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分析各国在...

从宏观经济中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角度分析各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应对措施
龚巧云 来自: 移动端 2022-03-09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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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9 17:04最佳答案

当前应对金融危机首要任务不是宏观调控,因为按照一般道理讲,首先要恢复制造业,因为出口受到打击,制造业面临灭顶打击,逼迫企业转型产业链,但人才和资金都是不可少的,应该放开利率,但由于制造业已经受到重创,这时放开反而促使虚拟经济进一步升温,比如股市楼市,所以首先是要整顿虚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这块,修改法案是十分必要的,调控房价本身意义不大,需要调控的是土地结构,将土地结构合理化,打破土地垄断的僵局,大量修建社会保障性住房,冲击房地产市场,并且跟地方政绩挂钩,但同时要注意地方财政拨款,才能保证政策可以被执行,执行才是关键,当保障性住房的数量增加了以后,一可以冲击房价,达到控制房价的目的,二也可以缓解民怨,只要百姓有房住,就是商品房涨上天也不会有这么大怨言了,同时还可以拉动政府建设GDP这块的增长,可谓双赢一输(政府赢,百姓赢,地产输),在虚拟经济过热体逐渐冷却后再放开利率大力扶植制造业、服务行业、文化产业,尤其是民营领域,持续提升劳动者收入,持续增强购买力,才能将以出口为主题的经济转型为以消费为主题的经济,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要严格法制规章的建设,特别是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防止通货膨胀,一些大宗产品和能源领域,政府要挺身而出的负起责任,关键时刻要全力以赴的保证政策可以实施到位。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2-03-09 17:16 齐明柱 客户经理

    针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主要有以下政策措施,应该说这些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国际收支4方面的国家宏观经济目的都相关,都会正面影响:
    1.货币政策则从2008年7月份就及时进行了较大调整。调减公开市场对冲力度,相继停发3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1年期和3个月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频率,引导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当下行,保证流动性供应。
    2.宽松的货币政策。9月、10月、11月连续四次下调基准利率,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贷款基准利率的下降,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扩大投资与消费。
    3.2008年10月27日还实施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7折优惠;支持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型普通住房。
    4.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的约束。
    5.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灾区重建、“三农”、中小企业等贷款。
    6.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7.对外经济合作与协调(如中日韩之间的货币互换等) 。
    以上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其他政策
    1.宽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已实施了证券交易税的下降和利息税的取消),扩大政府支出(40000亿拉动内需正在实施中);
    2.促进对外贸易:进出口行业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并且从业人员众多(据统计已达亿人)。一是增加出口退税;二是人民币升值,都是增加出口竞争力的手段;
    3.减少企业负担:劳动法的调整等;
    4.加强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医疗等方面的支出,保持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稳定.
  • 2022-03-09 17:13 赵骏凯 客户经理

    经济学发生过两次大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发生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大萧条或大衰退时期,并导致了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等方面的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人们通常把这种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经济政策、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等方面的质的飞跃称为经济学的革命。第一次经济学危机发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为简单表述方式的萨伊定律,由于否认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可能性,显然无法解释30年代的大萧条,特别是25%失业率,于是,凯恩斯革命应运而生。第二次经济学危机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凯恩斯经济学的“杂种”——菲律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交替以及相机抉择的政策药方似乎无法解释和医治70年代的“滞胀”经济,于是出现了货币主义的反革命,以及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合理预期学派、实商业周期学派,直至后两者合并而成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上出现的其他几次革命,如边际革命、斯拉法革命和合理预期革命等主要表现为经济分析方法、框架和重心方面的变革,它们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显然无法与凯恩斯革命相提并论。 目前正在发生的次贷危机以及它可能触发的金融危机和大萧条,是否意味着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是否会导致新的经济学革命?让我们从分析西方国家应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府干预措施,特别是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人手,来探讨一下一场新的凯恩斯革命的可能性及其主要特征。 1.政府干预的鼓噪声甚嚣尘上——布什内阁180度大转弯。旷日持久的次贷危机和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在美国社会造成的恐慌是罕见的。自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美国朝野上下第一次把经济问题放到反恐、伊拉克战争之上,视为美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美国的两党政客、内阁和国会除相互指责、攻讦外,都无一例外地求助于政府干预,祈求避免和走出危机的灵丹妙药。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的元老们一向标榜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他们在否认经济衰退的同时,却推出了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措施。布什政府除继续推行用为富人减税的办法来刺激经济的计划外,近来还推出了税收回扣计划,即联邦政府发给每个家庭500到1200美金来刺激消费需求。民主党历来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们控制的国会不仅立刻批准了布什政府的税收回扣计划,还指责布什政府的干预计划为时太晚,力度不够,主张采用更积极的干预手段。民主党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最近推出了300亿美金的次贷危机救市方案。布什不久前还告诫国会不要反应过度,几周后转而支持救市。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刚刚振振有词地说,政府不应当去帮助那些因次贷危机而失去了房子的人们,因为这等于鼓励投机、冒险,惩罚谨慎的投资者和勤劳储蓄的人们,即经济学描述的“道德风险”,一周后立即改弦更张,赞成救助次贷危机的“受害者”。看来,一场大规模的政府干预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2.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干预——美联储“不情愿的革命”。面对次贷危机可能触发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使尽浑身解数,发明和采用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干预手段。除了自去年9月以来连续7次将联邦基金利率由5.25%降低到目前的2%外,前不久,为了挽救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Bear stems陷入破产,美联储提供了巨额资金支持JPMorgan Chase收购Bear Stems的不良资产。同时,美联储还接受各大金融机构的不良房地产贷款为抵押,向投资银行提供了2000亿美元的政府证券贷款,向其他银行和储蓄机构提供了1000亿美元的信贷,并向非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开通了贴现窗口。这一系列的应急举措和创新标志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程序、风格甚至基本职能方面的重大变化。美国财政部今年3月31日公布了200多页的加强政府对金融体制监督和管理的蓝本,主要是授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监管包括美国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特别是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金融期货市场,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增强金融体系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伯南克对此立即表示赞同。作为学院派出身的为人低调的货币理论专家,伯南克历来主张收缩美联储的职权范围。将货币政策集中到反通货膨胀上来。尤其是他一贯反对美联储干预股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美联储和伯南克货币政策的这种180度大转弯,反映了主流经济学货币理论对次贷危机的无奈和传统货币政策面对金融危机的束手无策,它无疑为研究货币理论问题的专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试验机会,孕育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领域的一场新的革命。美国《商业周刊》把它称为“不情愿的革命”。 3.主流经济学的沉默——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与政客们的恐慌和政策制定者们的穷于应付大不相同,主流经济学家们面对次贷危机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活动保持了少有的沉默和矜持。显然,新自由主义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可以使经济自动恢复均衡,政府干预只能加剧经济波动的论调在眼下是没有市场的。他们既不情愿去支持政府干预,也提不出有效的解救办法,只能保持沉默,祈祷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拯救他们崇尚的、万能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保佑他们心仪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免遭危机。日益严峻的新“滞胀”经济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酝酿着经济学的第三次危机。它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终结,一场新的凯恩斯革命正在静悄悄地进行。残酷的经济现实挑战着经济学家们创立新的、更为符合现实世界的经济学,以便更好地解释复杂多变的非均衡世界,为制定更好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4.新的凯恩斯革命的迫切性与可能性。一场经济学说领域的革命通常发生在新的经济现象彻底否定传统经济理论的历史时期。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建立在从传统理论营垒中冲杀出来的,有胆有识的学术大师,对传统理论进行系统地解剖和批判的基础上。这场革命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Akerlof去年初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的主题演讲拉开帷幕。Akerlof在演讲中通过引人规范,用现实世界大量普遍的现象系统地检验和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5个中性假说是如何违反现实的:消费取决于财富而不是当前收入(永久性收入假说);投资支出与当前的利润无关;通货膨胀在长期内与失业无关;货币政策无法稳定产量和就业;税收和财政赤字无法影响当前的消费。Akerlof的结论是,在充分考虑到了规范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后,即便不去考虑新凯恩斯经济学添加到新古典模型中各种各样的“摩擦”,比如信贷约束、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税收扭曲、契约的交错、不确定性,菜单成本和约束的理性等,凯恩斯经济学也能恢复他们关于周期性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许多结论。 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它需要一代经济学大师们的共同努力。新的经济学理论需要新的经济现实来支持,需要在经济危机的大熔炉里磨炼,需要新的、成功的经济政策来检验。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这次次贷危机和它可能触发的金融危机是长期以来政府对金融业疏于监管造成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酿成的必然恶果。因此,新的经济学应当以摈弃均衡经济学的窠臼,鞭笞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中心,以政府调节、干预、监管经济活动为重点,注重规范经济分析和收人分配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日趋恶化的次贷危机正在波及和蔓延到整个世界。继近来许多其他国家房地产泡沫破灭后,世界各国要求政府干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越来越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和推出相应的干预措施。日趋复杂、充满变数、危机四伏的经济世界再次呼唤着新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让经济学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向一个现实世界的经济学。
  • 2022-03-09 17:10 龚宁静 客户经理

    你会IS-LM-BP模型吗?要是真对经济感兴趣,建议好好去学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因为宏观经济现象过于复杂,没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和通过一些成形和规范的模型去分析,是不可能得到较为清晰的答案的!在网上也是得不到正常答案的!因为各种专家和经济学家的发言都是有前提的,往往大家只去看结论,而不去关注前提,当然只会被误导!
    中央银行降低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IS-LM-BP模型中,它是项扩张的货币政策!LM右移!
    但是考虑到中国是个事实上的固定汇率制,因此货币政策无效!因此不能从货币政策去理解央行的这个举动!
    这么做的实际原因有如下几个:
    一 面对经济危机,最管用的财政政策,而且在我国这样的固定汇率制下极其有效!但财政政策会有挤出效应的,因此,要配合使用一定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减少这种挤出效应.这是这次扩张性货币性政策的最主要的原因.
    二 美国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时,都使用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如果我们不跟着扩张货币的话,利率差和通胀差就会加大,这样积累起来,就会集中冲击到汇率上去,影响固定汇率.因此,为了维持固定汇率,我国也必须也有一定的货币扩张政策!!
    三 利率是房地产等大宗消费的重要成本之一,这次有刺激消费的意图
    四 对于投资也是如此.
    另外,这次扩张性货币政策不止这些.还有放松信贷限制等.
  • 2022-03-09 17:07 黄登盛 客户经理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努力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更加有力的十项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把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把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防止出现大的起落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的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的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这“一揽子”提振经济的举措,着力点在于“扩大内需”,目标在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既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不利影响、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需要,也是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求。这是中国政府近10年来首次提出要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货币政策上的一次重大转向。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基调的双双调整标志着宏观调控开始全面转向扩张,保增长已明确成为下一阶段国内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补充影响:宏观经济有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萎缩,我国出口已严重受到打击,只能依靠拉动扩大内需,提高消费以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过多依赖出口,消费一直是跑的最慢的。所以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估计中国到明年10月以后经济才有可能趋于好转。美国已采取柒千亿就世计划,但收效甚微。日本等国受损严重。。
  • 2022-03-09 17:01 齐星星 客户经理

    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都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我们现在面临的金融市场动荡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全球性的,对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都会产生影响。面对这样的危机,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这是中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一个明确姿态,也是郑重的承诺。首先中国要尽力确保本国的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保持稳定,中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以及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贡献。我们愿意和国际社会保持沟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这场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继本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降息之后,央行决定自30日再度降息,政策调整之频繁、力度之强均为历史罕见。那么,月内再次降息着力点在何方?为应对这场危机,央行还将采取哪些措施?央行新闻发言人李超31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意在应对危机、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活力
    对上次降息,李超10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这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大背景下出台的。
    李超31日强调说,此次再度降息,主要是考虑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蔓延之迅猛,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料,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这场危机明显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冲击。
    “由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较大,为防范这场危机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冲击,有必要及时灵活地调整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相关经济政策,力争把这场危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李超表示,从前三个季度经济数据看,我国出口有进一步减弱的趋势,特别是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企业部分出现经营困难的苗头,而物价上涨势头有所减缓。再次降息,重在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
    对为何此次只降息,而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问,李超回答说,从目前情况看,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是充足的,并没有出现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那些国家出现的流动性枯竭状况。此次没有选择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考虑在保持合适的流动性水平基础上,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此次降息的同时,美联储等一些国家央行也下调了利率。李超对此表示,为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领导人已多次呼吁各国要携手努力,强调共同应对危机的重要性。“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所以也需要各国央行在政策上互相协调配合。”
    央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
    李超表示,为灵活有效应对正在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央行目前已不再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加以硬约束。
    他介绍说,针对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物价上涨、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为了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央行采取了一些临时性措施,合理调控信贷总量,商业银行根据宏观调控的要求,根据各自需求提出了在信贷方面的规划,央行从宏观政策层面加以指导。从当时情况看,需要对信贷投放加以约束,从之后的效果看,这些措施对防止产能过剩、信贷扩张过猛等问题产生了积极效果。“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李超表示,从今年年中开始,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快速变化,特别是快速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们根据这些新形势进行适时调整。“目前,央行已不再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加以硬约束。”
    中国经济完全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
    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影响的问题,李超表示,中国属于发展中的大国,内需潜力巨大,国内市场有着广阔发展空间,金融体系总体稳健,中国经济完全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和信心。
    不过,李超强调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蔓延仅有两个月的时间,下一步演变及影响尚需密切关注,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在扩大内需等方面,要采取有效的“组合拳”式的宏观经济政策。
    目前,随着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度蔓延,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已成不少国家的共识。对此,李超表示,这场危机发生后,现有国际金融组织架构和功能在作用发挥、市场约束、监管规则、风险预警等方面暴露出一些弊端和问题,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十分必要。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表示将采取审慎的经济政策,同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来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
    中国媒体报道,中共第17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发布公报指出,在目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并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内求,保持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出席国际会议时也表示,中国将采取审慎的经济政策,以应付全球经济减速,但同时呼吁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以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大局。
    *强调先搞好自己的事情*
    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家陈兴动认为,由于中国金融资本还不是很开放,因此它受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失不会很大,但是间接影响比较大。陈兴动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审慎的态度,强调首先搞好自己的问题,然后才去解决国际上的问题。
    他说:“国际金融风暴对这次世界经济的冲击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期。特别是2001年之后,中国过去的若干年来经济的蓬勃发展,跟经济全球化是有很大关系的。这个冲击应该对中国的影响和未来的发展有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采取的是积极支持国际社会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处理,态度上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
    陈兴动还分析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可能会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负面的就是损失。过去30年,中国所做的是使制造业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现在到处都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中国制造并不意味著中国就很强。中国在金融行业中应该还是一个小学生,许多的经验还不足以对金融的风险作出一种恰当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当然比较担心,例如如果准备不足,政府轻而易举地卷进去有可能导致未来的损失。”
    陈兴动认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风险的解救不成问题,但问题是中国以什么条件参加解救,中国自身的利益如何保证,这需要更具体、更小心谨慎的制度设计。
    但是,上海经济分析师陈乐波指出,虽然中国是世界大国,而且外汇储备也比较多,但是,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经验单独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陈乐波认为,在全球金融振荡很快会对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影响的时候,中国势必会和世界各国政府以及各个金融机构联合起来采取一些行动。
    他说:“如果中国自己的经济动荡很厉害,等于是加剧了世界的动荡,因此它稳定自己对世界是有好处的。中国也是所有世界大国中经济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了稳定自己,它也要帮助稳定住世界经济局势。在这个过程当中,抵触的部分,也就是把祸水外引的部门不多,但是,中国也会抵制别人把过多的责任强加到自己身上来。我想在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矛盾,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寻求一种共鸣。”
    陈乐波认为,虽然一些经济专家提出,中国明年经济预期会放慢,但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状态不会因全球金融危机而突然发生变化。他认为,中国国内仍有很多需要做的投资。
    他说:“当外部经济衰退的时候,内部可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一些比较大的工程,比方说国土整治、农田整治以及呆坏账的大规模的处理等等,这些事情都能够繁荣国内市场。在这方面,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金融界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余地,这些余地,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那样应对措施那么充分。”
    陈乐波认为,在世界经济出现萧条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出现各家自保的局面,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这有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选择。他呼吁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并且警告说,个人关起门来自保,造成的危害性可能更大。陈乐波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它的很多资源和发展要求可以和世界互补。如果能够找到共同发展的项目进行投资,既能带动其它国家,也能带动自身经济的增长,从而对世界作出间接的贡献。
    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家陈兴动指出,相对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中国经济发展从外表上看还是非常好的:“如果在外面看中国,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人家在讨论经济衰退,中国现在讨论是不是能够保持百分之8到9的增长。现在从投资、银行界,以及我本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即使是外部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都没有了,经济增长保持在百分之8到以上应该是有保障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相对于全世界来讲,它似乎是比较好的。”
    陈兴动指出,中国官方去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为百分之11.9,但如果明年经济增长下降到百分之8到 8.5,外需走向衰退,就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很大冲击。另外一方面,中国政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原则上提出要进行结性调整,扩大内需,以维持经济的平衡快速发展。但在哪些方面进行启动,以及如何启动,中国还面临诸多大的挑战。
  • 2022-03-09 16:58 黄盈椿 客户经理

    2008年春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很象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泰国。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爆发于泰国,然后迅速在亚洲各国蔓延。
    中国在2008年之前的几年中经济增长率过高,导致2007年出现了显著的通货膨胀,同时外国资金以直接投资甚至债务形式大量涌入,房地产价格连年暴涨,2006年和2007年股票价格的暴涨更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到2008年春天,某些城市的住宅价格已经开始下降,股票价格暴跌,政府为扼制通货膨胀而不得不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冷却,这确实有点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的情况。
    不过,2008年初中国的经济形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泰国有两点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前有高得惊人的经常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高达8%,而中国却一直有可观的经常项目顺差;其次是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实际上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泰国货币对美元固定汇率,而中国在2008年之前早已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了灵活的浮动。
    这两方面的差别使中国有可能避免陷入泰国当年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某些危机现象,中国发生的经济问题也完全有可能不象泰国陷入危机时那样急剧、那样具有戏剧性。1997年泰国急剧陷入金融危机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标志,那就是泰国由于外汇储备迅速流失而无法维持泰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而不得不让泰铢对美元在1997年7月2日大幅度贬值。在中国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可能不会这样戏剧性地急剧爆发,但是慢性地逐渐出现类似的问题则完全可能。
    中国的经济现实与上述历史教训的比较说明,当前以及今后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再现东亚金融危机的危险,不过我们完全有可能以足够的事先防范化解这场危机,至少使它缩小为一个不很显著的宏观经济冲击。
    当前中国在宏观经济上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我们应当同时防范这两方面的危险,同时作好两方面的应对准备:一方面,应当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防堵过多流入的外资,这仍然是目前的经济政策的重点;另一方面,东亚金融危机和各国经济波动的教训都告诫我们,必须防范宏观经济中发生的“骤变”,防止冷却过热的经济的过程中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防止由此引发的资金外流造成金融灾难。
    在前一方面,目前中国的经济仍然过热,这种经济过热的必然后果之一是高通货膨胀。中国经济已经持续5年以超过10%的增长率增长,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高达11%以上。这样连续地超过9%的经济增长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可持续的,它不仅使中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而且进一步以这样的速度增长会使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造成各种混乱并最终必定引发“骤变”,使经济增长率下降,而那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就只能通过突然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来实现。
    与最近几年经济过热相伴,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连续多年急剧上升,股票市场价格急剧暴涨,出现了不容置疑的泡沫经济。这样的经济泡沫迟早会破灭。最近几个月的股票市场价格暴跌,充分暴露了此前一年中股市泡沫生长的危害,说明了“搞牛股市”的政策是非常错误的。某些决策者曾经以“发展房地产业”为借口默许城市住宅价格上涨,曾经纵容股市泡沫,实行“让股市牛起来”(虽然是“慢牛”)的政策。目前城市住宅售价的急剧波动和股市的价格暴跌表明,这样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目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货币与准货币的余额相对于名义的总收入过高。而这样多的货币与准货币首先是由过多的基础货币创造出来的。不仅如此,中国的外汇储备过多并且还在急剧增加,逼迫中央银行不得不过度发行基础货币,这早已成了造成中国基础货币过多的根源,而且它还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强制发行所谓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在外汇储备过多的情况下降低基础货币的发行额。2008年春天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1万5千亿美元,过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威胁。
    而这样过多的外汇储备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多年积累的经常项目赢余,另一方面是多年流入的外资。2007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达262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计为747亿美元,仅此两项就会增加3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我国自1994年以来每年都有显著的对外贸易顺差,是资金的净流出国,本来不需要引进国外资金。但是由于一直实行实际上歧视本国企业的畸形吸引外资的政策,造成了过多的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涌入,形成了资金在国内外之间大规模双向对流的畸形现象。例如2006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约2470亿美元,当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与此相等,我国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投资性资金流出近1600亿美元。在那一年的经常项目顺差下,这样的资金流出本来可以使外汇储备只增加不到900亿美元,但是由于那一年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各种资金流入仍然高达1600多亿美元,造成我国的外汇储备在那一年又增加了近2500亿美元。那一年的另一个怪现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下货物“进口”所造成的资金外流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进口”小了约400亿美元,使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货物贸易顺差比海关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大了约40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对外负债、主要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而吸引的外资流入至少达8千亿美元以上。这些流入的外资实际上没有在中国得到使用,而是变成了外汇储备又流出到国外。如果没有这些过多流入的外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将维持在7千亿美元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算低的合理水平。外资的流入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已经成了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泡沫经济、威胁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在这一方面,中国目前要扼制经济过热,通过减少货币总需求降低经济增长率,遏止通货膨胀,就应当同时辅之以防止过多的外资流入,通过减少累计的外资来降低外汇储备。这是目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对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历史经验都说明,在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一国的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这样的“骤变”如果任其发展,市场经济中的交易会停顿,整个经济会陷入危机和衰退。而在目前的全球化经济中,这样的“骤变”还会导致资金从内流变为外流,使一国货币在汇率上贬值,甚至导致一国陷入对外支付上的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表明,这样的骤变往往发生于过热的经济降温、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崩溃性暴跌的过程中。这种过程中的资金转向外流直接造成在泰国爆发了东亚金融危机,而这种资金转向外流及其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又在东亚国家引发了进一步的金融灾难。
    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还是外汇储备过多造成了过多发行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因此资金从内流转为外流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在过热的经济降温的变化开始时,美国与其它国家的外国资金撤出中国在当时确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过多的外汇储备并由此缓解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资金转向外流起源于对一国投资信心的崩溃,这种投资信心的崩溃通常会造成过度的资金外流,而且资金外流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一国的金融灾难,从而反过来造成进一步的资金外流。资金转向外流会通过某些传导机制造成进一步的金融灾难:在资金转向外流时,企业和金融界的资金—债务链断裂使金融体系解体;资金转向外流造成的本国货币贬值使本国金融财富减少,并因此而减少本国的总支出。这些都会在资金转向外流的国家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这样,即使在今日的中国,外资的大批撤资及与其相联系的资金转向外流也可能变成金融上的崩溃,我们必须严密地关注这样的动态演化,严防资金转向外流演变为冲垮中国金融体系的金融崩溃。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坚决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冷却过热的经济,遏止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则要防范宏观经济形势的“骤变”造成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萧条,防范宏观经济形势“骤变”为资金急剧流出、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剧增。在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取得初步的成效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防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
    我们当前在这两方面陷入的两难境地,来源于巨额资金在我国的国内与国外之间的猛烈跨国界流动:当这些资金大量涌入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激增,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当大量资金急于流出中国时,我国就会面临东亚国家经历过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我国之所以同时面临这两方面的威胁,其原因都在于放任外资流入和流出,放任外资企业在中国自由发展。
    中国货币对美元浮动的幅度极为有限,中国又一直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顺差,这使资金的跨国界流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显得相当特殊。但是,资金跨国流动的这种不良后果对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由于当今的交通运输和资金流动极为便利,资金的大规模跨国界自由流动,成了任何国家的政府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同时防止经济过热与过冷时所面对的最大难题。
    就是在美国这种国家,虽然货币汇率的波动很大,长期有巨额的对外贸易逆差,但是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也同样放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当宏观经济过热时盈利率显得很高,外资的大量流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得过高,通过使进口品廉价而压低了消费品的价格并抑制名义工资的上涨,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过热;当宏观经济萧条时盈利率显得很低,资金的大量流出使本国货币的汇率降得过低,通过使进口品昂贵而提高消费品价格,增加名义工资上涨的压力,使企业的盈利显得更低,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萧条;资金的外流还会使本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造成资金融通困难,由此而加剧经济萧条。
    这样,抑制资金的跨国流动实际上为每个国家稳定本国经济、抑制本国经济在过热与萧条之间过度波动所必要,尤其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境内外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已经大到了完全不必要的程度:我国是资金净流出国,但是一年至少有6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样大的资金流入,这意味着我国一年的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至少为6百亿美元;而前边列举的2006年的情况则是境内外资金跨国界对流达到了1600亿美元。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体现的主要就是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
    为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缓解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尽量减少这样的资金跨国界对流性流动。这又意味着尽一切可能缩小外资流入的总规模,因为在我国有长期持续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时,以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任何外资都是资金的一种跨国界对流。
    中国最近十几年来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表明,中国的资金所有者们对预期的价格波动造成的收益变动极为敏感,有极强的资金流动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等于让资金毫无限制地在境内与境外间自由流动。一旦境内的资金所有者对中国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安全性发生怀疑,要将几十万亿的银行存款兑换成外币输往国外,甚至要将手持的中国股票、房产等变卖再兑换成外币,中国的外汇储备绝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那就会造成剧烈的资金外流并引发金融危机。那时,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就失去了任何防止金融崩溃、稳定金融体系的手段。
    现在我们需要尽量制止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以此来防止中国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并适当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严格抑制新外债的借入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尽快清偿已有的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所有权,总的目的是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加甚至减少外汇储备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方法是,允许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让对外投资的公众购买储备的外汇;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商业化经营的“主权财富基金”(如外汇投资基金)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资产,将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变为由商业化基金持有的外国资产;第三种方法是以储备的外汇偿还外债、回购境内的外资企业,减少中国所欠的外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金。前两种方法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只有第三种方法才可能减少资金的跨国界对流。不仅如此,也只有第三种方法才是真正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有效方法。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因而本国公众不能自由地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中国人清偿外国债务和外国人撤回在中国的投资时在法律上也无权自由地购买外汇。但是实际上,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和一般人的情理,相对于不准本国公众自由购买外汇到国外投资,不准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成外汇要困难得多,引起国际纠纷和招致外国在经济上报复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即使在目前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也应当承认,通常我们有义务为清偿的外国债务和外国撤回的投资兑换外汇。这就意味着,即使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不能自由兑换,也应当将中国所欠的全部外债和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都视为中国在外汇方面的“隐性偿付义务”。
    从这个角度看,在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能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当经济衰退的骤变导致大批资金想流出到境外时,国内的外债和外资直接投资的资金越少,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就越少,能够流出到境外的资金就越少,本国经济由于资金流出所受到的冲击就越小。仅就此一点,动用外汇储备以减少国内的外债和外资资本金就是同时扼制经济过热和过冷的骤变的最佳方法。
    由于很难监管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内部的这种跨国界的资金流动,还由于这种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还有上述种种不利于中国的弊端,我们应当对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跨国经营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加以足够的限制。应当要求所有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将其在华的分支机构、工厂尽可能分立为独立的在中国经营的企业,形成在中国注册的独立的企业法人,至少也要分立为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和盈亏核算的独立经营单位,以便于中国政府的管理部门监管其跨境资金流动。 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宏观经济紧缩,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都在提高;而美国为了应付次贷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正在不断降低利率。人民币利率可能高于美元利率这种差别使美国等国的资金有更强的动力涌入中国,空前地加大了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未来发生骤变的危险。
    在目前的金融形势下,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强行制止新的外资流入中国,通过严格的监控和打击来防止外资以假进口方式流入,严厉地监管并控制外资企业、外国金融机构的跨国资金流动,清理与清偿外债和外资企业的资本金,以此尽可能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具体的政策措施包括:
    ——严格监控和严厉惩罚以伪装的出口或进口对境外流入资金或流出资金的任何行为。在目前外资还在大量涌入中国时以监控和打击伪装出口流入资金的行为为重点,今后若出现大量资金涌出到境外的苗头时,则以监控和打击伪装进口流出资金的行为为重点;
    ——尽可能减少积存尚未清偿的外债,其中包括中国境内法人和自然人对外国所欠债务、贸易信贷和发行的债券等。原则上对所有这些外债都采取“只准还不准借”的做法,以强制境内的单位和个人清理与清偿外债,尽可能早、尽可能多地偿还国内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停止任何形势的外债流入。
    ——严令禁止国内的一切企业、机构、个人借入新的外债(包括发行债券和接受贸易信贷);确实需要以债务形式增加经营资金者,必须由中国国内的银行以人民币贷款提供资金;经营需要增加外币资金者,必须以其所有的人民币资金通过在中国境内的银行购买中国的外汇储备,向其售出外汇者,只能是中资银行或在华的独立的外资银行,这些银行的外汇资金只能来自向中国人民银行购买;外商在华金融机构必须与其境外总部分立,并且不准再从国外调入任何新的资金。
    ——严令国内所有的企业和个人尽早、尽多、尽快地偿还目前所欠外国的债务(包括履行任何形式的债券所规定的偿付义务);拖延不履行偿还外债义务者,应以法律手段强制其尽快履行偿付义务;对任何无力履行偿付外债义务者应立即启动破产程序,并尽快完成破产清算,以结清其所欠外债。
    ——尽可能停止新的外商投资流入。
    首先是一律禁止任何金融投资性的外资流入,只允许外商和外资以对中国进行新的“绿地投资”即兴建工厂、安装设备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资,并对此类投资也加以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国内现存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中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又无法遵照前述规定获得贷款者,其出资人可以增加资本金的方式向其注入新的资金,但是新增资金只能用于在中国国内购买原材料等经营用物资和支付员工工资,严禁将资金移作它用;
    为达此目的,应尽可能制止外资对境内中国企业的任何收购和并购。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
    立即禁止将任何国有企业、国有的任何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外商、外资企业和其它外国单位包括政府;
    明令规定:在外商对中国国民的非国有企业进行收购、参股时,其所占股份总计不得超过49%,中方的出资人如果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使其对企业持有股份达到51%的,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投入相应的资金补足并形成相应的国有股权;
    尽可能停止中国企业在境外的上市、发行股票和债券。中国企业在国外新发行的任何股票和债券都应被视为新的外资流入,必须经过相应的政府部门严格审批并受相关部门严格监控。目前原则上应不再批准中国企业在境外发行新的股票和债券。
    尽量减少新在中国开设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批准开设新的没有实际投资于工厂和设备的“绿地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
    ——对于批准允许的外商对中国进行的新的“绿地投资”,应尽可能将项目的所有者变为中国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
    对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要求项目必须由中方占有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
    对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投资项目实行严格限制。在外汇储备激增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原则上如果外方不向中方交出供销渠道并同意中方控股者,至少暂时不再批准其在中国境内再建立此类新项目。
    ——尽快有计划地由国有的控股公司和投资基金逐步回购在境外股票市场中上市的境内企业的股票、境内企业在国外发行的债券;
    ——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强制收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减少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资本金,通过购回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而减少中国对外的“隐性偿付义务”。此种收购,应由专门的中国国有控股公司、投资基金进行。
    收购的先后次序应当为:首先是原为中国企业、只有部分股权为外资持有的企业的股权,特别是中国各大银行的股权;其次是产品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或能够主要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企业或其分支企业,收购时原则上应要求中方必须持有企业51%以上的股权,且销售渠道和网络必须由中方控制;最后再考虑产品主要在国外销售且投入主要由国外进口的企业或其分支的收购。
    ——应当首先根据部门和行业的特征而确定以本国资金对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中国企业股权的强行收购。有些部门应当进行全面的内部重组,强令外资全部退出,现有的外资企业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则由国有的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收购。这样的杜绝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与军工生产有关的所有企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如公用事业包括水务事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应当保持其民族特征,应当强行赎回前几年卖给外资的各银行的全部股权,并以立法禁止外资购买中国的银行的股权,并尽可能限制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经营。
    ——应当考虑逐步恢复对外资在中国境内持有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硬性规定外资持有的任何中国境内企业的股权不得超过该企业全部股权的49%。
    过去的类似政策没能坚持下来,是由于许多合资企业被外资控制了产品的销售和投入的采购,外资企业通过压低产品的销售价格和投入的采购价格转移了合资企业的利润,造成合资企业的亏损;特别是依靠向外资企业所在国出口产品的合资企业,即使是由中方控股,但是由于被外方操控了出口销售渠道,合资的外资企业通过上述的价格操控而转移利润,造成合资企业亏损,最后逼迫合资的中方只好放弃控股权。这些失败的引进外资的经验说明,在外资企业实际掌控产品销售、特别是通过出口掌控产品销售的情况下,即使中方掌握合资企业的控股权,中方也无法使合资企业的经营有利于自己。这种情况是妨碍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控股的最主要因素。特别是由外资控制的出口导向,必定会使我国在企业合资中处于上述的两难境地。
    要强制实行中方对合资企业的控股,就必须限制那些由境外总部控制采购和销售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特别是严格地限制跨国界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活动。
    ——为扼制中国房地产业中的投机和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必须立即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置中国的房地产,已购入者应限令其限期以公平价格售出;
    ——为扼制投机性外资的流入,应进一步加紧限制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并逐步走向最终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购买中国上市公司股票;
    ——为维护中国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防止发生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崩溃性恐慌,防止在股票和房地产价格过低时形成要求外资购买救市的需要,中国政府应建立专业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在股票或房地产价格过低时购进股票或房地产以稳定市场。
    对股票市场,政府应建立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在股票价格普遍过低、平均市盈率已经显著低于存款利息率的倒数时大量购入对股市有稳定作用的股票;
    对房地产市场,政府也应在房屋售价已经显著低于未来房租的贴现值时购入城市的一部分房产,以稳定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有可能发生恐慌性的崩溃,这种崩溃有可能导致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并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政府应及早作好应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预案和组织准备。组建股票价格平准基金和购买房地产的机构,就是应对危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准备。
    ——上述政策措施涉及到一系列使用政府资金的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如购买外商投资项目所有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购买外资企业所有权或外资持有的企业股权的国有控股公司或投资基金、股票价格平准基金、购买房地产的政府机构等等。需要以法令形式确定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的法律地位,这些机构的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其运营由财政部和国资委等部门联合监管。这些机构运营中需要的外币资金,由财政部发行专门的建设债券筹集,这些债券由国内银行以其持有的中央银行票据认购,而这些国有财产经营机构将所获中央银行票据兑换为外币使用。
    ——上述所有各项措施,都应当有利于建立并稳固地维护由中国自己本国控制的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资金链是中国在未来不会受经济波动和外来冲击的各种危机很重打击的根本保证。
    面对中国当前可能发生的两方面危机,千难万难,政府有效地控制资金并适当地实行再国有化就不难。
  • 2022-03-09 16:55 黄盛杨 客户经理

    总供给: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低迷,需求相对较低,应该减少供给,以免造成
    供大于求,物价下降,使得商家的产品堆积,商品滞销,造成货物积压

    总需求:刺激消费,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以此来拉动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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