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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3 12:59 赖鹏华 客户经理

  90年代以来，在WTO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倡导下，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阶段和补充形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东南亚地区作为中国的近邻，改革开放以来，双方贸易、投资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快，相互间经济政治关系日趋密切。200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框架。2005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全面启动进入实质性阶段。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的经贸效应如何、以及其发展前景，都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和需要研究的问题与对象。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理论背景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国家彼此间就国家整体经济或某些经济领域、经济地区的经济联合而达成经济联盟的状态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在区域这个地缘范围内的不断趋向自由化流动，从而带来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相应提高，亦即世界福利水平的帕累托改进。(一)关税同盟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关税同盟理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奠基石。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JacobViner出版了《关税同盟问题》一书，标志着关税同盟理论的形成。书中重点论述局部均衡分析：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认为关税同盟可以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自由贸易，但同时又对非成员国实行差别待遇的保护贸易，因此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世界福利的净增加。维纳得出结论，关税同盟效应就是贸易创造收益减去贸易转移损失所取得的实际利益。其后，Macmilan、Meeann、vanek和Kemp等着重对关税同盟一般均衡研究分析方法进行了论述，对关税同盟福利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加以说明，提出了方法论。(二)一国模型与两国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贸易区(FTA)是比关税同盟更为现实的一体化形式。英国学者Robson将关税同盟理论运用于自由贸易区，得出了专门的自由贸易区福利理论。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区实行内部自由贸易的同时，成员国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使进口国避免因单边降低壁垒而蒙受不必要的贸易转移的损失；自由贸易区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同时，已经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体制或愿意放开贸易政策的成员国将不再受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此，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要优于关税同盟。二、建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当今的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开放、自由，贸易自由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国际经济的发展。只要国家之间存在成本差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可以发展起来。自由贸易区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市场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政策的必然结果。(一)外部环境要求中国与东盟进行经济合作外部的压力和挑战促进东盟与中国进行区域合作。近二十年来，不仅在地理上临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间形成了很多FTA(FreeTradeArea)，还出现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的FTA，跨越不同地域的FTA，在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建立广泛的联系的FTA。再看亚洲地区，除正在成长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积较大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这使各国失去了巨大的、本来是有可能获得的贸易实惠。(二)东盟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目前GDP和外贸进出口额已排名世界前六位，外汇储备为世界第一位，吸引外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尤其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东盟认识到，应对经济全球化靠单打独斗不行，在集体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要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与中国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期望。(三)经济合作具有可行性1　良好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稳定发展，政府高层官员互访频繁，双边经贸合作愈益密切，双向投资呈现良好的态势，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不仅涉及贸易、投资和科技领域，而且在金融、文化、航空、旅游、邮电、交通、海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　贸易结构具有互补性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3　地缘优势和文化相通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桥梁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地理上相邻近，为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中国和东盟国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交往。这种源远流长的关系是双方扩大和加强经贸合作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现状分析从研究背景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看，自由贸易区建立对双边均产生了积极作用，具有极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一)双边贸易与经济增长有了长足的发展自199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以年均约20％的速度递增。东盟已经连续12年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启动后，双方进出口额增长幅度更加明显。从表1中看到，2004年双方贸易总额达1058.798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其中我国出口429.02亿美元，同比增长38.7％；进口629.76亿美元，同比增长33.1％。自2002年中国和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进程以来，仅仅两年时间，双边贸易额增长了500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2005年上半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达597.6亿美元，增长25％，东盟已跃升为中国的第4大贸易伙伴。从以上分析，中国与东盟的贸易一直在快速增长。(二)自由贸易区建立将为双方带来明显的优势1　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经济的优势从贸易方面来看，将促进中国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出口竞争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通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扩大出口规模通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导致的贸易创造效应将大干贸易转移效应，东盟会将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转向自中国进口，从而扩大中国的出口规模。通过规模效应，提高出口竞争力。中国西南省区同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东盟国家是这些省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其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更强，通过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加强经济合作，将大大促进这些省区的出口，为其在更大范围参与国际分工和分享分工效益创造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将提升中国整体经济实力和扩大中国的政治影响力。2　自由贸易区对东盟的机遇在自然资源、工业制成品、技术、旅游和劳务方面形成很强的互补性。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而具有优势的商品，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东盟从中国进口的机电产品以通用机械电器为主，而中国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中很大部分是电子元器件类产品。在工业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东盟国家较早形成了比较优势，而中国处于相对弱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东盟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亚太地区的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区域内的贸易量不断增加。由于地理上的联系和优势，中国西南部省份将会与东盟成员中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甚至泰国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增加双方之间的投资与贸易往来。(三)双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高层互访频繁。1991年7月，中国外长钱其深首次被东盟邀请参加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1994年，中国参加“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正式对话伙伴。1997年底，东盟与中国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这标志着东盟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9年，中国与东盟各国高层互访达到高潮。高层的频繁互访是中国与东盟之间消除猜疑、增进了解、加深信任、促进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四)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得到提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成为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的庞大的统一市场，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贸易区，其国内生产总值将占全球总额的10％，成为仅次于美、欧、日之后的全球第4大支柱。这将极大的提高中国东盟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增强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筹码和发言权。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虽然有其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但也存在相当多的障碍、问题、可能发生的不利因素，值得双方予以关注。(一)双方产业结构存在相似性，市场竞争激烈从表2可见，近年来这种相似度还在增加，说明中国与东盟产业结构相似，在很多领域存在竞争。我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产业结构较为相似，并大都以农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同时双方的主要出口国都集中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必然导致双方贸易结构趋同，使双边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仅影响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也会给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二)区外势力的干预与压力也使该区的建设步履维艰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都曾经是欧盟主要国家的殖民地，日本在二战期间也曾占领过东盟各国，战后法国和美国又先后侵略越南，至今欧盟、日本和美国仍然未放弃对东盟的控制。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压力仍然很大。(三)中国东盟内部矛盾重重目前，东盟本身还处于成形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和各种矛盾。一是东盟区内各成员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二是其各成员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存在的分歧和矛盾，三是其实施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措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形成一定障碍。(四)由于双方缺乏了解，因此增进互信举步维艰目前，我国对东盟国家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少数几个较发达的成员国，而对一些落后国家的信息资源则缺乏了解。同样，东盟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投资环境、市场结构、贸易法规等信息也缺乏了解。由此信息渠道不畅和缺乏了解，互相不信任。要真正加强东盟国家和中国的互信，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从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的要求来看，中国和东盟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必然涉及政治、外交、文化等多方面的沟通和合作，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必须巩固双方不断加强相互信任的基础五、发展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对策(一)加强区内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三方面的协调中国和东盟应该积极协调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其目标是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促进中国、东盟组建自由贸易区的福利增长，避免中国、东盟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完善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调机制，使中国、东盟组建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利益能均衡分配。经过一段时间，中国和东盟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会有所减轻。在目前情况下，区内各国当务之急应积极协调产业政策，制订、实施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在保证必要的竞争以促进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小不必要的内耗，增强其经济的互补性和竞争力。(二)借鉴欧共体发展经验，多头发展、齐头并进、相互促进英国对欧共体的建立持抵制态度并亲自牵头拉拢了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组建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对抗以法德为核心的欧共体。欧共体的策略就是一边完善欧共体的内部建设，一边扩大其影响的范围、发展新成员，压缩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空间，最终使英国和丹麦、葡萄牙、奥地利、瑞典、芬兰退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加人欧共体(欧盟)。因此，欧共体的发展经验给我们以启示：中国一方面加快与东盟的谈判步伐，另一方面以中韩的东北亚合作为突破口，尽快吸收韩国加入，充分利用中国连接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地理优势，使中国成为构思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枢纽，增强中国的主导地位。(三)建立由条约、法规规范的“开放、紧密”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应该定位为：由条约、法规规范的“开放、紧密”的自由贸易区，灵活、变通的安排措施应在条约法规中得到体现。1)在合作方面，以全面合作协议为制度基石。各区域性组织为了达到全面协调，均在非常正式的环境下签订正式的全面合作协议，并且按照法律所要求的程序，由各国议会对政府所签订的协议进行审批，从而保证这些合作协议得到各国法律的确认，并以此约束各国政府严格按照协议所确定的权利和责任行事。2)在决策方面，建立以“Y－X”原则为核心的决策原则。考虑到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发展水平的差异和部分国家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认识的欠缺，决策机制可以引用东盟现存的“Y－x”原则(如果少数几个成员国表示暂时不参加某项决策所拟订的集体行动，但又不反对该项决策，而其他成员则表示支持并愿意参加该项集体行动，那么该项决策可以作为决议予以通过)。它体现了决策层面的灵活性，符合各成员国经济、文化、历史、社会、科技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和距离。3)在执行方面，建立具有超国家机构性质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执行委员会。为执行机构考虑到决策上的灵活与一致，执行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因此引用欧盟委员会的建制，代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整体利益，实行集体负责制，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指示，保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条约与协定得到执行。4)在争端解决上，建立中立的协调、仲裁机构。因为东盟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主权问题一直比较敏感，对违反条约的行为，建议采取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与AFTA两个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相融合的方式，即建立一个专门协调仲裁机构，重点解决商品原产地、关税及海关程序、商品与服务标准等问题。5)其他配套制度。组建多层次的谈判协调小组，分层次、多阶段地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建立内部警告机制，保证内部稳定；建立内部挽救机制，提升区域化影响。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展望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充满风雨，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充满信心。今后几年内，自由贸易区以及双边经贸关系将出现以下发展前景：(一)双方贸易将有更大的增长伴随着双边贸易的增长，贸易结构也将进一步优化，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互出口增多，机电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将会有明显增大。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内，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将进一步加深并更为紧密。据东盟的测算，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贸易额将从目前的1，3万亿美元大幅提高，接近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各成员的区内贸易比重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上。二)双方合作领域将更加广泛随着双边贸易的扩大，经济技术合作逐渐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规模还比较有限，形式也不够多样，而根据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专家组的建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使双方以往的经济合作扩大到金融、投资、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信息技术、产业合作、知识产权等领域。在科技方面，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重视发展科技，增加对科技的投入。农业方面也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三)双边投资将逐步扩大我国与东盟之间的双向投资是我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随着双方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投资壁垒的逐渐消除，相互投资将会增多。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海外投资是重要的措施，投资的重点区域今后首先将是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周边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盟新成员国。随着我国电信、金融、保险和服务业的开放，一些较发达的东盟成员国也将扩大对我国的投资。总之，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将是中国“人世”后对外经济关系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意在双赢，利在长远，最终目标是与东亚实现共同繁荣。-大哥可以自己参考下如果答案不怎么好还请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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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3 12:56 黄皖生 客户经理

  转变政府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来源：求是魏礼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责任编辑：孙丹）（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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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3 12:53 齐文瑞 客户经理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沿用的是东方核算体系MPS，该体系的核心是对物质产品进行核算的。但随着经济发展，非物质产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按照MPS体系核算,既不能全面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也不利于国际对比。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逐步由东方的MPS向西方的SNA核算体系过渡，客观上要求我国要建立和加强第三产业统计。
  我国第三产业统计建立于1985年。1986年,国家统计局首次正式公布了198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到1988年我国第三产业统计制度已基本形成。为了摸清第三产业的底数，为各级政府制定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提供依据，1993年国务院组织开展了首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并建立了周期性普查制度。同时为了实现向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面转轨，1993年国家统计局加大了对各专业统计制度方法的改革力度，推行了“7+1”套表,增加了财务统计的内容，建立了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一套表统计制度，以满足计算GDP的需要。但由于基层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统计力量薄弱，难以保证数据质量，1997年国家取消了上述两项制度，对这些行业的统计调查处于空白状态。
  在非普查年份，第三产业增加值依据相关专业的统计资料、普查年份的行业结构资料和有关部门的财务统计资料等来推算。
  我区的第三产业统计工作与国家是同步开展的，并且我们在贯彻国家各项统计制度的基础上，根据自治区政府的要求,于1998年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第三产业快速调查，在快速调查的基础上,于2000年建立了《服务业滚动统计调查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将现行统计中没有覆盖的第三产业行业按四年一个调查周期，每年调查几个行业，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全面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调查的指标是用于计算增加值的财务指标。该项制度的建立填补了我区第三产业部分行业统计的空白，为非普查年份计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虽然我区第三产业统计工作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并且经过全区各级统计人员的辛勤劳动，第三产业统计数据在为各级政府宏观管理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与自治区政府提出的加大对第三产业实施统计监控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影响统计数据质量的问题依然比较严重。目前在第三产业统计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第三产业中部分行业的统计制度不完善。表现为一是核算方法不完善，特别是对部分行业中核算基础差的服务活动，没有一套科学统一的核算方法，这也是造成GDP数据在地区之间不衔接的重要原因；二是统计指标不健全，统计分类粗。受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服务核算思想的影响，在我国的统计制度设计中，对物质生产部门的统计指标设置细而全，而对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则比较粗。从第三产业内部看，也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如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的统计指标比较完整，其它行业仅对计算增加值的财务指标进行统计，而对于人员状况、设备情况、提供的服务类别等都没有反映，难以反映第三产业的全貌。三是调查时间不同步，交通业、批零贸易业、房地产业统计实行按月统计，其它行业则实行四年为一个调查周期的统计，且指标设计的粗细程度不同，口径不一，很难进行加工汇总，不能按月、季提供完整的第三产业资料，影响了定期统计监测工作的开展。
  2、第三产业单位财务核算基础薄弱，严重影响了增加值的准确性。第三产业增加值的计算是以会计报表为基础，由于第三产业涉及行业复杂，且新的行业不断涌现，客观上要求有相应的会计制度对其经营状况进行管理、监督，由于其主办单位的经济成分各异，缺乏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因而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财务收支制度。从我区的实际情况看，第三产业单位多为一些经营规模小、人员少的中小企业，财务收支帐目不健全、不规范的现象十分普遍，，为开展调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3、被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下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第三产业调查对象经济结构复杂,利益主体呈多元化格局,受各自利益的驱使，被调查对象的配合程度大大下降，特别表现在对个体户的调查中，为了偷税、漏税，个体户瞒报、漏报的现象十分严重；另外部分企业也存在着“两本帐”的问题，加大了搞准统计数据的难度。
  4、统计力量薄弱，经费不足，严重制约着第三产业统计工作的开展。第三产业调查单位数量众多,遍布城乡,没有一支强有力的调查队伍,难以收集到全面、准确的统计数据。而现实情况是从统计系统内部来说，从国家到地方各级均没有独立的第三产业统计机构，普查年份靠组建临时机构，抽调各方面人员来完成；非普查年份，第三产业统计分散在各有关专业，没有综合协调机构,对第三产业统计工作缺乏总体设计,长远规划。从人员情况看，旗县统计局处于调查工作的第一线，而我区各旗县从事第三产业统计工作的人员平均仅有1-2人，且多兼职其他工作，面对如此众多的被调查对象,统计人员力不从心,漏统、错统现象很难避免。从外部来说，长期以来，部门统计在第三产业统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部门统计工作被削弱了，从第三产业各行业统计机构人员配备情况看，实行条管单位，如金融、保险、邮政系统等和政府各部门，一般都设置统计机构并配备专职统计人员，而第三产业的其它行业，则很难保证有机构和人员。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统计调查经费不足，也严重困扰着统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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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3 12:50 连保军 客户经理

  我国产业组织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
  对策：提高国企经营效率。（总不能私有化吧）
  经济市场这个词听起来很陌生啊
  就当是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吧，文化主要还是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是需求。
  比如日本人喜欢穿和服，那日本市场就得做和服，和服这产业就发达。
  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大街上就会有饺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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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3 12:47 黄益江 客户经理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产业结构逐步摆脱了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发展不均衡、第三产业水平低下的现状，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产业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基本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合理化阶段的任务，并向优化和升级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主要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增长开始转变为由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带动。第一产业比重自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本呈上升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呈下降趋势，到2001年已由1978年的28.1%下降到15.2%，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农业发展的单一生产结构逐渐转变为多种经营。第二产业比重自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呈下降趋势，1992年开始呈快速上升趋势，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相对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建成，制造业能力大大增强。第三产业比重自1978年至1992年基本呈上升趋势，自1985年开始超过第一产业，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体系正在兴起。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非均衡性特征较为突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仍然很多。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仍需进一步“纠偏”。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仍不够合理，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剩，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发展仍显不足。中国现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略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第二产业收入比重要高出这些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就就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过低而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过高乃至过剩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产业结构需要进一步向高级化升级，只有调整所有制结构，向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方向发展，才能取得更好的成就；二是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从东到西逐步递减，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状况较为明显，地区产业结构很不平衡。根据各省市产业结构综合分析，东部地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一般在40%以上，一直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一直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低于东部地区，略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慢于东部地区，其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呈不断下降趋势；东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则相应地呈上升趋势，表明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步拉大。1978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6.8%，分别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低35.7和13.9个百分点；2001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下降到13.6%，分别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低45.9和13.3个百分点。三是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当前，由于中国第三产业的一些领域尚未向非国有资本开放，而第二产业的开放度较高，使工业品的过剩表现相对明显，导致工业品价格一再下降，而服务项目的价格却一再攀升，经济结构性过剩特征明显，成为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原因。四是农村城市化进程缓慢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步伐。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防止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采取了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政策，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实质性地从事第三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税收政策分析
  1994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税制，逐步确立了以流转税类（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为主体税类，所得税类（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类（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特定目的税类（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财产税类（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行为税类（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船舶吨税、印花税、契税、屠宰税、筵席税），农牧业税类（农业税<含农业特产税>、牧业税）为辅助税类的税制结构。新税制的运行，基本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增强了税收的调控职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税收收入大幅度地稳定增长，为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造了条件。新税制实施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年均增收1000亿元，1999年税收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二是新税制的灵活性加强了，进一步增强了税收调控功能，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在调节资源流动方面，所得税发挥着重要作用，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调控功能也不可忽视，特别是新税制确立了增值税在流转税中的主体地位以后，“两税”更是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
  尽管如此，现行税收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分税方法不利于资源的自由流动。1994年税改实行的分税制，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主要依赖于共享税，而共享方法又由于受到财政分配关系的制约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显得很不规范。二是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存在问题。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所负担税款不予抵扣，这产生了重复征税现象，既不利于鼓励投资，又不利于市场竞争，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大，原材料耗用少的高新技术企业和能源、原材料产业的实际税负。这种情况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背离，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三是个别税种，如社会保障税等还未开征；已开征的税种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实行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并行的做法，不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机制；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设置不合理，内资企业优惠税率有27%和18%两档，外资企业优惠税率有24%、15%、10%三档，税率偏高、级次偏多，加上实行的是全额累进税率，造成临界点附近税负异常跳跃现象，不利于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壮大；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地位还比较低，影响了所得税应有的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档次还比较少，使个人所得税实际效果不甚理想；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也没有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四是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导向突出，而产业导向薄弱。我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着明显的区域导向特点，也就是由沿海到内地，税收优惠程度由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区——其他地区依次递减，其政策效应是诱导资源向东南沿海和经济特区及开发区流动。与区域导向强化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还比较薄弱。表现在对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企业“一刀切”地实行从低税率优惠，没有体现出行业或产业差别。
  升级的税收政策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容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调整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稳步实现产业结构由适应性调整向战略性调整转变。转变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生产领域的不断创新，创造出适合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新产品，改变过去以生产规模的快速膨胀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短期行为。二是降低第一产业比重，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品质量，真正形成高产、高效、优质的农业。在切实保护、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加快体制创新与组织创新，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水平；三是抓住国际上生产制造基地向中国转移的契机，推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应加快发展新兴制造业，另一方面应改造原有的制造业，提升其发展水平，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以推动中国制造工业发展上一个大的台阶。四是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放开第三产业的资本准入限制。将目前仍具有国有资本垄断性质的某些第三产业领域真正向民间资本放开，扩大民间资本在这些行业的获利空间，激活民间资本在这些行业的资本投入。五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在继续发展商贸流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同时，着力培植旅游业、房地产业、社区服务业等新的产业，壮大地方经济的实力。六是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步伐。除了国家相关政策扶持外，东部地区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技术支持。西部地区应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本地区能源储备丰富、农牧业资源以及旅游资源特点突出、劳动力成本较低、产业发展具备一定基础的优势，加大开放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生态环境，大力调整产业结构，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二）深化产业税收政策改革的基本内容实行轻重有别的产业税收政策。对第一产业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减轻农民、牧民以及渔民的实际负担，稳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是政府首先应考虑的问题；在税收政策上，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的各种经济负担。治理对农民的各种乱收费，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从制度上解决问题，真正取诸如乡镇统筹款、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全面调整农业税收政策以及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适量减免部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制定合理的税负标准；其次，各级政府应切实负起改革重任，严格执行相关政策，对于基层政府变相加重农民税费负担的做法，上级政府应采取包括法律、行政在内的相关措施，严厉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真正让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
  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的正确划分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权首先应解决的问题。税收立法权划分应本着“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的原则，合理分权，适度下放。地方的立法权限应主要包括：全国统一开征并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部分政策调整权，全国统一开征但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小的地方税实施办法与政策解释权，全国不统一开征的地方税立法权、政策解释权等。地方行使地方税立法权一般应遵循从上原则和地域原则，所立税法不得违背中央税收基本法精神，地方制定的地方税收法规须报中央备案。由于地方税收立法权的范围、立法适用对象等直接关系到中央税收与地方税收的相互关系，是税收法制体系中一项关键内容，因此，为规范化、法治化起见，地方立法权只能局限于省级立法机关，市一级立法机关一般没有税收法规的制定权；税收法规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税率、税收优惠等必需符合国家税法精神和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立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充实、配备专业人员，提高税收立法质量，积累税收立法经验，使立法机关尽早履行税收立法工作的全部职责。在此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构成。
  改革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一是逐步统一内外税制，有选择地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二是逐步取消以区域为主的税收优惠，代之以鼓励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高技术风险投资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税收优惠形式的单一化想多种优惠形式转变。四是应由中央集中制定税收优惠法规，使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化、法制化，具有确定性、统一性、稳定性及可预见性。
  公平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应当看到，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税收政策、企业自身、税收征管以及社会综合治税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的税收负担不够公平。不仅影响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而且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着力通过税费改革，努力促进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之间税收负担的公平合理，促进性质不同的非国有经济之间税收负担的合理公平，规范国有企业社会职能，减轻国有企业总体负担，规范各类非国有经济的税收管理，是政府调整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税收政策的重点。
  为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各级税务机关应积极争取海关及司法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坚持不懈地开展打击偷税、逃税、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优化税收环境；通过建立完善税法公告制度、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责任制度，推行定税公开、纳税公开、服务公开、处罚公开、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开、依据公开、行为公开、程序公开等，增强税收执法的透明度，创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通过加大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和监督力度，改变税收执法重实体、轻程序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彻底避免执法中的随意性和越权行为，努力为投资者营造公开、公正、高效、文明的税收投资环境；通过完善税务代理机制，规范税务代理行为，理顺税务代理与税务部门的关系，保证税务代理在公正、独立、透明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创造良好的税务代理服务环境。
  这个问题提的不够明了,总的方向上来看是有一点大.怎么说呢,我国目前的行政环境,总的方向正向法制化,正规化发展.但是从全国的报考公务员情况来看,行政环境还是不好的,什么时候让大家都知道当官不好当,不容易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基本正规的环境.为什么这么多人相当官呢?人们都明白当官的意义,尤其是在现在中国.我国现在进行法制改革,逐步的也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的改革力度还是太小,实现逐步的正规化,透明化,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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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3 12:41 齐智国 客户经理

  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实现了由少到多，由弱到较强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基本符合世界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在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如何，在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空间有多大，其未来走向是什么，都是急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本文在对中国过去产业结构政策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在WTO背景下未来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的走向。
  一、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分析
  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当时中国基本上遵循了苏联模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发展战略。政府利用严格的价格管制、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优先将稀缺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使得重工业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这在当时严酷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必然选择，也为我国在短期内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奠定了经济技术基础。但是，重工业的超前发展也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制约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时，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为了矫正畸形的产业结构，协调各产业部分的发展，政府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先后出台了轻纺工业优先发展政策、促进“短线”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的政策和限制“长线”的加工工业发展的政策。从这些政策实施的结果看，促进农业和轻纺工业发展的政策效果显著。到1982年，我国粮食和工业消费品长期供应紧张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变；促进“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发展的政策效果就十分有限了。在整个80年代，尽管国家鼓励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并在资金、物资、能源、交通等方面进行扶植，但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却始终滞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其“瓶颈”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相反，国家限制发展的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工业却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在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之后，国家在继续坚持执行“促短限长”的结构调整政策的同时，开始重视产业结构升级问题。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中，政府明确提出了“有重点地开发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努力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有计划地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及“运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七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看，结构失衡问题依然严重，新兴产业的建立和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的进展十分缓慢，产业政策目标基本没有达到，以至于“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与“七五”极为相似。90年代初期，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全国掀起了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加工工业因其经济技术特性成为主要的投资领域，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中小加工企业迅速大量涌现，“八五”产业发展规划不仅没有得到执行，而且加重了业已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低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迫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以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
  “九五”期间，我国在成功实现国家经济“软着陆”的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突出表现为一般加工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技术相对密集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尤其是技术密集度高和具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征的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比重明显上升。1999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的比重已高达8%。2000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增长了33.7%。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基础设施、通讯设施和交通运输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家用电器已经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取得的上述进展，主要不是政府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的结果，而是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和市场改革取向的深化提高了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一方面，“九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基本态势由需求不足转向了需求过剩，商品的普遍过剩迫使企业调整生产结构和进行技术升级。另一方面，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全面系统推进，增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不仅能够对产业结构进行增量调节，而且能够通过破产、兼并、合并等方式进行存量调节，从而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较快调整。
  尽管“九五”期间过剩经济的运行态势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但是，由于受到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的约束，三次产业的结构性偏差没有得到有效调整，第三产业因受到政策性进入的限制发展仍然相对滞后；1994年国家指定的主导产业（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和建 筑）在“九五”期间虽然得到了巨额财政资金和大量优惠政策的扶持，却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也没有能在国民经济中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政府的过度保护政策（包括关税、进入限制和高价格）使它们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的压力和由竞争引起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动力。此外，产业发展与科技发展的体制性分离、科技开发与运用的制度性问题，也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
  从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在市场机制尚在形成中的改革开放初期，产业结构政策（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结构的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外，在以后的全部时期里产业结构政策推动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作用十分有限。产业结构政策推行20多年来，长期困扰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加强“短线”产业和抑制“长线”的政策目标没有能实现，政府重点和着力扶持的主导产业仍然没有摆脱“幼稚”状态，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技术升级慢等问题依然大量存在。相反，没有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强力保护、较早和较彻底地摆脱了行政计划干预、引入市场机制的产业，却往往能够快速发展，稳步地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和国际竞争力。家电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产业结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不仅在国内存在争议，在国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以产业政策创造经济“奇迹”著称的日本，对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日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完成一项有关日本产业政策研究课题后郑重声明：“参加本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认为，除了战后初期有限的短时期外，高速增长基本上是通过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价格机制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取得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战后主要时期产业政策的历史，是民间企业的首创精神和活力，不断地否定政府控制性直接干预意图的过程。”（注：小宫隆太郎等编：《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版，第535页。）显而易见，日本经济学家这种结论与我国产业结构政策实践的结果也是基本吻合的。
  有专家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原因作了具有开创性的分析，认为政府不具备推动结构调整、升级的动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和执行政策）和能力（政府不能判断所选择的产业结构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地实施产业结构政策是造成产业结构政策失效的深层原因。因此，在市场机制已经形成并比较完善的条件下，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产业结构政策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是产业结构有效调整的基本途径。
  二、WTO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取向
  尽管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不断开放的过程，但中国的产业结构政策整体上仍然是在封闭或准封闭的环境下推行的。如果说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是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那么，“入世”作为外在的强制因素，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而且直接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构成和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
  1.入世对中国产业结构政策空间的影响。一国实施产业结构政策的工具主要有两种：一是管理贸易，包括采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方式限制同类商品的进口和用财政补贴、政府出口信贷等方式鼓励出口；二是优惠措施包括政府投资、优惠贷款、优先满足政府扶持的产业引进技术、进口原材料对外汇的需要等。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条件下或者在能够得到发达国家包容的开放经济条件下，（注：对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实施的政府主导下的产业发展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基本上采取了容忍和包容的态度。中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西方开放，西方国家也出于同样的考虑放纵中国。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肆指责这些国家和地区搞不公平竞争，并以种种借口进行经济制裁。）一国能够运用这两种政策工具调整产业结构并取得一定的效果。在发达国家不再包容并转向关注经济竞争和要求严格执行世贸组织规则的今天，管理贸易和优惠措施等产业政策工具的运用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从管理贸易看，WTO的一系列规定基本上取消了各成员国独立的贸易政策权。在WTO的非歧视贸易原则框架下，中国已不可能用高关税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和主导产业、重点产业。各种非关税保护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失去管理贸易政策工具的情况下，以发展主导产业、重点产业为基本内容的产业结构政策相当程度上也就无法实行。同样，在WTO的框架下，各种旨在扶植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的优惠措施也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施行的空间。因为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各国政府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政府选定产业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为扶植对象， 不仅超出了政府财政等资源的承受能力，而且也失去了扶植的意义。如果选定部分内资企业为扶植对象，则又违反了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可见，入世极大地限制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导致产业结构政策效应大大弱化，具有歧视性和倾斜性的产业结构政策将趋于无效。入世对产业结构政策作用的弱化，意味着市场机制调整产业结构功能的增强和市场配置资源主导地位的确立。政府应尽快适应这一变化，及时把政府的产业政策功能由直接培育产业转向为产业的合理布局创造有效、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上，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反映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价格的作用，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入世后的中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1)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将加快。当前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它们在致力于发展高科技含量的信息产业、第三产业的同时，逐渐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相对滞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它们在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当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势必有力地促进中国的产业重组。一方面，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使得中国日益成为外国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另一方面，入世后中国政府要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依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和章程，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法律和制度环境，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在融资、销售市场和经营领域等方面的各种限制，使外资企业享受到国民待遇。外资企业经营环境和经营条件的改善，将有力推动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外国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从而引起中国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
  (2)产业结构的布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模式已经由单纯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转化为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并存。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经济，这就使得中国不仅能够根据本国的资源优势，参预国际产业分工，而且能够深入到国际（主要是跨国公司）产业内部组织生产，参预在整体上处于劣势而在产业链条上仍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一产业的生产和竞争。因此，国际产业分工的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我国在产业结构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并存。同时，参预国际较高层次产业内部的分工，也为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奠定了技术和管理基础。
  (3)入世将使中国产业由均衡发展转向非均衡发展。入世后，中国在赢得更加开放的国际市场的同时，也要向世界其它国家开放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将融为一体，国内竞争力也直接表现为国际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发展各产业部门，构建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资源劣势产业因缺乏竞争优势很难具有自生能力。如果盲目发展这些产业，势必造成资源的浪费，延缓经济增长速度。相反，集中稀缺资源发展优势产业，参预国际市场竞争，则可以分享到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创造更多的社会剩余，积累更多的资本，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因此，加入世贸组织，不仅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而且客观上规定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中国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和资源优势所在，共同决定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定技能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在产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
  有的学者在强调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主张运用关税、配额、出口补贴等贸易政策手段和信贷、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手段保护和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认为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扶持，“即使将来资本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所要求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面对国际寡头垄断市场也将很难发展起来。但这种观点也存在以下不足之处。(1)夸大了产业结构政策施行的空间和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如前所述，在相对封闭的经济时期，政府施行产业结构政策的空间较大，但产业结构政策绩效却微乎其微。加入WTO后，在政府推行产业结构政策的能力受到了WTO规则极大的限制、独立的产业结构政策难以在一国范围内施行的情况下，再由政府主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更不可能取得成功。(2)对资本积累重要性的认 识存在偏差。资本积累固然不能自动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不建立起能够最有效、更快积累资本的产业结构，需要大量资本支撑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更不可能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果把稀缺的资本资源用来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幼稚产业，不仅幼稚产业因缺乏盈利能力影响资本的积累，而且优势产业也会因可用资本被挤占而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进而不能提供更多的剩余，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就会因资本积累不足而受阻。(3)对比较优势产业战略作用的认识存在偏差。在目前我国资源状况的约束下，突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能够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因为比较优势既存在于产业间，也存在于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内部的产业链上。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布局产业结构，也能形成技术水平不同的、多层次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不会因技术断层升级受阻。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战略内生的具有促进产业升级的积累和转换机制，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不断累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原有的竞争优势产业或产业环节将被新的、更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所取代，产业结构也就逐步地向高度化方向演进。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具备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功能，政府的产业政策的作用主要是根据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资源比较优势变迁，促进产业结构的渐进升级。今后，除了为数极少的关系到国防安全的产业和“市场失效”的公共产品、自然垄断产业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干预外，其它产业都应该推向市场。对于幼稚产业，国家也不宜在加入WTO的缓冲期内，再度大规模地动员稀缺的国内资本予以扶持，而是引进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促使幼稚产业在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中提高其自生能力。如果有些产业在关税保护期结束之后仍未能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就应该进行产业转换，由它们自己在市场中寻找和转入具有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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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3 12:38 赵风萍 客户经理

  试论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摘要：本文对当前我国存在的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国外在文化产业投资问题上的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克服文化产业投资不足的办法。
  关键词：文化产业；投资
  一、投资不足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与任何事物的发展与进步一样，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投入的保障。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裕，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社会源动力，文化要实现产业化，其所需要的资金、人力、物质的投入会呈现出更为大量的需求。因此，从法律、政策与事实上确认必要与充分的投资，这是文化产业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而投资不足必然会制约文化产业发展。导致资本向文化产业投入的不足，进而影响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原因主要包括：
  （一）投资渠道不畅通
  文化产业的投资渠道总体上可以分为：国有（政府）的文化投资、民间文化投资和外资的进入。长期以来，文化被认为是纯粹的公益和消费部门而由政府财政包办，这种体制使得投资渠道过于单一、狭窄，只讲投入不讲产出，许多重大的文化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资金，其建设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大多实行“出身”准入制。即只有是“我部门”、“我行业”、“我地区”以及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才能优先进入市场，这就把部门出身、行业出身、地域出身和所有制出身变成了文化市场准入的条件，由此导致民间资本的产业进入壁垒比较高，使得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难以向文化产业靠拢，急需资本扶持的文化项目只能望梅止渴。而外资由于在文化的市场准入方面受到限制，其资本的进入也受到一定的控制。
  （二）投资方式不合理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和一些文化经济优惠政策给予了文化产业发展以很大的助力，“九五”期间，全国文化、文物、广播电影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财政经费投入大幅增长，如文化事业费财政拨款年均增长14 .96%，至2000年达到67 .03亿元；但是，对一些产业或项目的资金投入上缺乏明晰的终端目的性，往往造成投入和产出不相协调。在根本上仍然是一种事业型投入方式，而非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投资方式。此外，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较低，在融资手段上比较原始，即以资金方式投入为主。缺乏现代化的筹资方式，如通过股票、债券等方式筹措资金。
  （三）法律保障机制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还不完善，诸如民间资本和外来资本所关注的法律地位、权益保护、退出机制等核心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此外，国家对文化事业的管理主要依靠政策号召和行政措施，而缺乏用法制手段引导、保障文化建设和文化活动的顺利进行。法制环境的不完善，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投资的风险成本急剧攀高，令投资者望而生畏。
  （四）文化投资效益的体现也是影响资金向文化产业投入的重要制约因素
  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者只对其所投资的项目的利益实现感兴趣，投入少、收效大、周期短自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而文化产业领域的投资无论是用于形成固定资产的文化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用于形成流动资产的文化的知识产权投资和用于培育文化战略后备资源的投资，其建设、创作、培养周期和成型期都比较长。出于对投资回报的考虑，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私人投资等，所选择的投资重点也不一样。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二、国外文化产业投资情况简介
  （一）政府加大投资力度
  加拿大为了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努力扩大和占领文化市场。在连年削减联邦预算的情况下，却不断增加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如为支持电影业发展，投资2亿加元，建立了一个故事片生产和发行基金；对投资电影业的加国公司实行一定程度的减免税政策等等。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每年都拨出几十亿法郎用于兴建图书馆、博物馆、剧场等文化设施。这些资金先由政府拨给文化部，再由文化部分配给各施工项目。近几年，法国兴建了一批大型文化工程，如巴士底歌剧院、新国家图书馆、大卢浮宫扩建工程等。这些工程耗资巨大，施工时间长，如新国家图书馆工程建设资金为80亿法郎，1989年开工，1996年建成，工期为7年，每年均需十几亿法郎的投资。1999年，文化部用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为35 .43亿法郎。因此，文化设施的建设是法国最重要的文化产业。
  韩国近来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得益于大量巨额资金的投入。近年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文化事业占总预算的比例由3 .5%增长到约17 .9%.
  （二）投资主体的多元性
  美国文化产业之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实现了文化产业投资主体的多元性，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博物馆学会对文化艺术业给予资助，州和市镇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某些部门在文化方面也提供资助。而美国文化艺术团体得到的主要社会资助则来自于公司、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等，其数额远远高于各级政府的资助，1997年文化艺术业的经费总额为175 .83亿美元，其中社会赞助为37. 6亿美元，政府直接资助20 .96亿美元。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文化产业之所以向前发展、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商业赞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赞助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参与文化活动，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筹集资金的方式。进入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文化机构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只靠传统形式上的政府拨款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和文化机构的目光均逐渐转移到了企业，寻求赞助以弥补政府财政拨款的不足。1991年3月，澳政府出台了文化组织登记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这些已登记的文化组织（目前已有将近1000个）提供赞助，便可免纳相应数额的收入所得税。同时澳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澳大利亚人文基金会）为企业和文化机构双方牵线搭桥，提供咨询；出版期刊宣传和指导；实施有关减免税政策。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提供无偿捐赠或商业赞助的积极性。
  印度政府通过给予优惠政策等方式鼓励国内私人企业和财团投资文化企业，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印度的新闻社、广播电台、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制作发行，图书发行，演出团体等主要文化产业部门都采用了官办、民办多种形式。如印度报业托拉斯这家全国最大的通讯社就是一家私人机构，而在印度最有影响的时报系、印度教徒报系、印度快报系等全都是有私人投资，这些报系不仅发行出版报纸杂志，而且涉足更广泛的文化产业领域。
  （三）融资方式的多样性
  美国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程度比较高，在美国，各个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
  英国对企业投资文化产业实行“政府陪同资助”即如果企业决定资助文化事业，政府将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为这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企业资助，其比例是1∶1，对于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资金的加倍投入，必定会扩大文化活动的规模、质量和影响，广告效应自然增倍。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明显地提高了英国企业资助文化事业的积极性，已有3000多家公司加入了资助文化事业的行列，资金高达近亿英镑。
  韩国在文化产业的资金支持机制中，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这是以动员社会资金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运作方式。文化产业振兴院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计划以后每年通过“投资组合”至少融资1000亿韩元。2001年韩国电影振兴公社通过“电影专门投资组合”融资3000亿韩元，保障了电影事业的发展。
  （四）投资具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加拿大强调立法，用法律进行行业的宏观管理。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文化由联邦、省、市政府分别管理。一般情况，联邦政府负责全国性的文化事务，主要是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对全行业进行指导和管理。省、市政府也依据所辖范围，通过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进行指导和管理，对主要文化投资领域采取了完全透明和基本开放的政策，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投资者所面对的政策风险降到最低。
  日本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法规健全，通过法律法规调控文化市场的手段已经逐渐机制化；在文化产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法规就是1970年5月6日颁布的《著作权法》，迄今已经修改20次。该法明确规定，保护各类著作物作者的所有权利，以及对有关部门作品和表演、唱片、广播电视等的权利及相关权益。其目的是公正使用这些文化成果的同时，有效维护作者的权利，使文化产业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
  近些年来，智利也不断适时出台并不断修改完善法律条款，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使智利的文化产业走上了一条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使政府对文化工作的管理做到了有法可依。例如：为使智利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智利政府于2001年着手对原《文化捐赠法》的有关条款进行必要的修改并获国会通过，颁布实施。修改后的《文化捐赠法》拓宽了文化机构筹集资金的渠道，灵活了捐赠方式，扩大了受益群体，提高了捐赠资金的免税百分比，进一步刺激了捐赠人的积极性，逐渐形成了“企业办文化、文化全民化”的风气。
  三、我国文化产业投资不足问题之克服
  （一）改革文化产业融资办法，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
  我国金融专家汪保健、肖瑞林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加大金融的介入力度，假如没有金融的全方位的介入，文化不可能真正走向产业建设。良好的金融环境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在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受资金短缺制约的情况下，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加强文化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为此：
  1 应鼓励文化产业的金融介入，完善融资手段。在投资来源上，鼓励企业、个人、境外资金兴办文化企业。在投资方式上，采取独资、合资、合作、合营等多种途径；既可以资金方式投入，也可以土地、无形资产和技术方式投入入股；还可以通过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债券以及文化彩票等方式筹措资金。此外，还可以通过流动资金的贷款、固定资产贷款、联营股本贷款、循环贷款、产权市场上的溢价转让和拍卖、项目贷款等间接融资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提升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亦可大胆引进外资。
  2 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限制。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壁垒还比较高，民间投资进入的深度明显不足，这不仅体现在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市场准入条件上的不平等，还体现在我国对民间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区别对待。为了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广开投资渠道，笔者认为：首先，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支持民间力量投资文化项目，实现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让市场在长期资源的配置方面发挥主要和关键作用。国家（政府）主要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对文化市场进行引导，再由市场引导分散的企业投资，构建众多的民间投资主体。目前要进一步明确投资主体的分工和投资责任，切实按照国家文化产业各行业的特点和文化市场供求情况，将文化产业建设项目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真正确定企业是基本的投资主体地位，政府尽快减少竞争性项目的投资，集中力量进行大型的基础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将竞争性项目的投资主要让位于民间投资。通过制定相关税收政策，鼓励个人和团体对文化事业的投资与捐赠，鼓励工商企业和社会人士对文化产业的赞助。其次，对加入WTO以后，我国已承诺对外资开放的文化领域，应同时向民间资本开放，改变文化产业领域当中存在的外来资本“超国民待遇”的状况。凡外资准入的，原则上可视为允许国内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领域。同时，我国对外资准入时间上的限制，不适用于国内民间资本。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
  鉴于我国文化产业领域投资现状的分析，目前应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对文化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与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制定有关的文化投资法规、章程、实施细则以及相关配套的政策、措施，并通过监督实施，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范文化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文化产业投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 引导投资方向、调整投资结构。随着我国文化产业建设的大力推进，许多地区都遇到了文化投资的短期效益和长远回报的矛盾，遇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如何衔接配套，以及如何分担投资的风险和分享投资效益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统筹兼顾，采取必要的投资倾斜政策，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结构。
  3 合股参与，共同投资。政府可以通过与文化企业等投资主体合股参与共同进行投资，不但为企业等投资主体分摊了风险，同时也在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方面的压力。
  4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无论是对国内的投资者还是对外商来说，投资环境是他们所最为关注的一大问题。改善投资环境实际是改善播种与收获的联系。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政府就必须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改善既是政府一项长期的任务与工作，也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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