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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2:21 齐敦益 客户经理

  1994~2005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演变原因与效果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国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工具，两者充分搭配协调才能达到最佳宏观调控效果。本文对我国近十年以来（主要指1994年至2005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演变情况及其原因做了简单的回顾，并对相应搭配产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据有关统计表明，近十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在看似一路平稳递增的经济增长背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
  时间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1994~1997
  适度从紧
  适度从紧
  1998~2003
  积极
  稳健
  2004~至今
  积极淡出
  稳健趋紧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4~1997）
  1、宏观经济背景：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
  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效果分析：
  经过三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总体上来看，这次调整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在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其突出之点主要有：
  第一， 抑制了过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首先是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明显抑制。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整顿乱拆借、乱集资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年回落。其次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支出有所控制，财政赤字逐年缩小，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过旺的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 正确判断形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方向，恰当把握调控力度和调控措施。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和各项措施，都是在科学分析经济运行形势、物价上涨的性质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既分析了有利条件，又分析了不利条件；既考虑了降低物价涨幅的需要，又考虑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在实施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监测、分析，始终保持了清醒头脑。
  虽然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负效应。
  第一，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之后，财政改革的方向却出现了分歧，到底是实行建设财政，还是实行公共财政？理论上的彷徨不决，影响了改革的推进；
  第二，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没有提高，特别是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提高，财政职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决；
  第三， 由于在此次调整中力度实施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1998~2003年底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l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l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l 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具体措施：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
  这次调整是上次调整的继续和深化，力度温和没有造成大的波动：
  第一、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第二、 “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2004~至今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2004年年初，承接上一年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同时信贷规模增长偏快，消费价格指数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其主要表现为：央行每月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在2004年的头四个月比同比上涨了6.3％、7％、8.3％和9.3％；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狂飙的价格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游行业的热度。这主要是由投资膨胀造成的。这年开始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开始了新一轮“政绩工程”的基建投资热潮。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以鼓励投资为主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通货紧缩的态势也在逐渐淡去，宏观财政政策也应相应进行调整。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2、具体措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存贷款利率等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手段来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与产业政策结合，控制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贷款来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3、效果分析：
  从判断宏观调控效果的两个关键指标GDP和CPI来看，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1、 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于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首要因素是食品价格，随着食品类中粮食价格下降，物价水平有所回落，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也相应降低。而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到位，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房地产市场总需求下降，非理性繁荣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着一些服务性收费价格和基础性产品价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电、煤气等，考虑市场的社会承受力，2005年调价力度不大，所以，物价水平趋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
  2、 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钢材品种结构继续优化，电解铝淘汰落后自焙槽生产工艺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全部水泥产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
  3、 三次产业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开始出现解决的迹象。具体表现为农业基础加强，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发展。在几个重点调控领域中，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并呈逐月递减趋势；汽车产量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受其影响，一些相关行业的调控成效明显。
  4、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趋于协调。投资在降温，消费稳中趋活，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继续加强，一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减缓，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钢铁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趋于合理。
  建议：
  近期完善相应宏观调控政策的措施。(1)坚持双稳健的政策操作。要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在股市低迷、信贷收缩的背景下，通过企业债券等形式拓宽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渠道，满足企业流动性资金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要坚持稳健取向，各地应严格控制财政资金支持的新开工项目。(2)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确定人民币的浮动区间时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依据综合测算，使汇率在一个较小的合理区间内浮动，一方面使投机资本无利可图，改善国际社会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防止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出口和就业造成大的冲击。尔后再根据进出口、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变动趋势做出动态调整，继续进行出口退税率结构性调整，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3)继续扩大消费需求。要继续推进城市化，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就业，加强居民收入预期；加快社保体制改革，稳定家庭开支预期；提高最低工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购买能力；规范和稳定信贷消费；拓宽消费渠道，继续扩大汽车、住房和其他耐用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需求等。(4)为企业创造有利于增进效益的宏观环境。要采取更多政策措施，为各类行业提供公平合理的税负和融资等外部条件，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经营环境，这是长期有效地改进企业效益的外部途径。(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推进水、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改变资源消耗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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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2:15 米国超 客户经理

  主要下是四个方面：
  一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巩固各级政府政权建设的支出，如行政管理、国防、外交、公安、司法、监察等方面的支出。
  二是维护全社会稳定，提高全民族素质，外部社会效应巨大的社会公共事业支出，如社会保障、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扶贫等方面的支出。
  三是有利于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改善，具有巨大外部经济效应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如水利、电力、道路、桥梁、环保、生态等方面的支出。
  四是我国目前经济正处在转轨时期，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还应有必要的调控，财政也要留有一定的财力，对经济活动进行适当的干预。
  财政支出通常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各种职能，由财政部门按照预算计划，将国家集中的财政资金向有关部门和方面进行支付的活动，因此也称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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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2:12 赵香汝 客户经理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在社会的利益分化、阶层分化的现实条件下的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合法的基本的生活权利。瑞典国情与我国大不相同，我们不可能建立一个瑞典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瑞典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1、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同时也出现了明显贫富差距，以及地区与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对这种日益突出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进行应有的调节。瑞典利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并制定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实现了消灭贫富差距的目标。
  2、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扩大，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支柱力量，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分布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健全就业、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强调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并要求“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借鉴瑞典的做法，把私营企业主对职员的社会保险和医疗及养老保障问题划归到企业社会责任范畴，承担起社会保障缴款的责任。这样可以很大程度地减轻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负担。
  3、瑞典的工会组织在社会保障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的工会组织也是代表广大劳动者利益的，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特别是在改善劳动环境，加强生产安全和健康方面，向政府和企业主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这样能够有效地降低生产环境中出现的安全隐患，从而减少和避免对劳动者造成工伤和健康威胁的情况发生。
  4、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完善管理体制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初见成效，养老保险保障，医疗保险保障，非农劳动者的工伤保障，面向乡村数千万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形成，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各项福利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距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还相差甚远。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有一套相互协调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监督和执行。我们可以参考瑞典的做法，中央政府对各社会保障项目的建设提出目标要求，由中央和地方社会保障部门对保障基金和分配进行有序的管理、监督和执行。
  5、我国正在着力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资金筹集、救助标准测算、评估依据、实施程序等是落实这一保障制度的重要环节。资金筹集可以借鉴瑞典做法，以企业主的缴款为主，以劳动者的缴款和国家的支持为辅，再通过实行基金化管理产生的回报，组成保障资金的来源；采取与个人工资收入挂钩的方法对救助标准进行测算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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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2:09 齐晓娟 客户经理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
  1、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三大挑战。从长期看，要解决人口老龄化造成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从中期看，要减轻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社会震动；在近期 ，要考虑如何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波动适时调整各有关项目的收支水平，以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
  2、保障范围覆盖不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发生变化，社会保险资金开始转向社会统筹，在体制上围绕着"一个中心，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具体运行，但当前的三条保障线还不能全部覆盖城镇贫困范围。我国现有城镇贫困人口3100万以上，1999年享受社会保障的总人数不足300万，2000年不足400万。在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之外，传统的民政救济对象是"无劳动能力"的人，是为数较少的边缘群体。而在体制转轨中，"有劳动能力"却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也已经陷入贫困的境地，他们的基本生活也应得到保障。事实上，这部分人中的绝大多数既拿不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又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他们约占城市"下岗"、"失业"、"待岗"总人数的70%以上。
  3、农村社会保障亟待发展。有的人提出，同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呈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在城市，建立了面向企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农村，则实行家庭保障与集体救助相结合而以前者为主的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险，未在农村建立。有的人提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经与国际劳动组织的有关条约存在巨大差距。有的人提出，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失误。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我国只有10%左右，而这10%的投入也是绝大部分给了城镇职工。
  4、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水平低下。我国城镇失业保险覆盖率极其低下，仅覆盖正式职工，并不包括农村就业人员和城镇非职工人员。目前，国家用于失业保险金的经费占GDP的比重还很低。国家用于下岗失业保险的经费包括两部分：一是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属于临时性财政支出，其中包括企业支付的一部分费用；二是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二者合计占GDP的比重，1996年为0.16 %，1999年提高到0.51%；二者合计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1996年为1.21%，1999年为4.20%。
  5、立法滞后。在我国，除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立法外，还没有第二部社会保障法律。虽制定了规定和条例，但不能代替法律的作用。首先，规定和条例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执行起来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其次，有的规定或条例规定得较早，已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最后，有的规定和办法具有明确的临时性，即权宜之计。这些都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二、应建立什么样的养老金筹资模式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十多年的改革，虽然在保险范围、筹资渠道、养老金发放办法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筹资模式一直没有变化。尽管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设有个人帐户，但由于是空帐运行，所以实质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式。对于这种制度，人们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建立以基金制为主的养老保险体系，强化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有人担心我国证券市场不发达，发展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时机还不成熟，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养老基金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刚开始能投资于证券市场的养老金总量是有限的，政府还有充分的时间完善证券市场。（2）政府可以根据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逐步放松对养老金的投资限制。（3）改革之初可以通过合资等方式引进国外基金管理的人才和经验，提高国内基金管理水平。为建立三支柱（第一支柱为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险体系，应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过高的替代率，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强化企业补充保险，并实行企业和个人的强制缴费。基本保险个人帐户不但要严格与社会统筹帐户相分离，条件成熟后还应纳入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范畴。
  有的人认为，如果保持现收现付制度不变，养老金制度的隐性债务将随着制度覆盖范围的扩大和给付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积累。我国过去的养老金制度覆盖范围小，积累的债务水平比较低，但如果今后继续保持现收现付制度，在未来高速人口老龄化来临时，将面临更加严重的财务问题。
  第二种观点，当前养老金筹资模式不宜转向基金制。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首先，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模式没有转向基金式的必要性。（1）伴随着人口老化，我国的少儿负担率将趋于下降，未来人口的总负担系数不会大幅度增加，这将有利于我国应付人口老化。
  （2）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过高，而且没有大幅度下降的迹象，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不具备转轨的经济理论基础。其次，我国养老社会保险的筹资模式转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养老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已经相当高，企业的平均缴费率达到20%，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25%。显然，用进一步提高缴费率的办法来实现筹资模式的转轨是不大可能的，转轨的惟一办法就是政府另外拿钱。由于目前我国预算内的财政资金还十分紧张，政府根本无法从中拿出足够的钱用于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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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2:06 齐春春 客户经理

  第一，我们在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上还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取向应当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但是，由于几十年以来城乡分割的思维定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过分突出效率优先，使我们在真正基于公平、正义、共享核心价值追求基础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一些分歧。
  第二，责任不清。这是影响我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责任与现实责任不清。二是政府责任跟社会、企业、个人责任的边界不清晰。三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责任不清。
  第三，立法滞后。所有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与制度建设都奉行立法先行，通过制定各种社会保障的各种法律来确定制度，然后加以实施。而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进改革、试点先行的道路，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先试验，把试验的经验总结起来再行推广，在长期试验过程中才开始重视立法。但试点期过长必然损害制度的健康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与成本亦属高昂。
  第四，现行的制度有效性不高。现在的每一项社会保障制度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直接损害了制度的有效性。
  第五，政府财政投入偏低。西欧、北欧的福利国家，财政至少有50％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支出，即使是美国的财政也有约三分之一用于社会保障事业，我国香港地区的财政有50％由卫生福利局与教育统筹局使用，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公共财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我国去年财政投入社会保障的比重还不到13％。
  所以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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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2:03 黄盈椿 客户经理

  逐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保险的范围、工伤保险基金、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应当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率，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其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所需交通、食宿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
  同时，也要看到，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保障覆盖面还不够宽
  从城市现有的保障范围看，大量的城市集体、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和进城农民工仍未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城市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宽。而在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大部分地区还是空白。
  （二）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困难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力管理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企业承担一切保障。现在，正处于由“国家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转变时期，由于思想观念、企业效益等多种原因，逃缴拖欠保费的现象严重。再加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不够，对中央财政依赖性较大，一些补充社保基金的渠道尚未落实等原因，造成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困难。
  （三）多头管理、体制分散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统一的设计和协调，缺乏整体性、规范性。社会保障的领导、管理、经办、服务、监督分散，形成了多头分散管理的格局。由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决策和管理上的相互碰撞，有的地区矛盾相当尖锐。管理体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失业保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传统的耗能高、效益低、科技含量不高的产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失业人数显著增加。国家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远远满足不了失业人员再就业和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需求，失业保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这对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有的资金积累和保障服务功能尚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
  （六）社会保障立法还不够完善
  为适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加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立法工作，国务院制定了《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行政法规，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定。但是，还有一些社会保障领域的立法，如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尚付阙如，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各项积极措施，按照“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目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进一步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将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都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重点做好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工作。适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资金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以保证养老保险资金有稳定可靠的来源，最大限度地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奠定基础。
  （二）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继续抓好直辖市、省会市和中心城市等大城市的医疗保险改革，拓宽医疗保险试点地区范围。完善医疗保险配套制度改革，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三）继续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落实工作
  继续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规范低保标准和保障对象范围，加大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财政投入。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解决保障资金落实和保障对象核查工作问题，防止保障资金不到位、保障对象有遗漏等现象，切实保障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这三条社会保障线的衔接。
  （四）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作为当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保障措施，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享受社会救助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提供社会救助则是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城乡特殊困难的群众，要给予更多的关爱，切实帮助特殊困难家庭解决就医看病、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完善农村“五保户”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供养资金。切实做好农村受灾地区税收减免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工作。关心和支持残疾人事业。
  （五）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环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迫切要求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前重点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
  （六）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手段加大对各类参保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提高保费征缴率，做到应缴尽缴；对拒缴社会保险费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和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严密防止、严厉制裁违法挪用、侵占社会基金的行为，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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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7 12:02 赵顺轩 客户经理

  [国研专稿]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和问题
  内容摘要：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经历了由从紧到积极，再到稳健，直到向中性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财政政策手段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仍存在财政冲突。对此，今后应重点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协调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体制，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始终偏低，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快速、有力的作用特点与我国长期以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相符合，因此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在对短期经济波动调控时是首选政策。在经历了一段时期调整后，这一情况已开始改观。�
  一、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情况
  自1992年以后，随着“软着陆”这一经济调控手段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连续6年逐步降温，GDP增幅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8年的7.8%。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一）1998-2002年：财政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积极”
  1997年7月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末本世纪初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金融风波，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事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和我国国内需求不振的局面，从1998年第四季度起，我国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至2005年8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9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1999年滑落到7.6%的谷底之后，从2000年开始逐步扭转局势，增速稳定在8%左右，之后进入了新的上升通道。�
  应当承认，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较强的指令色彩，是一种政府比较“喜欢”的经济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挤出效应：首先，大规模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竞争性的项目，从而排斥了私人部门进入这些领域。这一时期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在于一些私人投资受到影响导致转化不畅；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和中长期内挤出效应不同。在政策初期，由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因此挤出效应不明显。当经济景气好转、私人投资有所启动时，这种挤出效应会释放出来。�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较好地把握了“该进则进”的时机，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趋势，同时将财政政策力度施加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项目，既弥补了以往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也与金融改革的有关措施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挤出效应”的扩大。同时，诸如进一步放宽对国有企业的管制、财政资金退出一些竞争性领域等具体措施为私人投资让出空间，既有利于市场经济法则的深入贯彻，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合理转换，实现了通过公共投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护私人投资利益的“双赢”结果。�
  (二)2003年以来：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
  2003年以来，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投资大幅度上升，国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起的作用逐步下降。长期建设国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9.4%下降到2003年的5.9%，2006年进一步降至1.5%，占财政债务发行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5.9%下降到2003年的22.8%，2005年进一步降至11.6%。可见，全社会投资资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分依赖国债资金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2004年5月，财政部首次提出将采取中性财政政策，有保有控。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面临重要转折。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依据主要在于：首先，由于结构性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从2002年出现了局部过热的风险，并有加剧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阻碍政府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次，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持续了6年，到2003年总计发行了8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再次，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GDP增长速度的贡献逐步降低。民营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上升之后，GDP的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推动；第四，虽然政府规定了国债资金使用的结构，但资金仍然偏重于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民营企业进入国债项目十分困难，这种歧视性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应当说，财政政策适时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
  （三）数量评估
  我们借助模型评估了近年来财政支出乘数和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
  1.财政支出乘数�
  通过模型估计结果的计算，1998～2006年间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基本处在1.21～1.4之间，呈下降趋势，1997年之后的3年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2000年开始逐渐降低，近两年已经接近1.2。这种变化印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在初期较强，中后期则由于市场逐步活跃以及政策的主动调整而开始降低。�
  表1 财政支出乘数
  2.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
  第一阶段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1998年开始直到2002年左右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个别年份财政赤字变动微弱，我们略去了对这些时段的分析。
  在各个考察年份中，增加财政支出引致GDP增速比假定预测增速（指财政赤字保持上年水平时的模型计算结果）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1998年最高为1个百分点，2000年最低为0.1个百分点。1998年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对遏制经济增速下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从1999年之后，由于增加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并且作用不稳定，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
  分析原因在于，财政政策措施存在不协调之处，政策作用被部分抵消。一是扩大内需政策的多数具体措施是以刺激投资增长为主，较少考虑刺激消费增长，并且同期一些改革措施对居民预期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有关政策措施促使财政收入增速提高，而财政收入增加、特别是税收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收缩效应，部分抵消了增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扩张效应。�
  第二阶段是从2003年起，中性财政政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时期。2003年，我国政府象征性减少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00亿元，标志着财政政策开始向中性过渡。此后，2004年和2005年也分别比上年各减少300亿元，2006年比上年减少200亿元，并且个别年度国债资金开始向下一年结转。�
  模型结果显示，削减财政赤字对2004年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仍然保持在高位。分析原因是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动力已经逐步恢复，成为带动生产增速提高的主力，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在逐步减低，因此，削减财政赤字进一步为非国有部门投资让出了空间，使民间投资继续保持较高的积极性。�
  削减财政赤字对2006年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作用施加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分析原因可以发现，一方面，经济过热时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仍然是影响GDP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总体呈减弱趋势，但财政资金仍然有一定惯性拉动作用。因此，削减财政赤字可以进一步为过热领域降温。�
  模型结果也表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具有的“凯恩斯效应”并不稳定，对经济波动的稳定作用也较难把握。当经济步入平稳阶段后，财政政策应适时转向中性，避免出现成熟市场经济体中遇到的财政政策非平稳问题。�
  二、制约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问题
  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财政政策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
  （一）“两个比重”仍然偏低制约着财政可支配资源数量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均处于较低水平。1995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只加快了不到3个百分点，且增长势头波动较大。从比重上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3%提高到了18.5%，但是这一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平均每年只提高0.7个百分点。总体上看，财政可支配资源比重偏低造成财政能力仍然很低。�
  表2 我国财政收支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二）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
  根据下表所示，我国的国债监测指标表现为“两超一低”：一是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两超”，二者近年来分别保持在20%以上和13%左右，均已超过20%和10%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国债依存度2006年刚刚降到20%以下）；二是国债负担率的“一低”。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债负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1998年达到10.88%，最高的2005年达到17.32%，与国际上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距甚远，而且也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率。例如，日本2004年国债负担率达112.9%，美国在同时期为55.6%，英国、德国和法国2003年分别为37.4%、34.4%和33.7% (有关国家负担率指标参见〔日〕木下康司（主编）：《图说 日本的财政》，402页，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5。)。�
  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债负担率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表明发行国债仍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而且正处在上升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府已没有继续大规模举债的能力。�
  从三项指标的计算方法上看，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分子和分母均为财政指标，而国债负担率的分母为经济总量指标GDP。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较快，而财政总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两超一低”既反映了目前在有限的财政收支中债务总量超高和收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约财政政策能力因素之一的债务收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表3 国债各项指标（%）
  注：①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财政支出；②中央财政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中央财政支出；③负担率=国债余额/GDP；④偿债率=当年国债偿还额/当年财政收入；⑤警戒线标准参见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的现实规模》,《经济研究》，2000（10）；⑥2000-2004年负担率数据为计算所得，计算公式为：负担率=（上年全部国债年底累计余额+本年财政债务发行总额－本年国家财政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本年GDP，2003、2004年数据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5（1）图示数据对比基本相符。
  （三）财政政策手段之间存在冲突
  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需要一定的财力作后盾，但并非是只要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就必然能够强化财政政策效果。比如从1998年下半年始我们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内需，但同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又开始强化税收的征管力度，使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效果受到削弱。实际上，就增加收入而言，除了提高税率，加强税收征管，还可以修改与地方的分税规则，增加中央税种的数目；就刺激内需而言，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通过相对少量的财政补贴鼓励某种产业发展等。�
  （四）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冲突
  在履行事权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管理范围，缺乏法律依据，职责仍不明确、不合理，职能交叉现象仍很普遍。中央政府目前处于主动地位，不愿意放弃在支出责任划分上的决定权，缺乏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动力。�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造成了财权关系的不稳定。从财权划分上看，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所有的征税权（分税权）和负债权，而地方政府没有负债权。地方政府希望不断扩大对财力的运用和制定措施的权力，如果这种要求和希望得不到满足，地方政府就可能擅自越权，出现一些违规行为，如变相减免税收逃避中央税款和默许制度外收入等等。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预期变坏，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对本应承担的事务和责任持等待和观望态度，这些都会动摇财政体制的根基，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
  三、完善我国财政政策体制的有关建议
  “十一五”期间，平稳适度增长仍将是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宏观调控重点。准确把握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适时、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力保障。�
  （一）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
  中央政府必须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各级预算主体的支出职责，通过法律手段约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各级地方政府形成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行为的产生。界定各级政府事权范围的前提条件是政权层级的扁平化和政府职能的具体化：一是将现行五级政权简化为三级政权，即中央、省、县（市）；二是细化各级政府职能，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应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来规范三级政府间事权及财权范围，将监督权交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二）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
  单从税收角度看，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率并不算高，在国际上属中等偏下水平，当前减轻企业负担主要是在清理乱收费方面多做文章，将不合理的项目免除，还给企业一个正常的、宽松的经营环境。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整顿乱收费，来达到实际的减税效果。这样，一方面可以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各种合理合法的税收和收费，减少了对税基的侵蚀，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效果。�
  （三）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
  科学划分分税制中的中央与地方税种，实现财政收入总量的提高和税收政策的顺利执行：一是中央政府要明确目标，即通过税种的划分保证在公平的基础上维护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所得税划分应本着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原则，改变现在按行业、按征税难易度、按税收量来随意划分的状况；三是明确税种归属，避免过多的共享税影响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来源，不利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理顺关系。�
  （四）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
  我们应当在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权限，实现合理分权的前提下，适当改变立法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的现状，逐步将地方税的实施条例、实施细则等权限下放给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完善现行地方税的征税办法。在部分地区开展赋予地方政府独立税收立法权的试点，鼓励适时开征符合本地人民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税种，提高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的财力。�
  （五）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发挥有极密切的联系，首先，政策的配合实施要充分考虑时滞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要具有预见性、超前性，并注意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努力避免各项政策之间出现冲突；其次，政策的定位要准确。客观上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要正确认识政策的短期调控功能与支持中长期改革发展作用之间的关系，切不可依赖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所有问题；再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合理分工。财政政策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货币政策更多的是市场行为，因此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