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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27 齐晓娴 客户经理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经济学家贾康认为，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充分表明了这一轮宏观调控措施的鲜明特点，显示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 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 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 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 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 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 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 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 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 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 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 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 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 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 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 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 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 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 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 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 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 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 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 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 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 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 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 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 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 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 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 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 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 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 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 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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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25 齐景岳 客户经理

  继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1999年我们仍然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表明当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已由注重依靠货币政策为主转变为依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且以财政政策为主。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如此强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作用经济生活，是极其罕见的。本文拟就当前正在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从不同侧面作几点剖析。 一、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特殊的经济背景下，货币政策连续出手收效甚微，财政政策审时度势，登上前台的。稍作回顾，还是在1993年，当时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高居不下，中国政府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对财税、金融、外汇和外贸体制按照市场取向进行了较大改革。1997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形成了“高增长、 低通胀”的良好局面，　经济增长速度从1992年的14.2％的高峰平稳降到1996年的9.6％。“软着陆”之后， 由于部门间的产业关联效应、生产与需求间的关联效应，决定了经济回落和物价下跌会有一定的惯性，1997年GDP增幅跌至8.8％，且下降似有迅速逼近当今我国经济增长适度区间（8％—10％）的下限之势。对此，经济理论界和决策者都有所预料。事实上，早在“软着陆”之前，日的第一次银行降息，就表明货币政策开始松动微调。时间进入1998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阴霾不散的亚洲金融危机，百年不遇的洪魔肆虐，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改组带来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的压力，使中国经济感到阵阵凉意：8 ％的增长目标对我们这样一个12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数字，是中国人从未遇到过的通货紧缩、市场趋冷的讯号。于是，“扩大内需”登场。与1993年有所不同的是，在经济增长乏力、通货紧缩初露端倪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马上使用财政手段进行反周期调节，而是继续较多地依赖货币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是“放权让利”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从1979年的28.7％下降到1997年的11.6％，财政调节经济范围随着财政收入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明显退居次要地位。但是连续多次的利率下调（自1996年5月以来已经7次降低人民币名义利率，共降低企业利息负担2400亿元以上），人民币的名义利率已经低于美元利率，几乎接近“流动性陷阱”的边缘，而国内物价水平仍为负增长，国内需求、企业困难仍未见好转。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是经过20年的持续发展，我国经济中的供需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过去传统的供给型经济制约下，一旦政府决定放松银根，启动经济，企业就有贷款的积极性，银行也有放款的积极性，经济马上就可以热起来。现在市场供需与过去大大不同，过去是卖方市场，短缺经济，企业较易找到较好的投资项目，而现在大多数产品已是买方市场，出现生产过剩，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贷款意愿不高。同时，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国有银行商业化进度加快，在企业生产不景气、市场制约严重的情况下，银行贷款谨慎，出现了所谓的“惜贷”现象。单纯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此时已受到市场需求的严重限制。如果说日首次降息标志货币政策开始转向逐步放松的话，财政政策却一直奉行的是适度从紧的政策。尽管1998年年初在提高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恢复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设备的税收优惠等方面已经作了安排，但是年初的财政政策及收支安排中，还没有突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内需的针对性措施。财政政策的转变是从1998年5月宣布增发1000亿国债开始的。同年6月，中央审时度势，调整了年初的预算方案，将年度财政赤字从460亿调增至960亿元（1999年预算赤字再次增至1503亿元），从此以增发国债和强化税收为主要手段，以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和以扩大内需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走上宏观调控的前台。二、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是一边强化税收征管，一边增加财政支出，视似相悖。从理论上讲，通过财政刺激内需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增支，二是减税。当前我国扩大内需重点选择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而不减税，反而强化税收征管增加税收。从税制改革的1994年以来，全国工商税收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的速度大幅递增：1994年为4553亿元，增收956亿元，增长26.6％；1995年为5383亿元，增收830亿元，增长18.2％；1996年为6434亿元，增收1051亿元，增长19.5％；1997年为548 亿元，增收1114亿元，增长17.2％。即使在1998年，仍在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更加上面临国内外严峻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全国工商税收再次增收1003.36亿元，达8551.7亿元。那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选择减税来刺激内需呢？对此可作如下分析：第一，当前我们的市场体制和机制还不健全，企业投资和经营行为不规范，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减免税方式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助长了偷骗税现象的发生，大大削弱了税收杠杆的作用。税收环境的好坏是一个国家采取减税措施刺激经济的必要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减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可能扰乱税收秩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二，我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本来就很低，减税操作空间有限。我国当前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1％左右，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平均要低6—8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这个比重一般都在30％左右，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高）。另有资料表明，我国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仅为1／3，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比例都在80％以上。税收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调控杠杆。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的初级阶段，税收环境、税制结构及整体税负都离成熟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相差甚远。如果现在采取大面积降税的办法，势必进一步扩大赤字规模和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中央政府本已很弱化的宏观调控职能更难以发挥。况且，在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还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减税来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也容易导致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不合理的结构更加扭曲。第三，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银行风险约束机制日益强化，贷款更加谨慎，这也降低了减税的扩张效应。第四，当前，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企业自我约束机制还不健全，企业投资决策与经营行为还带有一定程度的非规范性和非市场化特征，这显然也降低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程度。第五，现阶段我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制约限减税政策的调控力度。根据减税效应理论，削减直接税的扩张效果要优于间接税。我国当前税制结构仍以间接税为主体，大幅度提高直接税比重还需要一个过程。1997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3％，个人所得税比重仅为3.2％，而增值税、 消费税和营业税等三项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4％。如果采取削减间接税方式，一方面减税效应较弱，放弃大量收入而获取较弱的刺激效果显然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削减间接税具有拉动物价下降的机能，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下，物价的长期负增长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三、当前积极财政政策有别于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不是全面的凯恩斯扩张主义财政政策，我们并没有放弃中长期适度从紧的政策目标。提起当前积极财政政策，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实施的“罗斯福新政”。从具体做法来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说我国这一段时期以来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借鉴了当年“罗斯福新政”的一些做法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将我们当前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的政策与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完全等同起来，那么只能说明没有充分理解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首先，也是最明显的，当年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是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凯恩斯扩张主义财政政策的产物，它是作为一个中长期政策目标提出并实施的。由于受当时种种主客观条件局限，实施的结果不如人意，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之后便名存实亡。罗斯福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取代了当时反应迟钝的美联储。“新政”对财政货币政策搭配以及灵活运用是不足的，这是“新政”不能药到病除的重要原因。而我们当前所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坚持中长期适度从紧大背景下面对特殊情况下的政策暂时调整，而且我们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时小心谨慎地配合着适当的货币政策一同实施而不是孤立的。此次财政政策的放松，实际上走的是以放松财政尤其是放松直接投资性财政为主、银行货币信贷为辅的路，而不是“单一财政放松”。第二，二者所处的宏观经济背景不同。当时美国经济呈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萧条，而我国的经济目前仍是增长的。美国从1929年到1934年的5 年间GDP持续下滑，共下降了24％。而我国近20年来GDP年均增长9％，1998年虽有所下滑但仍保持了7.8％的增速： 接近并环绕8％的经济增长率目前仍是居于世界前列的速度。美国在1931年到1935年间净投资是负数，而我国自1993年到1997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率超过25％，这是很不可比的。第三，罗斯福新政采取了抑制供给，特别是农业供给的办法，限制农产品的数量，减少播种面积，这与我们今天的政策完全不同。我们始终坚持的是支持和鼓励农业的政策。第四，罗斯福新政中有一个政策叫“复兴工业”，其实际内容可以说是对一般工业不加区别地予以刺激。“新政”放弃反垄断法，甚至修改禁酒令，使酒的生产、销售合法化，都是为了刺激工业增长。而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长期以来的重复建设造成了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加之产品质量低，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大量商品出现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扩大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显然不是上策。我们增资投放的重点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没有涉足加工工业，这正是出于拉动需求和调整结构的双重考虑，这也是与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区别。还有，因为“新政”采取了“复兴工业”，政府直接参与了同私人企业的竞争，降低了私人企业的活力，这对当时处于大萧条中的美国经济来说不啻为致命的创伤。而我国政府的基建投资恰是难以涉足的投资领域，并为未来经济增长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最后，在税收政策上罗斯福新政也做了重大调整。“新政”要求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根据公司规模分等征收所得税，同时征收股息税，针对当时贫富差距加大造成的需求不足的观点，“劫富济贫式”的或叫“平均化”的税收政策因此而产生。而我们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在税收上除了针对外贸企业出口退税做了适当调整外，还通过强化征管，增收了1000亿元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政策上几乎没有什么调整。四、结论与分析。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理解为主动性财政政策，因为主动性财政政策是个模糊的概念，它既可意指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可能意指紧缩性财政政策；也不能同于西方惯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因为我们在支出扩张的同时并没有通过减税政策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增加供给。它是在我国当前特定经济条件下采取的特定的政策。从中长期来看我们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所以当前积极财政政策配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的表现，就是在继续坚持适度从紧财政货币政策前提下和结构性、定向性拉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政策。当前虽然企业、金融、政府机构三大改革步子加快，但整个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转轨的完成还要有一个过程，原有体制固有的约束软弱和盲目扩张的机制仍未消失；近期通货膨胀的危险虽然暂时有所削弱，但潜在反弹因素始终存在，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还不能说巩固；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形成的惯性思维，政府公共投资效率不可能迅速提高，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可能给我们刚刚起步发育的市场经济留下隐患；积极财政政策赖以生存的社会闲置资源毕竟也是有限的，资源的瓶颈迟早会出现；国债规模是否适度经济理论界虽尚有争议，但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57.77％，1997年）和国债偿债率（23.3％，1997年）均偏高，大大超过了公认的控制线（分别为25％—30％之间和8％—10％之间）已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适度从紧”作为中长期方针仍有继续坚持的必要。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调整时期，改革和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集中凸现时所采取的战略性攻坚措施，极具有中国特色。一旦通过政府的投资引导，经济运行态势和人们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度过拐点，财政应转变经济调控的着力点，重点转向结构调整和供给调节，经济运行中常规性调节仍应主要交由货币政策承担。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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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18 连书纳 客户经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 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 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 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 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 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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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10 符翩翩 客户经理

  [国研专稿]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效果和问题
  内容摘要：1997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经历了由从紧到积极，再到稳健，直到向中性转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财政政策手段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仍存在财政冲突。对此，今后应重点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协调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体制，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始终偏低，但是由于财政政策快速、有力的作用特点与我国长期以计划手段为主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相符合，因此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实践中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在对短期经济波动调控时是首选政策。在经历了一段时期调整后，这一情况已开始改观。�
  一、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情况
  自1992年以后，随着“软着陆”这一经济调控手段的实施，我国经济增长连续6年逐步降温，GDP增幅从1992年的14.2%下降到1998年的7.8%。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贸和整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一）1998-2002年：财政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积极”
  1997年7月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末本世纪初破坏力最强、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金融风波，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事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和我国国内需求不振的局面，从1998年第四季度起，我国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8年至2005年8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900亿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财政政策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今后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在1999年滑落到7.6%的谷底之后，从2000年开始逐步扭转局势，增速稳定在8%左右，之后进入了新的上升通道。�
  应当承认，财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较强的指令色彩，是一种政府比较“喜欢”的经济手段。积极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存在一定挤出效应：首先，大规模财政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竞争性的项目，从而排斥了私人部门进入这些领域。这一时期居民储蓄存款的快速增长，部分原因也在于一些私人投资受到影响导致转化不畅；其次，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和中长期内挤出效应不同。在政策初期，由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因此挤出效应不明显。当经济景气好转、私人投资有所启动时，这种挤出效应会释放出来。�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较好地把握了“该进则进”的时机，不但抑制了经济下滑趋势，同时将财政政策力度施加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项目，既弥补了以往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不足，也与金融改革的有关措施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挤出效应”的扩大。同时，诸如进一步放宽对国有企业的管制、财政资金退出一些竞争性领域等具体措施为私人投资让出空间，既有利于市场经济法则的深入贯彻，也有利于政府职能的合理转换，实现了通过公共投入稳定经济增长和保护私人投资利益的“双赢”结果。�
  (二)2003年以来：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
  2003年以来，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投资大幅度上升，国债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所起的作用逐步下降。长期建设国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9.4%下降到2003年的5.9%，2006年进一步降至1.5%，占财政债务发行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5.9%下降到2003年的22.8%，2005年进一步降至11.6%。可见，全社会投资资金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分依赖国债资金的状况得到了改善。�
  2004年5月，财政部首次提出将采取中性财政政策，有保有控。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面临重要转折。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依据主要在于：首先，由于结构性矛盾长期未得到缓解，我国经济从2002年出现了局部过热的风险，并有加剧趋势。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可能会阻碍政府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其次，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持续了6年，到2003年总计发行了80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财政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再次，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GDP增长速度的贡献逐步降低。民营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上升之后，GDP的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私人投资推动；第四，虽然政府规定了国债资金使用的结构，但资金仍然偏重于国有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民营企业进入国债项目十分困难，这种歧视性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市场竞争。应当说，财政政策适时转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
  （三）数量评估
  我们借助模型评估了近年来财政支出乘数和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
  1.财政支出乘数�
  通过模型估计结果的计算，1998～2006年间我国的财政支出乘数基本处在1.21～1.4之间，呈下降趋势，1997年之后的3年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2000年开始逐渐降低，近两年已经接近1.2。这种变化印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作用在初期较强，中后期则由于市场逐步活跃以及政策的主动调整而开始降低。�
  表1 财政支出乘数
  2.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
  第一阶段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1998年开始直到2002年左右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个别年份财政赤字变动微弱，我们略去了对这些时段的分析。
  在各个考察年份中，增加财政支出引致GDP增速比假定预测增速（指财政赤字保持上年水平时的模型计算结果）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1998年最高为1个百分点，2000年最低为0.1个百分点。1998年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对遏制经济增速下滑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从1999年之后，由于增加财政赤字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并且作用不稳定，因此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
  分析原因在于，财政政策措施存在不协调之处，政策作用被部分抵消。一是扩大内需政策的多数具体措施是以刺激投资增长为主，较少考虑刺激消费增长，并且同期一些改革措施对居民预期产生了负面影响；二是有关政策措施促使财政收入增速提高，而财政收入增加、特别是税收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收缩效应，部分抵消了增加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扩张效应。�
  第二阶段是从2003年起，中性财政政策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时期。2003年，我国政府象征性减少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00亿元，标志着财政政策开始向中性过渡。此后，2004年和2005年也分别比上年各减少300亿元，2006年比上年减少200亿元，并且个别年度国债资金开始向下一年结转。�
  模型结果显示，削减财政赤字对2004年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仍然保持在高位。分析原因是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动力已经逐步恢复，成为带动生产增速提高的主力，另一方面，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在逐步减低，因此，削减财政赤字进一步为非国有部门投资让出了空间，使民间投资继续保持较高的积极性。�
  削减财政赤字对2006年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主要作用施加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分析原因可以发现，一方面，经济过热时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仍然是影响GDP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虽然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总体呈减弱趋势，但财政资金仍然有一定惯性拉动作用。因此，削减财政赤字可以进一步为过热领域降温。�
  模型结果也表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具有的“凯恩斯效应”并不稳定，对经济波动的稳定作用也较难把握。当经济步入平稳阶段后，财政政策应适时转向中性，避免出现成熟市场经济体中遇到的财政政策非平稳问题。�
  二、制约我国财政政策的有关问题
  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财政政策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
  （一）“两个比重”仍然偏低制约着财政可支配资源数量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均处于较低水平。1995年至今，财政收入的年增长速度只加快了不到3个百分点，且增长势头波动较大。从比重上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3%提高到了18.5%，但是这一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平均每年只提高0.7个百分点。总体上看，财政可支配资源比重偏低造成财政能力仍然很低。�
  表2 我国财政收支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二）国债水平不合理限制了财政政策效果发挥
  根据下表所示，我国的国债监测指标表现为“两超一低”：一是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两超”，二者近年来分别保持在20%以上和13%左右，均已超过20%和10%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国债依存度2006年刚刚降到20%以下）；二是国债负担率的“一低”。我国九十年代以来的国债负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1998年达到10.88%，最高的2005年达到17.32%，与国际上公认的60%的警戒线相距甚远，而且也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率。例如，日本2004年国债负担率达112.9%，美国在同时期为55.6%，英国、德国和法国2003年分别为37.4%、34.4%和33.7% (有关国家负担率指标参见〔日〕木下康司（主编）：《图说 日本的财政》，402页，日本东洋经济新报社，2005。)。�
  可以看出：一方面，国债负担率远低于国际警戒线水平，表明发行国债仍有一定空间；另一方面，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过高，而且正处在上升趋势，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政府已没有继续大规模举债的能力。�
  从三项指标的计算方法上看，国债依存度和偿债率的分子和分母均为财政指标，而国债负担率的分母为经济总量指标GDP。考虑到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较快，而财政总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此，“两超一低”既反映了目前在有限的财政收支中债务总量超高和收支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反映了制约财政政策能力因素之一的债务收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表3 国债各项指标（%）
  注：①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财政支出；②中央财政依存度=当年国债收入/当年中央财政支出；③负担率=国债余额/GDP；④偿债率=当年国债偿还额/当年财政收入；⑤警戒线标准参见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的现实规模》,《经济研究》，2000（10）；⑥2000-2004年负担率数据为计算所得，计算公式为：负担率=（上年全部国债年底累计余额+本年财政债务发行总额－本年国家财政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本年GDP，2003、2004年数据与《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5（1）图示数据对比基本相符。
  （三）财政政策手段之间存在冲突
  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需要一定的财力作后盾，但并非是只要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就必然能够强化财政政策效果。比如从1998年下半年始我们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内需，但同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又开始强化税收的征管力度，使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效果受到削弱。实际上，就增加收入而言，除了提高税率，加强税收征管，还可以修改与地方的分税规则，增加中央税种的数目；就刺激内需而言，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比如通过相对少量的财政补贴鼓励某种产业发展等。�
  （四）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冲突
  在履行事权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仍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管理范围，缺乏法律依据，职责仍不明确、不合理，职能交叉现象仍很普遍。中央政府目前处于主动地位，不愿意放弃在支出责任划分上的决定权，缺乏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动力。�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造成了财权关系的不稳定。从财权划分上看，我国中央政府集中了所有的征税权（分税权）和负债权，而地方政府没有负债权。地方政府希望不断扩大对财力的运用和制定措施的权力，如果这种要求和希望得不到满足，地方政府就可能擅自越权，出现一些违规行为，如变相减免税收逃避中央税款和默许制度外收入等等。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预期变坏，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方面的积极性会受到打击，对本应承担的事务和责任持等待和观望态度，这些都会动摇财政体制的根基，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发挥。
  三、完善我国财政政策体制的有关建议
  “十一五”期间，平稳适度增长仍将是我国经济的基本走势，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宏观调控重点。准确把握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特征，适时、有效地发挥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是对经济平稳运行的有力保障。�
  （一）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
  中央政府必须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各级预算主体的支出职责，通过法律手段约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各级地方政府形成稳定的预期，避免短期行为的产生。界定各级政府事权范围的前提条件是政权层级的扁平化和政府职能的具体化：一是将现行五级政权简化为三级政权，即中央、省、县（市）；二是细化各级政府职能，明确划分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应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来规范三级政府间事权及财权范围，将监督权交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二）借助税费改革放宽企业经营空间�
  单从税收角度看，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率并不算高，在国际上属中等偏下水平，当前减轻企业负担主要是在清理乱收费方面多做文章，将不合理的项目免除，还给企业一个正常的、宽松的经营环境。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整顿乱收费，来达到实际的减税效果。这样，一方面可以真正为企业减轻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保护了各种合理合法的税收和收费，减少了对税基的侵蚀，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财力，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效果。�
  （三）完善分税体制下的地方税体系
  科学划分分税制中的中央与地方税种，实现财政收入总量的提高和税收政策的顺利执行：一是中央政府要明确目标，即通过税种的划分保证在公平的基础上维护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所得税划分应本着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原则，改变现在按行业、按征税难易度、按税收量来随意划分的状况；三是明确税种归属，避免过多的共享税影响中央与地方的收入来源，不利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理顺关系。�
  （四）适时下放税收立法权
  我们应当在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税收权限，实现合理分权的前提下，适当改变立法权集中于中央政府的现状，逐步将地方税的实施条例、实施细则等权限下放给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完善现行地方税的征税办法。在部分地区开展赋予地方政府独立税收立法权的试点，鼓励适时开征符合本地人民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地方税种，提高其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的财力。�
  （五）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发挥有极密切的联系，首先，政策的配合实施要充分考虑时滞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要具有预见性、超前性，并注意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努力避免各项政策之间出现冲突；其次，政策的定位要准确。客观上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要正确认识政策的短期调控功能与支持中长期改革发展作用之间的关系，切不可依赖宏观经济政策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所有问题；再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合理分工。财政政策更多的是政府行为，货币政策更多的是市场行为，因此要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来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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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7:53 齐景娥 客户经理

  我不怎么喜欢随便找几个超长的答案给人看就是为了拿分. 我最不擅长答这样的问题了.. 您要是有疑问或者是看不下去这种东西的话．．愿意帮你用简洁的语言总结一遍.
  1、1998年以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6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在1997年下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东南亚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国内市场出现需求疲软和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加上东亚危机对出口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低谷期。到199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8.3%。4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3.5%和2.2%。通货紧缩从1997年10月开始持续运行。环比指数也加速下降。生产资料价格8月份比上年同期下降3.28%, 比上月下降3.73%。导致更多的企业亏损、员工下岗。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幅均大幅下降，出口同比下降7.3%。
  为此，从1998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将适度从紧政策调整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措施包括：(1)定向募集特种国债注入国有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为稳健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奠定优化的资产结构基础；(2)增发国债定向用于公共工程建设投资，并希望由此带动银行配套贷款的发放，以扩大投资需求；(3)增大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规模，以加大政府支出来扩大社会需求；(4)调整企业的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来扩大需求。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九五”后三年取得明显成效，促进了投资、消费和出口，1998年和1999年分别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到200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已摆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出现重要转机。2000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8.2%，经济初步回升。若没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能是5%和6%。也就是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拉动是2.2到3.2个百分点。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的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中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需求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它最终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及产出还需要看消费需求的状况。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买方市场在中国逐渐形成，社会总需求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而不是卖方——短缺市场下的供给和投资需求。出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增发的国债资金投向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998年1000亿元国债中有近7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行业的产业关联度小，其产业扩张不能很快地带动整体产业扩张。基本建设项目资金回收较慢，建设周期一般较长，难以产生更大的乘数效应，对民间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
  2．政策运行中的问题。一是部份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不少地方把争投资、上项目作为目的，只注重争取到建设资金，对于项目立项、可行性、投资效益、偿债能力等问题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 因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预算不足、项目缺位，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有些还很严重。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产生不良影响。 目前在基本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需支出的规划论证费等各类费用越来越多，间接挤占了国债资金。因管理而导致的挪用现象也不在少数。三是公共支出的增加，也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挤出效应”，出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争夺资源市场的现象。四是地方政府的还债能力并非完全确定。
  3．可能带来财政风险。一是1998年中国仅内债发行规模就达650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预算内收入的70%左右。债务依存度已达到40%以上，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73.95%，大大超过20%的国际警戒线。同时，国债投入基础设施。难以在短时期内见效，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为财政危机埋下阴影。二是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实质是金融资产和国债的置换。可能会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转换为国家债务。构成国债的潜在危机。
  4．当扩张性财政赤字政策筹集安排了大量政府投资资金。造成其他融资投资领域的资金减少时,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未切实地做到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必将导致其他融资投资领域资金的融资成本上升，造成其他领域投资下降。产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行及效应机理说明，依靠大量扩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绝非长久之计。这不仅因为依赖高税收、高债务和高强度的财政扩张政策的效应相当有限度，更由于政府投资活动的效率低于民间投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主要体现在能够筹集使用多少资金，而是在如何带起更多的市场性的民间投资。在目前“挤出效应”已经显现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应转换角色，从简单的调集资源公共投资，转变为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协同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一道，降低民间融资投资成本，支持、鼓励民营部门扩大投资。
  资料来源：朱延福：《宏观经济学》，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510-511页。在编辑过程中进行了适当修改。
  2、 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
  1961年当一个记者肯尼迪总统为什么主张减税时，肯尼迪回答："为了刺激经济。"他的目的是实行减税，减税增加了消费支出，扩大了总需求，并增加了经济的生产和就业。
  虽然税收变动会对总需求有潜在的影响，但也有其他影响。特别是，通过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税收还会改变物品与劳务的供给。肯尼迪建议的一部分是投资税减免，它给投资于新资本的企业减税。高投资不仅直接刺激了总需求，而且也增加了经济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通过较高的需求增加生产的短期目标与通过较高的总供给增加生产的长期目标是相对称的。而且，实际上当肯尼迪提出的减税最终在1964年实施时，它促成了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
  自从1964年减税以来，决策者不时地主张把财政政策作为控制总需求的工具。正如布什总统企图通过减少税收扣除来加快从衰退中复苏。同样，当克林顿总统1993年入主白宫时，他的第一批建议之一就是增加政府支出的"一揽子刺激"。他宣布的目的是帮助美国经济更快地从刚刚经历的衰退中复苏。但是，一揽子刺激最后遭到了失败。许多议员认为克林顿的建议太晚了，以至于对经济没有多大帮助。此外，一般认为减少赤字鼓励长期经济增长比短期总需求扩张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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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7:39 黄皖疆 客户经理

  摘要财政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近年来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快速增长的上升阶段，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客观上需要我们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要求，适时适度调整财政政策的方向和侧重点，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和调节收入方面的重要功能作用，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方式．突出公共财政特征。
  一、近几年的财政政策一直具有明显的“积极”特征
  从1998～2003年，我国连续6年实行了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是：
  1．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近6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按前5年带动比率1：5测算，将拉动形成投资总规模3．5万多亿元。到2002年底累计完成投资2．46万亿元，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基本改观，经济结构优化也取得明显成效。
  2，注重发挥税收政策的作用，支持扩大国内外需求。从1999年7月1日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开始暂停征收；从1999年7月1日起，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所得税；连续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使我国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由原来的8％左右提高到15％左右；从1999年11月1日起，对居民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到2003年底累计组织收入超过1000亿元。这些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有利于扩大国内外需求。
  3．注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企业自主投资能力。1999年以来，我国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2年的823元，翻了一番。2003年又进一步提高到877元。同时，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1998～2003年中心财政大幅增加对“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共安排资金2620亿元左右。这些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有利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此外，我国政府还加大治理乱收费、规范分配秩序的力度。1998～2003年，我国政府公布取消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1805项，降低469项收费标准，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400亿元左右。由于收费是一种准税收，减费可以起到与减税等价的效应，同样有利于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能力。
  4．结合财政体制完善，强化财政政策作用。2003年，中心财政本级收入由1997年的4227亿元增加到11849，5亿元，年均增长18．7％；相应地，中心财政本级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49．5％上升到54．6％。在此基础上，中心财政不断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心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由1997年的2857亿元增加2003年的8687亿元，年均增长20．4％，高于同期中心财政本级收入增幅1．7个百分点，有力地促进了各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5．在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设计中，注重发挥与货币政策的协同作用。长期建设国债主要是面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的，国债投资项目也带动了银行的配套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银行资金的运营效益。非凡是，1998年通过国家财政发行2700亿元非凡国债，提高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成立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增强了银行抗风险能力，充分发挥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协凋与配合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运作面临的环境条件和选择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调节必须是基础的、全面的和充分的。政府调节则必须是相机的、适时的和适度的。这也是和实践早已证实的。因此，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一样，都要随着客观条件和作用对象的变化而及时调整与完善。那么，近年来政策运行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97年下半年以来，亚洲部分国家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衰退打乱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使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低速增长区间。到2001年，占世界经济总量70％的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迷状态，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0．3％、0．4％和1．5％；全球经济增长2．4％，全球贸易只增长0．1％。2002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仍然低速运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4％、0．2％和0．9％。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加快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全球性通货紧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首要任务，为此，近年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目前政策调控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逐步恢复，全球经济呈现复苏趋势。2003年全球经济增长3．2％，全球贸易将增长2．9％，其中美、日、欧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6％、2．0％和0．5％。据有关方面猜测，200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4．1％，其中美、日、欧的经济增长将分别为3．9％、1．4％和1．9％，世界经济正在从低速增长走向整体复苏。
  2．国内运行环境有所改善。一是投资需求不足和外贸出口乏力的矛盾明显缓解。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由1997年的8．8％逐年上升到2002年的16．1％，2003年又增长26．7％，是1994年以来的同期最高水平，说明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势头仍比较强劲。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2003年外贸出口增势也比较强劲，在2002年增长22．3％的基础上，2003年又增长34．6％，比1998年同期加快29．6个百分点。二是通货紧缩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自2002年第4季度开始，随着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增速的加快，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开始出现回升趋势。其中，从2001年年初起，居民娱乐文化用品价格就已率先扭转下降趋势，呈现持续上涨的势头；从2002年第4季度开始，居民的居住、食品、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也先后逐步回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而1998年为－0．8％；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3％，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涨4．8％，通货紧缩趋势进一步缓解。三是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社会投资主体的信心普遍增强，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加快。1998年国有投资和非国有投资分别增长17．4％和10％，而2002年变为7．2％和25．6％，其中非国有投资增幅提高了15．6个百分点。这种趋势在2003年表现更为明显，从投资资金来源看，2003年全年预算内投资比上年下降1．5％；而国内贷款增长39．3％，加快16．9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增长33．5％，加快13．5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增长强劲，2002年已占全球第一位，2003年为561亿美元，增长2．1％；自筹资金增长39．7％，加快25．1个百分点。这种变化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7％，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2002年增长8％，2003年增长9．1％，经济呈现出较快增长的势头。
  3．当前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关注的。1998年以来，投资率逐年上升，由1997年的34．1％逐年提高到2002年的42．2％，2003年达到43％左右，对拉动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持续放高投资率也给经济带来一些负面。一是资源约束矛盾加剧。2003年年初以来，广东、上海、四川、甘肃等17个省区市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电力供给紧张、局部地区拉闸限电的现象，部分地区铁路货运以及石油、棉花、橡胶、有色金属等原材料也出现了供给紧张局面。二是生产能力超过有效需求规模，不仅导致生产能力利用率较低，而且形成了低水平的买方市场。在600多种主要产品供求统计中，供大于求的产品已从1998年上半年的26％上升到2003年同期的85．5％，大多数工业设备利用率在60％以下。三是消费能力相对不足。2002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58．2％，成为“九五”时期以来最低值，比1999年和2000年分别低1．9和2．9个百分点，比国际平均水平低约10～20个百分点。相对投资率讲，当前消费能力仍显不足。200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1％，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17．6个百分点。非凡是，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仍呈扩大趋势，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相对滞后，说明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之间不协调问题日趋严重。这种情况假如不及时调整，将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4．财政政策继续加大扩张力度的约束条件有所趋紧。从近年来财政赤字和债务指标变化情况来看，财政风险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一是财政赤字率逐年提高。1997年，我国中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0．7％，2002年达到3．0％。2003年虽略有下降，但仍为2．7％。二是政府显性债务规模逐年扩大。国债余额1997年为6074．5亿元，占GDP比重为8．2％；2002年扩大到18704亿元，占GDP比重上升为17．9％；2003年这一比重预计上升到18．8％。三是政府总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假如考虑到未列入预算而又实际发生的政府债务和或有债务，2002年，我国政府总债务比列入预算的政府债务规模可能高出一倍以上。四是未来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随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深化和体系建设加快，以及老龄人口的增加，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府隐性债务还将不可避免地增加。非凡是考虑到我国政府债务主要由中心政府承担，而且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继续深化改革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很重，我国财政，非凡是中心财政收支矛盾仍将比较突出。
  5．根据上述得出的几个基本结论。既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确保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实现，又要依据变化了的形势和政策环境条件，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方向、结构、侧重点进行调整，完善财政政策的有效实现形式，实现财政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一是针对当前投资和出口呈现快速增长、通货紧缩有所缓解的势头，以及财政运行风险加大的态势，有必要适时适度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和侧重点，适当压缩建设国债规模。二是鉴于消费需求仍然偏低，财政支持改革的任务较重，以及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现实，又有必要在一定时期保持现行财政赤字的规模，并进一步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三是为进一步提高政府宏观调控的效率，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应当加快调整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四是要通过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突出公共财政特征，统筹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之间的协调发展。
  三、调整和完善财政政策的建议
  1．做大一个“蛋糕”。做大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这块“蛋糕”，是财政工作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只有“蛋糕”做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才有坚实的基础，政府宏观调控效率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才有根本保障。为此，今后一个时期财政在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要努力实现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不断扩大财政收人的增量，保障党中心、国务院确定的重大战略目标的财力需要。
  2．维持两个规模。就是今后几年财政赤字和财政债务仍将维持一定的规模。这主要是因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任务很重，财政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同时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和财政风险加大等问题，赤字规模也不宜过大；在目前经济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的情况下，赤字规模也没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因此，今后四年财政赤字仍将维持现行规模不变。相应地，财政债务也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规模，但要注重合理调整债务结构，将债务负担率控制在合理界限内，以有效地防范财政债务风险。同时，维持一定的债务规模，也是协调货币政策、激活市场的客观需要。
  3．调整三大存量。一是调减长期建设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空间用于支持税制改革，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投资自主增长能力的提高。同时，要调整优化建设国债项目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解决“五个统筹”的问题。二是调整财政补贴，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重点是将目前补贴在粮食流通领域里的财政资金，调整为补到生产环节，拿出部分粮食补贴资金用于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同时，要适当压缩国有企业亏损补贴，除对农业、环保等基础行业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支持外，应逐年削减或停止一般性企业亏损补贴。三是调整优化一般预算支出结构。突出公共财政特征，有保有压，加大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投入，支持农业、、、卫生等方面的发展。
  4．加快四大改革。一是认真落实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各项措施。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建立中心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结合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促进外贸体制改革，调整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对以往拖欠的出口退税，由中心财政采取适当办法逐步解决。二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税前扣除标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实施消费型增值税改革。将新增机器设备等生产性固定资产已征增值税款纳入增值税的抵扣范围，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水平。四是健全其他相关税收制度。开征房地产税，相应取消相关税费；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征收范围；合并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开征车船税；适时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增值税和筵席税。
  5．完善五项政策。一是完善收入分配政策。简化公务员工资结构，实行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适当拉开职务间工资差距，形成与公务员职责、贡献和资历关联度较强的工资增长机制。逐步实行规范化的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不同地区之间附加津贴差距过大，完善非凡岗位津贴制度，逐步理顺各地区和各行业的工资分配关系。二是支持完善保障制度。统筹推进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逐步解决养老保险转轨成本；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依法扩大覆盖面，逐步实现省级统筹；坚持统账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模式，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城镇职工扩大到所有城镇居民。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保障工作，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和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三是支持完善政府投资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财政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国家安全、国土开发和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同时，要彻底改变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治理制度，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实行同等政策待遇。四是支持和促进事业改革与。认真执行有关对教育投入的规定，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引导社会资源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非凡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力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合理调整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城乡、区域之间的教育资源投入比例，向义务教育倾斜，促进义务教育服务均等化。五是加快解决“三农”问题。继续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步和农村扶贫开发等工作的支持，逐步将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科技文化等纳入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优化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的现有财政资源配置，增加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认真落实中心关于财政预算内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新增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增加国债资金用于农村投资的规模。建立有效的财政支农机制，逐步整合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渠道，确保支农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率。
  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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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7:28 辛国海 客户经理

  2000年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投资意愿减弱，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直接原因。不断加深的通货紧缩将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尽管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此，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政策衔接起来。
  2000年货币政策 ●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外币管理体制 ●积极推进个人信用制度建设，实施储蓄实名制
  ●鼓励商业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品种创新 ●加强信贷政策指导，引导资金流向●积极推进货币市场建设
  ●改进农村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引导规范民间信贷 ●积极支持金融企业上市
  2001年货币政策 (一） 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持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 （二）充分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合理确定本外币利率水平 （三）制定和实施信贷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贷款投向，有效发挥信贷政策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
  （四）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五）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继续发挥窗口指导作用
  2002年财政政策
  第一,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政策目的是保持必要的投资拉动力度。
  第二，继续利用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进行贴息，发挥一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银行贷款投入企业技改。
  第三，根据情况继续提高行政事业人员的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第四，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第五，继续坚持强化税收的征收管理。自1998年以来，强化税收征管取得明显成效。 第六，继续稳定和完善税制。基本稳定税制，适时适当地微调税制；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在条件成熟时推进出口退税体制的改革。
  2002年货币政策
  （一）适时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二）继续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灵活调节基础货币投放 （三）加大信贷政策的指导力度 （四）规范和加强再贷款管理，收回再贴现
  （五）进一步推动货币市场发展 （六）提高货币政策实施的透明度，引导社会的合理预期
  2003年货币政策
  2003年可谓货币政策大有作为的一年。这一年，央行货币政策手段之新、力度之大，可谓前几年所罕见，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货币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贷款增速过快直接导致了2003年央行四大货币政策措施的出台。
  2004年：积极财政政策功能面临转型
  2004年中国经济将承接2003年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国民经济有望增长8.5%左右。2004年,宏观调控政策将在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功能转型的同时,适度微调货币政策,以维护好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并通过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增强经济自主增长的内在动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004年货币政策取向：一是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二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发挥利率调控作用；三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四是着力调整信贷结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五是加快发展金融市场，扩大直接融资；六是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资金支持工作。2004年货币供应量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应低于2003年的实际水平。预计M1和M2分别增长17％左右，人民币贷款增加2.6万亿元。
  2005年财政政策
  由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性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实施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居幕后。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绝不等于财政政策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不作为或无所作为。
  2005年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市场化手段加强总量调控，优化信贷结构，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和金融市场建设，改进外汇管理，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保持金融平稳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6年财政政策2006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着力推进投资、消费和出口健康发展. 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 二是调整和优化政府投资结构。 三是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四是巩固和发展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成果。
  2006年货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