泊保护处副处长周承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似有许多难言的苦衷。
周承甫介绍，鉴于武汉市面临的湖泊保护的严峻形势，水务局2008年专门成立了湖泊保护处，专门负责督办和查处非法填湖行为，湖泊保护处刚成立时整个处室仅有3人。特别是这一年，武汉市政府将湖泊保护的权力下放到各级政府后，市水务局主要负责监督协调、宣传和服务。而各区水务局属于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市水务局对各区局只是业务上指导，这给市水务局的湖泊保护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周承甫介绍，现在发生的填湖事件，一般都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单位私底下进行的，往往与各区政府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由于这些企业、单位与区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市水务局要求整改的督办函也下了，但区里就是不执行，我们也没办法。”周承甫说。
另外，就是对填湖行为的处罚过低，一次填湖，不论面积大小，最高罚款限额为5万元，而填一亩湖的土地可卖到几十万元，巨大的利益驱动和低廉的填湖代价，让填湖行为屡禁不止。“如果发生填湖行为，我们一般会要求责任单位整改，填多少挖多少，如果责任单位拒不整改，我们也可按规定代挖，但代挖的成本远远高于填土的成本，市水务局也拿不出钱来代挖，所以很多时候湖泊被填了也无法还原。”周承甫说。
按照《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重点工程建设尽量不占用少占用湖泊，确需占用的，应报水务部门审核。“武汉湖泊这么多，湖岸线这么长，违法填湖在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可能发生。”周承甫说，今年，填湖仍然是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月湖之鉴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跟武汉市的其他湖泊一样，曾经富有婉约情韵的月湖也有着不幸的昨天。但今天的月湖是幸运的，不是每一个湖泊都能有这样的幸运，同时，代价也是沉重的，为了给月湖“洗肺”，前后投入达1个多亿。
月湖毗邻长江、汉水。古时月湖“长八里许，宽以一里计”，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但如今的月湖只剩下60万平方米。在老月湖人的记忆中，月湖水清鱼多，还盛产菱角和藕，特别是月湖的藕，与洪山菜薹齐名，到上世纪末，还属输港物资。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月湖不仅面积缩小，且水质日益恶化，到上世纪90年代末，水质已沦为劣五类，透明度不到0.5米，手感黏稠，很远就能闻到臭味，湖底淤泥厚度达1.5米，各种藻类、水草疯长，导致鱼、蚌等水生物迅速死亡，生态链断裂。“那时，周边十几家工厂的工业废水直排月湖，周边居民的垃圾及生活污水也都往月湖倾倒。”月湖风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
2002年，臭了几年的月湖终于迎来命运转折年。
这一年，国家科技部将水环境治理工作列为“863”计划重大专项之一，经武汉市多方努力，月湖被列为“水环境质量改善技术与综合示范项目”。同年9月，该项目正式启动，200多位专家参加“武汉水专项”研究，为月湖治理献计献策。科研人员在月湖搭起2000多平方米的人工浮岛，在浮岛上种植美人蕉等植物，净化水体。同时，中科院水生所首次利用生物菌群为湖水“减富”。同时斥巨资搬迁了月湖周边85万平方米范围内的居民。
数千万元投进去了，水质有所好转，但不久又故态复萌，因为通向月湖的排污管依然黑水喷涌。
2004年，武汉市投资近2000万元用于月湖截污，2006年，又耗资3100万元对月湖进行清淤，经过4个月的努力，共清淤49万立方米，月湖底泥厚度消减了近1米。同时，在专家的建议下，又打通月湖的3个子湖，引入活水，并建立人工湿地，改善月湖水质。
2007年8月，水务部门利用汉江水位高于月湖水位的时机，首次为月湖换水70万立方米，用江水给月湖做“透析”。
截污清淤、生化治理、通江连湖、生态修复——各种救治措施使尽了，6年过去了，月湖水浊了又清，清了又浊，始终在4类水质上下徘徊，治理情况不容乐观。
所幸的是，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治理月湖的决心，停下治理月湖的脚步。
2009年7月、8月，汉阳区水务局又两次对月湖进行生态补水。经过前后五次换水，据最新监测，月湖水质现已稳定为四类水，透明度已达到1.2米。月湖终于甩掉了劣五类的黑帽子。
在还湖清水的同时，政府又投资数千万元，对月湖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修复和重建月湖旧景，固化月湖岸线。在湖中种植1万平方米的水生植物，帮助月湖恢复自净功能。目前，月湖正在恢复良好的水生态系统，消失了近20年的白鲶、草鱼、河蚌、田螺、野生水草等10多种水生动植物，再度悄悄回到了月湖。
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暂时换回了月湖碧波荡漾，如今的月湖又重新勾起人们对于老月湖的美好记忆。“月湖的水质能否保持稳定并得到进一步提升，关键是要构建一个完整的湖泊生态系统。对月湖的治理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采访中，一位湖泊专家说。
涨渡湖
该如何保护武汉明眸
今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湖南长沙举行经验交流会，武汉涨渡湖湿地的保护经验被拿到会上交流，受到各方高度评价与肯定。
涨渡湖，成为武汉40年来湖泊保护的一个经典例证。
涨渡湖位于武汉市新洲区东南端，紧邻长江，是长江中游地区距长江最近的一块湿地。记者实地踏访时，登上堤坝极目眺望，广阔清澈的水面烟波浩淼，时见鸳鸯戏水，水鸟飞过，清新的空气令人神清气爽。
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水资源科科长喻银咏对照着地图介绍，上世纪30年代，涨渡湖面积为150余平方公里。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压力和粮食需求，湖区开始大规模围垦，水面迅速萎缩到40平方公里，与长江的联系被人为切断，湿地功能衰退。“从地图上看，原来的整个涨渡湖水系像一个乒乓球拍，现在的涨渡湖如同乒乓球大小。”
喻银咏查阅了1986年出版的《新洲县水利志》，该书记载，1972年之前，“汛期一湖水，枯水一片荒”是涨渡湖的真实写照：汛期水位上升到22米时，水面积即达38万余亩，良田甚至遭到淹没；水位下降到19米以下时，主湖、子湖界限分明，水面积约13万亩，呈现出一片干涸荒凉之景。为此，1972年夏，当时的新洲县水利电力局对涨渡湖进行了综合治理，兴建了排涝、调洪、围垦工程。治理后的涨渡湖趋于稳定，水面积为37平方公里。
喻银咏介绍，新洲区水政监察大队湖泊保护中队的巡湖专班，每周都要到涨渡湖巡查一次，检查是否填占、污染，以及桩界、桩碑是否被挪动。涨渡湖周边没有工业污染源，目前水体保持国标三类水体。它的功能已经由原来的灌溉、养殖、调蓄功能，转变为湿地功能。
武汉市新洲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胡长发介绍，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是地球上同森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处于相同重要位置的以水为媒介的重要生态系统。
2002年12月，涨渡湖正式被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江示范项目确定为还长江生命之网示范区，成为我省第一个被世界性环保组织参与保护的湿地。
胡长发介绍，经专家考察，涨渡湖地区共有两栖类动物10种，爬行类动物16种，哺乳类动物20种，鸟类103种，维管束植物476种，鱼类46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粗梗水蕨种群规模极大，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得天独厚的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
2007年11月，蔡甸区沉湖、新洲区涨渡湖两处湿地被列为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网络首批成员，其保护工作首获国家林业局批复立项，投资1208万元。同年12月，对涨渡湖湿地进行实时监控系统第一期工程完成，成为全国第一家采用实时监控系统进行监控保护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同年底，涨渡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省级晋升通过了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萱为首的22位国内外著名专家的评审。
即使是这样，涨渡湖的保护工作也并非毫无隐忧。新洲区水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周武刚表示，现在涨渡湖也面临着沼泽化、富营养化等问题，湖泊整治和保护资金严重短缺。他认为，整个武汉市的湖泊整治管理应是一盘棋，像涨渡湖这样的远城区湖泊，也应像主城区湖泊一样，纳入全市湖泊整治规划中。
梦泽湖
一个关于湖泊的梦想
一个城市开挖人工湖，总是寄托这个城市对于湖泊的梦想。
2006年，随着汉口王家墩中央商务区工程的启动，一则消息传了出来：武汉将在这里开挖第一个人工湖，并将这个尚未动工的人造湖泊定名为梦泽湖。
对于曾经的“百湖之市”而言，这则消息意味深长：古云梦泽就是武汉湖泊的成因之一，它的慷慨馈赠给了这个城市太多的润泽。湖多不惜，而如今，这个曾经湖泊星罗棋布的城市也要人工造湖。
根据规划方案，梦泽湖的开挖地址位于范湖片区，范湖被填没后，武汉又在这个湖泊的消失之地，以更高昂的代价重启一个湖泊的梦想。
根据《武汉王家墩商务区(CBD)总体规划》，梦泽湖面积约750亩，比现今的月湖水面略大，相当于3.5个洪山广场的面积。沿湖还将建设超五星级酒店、主题商业街、文化艺术馆、演艺中心、各类娱乐休闲景点，构筑魅力超凡的都市“黄金水岸”。其目的是为CBD创造丰富的主立面，给核心区和居住区之间提供过渡空间，形成具有生态效用的大型公共开敞水域空间，可调节空气湿度，为CBD“开窗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