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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08:40 米增强 客户经理

  汉森－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认为，投资和国民收入的相互作用会引发国民收入的周期性波动。是故，作为对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一种解释性假说，“乘数—加速数模型”属于内生经济周期理论的范畴。 1.乘数原理乘数概念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于1931年首先提出。1936年，凯恩斯在其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提出乘数原理，具体考察投资的变动对收入水平产生影响的机理。依据凯恩斯的观点，所谓投资乘数，指的是投资支出的变动所引致的总需求进而国民收入的变动数量。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有关。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所引起的连锁反应越大，收入增加得越多，乘数就越大。同样，投资支出的减少，则会引起收入以倍数的方式减少。 2.加速数原理 加速数原理说明的则是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所谓加速数，就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一单位产量（或消费需求）的增加所导致的投资增加的数量。加速数原理的基本内容是：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则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引起对资本需求的增加，投资于是相应地增加。显然，生产一定数量产品所需要的资本投入越多，亦即资本-产出比率越高，收入变动对投资需求的影响越大。 实际上，引致投资不仅取决于既有的收入水平所导致的消费需求的变化，而且也是预期收入变动量的函数。因此市场预期对引致投资的影响不可低估。 尽管在凯恩斯之前就有人提出了加速数的概念，但凯恩斯只对乘数原理作过充分的论述，其分析并未涉及加速数原理。后来，汉森和萨缪尔森将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并认定它们的相互作用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3.乘数—加速数原理的基本思想 秉承凯恩斯的思想，乘数—加速数原理认为，总需求的变动是引发经济周期的关键性因素；而在总需求的波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投资的变化以及心理预期的调整。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投资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从而国民收入更大量的增加，国民收入的增加反过来又会通过加速数效应带动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如此循环作用，国民经济便会呈现出繁荣的态势。然而由于社会需求与资源的限制，具体地，例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以及流动性偏好规律的制约，总需求进而国民收入的增速会逐步降低。国民收入增速的这种变化会恶化市场预期，使得投资逐步减少。投资的减少又会经由乘数的作用使得国民收入的增速进一步地降低。如此这般地，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的共同作用会使得国民经济进入衰退的阶段。不过，在衰退持续一段时期后，至少固定资产更新的需求会增加，市场预期最终会逐步改善，从而使得投资增加，经由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进而经由加速数原理反过来进一步地促进投资的增加，最终使得国民经济摆脱衰退、趋于复苏，并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 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既然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的共同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自发造成国民经济由繁荣到衰退、转而又由衰退到繁荣的周期性波动，因此市场机制本身也就不可能消弭这种周期性的波动，这就需要政府的有效干预，以减轻经济周期的破坏性，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对“乘数—加速数原理”产生误解的主要原因 在国内的教科书中，经常会罗列“乘数—加速数模型”赖以成立的一大堆假设条件。但其实，在最经典、最简单的模型构造下，“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假设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假设消费需求是上一期国民收入的函数；二是假设投资需求是当期消费变动量的函数。前者涉及乘数效应，后者涉及加速数效应。 在上述两个简单明确的假设下，再引入总供求均衡的表达式，便构成了一个最为简单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这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解这个差分方程，便可以得到一个通解。分析这个通解便可以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会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特征。这种波动显然是由乘数效应和加速数效应共同造成的。 因此，只要对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假设条件无异议，只要通晓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则不应对“乘数—加速数模型”的逻辑产生任何疑问。换句话说，若想推翻这个理论，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否定上述两个假设前提。而“乘数—加速数模型”的这两个假设条件符合经验或实证，不易否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历经半个多世纪，“汉森－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模型”仍被作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关于经济周期形成原因的经典理论。 目前，国内对“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批判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轻易否定这个模型的经典假设，或者随意增删假设条件。 无论是否定模型的原有假定，还是增删新的假定，都需经过充分的论证，例如必须经过经验实证的检验等，不能轻率从事。而且从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在经过谨慎考虑以后，对原有模型的假设条件的增删，不一定就是对原模型的否定，而经常是意味着对原模型的发展。 二是由于数学知识欠缺，不能以差分方程的求解等数学逻辑来理解这个模型，而是完全凭借文字逻辑来思想、理解这个模型，这就难免出现逻辑模糊、间断、跳跃、乃至混乱的情况。要知道，所有关于“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文字阐述其实均是源于对其数学推导过程的文字演绎，难免失真。 例如，我在第一部分讲“一、关于‘汉森－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数相互作用理论’的理解”的时候，脑子里萦绕着的其实就是两个方程、一个恒等式，然后就是一个二阶差分方程及其求解过程，最后就是这个方程通解的形式及其性质。但却硬要以文字语言的形式来阐述、解析脑子里所萦绕着的这些东西，于是在整个第一部分的文字语言表述中，表述不清、言犹未尽的感觉至今挥之不去。 三是为绕开数学推理的艰难，国内教科书经常会设计一个具体的数据案例来解释、阐述“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基本原理。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许多人基于这些具体的数据案例来批评乃至否定“乘数—加速数模型”。但这些案例其实只是对“乘数—加速数模型”基本原理的阐述和解释，而不是证明。因此对这些案例的挑剔或指责不足以否定“乘数—加速数模型”的正确性。 所以我说，在没有掌握“乘数-加速数模型”的差分方程解法之前，先不要急于否定这个模型的恰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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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08:37 齐晓娟 客户经理

  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之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这种“市场决定性作用”具有社会历史性。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某些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不仅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性质不同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与倡导“市场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不同的政府调节方式和调节领域，从而既能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能避免价值规律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关键词：市场；决定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国家微观规制；资源配置自商品经济产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方式的进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在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化之后，资本主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就开始发挥决定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尽管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但在一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同样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对用于生产和消费的各种资源加以配置的一种方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而调节商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从而调节经济运行和发展。所谓市场决定性作用，就是指通过竞争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影响。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一)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1．“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表现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商品价格的波动对各种生产资源和消费资源进行自发配置。在这一阶段，市场中的商品交换主体处于自由竞争的地位。除税收以外，政府对交换主体的影响微乎其微。恩格斯指出，在大工业发展初期，自由竞争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1］。历史上，随着工业革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在这一条件下，由于没有政府对商品交换的调节和干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商品价格的较大波动表现出来，从而导致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失衡逐渐成为常态。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例如，1842年至1868年期间，经济危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十年左右就爆发一次。［2］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又反过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表现为商品相对于消费者购买能力的过剩、劳动者失业、企业破产、生产设备闲置等等。在无国家干预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然仍然表现为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但商品供求失衡以及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加巨大，对生产力的破坏更加严重。随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大生产程度越来越高。市场交换主体之间的无规制自由竞争已不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和私人垄断资本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驱动下，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生产的社会化和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经济危机更加猛烈地爆发。而经济危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破坏和浪费程度最严重的典型案例，就是1929年至1933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2．“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原因在无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上述表现，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在主观方面，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使得价值规律的盲目自发作用没有受到有效约束。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有误命题(即资本所有者受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其本意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直到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前，主流经济学的基础是萨伊定律。萨伊定律避开货币交换媒介职能包含的危机可能性，从物物交换出发，宣称“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3］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形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在经济学界和政府管理者的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自发决定，可以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而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不应该对市场活动进行任何干预。实际上，尽管《国富论》中阐述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生活的优势，但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还同时阐述了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伦理道德对于调节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不幸的是，他的这种思想由于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作了割裂，因而并没有被后来者所重视。［4］从总体上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思想使得价值规律作用所带来的经济无序性和低效性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在客观方面，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共同作用，使得“市场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又有消极的负面效应，市场两面性功能的表现如下：首先，价值规律使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既调节着商品的需求，又调节生产要素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这使得市场具有资源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等功能强点。但是，这些功能强点同时又形成了市场的调节目标偏差(即无法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发展目标)、调节速度缓慢、调节成本昂贵、调节程度有限等功能弱点。［5］一方面，这种自发调节是具有滞后性的事后调节，往往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可能引起经济的波动；另一方面，市场的资源短期配置功能使得商品生产者只关注短期利益，投资于短期能取得较大收益的产业，而不愿投资于回收资金周期较长、但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产业等。第二，价值规律使市场的技术创新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形成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刺激商品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从而获得收益，不断改进技术和管理，这使得市场具有技术创新的功能强点。但是，已经具有竞争优势、在技术上获取垄断地位的商品生产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就会阻碍技术的合理传播和使用，这使得市场又具有阻碍技术进步的功能弱点。第三，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具有两面性。价值规律通过竞争机制调节商品生产者的利益分配。竞争中获胜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多，而竞争中失败的商品生产者获得利益较少甚至无利可图或亏损。这使得市场具有局部利益驱动的功能强点。但同时，这又使得市场的调节目标偏离国家调控目标这一功能弱点得以强化，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导致两极分化：长期处于竞争优势的商品生产者由于获利多而得以不断扩大生产规模，而长期处于竞争劣势的商品生产者则由于获利少、无利可图或亏损而生产萎缩，甚至退出生产；另一方面，市场的局部利益驱动功能使商品生产者只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忽视环境保护、文化保护、公共健康等社会整体利益，更不愿投资于教育、卫生、基础研究等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的部门，从而导致负外部效应。私人剩余价值规律使市场的功能弱点得到强化和放大。私人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追求剩余价值是私人资本唯一的生产目的。为了赚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私人资本所有者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而使资本积累规模和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垄断并逐步向世界扩张。私人资本积累为强化和放大市场的功能弱点创造了条件。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形成相对过剩人口，使失业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另一方面，私人资本积累使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7］。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以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私人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逐使市场的功能弱点进一步被强化和放大，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烈度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社会资源造成的浪费更加严重。例如，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44%。危机期间，美、德、法、英的破产企业数量分别为14万、6万、5．7万和3．2万，美国全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之和高达1700万人，而德、英、法的失业者人数分别高达700万、300万和300万。在危机最严重阶段，美国和德国接近一半的工人失业。［8］(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参战国的战时国民经济管理，而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之后逐渐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但受到了政府的某种干预和调节。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的严重性使人们意识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两大理论流派，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9］1．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政策主张和实践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市场的自发调节无法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一理论的本质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充分就业。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曼昆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在论证方法上不断加以修改和补充，但其核心观点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是一致的。例如，萨缪尔森提出，由于对经济完全的自由放任会导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有必要在个人的创造性与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10］这条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将“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结合。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市场和政府干预在信息和激励方面各具长处与局限，有的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来解决，而有的市场失灵则需要政府干预来解决。［11］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一些开明的政治家就开始采取政策措施来摆脱经济危机。如192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以公共工程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以及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后推行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一系列增加购买力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于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不涉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加以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矫正。其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各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一是需求管理，即根据经济周期而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期熨平经济波动。但在实际政策操作上，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主要采取了扩张的经济政策。二是产业促进政策，即通过产业政策来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三是经济计划化，即通过经济计划来引导企业的投资和经营。四是福利政策，即通过在再分配领域改善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增加总需求。［12］其次，各国政府对经济实施一定程度的微观调节或规制。一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法律和制度来维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二是对私人垄断企业等(特别是自然垄断的企业)加以规制。其途径主要有反垄断法、限制垄断价格等。［13］第三，各国政府通过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过程来影响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一方面，政府通过向私人企业订货、采购等活动来影响总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国家独资或与私人合营的企业来生产和提供公共产品。［14］国有化现象在战后西欧各国较为突出。例如，1968年，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英国和比利时的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百分比分别为33．5%、28%、22．7%、21%、17%和13．5%，［15］这些国家的国有资产主要集中于一些重要的生产部门。作为改良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具有进步性，但其改良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又导致政策主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形成了滞胀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这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了20多年较为稳定的增长。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这些国家长期实施的主要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长，这既导致国家财政长期赤字，又导致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从而形成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到了20世纪70年代，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形成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而这一时期的石油危机造成生产成本上升。扩张性政策已无法进一步刺激私人投资增加，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之中，形成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2．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政策和实践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在长期，市场的自发调节会使一国实际就业率趋向于与由该国技术水平、文化风俗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就业率相等，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对于实现自然就业率是无效的。［16］弗里德曼提出，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是熨平资本主义短期经济波动的唯一有效的政策。［17］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宣扬“市场万能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其政策主张集中体现在1989年为解决拉美国家经济衰退而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中。华盛顿共识既包含加强财经纪律、政府支出重点转向经济效益好的领域和促进收入分配改善的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等合理的政策主张，又包含很多脱离拉美国家实际的政策主张，如较快实施利率自由化、更具竞争性的汇率制度、贸易自由化和放松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等市场开放原则，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放松进入与退出的政府管制等减少或取消政府干预的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具体实践中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埋下了祸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凯恩斯主义对滞胀问题的束手无策使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例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执政期间都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弗里德曼关于控制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主张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从而使经济摆脱滞胀，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决定作用”的自由放任，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首先，私有化政策使经济危机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例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三个任期内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逐步推向深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系统战略。［18］私有化过程使社会财富分配向少数私人垄断资本所有者倾斜，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其次，金融市场的管制放松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从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由于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金融机构可以不受约束地从事各种高风险业务以获取高额利润。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活动过度扩张，导致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从而使经济运行风险不断积累。金融市场的风险积累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成为经济危机的引爆器。第三，对收入分配调节的缺乏使贫富分化现象加剧。在初次分配领域，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而在再分配领域，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导向使政府对收入分配没有进行有效的调节，从而使贫富分化日益扩大。3．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反周期干预，加上科技进步等因素，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经历了三四十年不断波动的正负增长。然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干预和调节，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之后，经济危机仍然不断爆发。与没有政府干预情况下的经济危机相比，这一阶段的经济危机因政府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调节表现出一些新特点。首先，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不明显。经济危机在这一阶段发生较为频繁。在二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间隔而形成的经济周期包含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等四个阶段，而在二战以后，经济周期的这四个阶段的界限一般并不十分明显，危机阶段对经济的破坏性一般比1929—1933年大危机弱得多。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危机阶段也会较为明显，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对经济的破坏也较为严重。例如，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期间，美、日、西德、英、意大利的工业生产分别持续下降16个月、15个月、23个月、22个月和19个月，下降幅度分别达到15．1%、14．1%、12．2%、12%和22．3%。［19］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没有消除。其次，经济危机主要以滞涨形式出现。在二战前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大幅下跌，例如，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中，美国物价下跌53．9%。［20］但在二战后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持续上涨，即所谓“滞涨”现象。美、日、英、法、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消费品物价指数分别上升了15．3%、32．5%、43．9%、19．1%、11．1%和24．6%。［21］这一现象既使商品进一步滞销，又加重了低收入群体和失业者家庭的贫困状况。第三，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交织。20世纪80年代后，债务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一种新形态。例如，1982年8月，从墨西哥开始，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智利等拉美国家先后宣布暂停偿还到期外债，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此后，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长期存在，并多次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22］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冰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相继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又开始频繁发生。这些金融危机不仅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在1994年、泰国在1997年(波及日本、韩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俄罗斯在1998年、巴西在1999年、阿根廷在2001年都先后发生过金融危机。而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则引发了波及不少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影响至今还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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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08:34 齐智富 客户经理

  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得到平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要解决经济危机，就需要政府出面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增加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抵消三大心理规律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另外，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人们的心理与投资的关系作了大量论述，归纳起来有两个短期投机理论，一个长期投资理论。在股票投资操作中，凯恩斯将经济学放在了次要地位，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心理学和行为学。他认为股票市场的运动不是基于价值，而是基于群体心理。凯恩斯用餐家报纸选美比赛的比喻通俗地表明了股票投资中分析和把握群体心理的重要性。他把选股比做报纸上的选美比赛：“报纸上刊出一百帧相片，有读者从中选出几名大家认为最漂亮的美女；谁的选择接果若与其他参加竞猜者之平均爱好接近，谁就得奖；在这种情形下，每名竞猜者都不选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人，而选其他人认为最美丽的人。每个竞猜者都持此想法，于是都不选他们本身认为最美丽者，亦不选选一般人认为最美丽者，而是运用智力，推测参与竞猜者认为最漂亮者”这样的选美结果是，选出了“大众情人”，选出了大多数参赛者都会喜欢的脸蛋。这种理论用于选股，就是研究大众的投资行为，从中获利。其精髓在于“他人愿支付乃一物之价值也”。马尔基尔（Malkiel)把凯恩斯的这一看法归纳为博傻理论。比如说，我傻，用高价买入高出其真实价值的股票，但我预计，还有人比我更傻，他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下我手中刚买入的股票，以此类推。凯恩斯认为，股票价格是虚拟经济的表现，股票价格并不是由其内在价值决定的，而是有投资者心理决定的，故此理论被称为空中楼阁理论，以示其虚幻的一面。他认为，股票价格虽然在理论上取决于其未来的收益，但由于长期预期相当困难和不准确，故大众投资应把长期预测划分为一连串的短期预测。大众通过对一连串的短期预测，修改判断，变换投资，以获得短期内的相对安全，这些短期投资造成了股票价格的波动。空中楼阁理论完全抛弃股票的内在价值，强调心里构造出来的空中楼阁。凯恩斯认为，与其花精力估算并不可靠的“内在价值”，不如信心分析大众投资未来可能的投资行为，抢先在大众之前，买进或卖出。如果说“选美理论、空中楼阁理论”是短期投机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凯恩斯的“长期友好理论”则是长期投资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所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主要在经济周期的性质、经济周期的原因及如何减少经济周期稳定经济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此外对经济学的未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04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卡基梅隆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芬尼·基德兰德教授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教授。两人获奖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方面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本文在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作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其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异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属于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多年来在经济学中一直风头很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之所以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源于他们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根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真实因素的冲击。近二十多年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根源和性质的看法，还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方向，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而且持久的贡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导致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真实因素，经济波动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对技术冲击所引起的变动做出最佳反应来调整劳动供给和消费的帕累托最优调整结果，经济周期的任何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经济，而且干预反而会造成人们福利水平的降低。具体来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真实因素冲击是经济周期的根源。按照他们的分析,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供给面上的一些无法估计的外部冲击,如技术冲击等。冲击导致了技术进步率大幅度地随机波动,改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工资及利率等经济变量的相对价格,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市场机制本身无法预测这些因素的变动与出现,因而经济中发生周期性波动。第二，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当技术冲击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时,理性预期经济主体会根据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调整劳动供给和消费,从而会产生一个大的供给反应,导致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在跨时劳动替代的作用下,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发生于某一个部门的技术冲击也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第三，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实际经济围绕基本趋势波动,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在波动。经济波动不应被视为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趋势是统一的。这就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了一起,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第四，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市场机制本身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作为外生力量的经济政策则难以与实际周期达到时间一致,并且还会减少人们的福利水平。基于这些认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者将政策及其失误作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主张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波动。第五，货币中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各派和主张自由放任的各派分歧的关键是短期中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否完善，需不需要国家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他们争议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经济周期问题，即经济中繁荣与衰退交替的经济波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争议围绕三个问题：经济周期的性质是什么？经济周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减少经济周期稳定经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为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向凯恩斯主义各派发起全面挑战，并取得了开创性成果。1、经济周期的性质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他们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即长期中的生产能力，长期总供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资源和技术，长期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稳定的趋势，称为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或者说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如果把各年的经济状况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长期的趋势用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周期就是这两种国内生产总值的背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在长期和短期中决定经济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总供给又有总需求。因此，人为地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是无意义的。由此出发，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即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并不存在与长期趋势不同的短期经济背离。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2、经济周期的原因经济周期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到现在为止已有几十种理论之多。这些理论大体可分为内生论和外生论。内生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经济体系内的原因。外生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经济体系外的原因。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属于内生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属于外生论。凯恩斯主义各派尽管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这就是说，在短期中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出现周期性波动就是必然的。因此，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本来所固有的，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消除或减缓，或者说，经济周期源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真实因素的冲击，这种冲击称为外部冲击，引起这种冲击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真实因素，因此这种理论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市场经济无法预测这些因素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作出反应，因而经济中发生周期性波动，这些冲击经济的因素不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与市场机制无关。所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典型的外因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把引起经济周期的外部冲击分为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冲击”和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冲击”。这两种冲击又有引起有利作用、刺激经济繁荣的“正冲击”,又有引起不利作用、导致经济衰退的“负冲击”。有利的冲击比如技术进步，这种冲击刺激了投资需求；不利的冲击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供给有不利影响。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可以成为对经济大大小小的外部冲击。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中，技术进步占2/3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也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之一。外部冲击如何引起经济周期呢？我们以技术进步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处于正常的运行之中，这时出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如网络的出现，这种技术突破引起对新技术的投资迅速增加，这就带动了整个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经济繁荣，技术是决定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种繁荣并不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背离，而是经济能力本身的提高。但新技术突破不会一个接一个，当这次新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过去之后，经济又趋于平静，这种平静也不是低于长期趋势，而是一种新的长期趋势。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与以后的衰退证明了这种理论。经济中这种大大小小作用不同的外部冲击无时不有，所以，经济的波动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3、稳定经济的政策对经济周期原因的不同理论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稳定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各派在政策上也不无分歧，但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也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稳定。所以，他们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国家干预是他们的基本特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既然经济周期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的，就无须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它们说明了由外部冲击引起的周期性波动不可能由政府政策来稳定，而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稳定。只有市场机制才会对经济波动作出自发而迅速的反应，使经济恢复均衡。比如，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带动了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就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使之恢复正常状态。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是反时的，经济不会大起大落。相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由于政府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经济预测，政策本身的作用有滞后性，加之政府政策难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决策者信息不充分，对经济运行的了解有限，政策不可能像决策者所预期的那样起到稳定作用。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作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用政府干预代替市场机制的结果，是破坏了经济稳定和经济本身自发调节的功能。通货膨胀作为货币供应量过剩的结果对于经济，特别是成长率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说明通货膨胀与经济成长的关系，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包括官方失业率U1数据和根据就业率计算出来的真实失业率U2)的历史数据将作为分析的对象。数据系列将涵盖繁荣的1920年代、大萧条的19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扩张期、滞胀的1970年代以及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成长期。由于经济本身具有周期性，一个足够长的数据系列是避免系统性偏差的唯一有效方法，也是为什么要采用美国历史数据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美国历史数据的相对可靠性。再者，美国在西方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其免受外来因子的干扰。在所有这些方面，其他国家的数据是难以匹敌的。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美国经济在扩张与收缩之间大幅度振动(图1)。到了下半叶，振幅明显减小，而通货膨胀则成为经常性的特征，并在各种线性与非线性回归分析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U2则自从1947年的劳工部开始统计以来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为了系统地分析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通货膨胀率系列与GDP增长率系列在不同的对应位置作线性回归并得出斜率与回归系数(R)的平方，这两个数据被用于对时间作图(图2A)。总的来说，线性相关性较弱，但可以看出两者在-3至-1年之间的正相关性(-3年的α≈0.05)和在1-4年区间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GDP上升领先于通货膨胀三年，而后者领先于GDP下降一年。如果在分析中使用GNP代替GDP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上述结果可以与以下两种可能性相容：(1)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低增长；(2)低增长-低通货膨胀-高增长。为了对于上述两种可能性进行验证，必须对于通货膨胀时期和通货紧缩区别对待。因此，分别对于两个时期的历史数据作回归分析。首先，是1927-1940年间的通货紧缩和萧条时期(图2B)。192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时期没有被包括进去是为了防止1910年代的通货膨胀的任何潜在的滞后影响干扰分析结果。分析结果在-1至+1年间显示显著的正相关性(α0.05)。显然，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并存，两者领先于成长3-4年。这一结果支持低增长-低通货膨胀-高增长的推理。其次，是1941-1999年间的成长与通货膨胀时期(图2C)，两种的速率都比较低。在-1至+1年间，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α50%)，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亚；其余16个属于中、低通货膨胀率组，包括德国、埃及、西班牙、法国、伊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典、瑞士、土耳其、美国。在这里，标准是选择各个大陆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某些大经济体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而被排除在外。对于这两组数据做线性回归得到不同的结果(图2D,2E)。中、低通货膨胀率组显示通货膨胀率与GDP成长率自0年开始的负相关性，其峰值在1年(α0.05)。由此可见，U2下降领先于通货膨胀，后者领先于U1的增加2-3年和7年，而U1增加之后1-2年都会有U2的下降。这里能够导出的一般推理是“失业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U1增加-U2减少”。如果从上述推理要作出因果关系的假设，首先可以认为失业率持续下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其次，通货膨胀可能造成中下阶层的经济困难，迫使的人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从而增加失业率U1。应该注意的是U1的增加是有滞后的，所以与GDP下降的即时效应不是同时的。换句话说，U1增加不是发生在衰退早期，而是发生在衰退之后的复苏时期。当U1下降到正常范围的时候，U2就降低了，说明全社会的就业率提高了。所以，通货膨胀本身并不刺激就业，而是通过增加生活费用来迫使非就业人口在衰退之后的复苏时期参与市场。第一部分未能解释如何从经济增长过渡到通货膨胀，而这一环节恰好可以通过失业率持续下降引发通货膨胀而得到解释。从经济衰退过渡到通货膨胀降低存在两种途经，即失业率增加和工资下降。对于U2的分析表明衰退早期的失业率只是略有上升，没有显着意义，说明工资下降可能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货膨胀时期的一个经济周期可以被假设为以下事件系列：(1)经济增长使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U1增加)；(2)的人就业导致失业率U2持续下降；(3)U2持续下降最终引发通货膨胀率上升；(4)通货膨胀率上升在短时间内引发经济衰退；(5)经济衰退减低工资以及就业率；(6)低工资以及低就业率减低通货膨胀率；(7)低通货膨胀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通货膨胀率的改变与经济增长率的改变是紧密相连的两个事件。可见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于通货紧缩时期，GDP数据上述假设相容，但由于就业数据的缺乏，目前尚无法验证上述假设是否适用。在各种与通货膨胀相关的现象中，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关系最为密切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通货膨胀带来经济衰退？首先，通货膨胀减少了可用于再生产的资本存量，其结果要么是减少生产，要么是增加借贷以维持再生产水平。在宏观水平上，两种效应必然同时存在。后者将增加对于金钱的需求和价格，使利率上升。其次，通货膨胀减少储蓄的本金和实际利率，从而减少储蓄的欲望。尽管利率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但往往不足以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美国1970年代的情况便是如此。通货膨胀也同样影响到股东的增值与红利。在通货膨胀期间，小投资者的回报在扣除税收之后往往成为负数。在这种环境中，超前消费变成一种时尚，银行的坏帐会增加。这是一种中长期的现象。由于国内资本形成途径受阻，通货膨胀必然增加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很可能触发货币贬值，造成资本外流、资金短缺，促使利率进一步上升。当利率上升和银行坏帐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衰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上述分析预期利率上升与两个因子相关联：(1)短期资本存量的减少；(2)中长期储蓄的减少以及资本外流。于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利率上升是短期现象与中长期现象的加成。这一预期已经为美国通货膨胀率与贷款利率在-1至8年的正相关性(α<0.01)所证实(图4A)。显然，在0-1年的峰值反映了短期效应，而其后的长尾反映了中长期效应。此外，美国通货膨胀率与一年期国债利率也具有类似的正相关性。利率改变对于GDP增长率具有即时的影响，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贷款利率与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性显示于在0年(α<0.01)和1年(α<0.05)，正相关性显示于3-4年(α<0.05)(图4B)。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与GDP增长率也显示类似的关系。以上定量分析充分证明了本文对于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中的两种作用机制的理论推理。有人以为通货膨胀可以鼓励消费而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其实，这种刺激是通过减少储蓄率而达到的。应该认识到储蓄并不意味着资本停止循环，而是减少消费以扩大再生产(包括基本建设、教育、研发的费用)，资本始终没有停止流动。减少储蓄丝毫不会增加社会的总需求量，而仅仅改变其消费方式。当然，储蓄率不是越高越好，但美国社会长期依赖日本和中国的储蓄来填补其预算赤字，其自身储蓄率过低则是毫无疑问的。通货膨胀可以减轻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倒是一点不假。但这种好处是短期的。随着储蓄的减少和利率的上升，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这种负面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已经相当明显，但问题尚不十分严重。这是因为美元最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最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地位决定了资本向美国集中的倾向，抑制了利率的上升，其它国家决不可能效仿美国的榜样。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必然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必然减少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和储蓄。某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不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为工资是与物价指数挂钩的。然而，挂钩不是普遍的，况且银行储蓄的下降无论如何不可能挂钩，两者对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均有影响。通货膨胀说到底是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既然是税收，就不可能不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除此之外，通货膨胀也可以被雇主用于抵消工资的增长，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方式。这里的所谓贫者主要不是指赤贫者，而是广大中下阶层。所以，通货膨胀必然使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基本消费品市场疲软。但是社会总需求量确实可以不受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减低可以被政府购买力的增加所抵消，社会中下层的购买力减低可以被上层购买力的增加所抵消，尽管这是一种不同的需求。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世界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代替黄金作为储备，所以这个体系可以称之为美元标准。这种情况与十九世纪英镑的统治地位相类似，但又有所差别：美元与过去的强势货币不同，它已经无法按固定牌价转换为黄金。美元仅仅是一种法定货币，其币值很容易在货币市场上被高估，而且这种情况早已发生。说美元被高估有两条证据。首先，联合国公布的PPP比例显示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被高估。其次，美元大量持续地流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国这一事实无疑是Gresham定理无处不在的体现。美元在边缘国比在中心国身价更高，所以流向边缘国。这种单向流动不会因为达到平衡点而终止，因为纸币的供应量可以无限增大，同时又完全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美国以印刷的纸张换取其它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而其它国家接受这种交换因为他们以为美元是一种保值的手段。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永远地延续下去。英镑在四个世纪之内贬值了三个半数量级，从而沿着通货膨胀的路子完成了自我毁灭。美元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也已经贬值了一个半数量级。如果美元要避免英镑的厄运，美国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财经政策，放弃那种以通货膨胀来消灭债务和增加税收的如意算盘。不过，在国债利息占用财政支出一半的时代，采取负责任的财经政策对于白宫的主人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挑战。某些美国经济学家宣称只要国债与GDP的比值不增加，国债不会成为问题。这种思维的背谬在于它一旦被各主要经济体所接受，整个体系就会进入赤字预算年代，到那时就没有人能够出来填补赤字，最终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在统治世界经济。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都乐于以凯恩斯疗法对付经济衰退，尽管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界早已风光不在。这种情况大概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膨胀的诱惑力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通货膨胀增加财政收入而不必增税。二是通货膨胀减轻债务负担，西方各国政府往往是国内最大的债务人。三是通货膨胀对于富人有利，因为在西方国家富人总是超前消费的主力军，也是主要的债务人群体。最后一点是因为采用大量注入资金的方式挽救危机中的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加重通货膨胀。不久前美国及西方各国对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处理就是沿用了这个老法。这种注资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危机，但却造成长期的停滞，因为经济错位无法得到矫正。总之，只要权宜之计仍然成为治国的方略，通货膨胀就会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而美元的下滑轨迹也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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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08:28 齐春春 客户经理

  一、历史上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为何会产生？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之前的一些主要经济周期理论有：纯货币周期理论、投资过度周期理论、创新周期理论、消费不足周期理论、心理周期理论和太阳黑子周期理论等等几十种。这些经济周期理论，从对回答经济周期根源来说，可以分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经济周期理论两大类。
  外生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经济之外的某些因素的变动。例如，创新理论认为是创新引起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太阳黑子理论认为是太阳黑子的变化影响了农业生产与整个经济而引起了经济周期性波动。非货币投资过度理论认为是新领土开拓、技术发明或人口增加等所引起的投资过度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政治性周期理论则认为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的（如选举等），周期性地制止爬行的通货膨胀或用通货膨胀来消灭失业引起了经济周期。此外，还有用战争、革命、移民、偶然事件等来解释经济周期的。这种理论并不否认经济中内在因素（如投资等）的重要性，但它们强调引起这些因素变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体系之外，而且，这些外生因素本身并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内生经济周期理论在经济体系之内寻找经济周期自发地运动的因素。 这种理论并不否认外生因素对经济的冲击作用，但它强调经济中这种周期性的波动是经济体系内的因素引起的。因此，每一次繁荣都为下一次萧条创造了条件。这些经济体系内的因素自发地运动就引起了周期性波动。例如，货币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由于银行货币与信用交替地扩大与紧缩所引起的，而这种货币与信用的运动，又是一个经济本身所形成的自发过程。货币投资过度理论认为，是过度的投资引起了繁荣与萧条的交替，而投资过度的根源又在于货币与信用的扩张。心理理论认为，人的乐观或悲观的预期是周期性波动的原因，而引起这种心理预期变动的则是经济因素。消费理论则把经济周期，特别是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归因于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而造成的消费不足，等等。
  二、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概况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用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所以就把经济周期理论作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动态化。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国民收入的水平取决于总需求，因而引起国民收入波动的主要原因仍在于总需求。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特征之一。
  第二，在总需求中，消费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根据现代经济学家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消费在长期中是相当稳定的。消费中的短期变动，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变动，对经济周期也有影响，但并不是主要原因。政府支出是一种可以人为控制的因素，净出口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样，经济周期的原因就在于投资的变动。所以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是以投资分析为中心的，都是要分析投资变动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都是由凯恩斯关于国民收入决定的分析出发的，但分析的方法与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例如，英国经济学家N·卡尔多从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关系出发，分析了事前投资、事后投资、事先储蓄和事后储蓄之间的差异如何引起经济周期。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逊的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则分析了投资与产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引起周期性波动，等等。
  除了凯恩斯主义之外，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货币主义者强调了货币因素的作用。从货币量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解释了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了预期失误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此外，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者等都提出过经济周期理论。
  这些经济周期理论之间尽管千差万别，但有两点是相同的。第一，强调了内生因素，即经济因素引起经济周期的关键作用。即使是外生因素给经济带来冲击，这些外生因素也要通过内生因素才能起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是内生经济周期理论。第二，强调了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周期存在的必然性。
  第三节 乘数—加速原理
  在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经济周期理论是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周期理论，这里作一介绍。
  一、加速原理
  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是凯恩斯的继承者们对凯恩斯投资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他们认为，投资是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但凯恩斯只考虑到投资对于收入和就业所产生的影响，而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当收入和就业增加以后，反过来对投资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汉森认为，投资增长通过乘数的作用会引起总收入或总供给的增加，而总收入或总供给增加以后，将引起消费的增加，消费品数量的增加又会引起投资的再增加。这种由于收入变动而引起的投资就是 “引致投资”。汉森指出，不仅如此，而且这种投资增长的速度要比总收入或总供给增长的速度快，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增加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增加，而收入或消费需求的减少必然引起投资若干倍的减少，这就是所谓“加速原理”的含义。
  可见，在国民经济中，投资与国民收入是相互影响的。乘数原理说明了投资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而加速原理要说明的是国民收入变动对投资变动的影响。所以说，加速原理是论证投资取决于国民收入（或产量）变动率的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就是用这种乘数和加速数的交织作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现象的。当然，这只是对经济周期进行的多种解释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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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08:25 齐明杰 客户经理

  给你发篇论文，看过后你就知道该怎么写了 也知道他们的关系了。
  内容摘要：经济周期波动是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总需求的波动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总需求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总供给冲击或与总需求冲击的组合会导致产量和就业的不稳定。总供给冲击主要包括生产技术创新的冲击、农产品波动冲击和能源与原材料冲击。
  关键词：经济周期，总需求分析，总供给分析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的总需求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4次较为完整的经济波动：第1轮波动，1978-1981 年，历时4年；第2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年； 第3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4轮波动，1991-1999年，历时8年。2000年中国进入了第五个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波动是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原因众多，其中总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来说，总需求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深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总需求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
  1.投资需求原因分析
  投资波动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波动是指投资总量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即不同年份投资总量增长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在我国，虽然在各个时期，投资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各有其特点，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投资波动始终是决定总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据测算，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国的投资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具体传导机制如下：
  首先，在我国，投资波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与收缩将直接带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扩张与收缩，从而对总体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在我国的历次经济周期当中，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走向高涨的重要力量，每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生产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部门首先快速增长，由于产业关联性作用，它会推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经济水平的上升；相反，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缩，也将会带动整个经济的回落。
  其次，投资的扩张除了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高涨外，还会促进就业，使居民的收入增加，从而促使社会的消费需求增加，这又会间接促使社会总需求增加。企业为了适应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又会增加投资，于是需求又会增加……价格和利润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上升，又为下一轮的投资提供资金保证，从而经济出现累积性扩张。但当经济扩张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出现能源和原材料方面的瓶颈制约以及产业结构的失衡，投资会出现下降，经济进入收缩阶段。在经济进入低谷期以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又进一步采取扩张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和收缩。投资波动便是通过上述过程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从1988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社会需求旺盛，价格改革预期加强，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18.5%，国家开始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率先回落，其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部门；到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改革以来第一次回落，回落速度超过国有部门，表明非国有部门对市场反应更为敏感，预期不好就会直接减少投资。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启动，非国有投资存在着滞后反应；到1992年，国有投资仍在大幅增长，增长率比非国有部门高10个百分点。由于市场预期的拉动，1993年非国有投资大幅增长，增长率高达到72%。到这一年7月，国家开始在宏观上采取紧缩政策，国有投资增速明显回落，但经济景气还未结束，非国有投资依然较为旺盛。随着国有投资的步步收缩，引致了非国有部门的收缩，当经济景气预期结束时，非国有投资比国有投资的下降还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头在外”的战略和出口推动的模式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扩大内需，政府再次运用扩张国有投资的方式拉动经济，但效果递减，特别是民间投资没有跟进，增长的下滑不可避免。1997年的非国有投资的增长低于国有投资。1998年国家再次启动国有投资，直到2000年，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社会投资开始活跃，固定资产增长率由1999年的5.1%上升到9.7%，2001年进一步上升为13.7%，2002年上升到16.1%。2003年，非国有投资增长46.4%，增长率比国有部门高18个百分点，这表明投资增长的主体，已由政府让位于企业自主投资。从上述经济波动看，经济增长达到9%以后，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开始超过国有投资；当经济增长低于9%，非国有投资的增长就要低于国有投资。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当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当国有投资收缩结束了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国有投资是国家宏观政策的操作和控制杠杆，非国有投资基本上是随市场景气循环的变动而进退的。
  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的周期性波动，这就为我国熨平经济周期，减小经济波动的幅度进而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在经济高涨时，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限制投资的增长(比如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等措施)来限制经济的进一步高涨；而在经济衰退时，则可以通过一系列政策来鼓励投资以带动经济走向复苏。
  2.消费需求原因分析
  消费是社会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消费波动也是影响国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实证分析表明，当消费波动变动1个百分点时，引起社会总产值同向波动0.36个百分点。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消费的变化并不像投资那么迅猛，而是缓慢的变化，且消费的波动落后于社会总产值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是居于主体地位的。在上世纪80年代，消费对经济增长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发展层次的提升，投资和国外需求所起的作用有所加强，然而，消费的作用仍居主体地位。并且从1979年到1999年这二十年来，除了1993年和1998年这两年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大于消费之外，其余的年份均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主体。这表明消费的波动对总体经济的波动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是：
  首先，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直接影响。消费可以在经济的复苏时期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在繁荣时期则可以使经济景气的时间得以延长，同时消费还是遏制经济萧条的的重要因素。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和萧条阶段时,居民的收入会出现减少的现象,但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定，由于居民的消费存在“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所以居民的消费具有一定的刚性,它不会随着收入的下降而马上下降,而是下降较少甚至维持不变,这就使得总需求中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需求更具有稳定性,所以消费需求具有一种自发地对经济衰退的遏制作用。1997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一度受到通货紧缩的影响，投资需求出现下滑，经济增长速度也很缓慢，但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像投资那样出现同步剧烈下滑，所以，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才得以保持。同时，经济增长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关。一般来说，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会影响乘数效应变小，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时，会使乘数效应变大，经济的增长速度也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同步性。
  其次，消费波动对经济景气波动具有重要的间接影响。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单靠投资需求的扩张而最终没有消费需求作为支撑，经济就无法复苏并繁荣起来。1997年以后，由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出口也面临困难，宏观经济调控部门选择了增加政府投资来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消费需求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没有消费需求支撑的投资将成为无效投资,无效投资是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所以，以投资作为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手段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我国商品市场供求格局已发生历史性的变化,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的格局已被打破,买方市场日益明显,消费波动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成为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因此，消费需求通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可以对宏观经济周期从间接方面产生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并成为引起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一般具有稳定性，而且我国居民向来有储蓄的优良传统。因此，如何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引领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仍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为了增进居民的消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政府应采取措施，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在收入分配领域，宏观调控政策应该利用财政政策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对低收入者实行补贴政策。第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使人们对现期的消费不至于由于顾虑未来保障而减少。最后，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村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能把这一市场打开，那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提高。
  3.政府需求方面原因分析
  政府需求主要可以分为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政府购买作为直接性需求构成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的增长具有直接的贡献，而且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府投资具有引领社会投资方向的功能，而且具有可操作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分灶吃饭”体制的实施，地方行政性分权的发展，形成中央、地方财政和国有企业共同分担国家投资的格局，但国有企业仍是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的主体。不过，行政性分权改变了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投资的每一次扩张和收缩，不再由中央计划者单独决定，而是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共同决定，形成了投资的“倒逼机制”。1988年的经济过热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的投资扩张，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张主要依赖银行融资，中国经济从“计划-财政主导”进入“银行融资推进”的发展阶段。
  由于政府需求的直接衡量标准是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政府需求对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可以用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对经济的影响来衡量。政府支出不管是用于投资还是消费，都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短期来说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财政支出，即政府需求增加时，政府的财政收支差额增大，在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影响下，经济开始复苏并扩张；当经济进入过热状态时，政府则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支出，引导经济恢复平稳运行。当经济进一步下滑时，政府又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引领新一轮的经济周期性波动。
  1980年以后，我国财政收支差额的波动趋势同国民收入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只是在由低谷到扩张时期，财政收支差额的波动略有滞后，而当总体经济达到高峰时，财政收支差额也同时达到高峰。这一特征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财政体制由改革初期的“分灶吃饭”、分级管理体制向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的转轨，财政的内在稳定机能开始发挥作用，但宏观财政调控能力下降。据测算，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31.6%逐渐下降到1996年的10.9%。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的比重，由1978年的63.7%下降为1996年的42%左右。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六五”时期的1.1%，上升为“七五”时期的4.5%、“八五”时期的8.0%。财政预算内收支增长率与财政预算外收支增长率相应的弹性系数，都达到1:0.6。预算总收入、预算总支出中中央部分的增长率与地方部分的增长率的弹性系数分别达到1:0.6、1:2.5。而且，与中央相比，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增长。地方财政总支出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财政预算外收支，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扩张行为，成为我国经济波动的一部分冲击源。
  虽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下降，但教育、行政性支出及各种财政补贴份额不断加大，而这些支出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刚性。另一方面，经济的收缩与扩张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加大。我国目前仍是一种速度—效益型经济，当经济增长速度较高时，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时，经济效益则下降，当国民经济已开始走出低谷，但各项效益指标往往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走出低谷。当经济扩张时，企业效益提高，财政收入增加；当经济收缩时企业效益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在财政支出呈刚性的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在赤字水平上。这样就导致了经济扩张时，赤字减少甚至出现财政收支盈余，经济收缩时，赤字增加，而且财政收支差额波动的低谷要略滞后于总体经济波动的低谷。由此可见，财政收支差额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有较强的同步性。 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需求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周期性波动有重要的影响。由于财政支出的可控性比较强，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因势利导，积极利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其中，我国在1996年成功对经济实现“软着陆”，便是政府成功调控宏观经济的典范。
  4.国外需求方面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我国的宏观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国外需求对我国的经济周期运行也起到一定的影响。
  国外需求即净出口，是指一段时间的出口与进口的差额。其中，进出口额的大小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经济状况对这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
  1992年以后，我国的改革步伐加快，对外开放的程度也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断向市场化迈进，并推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使我国的出口总量进一步扩大，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的扩大不断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出口的激增带动了国内生产的扩大，投资的收益率比较高，不仅推动了国内投资的快速增长，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外资。这一时期中国受到国外需求的影响，经济开始扩张，不断扩大的出口规模和不断引入的外资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外需求的影响。我国的出口景气在1995年初达到了高峰，面对宏观经济的过热，国家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实施了较严格的控制，这一政策使出口景气逐步下降，经济最终在1996年“软着陆”。
  到1997年，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刚刚有了一定回升的对外出口受到打击，并出现一定程度的出口景气衰退。同时，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减轻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破坏程度，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宣布实行人民币不贬值。这样，不但中国的出口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影响了我国对外资的引进。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97年比上一年下降1.1个百分点，为8.7%。到1998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为7.8%，同时，这一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只有5.1%。这说明，我国的宏观经济由于受到国外需求下降的影响而出现下滑。
  进入1999年以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逐步减弱，我国的出口开始大幅度上升，并在2000年达到高峰。但是，后来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导致国外需求下降，我国出口在经过短时期好转以后，又陷入了衰退。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在1999年达到7.1%，到2000年达到8.0%，出现上升，但在2001又下降到7.3%。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基本上与我国的出口周期相吻合。
  到2001年末，我国终于结束了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成功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利好消息对于促进我国出口有重要的影响。我国加入WTO后，多年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关税与贸易壁垒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降低，这样便为我国的出口铺平了道路。在国内，我国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产品质量和类别有了大幅度提升，产品结构不断升级，为出口的大幅度上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得到复苏并发展，国外需求旺盛。这样便为我国大幅度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2003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达到34.6%，2004年的出口增长率为35.4%。由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上升，出口的大幅度上升促进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好转，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1%，2004年达到9.5%。2005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7620亿美元，进口额为6601亿美元，三者均居世界第三位。
  由此可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上升。国外需求特别是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程度逐步加深。出口景气会带动宏观经济的不断上升，相反，出口水平的下降也将会影响宏观经济水平。
  二、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总供给分析
  总供给冲击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生产技术创新的冲击
  我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用标准的RBC模型直接对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尚有欠妥之处。尽管如此，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还是用标准的RBC模型模拟了中国1952——2001年这50年的经济数据，认为中国50年经济波动的80%可以由技术冲击加上政府支出冲击等真实冲击来进行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波动密切相关：第一，现代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始终起着启动和诱导的作用。企业行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革新产品与工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才能获取更大利润。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企业才具有持续的活力。企业技术创新及其扩散、转移的不断形成和出现，使得经济的持续发展得到动力。经济持续发展也为技术创新准备了投资条件和市场需求。第二，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技术转移中，伴随有投资的增加。与此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传导由单个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到产业技术创新，直至相关产业技术进步；在空间上由一地传递到广泛地域。这种由技术创新、模仿、扩散与转移等活动而引起的创新递增趋势，将经济发展推向高涨。第三，当一项创新技术广泛扩散后，其技术进入丰产阶段，这时企业一般只能获取平均利润。这反映出此项创新己趋向成熟期，此项创新的优势减弱，需要有新的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第四，在停滞阶段，实际上存在着创新的总结，知识的积累，新科技成果的问世，酝酿着新的创新。只有连续不断地出现技术创新，并伴随相应投资，经济发展才能推向新的阶段和水平。总之，技术冲击(RBC理论尤其强调的)贯穿了我国经济周期现象的始终，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我国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发展科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加大了技术投入力度，引进了大量的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产业技术上缩短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力地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有效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加强科技改良和应用研究，努力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更加重视基础科学，为理论研究和科技发展积累后劲。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科技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周期由改革开放前的“大起大落”型转变成改革开放以来的“高位—平缓”型，波动幅度趋于平缓，平均位势不断提高，扩张长度也不断延长，这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周期的长期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当经济周期波动由收缩阶段向扩张阶段转折时，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应用，通过对生产力三要素的渗透和影响，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扩张阶段，则会成为重要的加强因素。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此时与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逐渐加强，同时引进了国外一批较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进入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起到了关键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制定并实施了“863计划”，着重现代高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在此影响下，我国摆脱了上一轮经济周期的衰退期，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周期。1991年我国确定加速发展11种高技术产业，列入“火炬计划”并相继开辟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七个高技术产业密集带。加上我国在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5个高技术领域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是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摆脱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衰退进入新一轮扩张以及周期位势不断提高的主要推动因素。
  2002年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新一轮周期的经济推动力即正向技术冲击是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由消费结构升级所推动的。消费结构升级的突出表现是：居民消费结构由满足温饱需求的“吃、穿、用”阶段，向满足小康需求的“住、行”阶段升级；由百元级的小型耐用消费品向千元级的中型耐用消费品升级之后，又向着万元级，特别是数十万元级的大型耐用消费品升级。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直接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而又带动了各种相关产业，特别是基础产业的发展。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造成了影响。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整个经济增长具有广泛的和持久的推动力。但它们对整个经济具有高位增长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强幅波动的特点。这是因为以房地产和汽车为代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一技术冲击因素，在其传导过程中会具有放大效应或过度扩张效应，随后会遇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需求制约，特别是资源制约等。
  2.农产品波动冲击
  农业因素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虽构不成最直接的影响，但它是影响经济波动的基础因素，这是由我国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的。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传导机制是：农业波动影响投资波动，投资波动又影响工业波动进而对国民经济波动构成影响。农业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农产品(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等四条途径来实现的。农产品是我国国民基本的食物来源，也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我国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若农产品丰收，市场供给比较充足，价格比较稳定时，对工业品的成本影响不大，企业便会增加投资，扩张生产，而且农民会自动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或其他非农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反之，作用则相反，粮食或其它农产品歉收，就必然影响当期和下期的投资和工业生产,农产品生产波动有着明显的“超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也具有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但比宏观经济波动频繁，共经历了7个周期，比宏观经济波动多出3个周期。粮食生产的波动1978-1980年为第一周期，1981-1985年为第二周期，1986-1988年为第三周期，1989-1991年为第四周期，1992-1994年为第五周期，1995-1997为第六周期，1998-2001年为第七周期，粮食生产的波动周期平均为3-4年，属于典型的短期波动类型。粮食生产的波动幅度较大，但有逐渐减缓的趋势。粮食生产的波动明显领先于GDP的波动，平均先行1-3年。
  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虽然不是我国经济波动的决定性因素，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当粮食减产，供求紧张时，粮食价格会上涨，往往会造成通货膨胀，这对整个经济有着严重的制约作用。因此，确保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有效供给,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3.能源与原材料冲击
  能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因素。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能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尤为突出。能源同技术进步、农业生产一样是社会总供给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我国能源消耗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能源消耗增长率明显地呈波动性增长，具有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的四个完整周期，第一、二、三周期都均为：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只是在第四个周期略有不同，经济波动的第四个周期为1991～1999年，而能源消耗的第四个周期是1991～1998年，二者仅相差一年进入波谷。在第一、二、三周期，GDP增长率和能源消耗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完全一致；在第四周期，GDP增长率和能源消耗增长率的变化规律不完全一致。进入21世纪后，GDP的增长率比较平缓，能源消耗的增长率却呈大幅上升趋势。
  我国一方面要解决能源供求总量不足的矛盾，另一方面要解决能源结构性矛盾。因为不合理的能源结构，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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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08:22 黄益泉 客户经理

  　关键词：经济周期，总需求分析，总供给分析
  一、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原因的总需求分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4次较为完整的经济波动：第1轮波动，1978-1981 年，历时4年；第2轮波动，1982-1986年，历时5年； 第3轮波动，1987-1990年，历时4年；第4轮波动，1991-1999年，历时8年。2000年中国进入了第五个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波动是各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综合反映，原因众多，其中总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周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我国来说，总需求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深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而总需求则主要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政府需求和国外需求。
  1.投资需求原因分析
  投资波动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波动是指投资总量增长率的上升或下降，即不同年份投资总量增长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或下降。在我国，虽然在各个时期，投资波动对总体经济波动的影响各有其特点，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投资波动始终是决定总体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投资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波动，二者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据测算，1979-1997年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系数达到99%，投资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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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26 08:19 樊振生 客户经理

  C
  答案解析：
  [精析]
  投资支出具有极强的易变性，是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