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分析题从金融危机角度说明我国货币...
龚尧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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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7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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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7 10:25最佳答案
⑴ 法定存款准备率:是指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其吸收存款的一部分上缴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的比率。效果: ① 即使准备率调整的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波动; ② 其他货币政策工具都是以存款准备金为基础; ③ 即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种种原因持有超额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整也会产生效果; ④ 即使存款准备金维持不变,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商业银行体系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局限性: ① 法定存款准备率调整的效果比较强烈,致使它有了固定化的倾向; ② 存款准备金对各种类别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种类的存款的影响不一致,因而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因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而不易把握。
⑵ 再贴现政策: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持有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所做的政策规定。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时再贴现率的确定与调整;二是规定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资格。效果: ① 再贴现率的调整可以改变货币供给总量; ② 对再贴现资格条件的规定可以起到抑制或扶持的作用,并能够改变资金流向。局限性: ① 主动权并非只在中央银行,甚至市场的变化可能违背其政策意愿; ② 再贴现率的调节作用是有限度的; ③ 再贴现率易于调整,但随时调整引起市场利率的经常波动,使商业银行无所适从。
⑶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以此来调节市场货币量的政策行为。效果:①主动性强,它可以按照政策目的主动进行操作; ②灵活性高,买卖数量、方向可以灵活控制;③调控效果和缓,震动性小;④影响范围广。局限性:①中央银行必须具有强大的、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的金融实力;②要有一个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且市场必须是全国性的,市场上证券种类齐全并达到一定规模;③必须有其它政策工具的配合
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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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7 10:31 连书纳 客户经理
一、分类
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所采用的政策手段。
1.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指法定存款准备率、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称“三大法宝”。
2.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消费信用控制: 是指中央银行对不动产以外的各种耐用消费品的销售融资予以控制。
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是指中央银行对有关证券交易的各种贷款和信用交易的保证金比率进行限制,并随时根据市场的状况加以调整,目的在于控制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量,抑制过度的投机。
不动产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在房地产方面放款的限制性措施,以抑制房地产投机和泡沫。
优惠利率:是中央银行对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如出口工业、农业等,所采取的鼓励性措施。
预缴进口保证金:是指中央银行要求进口商预缴相当于进口商总值一定比例的存款,以抑制进口过快增长
3.其他货币政策工具
一类是属于直接信用控制,主要手段包括规定利率限制及信用配额、规定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比率和直接干预等;
一类属于间接信用控制,如中央银行通过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办法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二作用
三大传统货币政策工具
⑴ 法定存款准备率:是指以法律形式规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其吸收存款的一部分上缴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的比率。效果: ① 即使准备率调整的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波动; ② 其他货币政策工具都是以存款准备金为基础; ③ 即使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由于种种原因持有超额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调整也会产生效果; ④ 即使存款准备金维持不变,它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商业银行体系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局限性: ① 法定存款准备率调整的效果比较强烈,致使它有了固定化的倾向; ② 存款准备金对各种类别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种类的存款的影响不一致,因而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因这些复杂情况的存在而不易把握。
⑵ 再贴现政策: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持有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所做的政策规定。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时再贴现率的确定与调整;二是规定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资格。效果: ① 再贴现率的调整可以改变货币供给总量; ② 对再贴现资格条件的规定可以起到抑制或扶持的作用,并能够改变资金流向。局限性: ① 主动权并非只在中央银行,甚至市场的变化可能违背其政策意愿; ② 再贴现率的调节作用是有限度的; ③ 再贴现率易于调整,但随时调整引起市场利率的经常波动,使商业银行无所适从。
⑶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以此来调节市场货币量的政策行为。效果:①主动性强,它可以按照政策目的主动进行操作; ②灵活性高,买卖数量、方向可以灵活控制;③调控效果和缓,震动性小;④影响范围广。局限性:①中央银行必须具有强大的、足以干预和控制整个金融市场的金融实力;②要有一个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且市场必须是全国性的,市场上证券种类齐全并达到一定规模;③必须有其它政策工具的配合。 -
2021-10-07 10:28 齐智善 客户经理
1、存款准备金率。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央行在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阶段(2008年下半年)、应对国内通胀压力阶段(2010年至2012年上半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阶段(2014年以来)。
在这三个阶段实施的货币政策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持续下调或持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2、公开市场操作。
相比较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政策而言,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最为频繁的,是流动性调节的常规手段。这是因为央行可以根据流动性变化及时调整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品种、方向和力度,发挥预调微调的功能,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主动性。
3、再贴现。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央行的再贴现、再贷款政策则主要通过扩大再贴现的对象和范围、创设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引导资金和信贷流向县域、“三农”和小微企业,支持相关国民经济薄弱环节。
4、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在我国的使用频率较发达经济体要高得多。在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迅速蔓延时期、 2010年至2011年上半年的通胀压力较大的阶段以及2014年下半年以来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阶段,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都较为频繁,平均1-2个月即调整一次。
5、再贷款政策。
传统的再贴现、再贷款政策逐步淡出,但衍生出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和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新型”再贷款政策。
参考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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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7 10:22 龚岩琳 客户经理
政府使用的手段就两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就是最大的政策手段,虽然保住了我国在金融危机中没有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现在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居高不下的通胀。 -
2021-10-07 10:19 齐智国 客户经理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第六,财政政策淡出、货币政策弥补问题。当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积极探讨以货币政策来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问题。货币政策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其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以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往往是信贷可得性比较高的部门,而不是融资困难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没有必要来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空间,只有在总量意义上,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和稳定价格指数这些方面,货币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对此,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主要有:(1)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可以降低社会的投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业银行的利差有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贷款利率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2)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加中小民营经济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社会总投资的增长,稳定价格指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政策具有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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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7 10:16 车广义 客户经理
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以及需要采取的货币政策与去年相比,2010年的货币形势更加复杂,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如何妥善处理好通胀压力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关系。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个货币问题。由于2009年的货币高投放和信贷高增长,2009年11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负转正,上升了0.6%,增速超出人们预期;12月通胀率进一步攀升至1.9%,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则首度由负转正;2010年1月,CPI虽然上升幅度低于上年12月,为1.5%,但PPI却上升了4.3%,为去年以来首次超过CPI,表明通胀压力正在释放,工业品开始成为通胀的推动因素,而且这种因素很可能会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攀升①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而得到强化。从M1、M2长期波动曲线和物价走势看,大体可以将货币政策分为四种类型:从紧(货币供应量增速小于15%)、稳健(15%~20%)、宽松(20%~25%)和扩张(25%以上)。每当货币供应量增速进入宽松区间都会引起通胀率上升(有一个滞后期),进入扩张区间则会带来严重通胀.在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资源资金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宽松的货币供给仍然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抑制通胀与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可能会成为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第二,如何调控资产市场,避免出现过大泡沫。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刺激经济,多个经济体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资金流动性大增,大量资金流入亚洲新兴国家,刺激资产市场投资活动。在中国,2009年投放的巨量信贷有相当部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这些资金或者已经进入资产市场牟取短期收益,或者蛰伏在银行体系等待资产市场更好的投资时机。因此,2010年不仅通胀压力较大,而且资产市场也仍然存在着泡沫继续膨胀的风险。2009年尽管信贷规模巨大,但上证指数一直在3000点左右徘徊,并没有因资金充裕而出现暴涨。虽然个别市场泡沫严重(创业板平均市盈率一度高达123倍多),毕竟市场规模小而无碍大局。股市的稳定表明政府调控能力在提高,其主要手段,就是利用融资、再融资,对泡沫进行稀释。②因此,除非重大因素出现变化,2010年股市应该不会出现大的泡沫,资产市场的风险仍然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上。新年伊始,海南房地产市场在国务院公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即出现大量泡沫,房价一路飙升,甚至还出现了房价每天上涨1000元/平方米、一天几次变动价格的高温行情。目前在政府的强力调控下,房地产市场开始趋稳,有些过热地区房价出现回调。但是一旦经济出现二次回落风险,需要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打压泡沫的决心有可能发生动摇。第三,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近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炒作再度升温,并得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呼应。甚至认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0%左右。 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我国坚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肯定会遇到一些经济贸易摩擦甚至其他报复性措施;如果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则有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热钱涌入和资产价格上涨。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货币升值通常会导致资产市场价格上涨。国外热钱的升值预期,会吸引投机资金流入,从而推高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如果能够容忍一个较高的通胀率(例如5%~8%),就可以间接地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因为巨额贸易顺差会因为出口商品价格的上升(相当于实际汇率上升)而减少。当然与直接升值相比,通胀率影响实际汇率的过程较长,有关因素也更加复杂。从目前情况看,无论是让人民币升值还是保持汇率稳定,对中国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总之,2010年中央银行将面临货币政策的两难处境:过紧可能影响经济复苏,过松则助长泡沫和难以抑制通胀。而且随着刺激政策对于经济复苏驱动力的逐步弱化,如果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没有跟上,这种两难的局面将会更加凸显。因此,时机和力度的把握成为考验央行调控能力的关键因素。 2010年货币政策取向和特点2010年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奠定了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同去年相比,今年的货币政策取向应该是: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加大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力度,适度回收流动性。同时要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强化金融风险管理。具体来说,货币政策操作应突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抑制通胀角度出发,货币政策应由侧重于“宽松”转向“适度”。尽管去年和今年货币政策的基调都是“适度宽松”,但重点应有明显不同。去年为保增长而侧重于保证充足的货币供给、增加市场流动性;今年为防通胀,同时要继续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应更加注意政策的精细化操作,确保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以实现既有效控制通胀预期,又防止经济出现较大波动的目标。为此,在货币供应总量上,一方面要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保证经济运行通畅;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加息等调控工具,力争将过高的货币供应量降至20%上下,避免新增人民币贷款的过快增长和通胀压力的快速积聚。 第二,信贷政策应更加注意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过去长期依靠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成本实现快速增长,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为此,信贷政策应更加注重“有保有压”,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要严格控制向“两高一低”行业和项目投放贷款,同时对于弱质产业和新兴产业,信贷政策的导向作用应进一步强化,鼓励和支持银行信贷向农业、中小企业、节能减排项目、高新技术项目、海外投资活动、兼并重组等方面倾斜。第三,面对复杂形势,更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要通过调整信贷结构,强化合规性管理,对银行体系的高风险环节实施有效监控;另一方面,对于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资本跨境流动要加强跟踪和监控,多部门协同动作,打击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跨境热钱流动。第四,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加大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汇率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使人民币汇率能够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
2021-10-07 10:13 辛均志 客户经理
一、目前我国宏观调控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独家证券内参,披露更多内幕……)
1.经济开放度进一步提高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发展,这是当今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现在我国已经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和交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对我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构成较为严峻的挑战。当前我们正处于加入WTO后最为关键的“过渡期”,一方面,我国经济开放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必须充分利用时间有限的“过渡期”,提高驾驭宏观经济全局的能力,以适应日益加速的开放步伐。由于时间表的限制,与过去20年的“自主开放”相比,其紧迫性将更为突出,刚性将会更强,将会更加“不由自主”,对于这种开放型经济深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质的变化,宏观调控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目前,我国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了管制。这意味着,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大打折扣。而实际情况是,虽然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尚不能自由流动,然而巨额的“错误与遗漏”数额的存在表明,资本项目一直在变相地实现着国际间的流动。这说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不充分,也为决策层如何处理好开放经济条件下对内平衡的政策限度提出了挑战。
2.宏观调控的基本环境进一步复杂化
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目前还只是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宏观调控面临的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开始更为凸显,使得宏观调控的基本环境相对复杂化,可变性大,从而对宏观调控的运作构成了较为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宏观调控生效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经济市场化程度必须很好,以便于任何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都能够迅速、无偏地通过政策中介传递到基本的经济单元,使其根据自身利益的受影响程度作出反应,间接地实现预定的宏观调控目标。企业和个人作为宏观调控的个体,其行为直接关系到宏观调控目标能否落实,调控信号能否生效。从现实经济生活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的行为都还不尽合理,还没有成为规范的市场经济主体。从企业的经济行为来看,无论是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都存在着不清晰或不甚清晰的问题,还没有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起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生产经营行为短期化、产品缺乏竞争力、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不高等现象十分突出。就个人经济行为而言,作为劳动力,难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公平自由流动;作为消费者,尚未完全以货币所有者身份进入市场;作为投资者,尚不具备独立的资格自由从事多种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市场信号扭曲,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还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诸如,价格扭曲现象较为突出,资金、资源、技术、价格不合理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生产要素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既不健全也不规范;经济行为的利益驱动更加明显,严重的地区贸易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妨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而且造成局部利益刚化。这些扭曲现象不纠正,宏观调控措施就很难到位。
3.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进一步突出
首先,在出口下降和进口增加的双重压力下,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压力仍很突出,需求的内在自主增长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多数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仍处于供给过剩状态。严峻的出口形势又进一步加剧着国内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从供求总量来看,加入WTO初期,由于扩大开放国内市场和降低关税税率,进口刚性增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的矛盾还有可能加剧,通货紧缩的趋势仍是宏观调控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城乡居民就业压力持续增长。“十五”期间,城乡每年新增劳动力人数将升到峰值,加上现有的下岗失业人员,城镇每年劳动力供给量在2000万人以上,而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在800万个左右,缺口很大。另一方面,我国现正处在深化改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现有企业和今后新增企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等量资本投入所需的劳动力将会减少。
再次,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趋突出,存量资产结构重组、增量资产结构高效要求更加迫切,地区结构、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如何既提高效益又优化结构,如何既调控总量又调控结构,都在挑战着现行的宏观调控。
4.宏观调控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必须担负起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目标所赋予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必须在为实现目标服务的同时,尽快地弥补自身的缺陷。事实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已经对宏观调控形成了一种“硬约束”,即宏观调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且越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越是需要提高调控的质量。再加上前面述及的问题,使得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有特殊性。比如,我国已经确定“十五”期间将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为主要目标的适度增长阶段。这种转变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因而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的可能性也会增大。但既然以追求经济增长质量为主要目标,就意味着即使经济速度下滑,也不应牺牲经济增长质量。然而,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调整也会受到限制。又如,我国宏观调控目标不仅要追求效益,还要兼顾公平。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政府还需要增加完善社会保障、支持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支出,这使得政府负担加重,宏观调控空间缩小,难度加大。另外,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其行为仍不尽合理,不尽规范,如何在重构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进程中,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机配合、相互制约的宏观调控体系亦非易事。
二、宏观调控需要注意把握的几个基本原则
1.廓清宏观调控的界限
准确而完整地理解宏观调控是正确实施宏观调控的先决条件。在现实经济中,宏观调控异化和滥用的现象并不鲜见。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还宏观调控以本来面目。
首先,要明确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具有三重身份:
一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其基本职能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其基本职能是保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三是宏观调控者,其基本职能是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同的身份必须履行不同的职能,否则就会造成“越位”。所以,在转轨时期,尤其是在目前政府机构进行重大改革,进一步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界定清宏观调控的职能,这是我国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要把宏观调控与政府管制严格区别开来。政府管制属于微观经济学范畴,可以理解为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管制对象往往是个体经济单位;而宏观调控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可以理解为对宏观经济的干预,其调控对象是经济总量和结构。虽然微观基础是宏观调控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现实前提,但是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毕竟不是一码事。
再次,要把宏观调控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严格区分开来。虽然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离不开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但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却不是宏观调控者身份下的份内之事。
最后,要把宏观经济调控与带有全局性质的管理和纵向管理严格区别开来。虽然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都是就业、经济增长等重大经济问题,但并不是所有重大经济问题都是宏观调控的对象。
2.正确确定宏观调控政策取向,把握好调控力度、时机和手段
宏观调控要成功,首先要立足现实,准确把握现实,正确判断形势,选择正确的调控方向。西方发达国家“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原则对我们也是适用的。笔者在此强调两点:一是为和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接轨,也为了清晰地界定出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宜将积极的政策更名为扩张性的或膨胀性的政策。因为积极仅表明一种态度,并不能清楚地刻划出方向。当经济偏冷时,扩张是积极的,而当经济过热时,从紧也是积极的,故不能把积极与扩张划等号,把紧缩和消极划等号。二是决策层要见微知著,审时度势,准确地找出经济走势的“拐点”,及时调整政策方向。政策方向一旦确定,力度的把握便至关重要。力度适度关键在于“微调”,微调这个词是美国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勃创造的用来指导政府精确地调控宏观经济的专业术语。要搞好微调,一是要把它当作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开展;二是要及时掌握信息,科学作出判断;三是要充分了解不同微观主体的政策反应。调控时机的把握一方面应考虑时滞因素,加强预调。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或停止都要留出余地,以便和实际经济走势同步发生;另一方面应考虑政策的及时性,要在问题发展过程中及时采取措施,而不是等到问题严重到不可收拾时才采取行动。为了能够准确地把握调控力度和时机,就需要加强对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监测和预警,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统计指标体系。在调控手段运用方面,笔者认为主要应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除计划手段外均应淡化,甚至有时可以把它们作为一种紧急救援手段看待。
3.应该更加注重调控手段的协调与配合,努力搞好“五个结合”虽然我国经济出现了转机,但是稳定增长的基础并不十分牢靠。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必须研究新形势下的新问题,继续增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其他政策的协调渠道,提高配合水平,努力搞好“五个结合”。
第一,把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与经济结构高度相关。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反之则是经济过热或有效需求不足。
第二,把扩大内需政策和增加有效供给政策结合起来。姑且不论现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及影响,仅就政策本身而言,它们都是短期政策,是外生力量,而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内生力量的结果。因此,应该在继续扩大内需的同时,对有效供给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
第三,把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结合起来。这一结合需要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职能的配合。主要是通过创造公平环境,强化竞争,激发微观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以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把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结果,毕其功于一役不现实,但又不能悬而不决。所以,在治标的同时也要考虑治本。治标就是先消除“盛火”,而治本则注重“调理”,不仅考虑消除“盛火”,而且考虑“盛火”的根源。
第五,把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与调整结合起来。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并非意味着不可调整。但是这种调整是“稳中求变”、“稳中微调”,以避免政策大起大落给经济带来的震动。
三、宏观调控领域值得深思的几个理论问题
1.关于西方宏观调控理论
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一方面要具体分析,尤其是要考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应用条件。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政策工具,也要看它是否适合我国国情。由于国情的差异,对西方适用的政策未必在我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有用的东西能否产生应有的效果,除了本身的原因之外,还取决于它所在的环境条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环境条件的差异性,就注定我们不可对号入座、照抄照搬,以防食“洋”不化。比如,在市场经济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同方向变化,而与失业率反方向变动。而在我国,现实的情况·是:在经济增长回升的同时,物价持续下降;在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的同时,下岗失业率上升。针对这种特殊情况,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政策工具及其组合,方能奏效。另一方面,对西方宏观调控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要予以高度重视,大胆吸收借鉴。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我认为两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稳定化政策,其基本观点是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经济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回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必要采取刺激性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这一点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应主动采取相应的政策,充分发挥出政策导向对市场机制的促进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宏观调控不是市场机制作用后的二次调节,而是完全可以和市场机制同步运作,对经济因势利导,共同促进增长。另一个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的观点。虽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总体上否定一切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对预期在经济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却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这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主体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越来越多地作出自己的预期,预期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地位会日益重要。所以,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预期这个因素,并把以预期为基础的博弈理论自觉地应用其中,尽可能克服宏观调控政策的博弈选择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功效。
2.关于宏观调控的路径依赖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其路径走下去。路径依赖原本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专业术语,笔者在此提出宏观调控的路径依赖无意故弄玄虚,也不避牵强附会之嫌,只是想借此概念说明宏观调控有可能出现的一种危险。如果初始选择的路径是正确的,则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制度变迁会进入良性循环,这自然求之不得。但是,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才初步建立,如何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选择正确的变迁路径,还存在着多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路径出现差异,同样会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进入恶性循环。一旦这样,则与宏观调控的初衷南辕北辙。从实际情况看,原有体制的惯性和原有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定式在一定时期仍会存在并产生影响,有使新体制下宏观调控走偏的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对制度变迁中宏观调控的每一次选择都要慎之又慎,实施后还要与既定目标经常进行对比分析,一旦偏离,立即采取措施,使之回归正确路径。
3.关于宏观调控的可持续性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宏观调控作为国家一种特定的经济职能,会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就必须把宏观调控的可持续性提上议事日程。不能是不惜一切代价单纯追求近期目标的实现,而是应适当着眼于今后长期目标和调控的可持续性。按可持续的观点,当前宏观调控既要满足现行目标的需求,又不能对今后实现调控目标的能力构成危害。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在实践中艰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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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7 10:10 梅金莉 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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