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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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7:11 龙安隆 客户经理

  经济学基础在生活中的用处，想来很多人都知道有很大的作用，但具体的作用到底有哪些，可能就很少有人能够比较齐全或准确的描述出来。“人人都应该懂点经济学”，很多人都这么说，到底经济学基础在我们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我想至少应该包含这些：
  青年经济学家薛兆丰说过，“我们永远不知道李嘉诚那么做为什么便获得了成功，说‘不知道’，那是因为很多失败的人也是那么做的。有人想模仿巴菲特的成功经验，但无数失败的人也是那么做的，而另外很多不那么做的人却也同样取得了成功。”市场上有很多解释李嘉诚成功的书籍，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永远没有错的马后炮。某人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取得成功了，因此就有人解释他的成功贵在他的坚持。可是事实上，很多失败的人也是坚持下去，这又如何解释？值得思考就是，经济学在生活中的作用。如果经济学能够给人们带来财富，那么张五常就不会说，“我没有遇到一个大富人家是曾经研究经济的。”经济学能做什么？我觉得经济学可以带来快乐，帮助人们做出决策。尽管经济学不可以带来财富，让你成为亿万富翁，但是确实提高了个人洞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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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7:08 齐新玉 客户经理

  一、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调节作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平抑经济波动。当经济发生危机时，职工的失业率就会上升，个人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这时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对失业职工经济上给予补助，有助于提高社会购买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复苏；当经济发展高涨时，职工失业率下降，不仅个人收入增加，社会购买力增强，而且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基金规模增大，能够减少社会总需求的膨胀，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达到平衡。因此，社会保障以支出为手段，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有效抑制经济过热或过冷现象，促进和保持国民经济良性发展。二是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基金长期积累，在保证基金安全的情况下，实行多渠道投资营运，不仅能使基金保值增值，而且有助于资本市场的繁荣。三是社会保障把每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特别是在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给予资助，在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同时，还通过生育保险、抚育子女和教育津贴等形式，对劳动力再生产给予资助，以提高劳动者的职业素质，适应市场用人需求。因此，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社会保障措施，不仅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达到熨平经济周期的目的，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二、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通常情况下，我们称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1.化解市场经济中的人生风险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风险，如生、老、病、死、失业、伤残和意外伤害等等，这些风险有的是我们一生不可避免要经历的或必须面对的，有的是不可预测的。这些风险对个人是一种困难或灾难，如果集中到社会上，则会成为诸多的社会问题，长期积累则可能引起社会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化解人们遇到的风险、遭遇的困难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以起到化解作用。2.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社会保障是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一般来说，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贫困低保等制度的建立，使广大老百姓在年老或发生困难时能获得救助，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减少或降低了承担各种意外、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养老压力，消除后顾之忧、危难之忧，民心相对稳定，社会也就比较稳定。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民能有饭吃，生活有保障，不至于因为生计铤而走险，危害社会，则天下安定。3.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以滨海县在本世纪初全面实施企业改制为例。当时，全县有200多家企业申请破产，导致3万多名职工下岗失业，2万多名退休人员拿不到养老金，长期积存的社会矛盾激化，曾有六七百名职工集体上访，围堵了县域境内的204国道，使企业改制举步维艰。县委县政府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国家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并多方筹集资金，将下岗失业职工全部纳入失业保险，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2005年又将所有困难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使企业改制顺利进行。可以说，如果没有社会保障，我县的企业改制是无法进行的，企业退休人员的生活没有保障，必然激化社会矛盾。因此，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是推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可以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三、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消费是整个经济链条上最后一个环节。有经济学家研究表明，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2%，而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8%，是投资的4倍。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提高民众的收入，增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提高了社会购买力。因为，低收入人群是公共消费的主体，对低收入人群实施救助，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消费，扩大公共消费，以致拉动经济增长。二是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适当提高社会保险支付标准，发挥其拉动消费的作用。正常情况下，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取决于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和支付标准。根据大数法则，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加社会保障基金积累，不仅增强社会保障抗风险能力，而且能适当提高支付标准，使之与当地经济发展、收入增长、消费水平、财政能力、物价水平等相适应，使保障对象的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可以增强他们的消费信心，提高购买力，促进消费需求。三是政府增加财政投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增强群众的消费信心。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提高，政府应根据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适当提高社会保险项目的支出标准，增加群众收入，满足其消费需求。比如，我国已连续十一年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发放标准，缩小了企业退休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收入差距，对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四、促进再就业失业保险制度不仅保障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而且对再就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一是预防失业，有效化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发的阶段性风险。近年来，随着失业保险基金积累较多，一些地方政府不仅对征缴费率进行调整，而且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缓缴失业保险费，或采取集中减征的法，帮助困难企业稳定就业岗位，还对困难企业实行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有效预防职工失业。二是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失业者再就业能力。随着经济和科技不断发展，企业用工要求也在不断上升，以致缺乏专业技能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十分困难。而失业保险可以提供失业者免费培训的机会，承担了再教育成本，避免因失业者能力水平低下造成“就业障碍”，减少劳动力留滞，促进其尽快实现再就业。三是扶持鼓励创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运用失业保险基金对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支持，实行创业带动就业岗位补贴、创业者社会保险补贴、小额贷款贴息、创业培训补贴等，以此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收入分配公平。鉴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这些功能和作用，我们应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平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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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7:05 黄盛毅 客户经理

  西方经济学家所设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讨论上来说比较精密，似乎是可以实现人们设想的结果，认为两种政策是可控的。但在实际运行中，两种政策的假设前提即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完全独立并不符合实际。他们之间并非完全独立。更重要的是：两政策运行的环境因素多数是不可控的，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加黯然失色。西方经济学家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的局限性的论点主要有三：一是货币政策对付严重萧条是无能为力。当严重的萧条状态出现时，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异常低下。这时，即使采用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使低微的利息率提供大量的贷款，资本家仍然不愿投资，而消费者仍然不愿增加消费。二是尽管政策正确且适时，但官员们却有可能由于利己的政治考虑而不予执行。三是经济政策在时间上滞后的性质。其原因在于：从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最终到针对问题而执行的政策全部产生效果之间存在一系列的步骤，而其中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时间才能完成。由于时滞效应的存在，使得经济政策往往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尽管西方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它也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对政府在宏观经济上加以协调和管理的要求，而这种协调和管理很难依靠政府完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用下达指令性计划的方式来实现，因为现代社会大生产是在商品经济的形式中不断发展的，而商品经济要求市场机制起作用。因此，西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往往通过税收，预算，支出，利率等经济杠杆来影响市场，进而影响整个生产和就业。在这种意义上，研究西方经济政策和理论对我们很有现实意义。
  新中国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在历史上，这种体制对恢复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长，这种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要求相应地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宏观调空机制。在这方面，西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是值得借鉴的。以往我国宏观经济中缺少内在的，灵活机动的调节机制，企业生产经营由政府直接安排，对市场反映不灵敏。我国的经济统计，资料分析和综合处理手段比较落后，政府难以准确地及时掌握实际命令动态，往往要等到问题成堆，形式严峻时才采取果断措施，而且主要用行政命令方式，各行各业来一“一刀切”。结果常常使经济大起大落，带来损失。可见，我们很有必要分析研究西方国家宏观调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逐步探求和建立起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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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6:59 龚巧云 客户经理

  福利经济学理论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什么原则：普遍化原则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它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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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6:56 边凌飞 客户经理

  三人的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包括“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三人建立的经济模型还有助于人们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多位中国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点评。 一、中央党校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教授陈江生：中国的经济实践最重要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西方国家最关心的是就业。只有在失业率高企的时候人们才更加关心就业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逼近10%，欧洲更是多国远超10%。虽然现在经济增长再次寻底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很小，但失业率继续高企的可能性却很大。 2010年度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认为，市场中天然存在着互相寻求的冲突，买者和卖者之间在寻找和确定对方的需求时需要时间和精力，甚至在付出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后还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劳动力的类别各不相同，所以失业者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雇佣者存在着相互寻找的困难。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市场自身的搜寻能力存在缺陷，要引入政府以保证市场提高效率。但是我们在具体应用西方的某个理论的时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中国尤其应该关注劳动经济学理论 中国尤其应该关注劳动经济学理论，因为欧美面临的只有失业上升问题，中国则要复杂得多，还面临劳动力工资上升问题。在一个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存在工资上涨压力。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给众多低端生产者带来成本压力，这些企业雇用新劳动力的意愿就会下降，社会就会面临失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必须要认识到，中国未来几年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有了长足的提高，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才可能有明显改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才能够真正的达成。 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卫平：经济模型可供中国参考 三位经济学家从事这一研究的背景是，发达世界的失业率不断上升，这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如果社会不采取措施，失业率将可能会进一步升高，而当时经济学家对此却难以提出有效的理论来应对，新的理论模型试图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阐释了价格和劳动者的质量、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其次是探讨了政府的干预政策能不能使市场更为有效地运作。他们提出的模型解释了失业和空缺是如何同时形成的。人们可以使用模型分析数据，解释政府在这方面应有哪些相关的作为。今天，在劳动力市场上，许多公司存在工作空缺，同时很多失业人员却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市场上实际是存在着这种“搜寻冲突”的，他们的理论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也分析了所谓市场产出的合理性，这意味着企业雇佣工人要更加合理，在招聘员工和需要有人工作时，能够提供合理的机制，而政府在提供失业者的福利时，也要提供相应的政策和管理。他们的理论能够给中国解决在快速经济发展中就业存在的“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问题提供参考。 四、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陈建奇：诺贝尔经济学奖切中世界复苏之“痛”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呈现企稳复苏态势，但主要国家领导人仍然屡次表示对经济前景的担心，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当属失业的问题。没有“就业”的经济复苏显然牵动着世界经济的神经。失业问题在今年成为世界难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切中世界复苏之“痛”。 美国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经济连续出现正增长，但失业率却高居不下，徘徊在9.5%的高位水平，高失业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性难以保证，经济增长缺乏民众基础，居民难以享受到经济服务带来的利益。美国经济受到增加“就业”的巨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在“一揽子”刺激计划难以奏效的情况下，通过外交渠道，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导致其国内经济矛盾，并企图重启贸易保护手段解决国内问题。结合三位获奖者对就业的解决之道，美国的政策无疑南辕北辙，不仅无益于解决国内问题，反而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 欧洲失业率同样列在经济问题排行榜的首位。今年以来欧洲两位数的失业率超越了近年来的历史水平，凸显其压力之大。考虑到最近希腊债务危机拉开的欧洲债务风险大整顿，欧盟企图通过财政紧缩实现财政稳健发展。但近期遭到了各种规模空前的罢工，这些现象也表明失业率问题无疑成为经济调整或者经济调控的重要阻力。在各国束手无策之时，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重新挑起世界对失业理论的关注和重视，无疑是雪中送炭。但世界上不太可能解决失业与劳动力职位空缺的难题，世界各国在均衡水平下总会出现一个自然失业率，在这之上或者之下小幅波动都属于正常，劳动力市场的特性决定了劳动力会存在摩擦性失业。 结合我国的经济转型背景，本次诺奖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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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6:53 赵飞行 客户经理

  经济学对社会保障理论形成的影响，社会保障有利于稳定社会，社会保障。班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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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6:50 齐新燕 客户经理

  摘要：由于其前期的理论没有能够成功地引导广大发中国家从贫穷走向富裕，发展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学科本身则面临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的渗透，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思想渊源的制度经济学，作为一个学派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之后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时期；20世纪30到40年代，以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今，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1](p.3)而对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处于第三阶段的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和分析方法。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1、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在发展政策上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参考文献：[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6]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7]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