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
龚家贱
来自:
网页
2021-09-27 14:54
声明:本网站依照法律规定提供财经资讯,未授权或允许任何组织与个人发布交易广告。对任何广告信息请谨慎交易,谨防诈骗。举报邮箱:xxxxxxxxx@qq.com
2021-09-27 15:09最佳答案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为:投资,消费,出口。
经济增长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经济学上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是指标是GDP(GNP)或其人均值。“三驾马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下。
1、投资
“投资”指财政支出,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主要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用于辅助性的扩大内需。
主要变现为:投资拉动GDP增长(百分点)=投资拉动率×GDP增长率
这里的“投资拉动率”,又称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投资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也称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2、消费
“消费”是指内部需求,即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国家的内部需求是经济的主要动力。
主要变现为:消费拉动GDP增长(百分点)=消费拉动率×GDP增长率
这里的“消费拉动率”,又称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消费需求拉动所占的份额,也称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3、出口
“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即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以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
主要变现为:净出口拉动GDP增长(百分点)=净出口拉动率×GDP增长率
这里的“净出口拉动率”,又称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率,通常指在经济增长率中净出口拉动所占的份额,也称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扩展资料
一、三驾马车带动经济增长的途径
1、投资与经济增长
投资是社会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也是增加社会总供给的重要途径,通过增加投资能够扩大社会生产能力。
投资与经济增长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一般来说,投资的适度增长能促进经济持久发展;投资增长不足可能减缓经济发展;投资增长过快可能引发经济过热。
2、消费与经济增长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最终需求,是推动经济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消费率是比较低的,但是仍然比投资率高,消费需求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于投资需求。
消费需求是生产的目的,可以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并刺激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3、出口与经济增长
外需从不同的方面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内需,形成了如“出口——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扩大消费需求”或“出口——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减少相关企业破产——增加国家税收收入——进而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拉动链”。
因此,在以扩大内需为宏观经济调控立足点的同时,不可忽略或小视稳定外需的作用,需要继续重视和支持对外贸易发展,充分发挥好外贸对上下游产业的乘数效应,实现以外需带动内需,以内需促动外需。
二、新三驾马车
“新三驾马车”主要是指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最新的“三驾马车”,他们分别是: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
1、新型投资主要是指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与产业转型升级。主要包括三方面:
(1)公共消费型基础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
(2)已有产能的绿化与产业转型升级。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大约十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到来,我国脑疾病负担可能达到每年上万亿元。
(3)发展养老产业需要大量投资。养老产业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产业,是为老年人口提供产品或服务、满足其衣食住行用以及精神文化等方面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体系,包括老年用品制造与零售业、养老保健医疗服务业、养老教育服务业、养老精神文化娱乐业、养老人员培训业等。
2、新型消费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新型消费主要是指文化、休闲、旅游、健康、教育、信息、环保和新能源等方面的消费。
3、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要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一是西北、东北地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参考资料: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1-09-27 15:18 赵风茹 客户经理
凯恩斯来了,他是在中国经济最需要繁荣的时候来的,正如他当年到美国的时机一样。但中国的情况没有美国当年那么糟。当然,我不是说凯恩斯这个人真的来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已经作古了54年,我是说他的"主义"来了。1998年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四年下降。人们忧心忡忡,经济学家急忙从各种教科书中寻找药方。他们想到了挽回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英雄。于是,中国经济界开始大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这个名字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频率顿时高了起来。然而,两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同他来的时候差不多。他在中国的神通也没在有在美国那样大。凯恩斯在中国"水土不服"。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1929--193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大危机。那时多数经济学家迷信市场经有自我调节的功能,"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地把经济从低谷中拉起来。而现实并非如此,30年代整个10年平均有18%的劳动力失业,高峰时失业率达到25%,人们在经济危机的黑暗邃道中煎熬着,看不到尽头。大危机是对资产阶段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大冲击,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能为力。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来到华盛顿。其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着手采取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政策: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按这种理论,罗斯福的政策就是好政策了。新政要求新理论的支持。凯恩斯本来就不相信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实现充分就业,他主张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那时正在酝酿之中。他到美国和罗斯福一拍即合,他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新政。在推动新政的同时,他的理论也在完善。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的通论》出版时,已经有了罗斯福新政的实践依据。凯恩斯认为,市场需求不足,政府必须想法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刺激消费;企业界没有法扩大投资,政府必须担当起投资的责任。政府从哪里弄钱来投资呢?衽赤字财政。他认为,在出现萧条时政府应当减少税收,增加支出,有意识地使预算出现赤字;当通货膨胀加剧时,政府增加税收,紧缩财政开支,取得财政结余,偿还萧条时发出的债券。罗斯福新政运用财政、信贷两个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医治市场经济自发机制所造成的生产过剩、供过于求的痼疾。政策重点是用需求带动生产。法之一是实行赤字财政和发行债券,调动闲置资本用于生产和消费。法之二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1929年,政府的总开支约为100亿美元,1933年,增加为130亿美元,1936年增加150亿美元。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民间投资也有起色。经过政府三年"注射"之后,国民总所得额与国民总消费额上升了50%,但政府的投资计划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的程度,仍有900余万人失业,直到二战期间政府投资扩大到1030亿元,就业问题才得以缓解。显然,美国经济在二战以后进入了黄金时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全是、甚至主要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功劳,但凯恩斯学说的影响是深远的。凯恩斯在中国的遭遇1997年夏天,市场疲软,连续几次降息对刺激消费毫无成效,中国的经济学家大概想起了凯恩斯当然说过的话:为了刺激经济,货币政策作用不大,得靠财政政策,因为你能"用绳子拉动,却不能用绳子推动"。于是,中国经济学家表示:在目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只能领先财政政策"。他们拿来了凯恩斯的法:"运用财政或'准财政'手段加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共性投资主要靠政府发行债券筹集资金。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7年10月开始,物价水平开始负增长,经济不景气度进一步增加。1998年春天,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被政策采纳,财政部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谈"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终于被请到中国。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扩张性财政政策已付诸实施,当年国家财政直接投资1000亿元,1999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直接投资。为此,政府大量举债:1998年年初计划发行国债2808.5亿元,下半年双追加了1002.5亿元。1999年初计划发行国债3415亿元,后又增加600亿元。政府在扩大投资的同时,又努力提高居民收以刺激消费:1999年国家财政为增加居民收入共支出540亿元,使全国8400万人受益。应当说,凯恩斯理论对治理中国的通货紧缩起了一定的作用它阻止了经济继续下滑。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说,1999年新增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但是,国家经济还没有走出不景气的阴影。失业率居高不下,物价连续26个月负增长,企业经济困难,凯恩斯的根本目标是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恰恰在这两点上效果不佳。政府投资没有带动民间投资,投资还很不景气,投资是拉动需求最重要的力量。投资不景气说明经济还没有启动起来。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1年--1998年分别为:23.9%、44.4%、61.8%、30.4%、17.5%、14.8%、8.8%、14.1%,1999年1-8月为10.4%。1998年的14.1%是在1997年过低的基础上的增长,对启动经济拉动力太小。1999年9月,国有及其它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包城乡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幅度为-2.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7.3%,10月开始回升,但回升乏力,到11月,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5.9%。其中基本建设投资仅增长0.1%。为什么民间投资没有带动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投资者无钱可赚,所能看到的商品都过剩,往哪里投资?需求不足抑制了投资。据权威研究部门测算:2000年内需不足缺口为1800-2000亿元。这就进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怪圈:投资不景气--需求不足。二是互为因果。凯恩斯认为,提高居民收入可以扩大消费需求。中国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提高居民收入,消费需求还是扩大不多。其中也有中国的具体情况,收入差别太大。少数高收入的人该买的都买了。没有什么需求;多数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没支付能力。这是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难题。从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相比,其差额由1978年的209.8元扩大到1997年的3070.2元。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的差额,由1997年的99.2亿元扩大到1996年的23179.5亿元。占全国人口总数29.1%的城镇居民的储蓄占全国储蓄总额的80.1%,而占全国总人口70.9%农村居民,其储蓄仅占全国储蓄总额的19.9%。占全国总人口70.9%的农村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只有全国居民消费额的三分之一强。1978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比值为2.9比1,1985年缩小到2.4比1,1992-1993年扩大到3.5比1。1997年为3.1比1。在城市居民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层和占人口20%高收入层差别是很大的。就家庭年收入而言,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倍。凯恩斯来中国已经两年了,时间不算短,政策力度也不算小,为什么效果不显著?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橘生淮南则为枳凯恩斯在中国遭遇不佳,是因为他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的"水土"和当年美国的"水土"相差甚远,要让凯恩斯在这里大显神通,那就勉为其难了。美国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典型,市场制度发达而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建设之中,无法和美国相比。同样的政策思想在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当然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美国企业对利率非常敏感,一次调整0.25%就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中国利率调整几个百分点也看不出明显的效果。美国以私有经济为基础,民间有大量的资金,中国是以公有经济为主体,民间资金没有美国那么多,而且大多存在国家银行中,已为政府所用。这是政府投资没有带动中国民间投资的一个原因。中国的企业不同于美国的企业。美国以私有企业为主,企业真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企业还在吃国家银行的"大锅饭"。美国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解雇工人,中国企业不能。中国的政府不同于罗斯福的政府。罗斯福1933年宣誓就职时,他在白宫的助手了了无几。一名厨师,一个电话员,若干保镖,几名秘书,还有两位应募前来效力的南方新闻记者。当然,随着新政的实施,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多了起来。但是,在他们那里,政企不分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扩张冲动也是没有的。在中国,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政企不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官员们还是以追求虚的政绩为目标,国有企业还在吃国家的在锅饭,官员和企业对投资的效果不负责任的问题还没有根除。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设难以避免。在中国这个"水土"上,凯恩斯的扩张政策效果不显著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把扩大内需搞成简单的总量扩张,不加控制地实行货币和财政双扩张的政策,通过大量投入来求得GDP的增长。这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和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逼迫银行贷款,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最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可能会生理复前些年的"紧缩--通胀--紧缩--通胀"的循环之中。出现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众所周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不良债务比重较大,在目前通货紧缩的情况下,银行的资产的质量降低了。这是因为:通货紧缩无法还本付息的企业增多企业对银行不良债务更加严重银行的可收回的债权缩小:物价下降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放大(从反面设想一下,如果物价上升,银行对持币者的债务会缩小,几次恶性通胀就会把持币者的债权化为乌有)银行债务相对增加:将以上两项综合可知,通货紧缩使得银行债务增加,债权减少。债权是属于储户的,债务主要是国有企业。其结果是银行对储户的支付能力双重减弱,金融风险加大。银行的债务越来越重,它的债权又收不回来,怎么走出困境呢?通货膨胀是消除银行债务即剥夺持币者的债权者最有效的手段。如果通货膨胀1000倍,则银行的债务就消除了99.9%。也就是说,银行的金融风险只能通过通化膨胀来消除。这说明,我们存在通货膨胀的隐患。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手中持有相当数量的人民币。一旦出现通货膨胀,他们会立即在兑换成外汇。中国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寻求外汇以保值。与此同时,银行门前会排上挤兑的长龙。金融危机就全面爆发。今日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交织,一旦爆发金融危机,老百姓的6万亿储蓄的安全受到威胁,就可能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好在政府比较清醒。中央曾经一再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可能长期实行。最近朱总理在形势报告中一再强调,要采取稳健的贷币政策。有这一点老百姓就放心了。就怕落实不了 -
2021-09-27 15:15 连丽红 客户经理
就是投资、消费、净出口 。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增加)及净出口(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减去进口)三大需求(投资、消费即平常通称的内需)组成,GDP的增长也是由三大需求的此消彼长的增长组合决定,即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率(也称贡献率)是三者当年的增量分别占GDP总增量的比重。 -
2021-09-27 15:12 黄盛毅 客户经理
三驾马车: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
从支出角度看,GDP是最终需求─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以2007年为例:我国GDP为246619亿元,在“三驾马车”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正是指投资、消费和出口。
1、内需是指内部需求,即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的主要动力;
2、投资是指财政支出,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是辅助性的扩大内需;
3、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即是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
为了经济的发展三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
2021-09-27 15:06 齐明杰 客户经理
可这句话是正确的,是通过利率传导机制实现的!!!
降低利率可以刺激投资,因为投资和实际利率是反向变动关系,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政府购买,也增加了总需求,从而增加了国民收入!!
增发国债,相当于增加了政府投资和政府购买,从而也拉动经济的增长 -
2021-09-27 15:03 齐春影 客户经理
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1、内需是指内部需求,即就是本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它是经济的主要动力;2、投资是指财政支出,即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财政预算包括发行国债,对教育,科技,国防,卫生等事业的支出,是辅助性的扩大内需;3、出口是指外部需求,即是通过本国企业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扩大自己的产品销路。 -
2021-09-27 15:00 齐景岳 客户经理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
国家发行国债,将民间的资金吸纳之后以官方的名义投资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或者用于政策性的贷款等,可以官方地创造投资需求。
但是,全社会的资金可以看做一个水池,只是水池水域分为官方的和民间的,从民间流到官方,总的水量并没有增加。官方的投资多了,民间的投资资金就被压缩了,消费也会减少,这就是挤出效应。
国家不能通过印钞的方式去投资,这样会形成恶性通胀,所以,当经济低迷,大家不愿意消费和投资的时候,国家吸纳大家的钱,主动去投资,可以增加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此时,民间本来投资消费意愿低迷,所以,挤出效应不大。 -
2021-09-27 14:57 辛培刚 客户经理
我国实施货币政策应注意那些问题?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没有满意答案?看看这些问答能否帮助您?
相关百科精选
已有 86485 位专家入驻汇财吧问答
已经帮助 1173961 人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