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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5 14:26 黎皇兴 客户经理

  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出口受阻，内需不足，我国面临着严重经济衰退的危险，我国应该采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采取的是“双松”搭配，也就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金融政策的组合。
  也就是，就是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社会需求，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信贷支出规模，增加货币供给，防止因国债发行推动利率上升而对社会投资引起的“挤出效应”。“双松”政策的结果必然使社会总需求扩大，在当前出口需求减少，扩大内需成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组合，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扩大就业，使我国安然渡过金融危机，恢复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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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5 14:23 米培燕 客户经理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征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这种政策取向的调整，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在我国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恒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采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手段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较好应用。首先，2003 —2004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虽然分别只上调了1和0．5个百分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市场效果。上世纪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调整准备金率，且调整幅度大大高于这两次，但市场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其次，公开市场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场上通过公开买卖国债，向商业银行体系放松或收缩银根，从而起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得以保证。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央行在国债买卖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以冲销人民币的过快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2003年达到14万亿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万亿元，大大超过其它证券市场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运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被放宽至央行基准利率的1.7倍和2倍。到当年10月，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特别是后一次利率调整，虽然幅度很小，但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和一些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都因之下跌。这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提高，使市场得到非常明确的信号，央行对经济过热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强。央行还通过票据再贴现政策、窗口指导以及发布对某些风险的提示来实施宏观调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赖单一的政策，而是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系列微调手段，前瞻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达到综合的政策效果。这种组合拳式的调控方式，将是今后的主要调控手段。紧缩货币政策一般是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政府财政/金融管理部门通过加息来抑制消费增长，控制物价的过快增长，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的目的。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是当前宏观经济过热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明显有效的控制。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我国GDP增长9.7%，这表明快速奔跑的我国经济列车还没有慢下来的迹象。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和走势，其中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某些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存在，并由此造成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加剧。统计显示，3月份的CPI已经达到了今年宏观调控的临界值3%。一系列问题的凸显使得央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尽快破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二是必须切实加强金融资源配置对经济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银行信贷资金运作不可能游离于经济之外，但金融在促进经济资源有效配置中发挥重要反作用。报告显示，今年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9.1%；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20.1%；市场货币流通(M0)同比增长12.8%。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同期GDP和CPI增长幅度之和。一季度金融机构实际增加贷款8351亿元，占全年预期目标 2.6万亿元的32%，同比多增247亿元。如果银行信贷投放不正常扩张，银行信贷升温，则可能为需求增加新的泡沫，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为经济过热推波助澜。特别是有些投资方自有资金不足，想方设法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甚至有的建设项目成为由一家或几家银行来承担大部分风险的“银行项目”，以至形成新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发生新的银行不良贷款，积聚“短存长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从4月25日起，对所有金融机构普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将一次性冻结金融机构可用资金1100亿元左右，这对收紧银行资金流出的“阀门”，防止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三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取向是适度从紧,但要防止急刹车,避免大起大落,要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总体走向仍是稳健的，是稳健目标下发出的“紧缩”信号，也表明中央调控部门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日渐明朗，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日渐科学，今后将会更多地通过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调控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将获得有力的保障。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再次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在经济趋于过热，谨防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央行、各金融监管部门应强化对金融业窗口指导的力度，督促金融业审时度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保持速度、提高质量、增强后劲，为经济、金融协调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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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5 14:20 赵骏凯 客户经理

  楼主，这是我自己总结整理的，你看看
  金融危机下，我国十大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与运用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短期面临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概括起来，可以从十个方面去解读这些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 、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一一阐述如下：
  一、财政政策：
  由“稳健”转为“积极”
  2009年财政政策将由“稳健”转为“积极”，重点要以扩大消费需求为核心，以加快改革为重点，综合运用各种财政手段，配合金融政策和其他手段，来改善经济结构和拉动经济增长。
  二、货币政策：
  从紧缩向适度宽松转变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三、投资政策：
  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重
  目前中央政府推出了总额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各地方政府计划投资额合计也超过了18万亿元，实行扩张性的投资政策将是明年政策的主基调，同时注重投资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投资政策趋向将坚持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
  四、消费政策：
  增收、减负双管齐下
  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内需庞大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经济增长更应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大背景下。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则应当成为内需扩张的重点，因为投资需求最终还是需要依靠居民消费来支撑和拉动的。扩大消费一方面要想方设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居民“有钱消费”，另一方面应当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积极拓展新的消费热点，使居民“有处消费”。
  五、外贸政策：
  促进出口平稳增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外部需求下降，对我国外贸进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未来外部需求仍存在不确定性，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仍很严峻。从稳定经济增长的角度说，尽管面对外需不足的局面，我国还要采取措施稳定出口增长，避免下滑势头过快。
  六、价格政策：
  逐步扩大由市场定价的商品和服务范围
  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已经形成了市场定价，政府主要是进行有效的价格监管，防止价格欺诈和市场失灵；对于部分关系国计民生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商品，目前仍然实行政府定价制度，如部分资源性产品、公共品、垄断企业产品等。此外，在特殊时期，政府为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可能会实行暂时性的价格管制。
  七、农村政策：
  促农民增收以激活农村内需
  我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在农村。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格局”拉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农民的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只有激活7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我国内需才能真正地、持久地得以扩大。
  八、就业政策：
  以创业促进就业
  第三季度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出现明显下滑，农民工返乡正逐渐增加；预计2009年失业率将继续上升，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就业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大问题，就业矛盾如果进一步恶化，不仅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将对社会稳定产生深刻影响。创业是最积极、最主动的就业，它不仅能解决劳动者的自身就业，还能通过带动就业产生倍增效应。
  九、区域政策：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尽管近两年来，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但是相对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抗风险能力较弱，应对经济社会矛盾回旋余地较小，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可能会更大。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和区域政策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制定实施宏观调控和区域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体现区域差异性。
  十、经济改革政策：
  清理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和制度障碍
  我国经济改革将围绕“扩大内需”这个重点，以“增收、减负、调结构”为主线，清理投资、消费、外贸、民生等领域不利于内需扩大的政策障碍，大力支持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从制度上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推进经济结构优化。
  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及时出台强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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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5 14:17 龚子龙 客户经理

  当前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下行重叠，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货币供应量M1的增速快速下降
  在此轮经济周期的变化中，M1的表现十分突出。从2006年开始至2007年8月，M1的增长不断加快，最后达到22.8%的峰值。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M1的增速又呈快速下降趋势，到今年8月份，M1的增速仅为11.5%，与2007年的峰值相比下降了近一半，已接近1996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
  虽然有很多人认为M2比M1更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从历史数据看，M1比M2能更好地预测CPI的变化(见图1)。几乎每一次M1快速上升或快速下降后，CPI也会相应地上升或下降，时滞大约为半年至一年。从理论上说，M1由现金与活期存款组成，更能反映现实需求的变化，因此也就更能说明消费物价指数的变化。如果通过历史数据反映出来的M1与CPI之间的相关关系不变，那么当前CPI的增幅下降，可以说是前一段时期M1增速下降的结果，当前M1增速的进一步下降，说明物价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走低。
  但并不能简单地判定，M1增速的大幅下降将预示着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大幅下降。从过去的情况看，M1的增长曾经历过三个快速下降期：一是从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二是从2000年9月份到2001年年底；三是从2004年到2005年年初。这三个时期都持续了约一年时间。前两个时期中或过后不久，经济增长速度都下降到较低的水平。但第三个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加快。这说明不能简单地根据当前M1增速较低就得出经济增长速度将会降低至较低水平的结论。
  经常有些人用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减去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之和后的余额大小来判断货币供应是否合适，如果余额较大，就认为货币供应过多，如果余额很小，就认为货币供应偏紧。因为目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小于GDP增长率与CPI上涨率之和，特别是M1的增长率比GDP增长率与CPI上涨率之和小很多，因此有些人认为货币供应偏紧，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实际上，从过去的情况看，用这种方法很难判断货币供应是否适度，因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减去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之和后的余额与GDP增长率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见图2)。
  其实，这种方法相当于用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相比较来判断货币供应是否适度。但这种方法在衡量货币需求时，并没有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因此导致结果难以说明问题。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生产同样GDP的货币需求就会增大；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变快，生产同样GDP的货币需求就会减少。因此，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稳定，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不确定。从较长时期看，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有逐步加快的趋势，因此同样经济增速和同样物价上涨率下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会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减去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之和后的余额也呈下降趋势。但在短期内，由于金融创新和货币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也存在较大的波动，要预测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很困难，因此难以简单地根据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变化来判断GDP增长的变化。
  尽管不能简单地根据M1的变化来判断经济走势，但M1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指标，其变化综合地反映了经济中一些情况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变量，因此对于目前M1的变化我们需要加以关注，并结合其他的金融情况来进行分析。
  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加快
  近期虽然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步伐放缓，但人民币对欧元、英镑和日元都由贬值转为快速升值，致使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加快。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2008年1～8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7.0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7.65%。目前，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较为接近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从理论上说，有效汇率比双边汇率更全面地反映了一国币值的对外变化，因此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更大。从我国过去的情况看也是如此。1995年9月至1998年9月和2000年8月至2002年3月期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稳定，但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因此这两个时期我国都出现了贸易顺差或资本项目顺差减少的情况。从2006年到2007年，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较快，但人民币有效汇率变化不大，因此并没有导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减少。
  应该说，人民币升值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解决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变化，我们不能仅考虑其对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影响，还要考虑到它对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通过计算货币条件指数来判断金融环境的松紧。所谓货币条件指数也就是利率和汇率相对于基期变化的加权之和，它说明了汇率对整个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实际上，如果我们在用货币、信贷、利率这些常用的金融指标来进行形势分析与判断时，把汇率的因素考虑进去，往往能更好地说明问题。例如，对于前文中所提出的M1增长率不能很好地解释GDP增长变化的问题，如果把汇率因素考虑进去，就好解释了。在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和2000年9月份至2001年年底，M1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至谷底，同时人民币有效汇率也逐渐升值至顶峰，两方面的紧缩同时作用，致使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在2004年到2005年年初，虽然M1的增速也大幅度下降，但人民币有效汇率贬值较多，抵消了货币紧缩的影响，因此GDP的增速继续加快。
  因此，对于目前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升值的现象，我们要加以高度注意，不仅要考虑其对进出口的影响，还要将其与货币、信贷、利率等指标结合起来分析，综合判断金融环境的松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需求面临较大的下降风险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加速增长，扣除物价影响后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保持在16%左右；出口增速虽然回落，但前8个月增长也在20%以上，并且8月份实现贸易顺差286.9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有一些人据此认为，我国总需求仍然旺盛，经济增长下滑的风险并不大。
  这几个数据确实表明迄今为止我国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但我国这几个月的月度指标与按支出法计算的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之间存在较大区别，用这几个指标来说明总需求的情况并不全面。并且，在全球经济增长下降、金融风险频出、我国经济也处于向下调整阶段的背景下，经济金融形势瞬息万变，当前的情况并不能说明未来的趋势。要看总需求的变化，还是应该从影响总需求的因素去分析。
  从消费看，近两年来消费增长加快主要由以下原因引起：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二是住房和汽车消费快速发展；三是资产价格上涨导致的财富效应。此外，今年年初以来消费的快速增长还受到两个方面短期因素的影响：近期国家财政对地震灾区的转移支付以及居民对灾区的捐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消费的增长，奥运会召开也促进了消费的增长。但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在近期都会减弱或消失。首先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上半年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6.3%，大大低于2007年12.2%和2006年10.4%的增长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继续加快增长，但近期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改善，目前政策效应将逐渐减弱，农民的收入要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面临困难。其次，经过前一段时期的快速发展后，目前住房和汽车的消费明显放慢，而除此之外，消费尚缺乏其他的有力带动因素。第三，由于股价大幅下跌，部分地区房价下跌，很多城市居民的财富缩水。第四，灾区居民由于生活用品受到损害，在短期内会大量增加消费，但在生活用品基本补齐后，消费支出会趋于平缓。第五，奥运因素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在9月份以后就不复存在。因此，消费增长速度有可能从今年第四季度起开始放慢。
  从投资看，尽管近几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逐月小幅上升，但投资结构的一些变化说明投资的增长并不稳定。一是新开工项目投资的增长较低。1～7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负增长2.9%，虽然8月份增长加快，但1～8月同比增长仅2.5%。二是第一、第二产业投资增长加快，但第三产业投资增长趋缓；工业投资增长加快，制造业中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重型工业增速快，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食品、轻纺增速慢；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加快，东部地区投资增长趋缓。说明目前投资的增长主要靠政府推动，直接由最终需求、由市场驱动的投资增长已减弱。三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继续趋缓，1～8月同比增长29.1%，增幅比1～7月回落1.8个百分点。而近些年来，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一直是带动整体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影响投资的原因看，近些年来企业利润的快速增长是影响投资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近期企业利润空间大幅缩小，因此投资增长的动力减弱。
  从出口看，尽管出口增长率仍然比较高，特别是8月份的顺差增长超过预期，但与2007年相比，出口增速已大大回落，贸易顺差也明显缩减。今年1～8月，外贸出口比2007年同期增长22.4%，增速减缓5.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下降6.2%，净减少100.8亿美元。从今后的情况看，由于近期世界经济形势一直不乐观，特别是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今年第二季度都出现负增长，因此我国的出口需求将进一步放缓。再加上近期人民币对欧元和日元升值速度加快，因此出口增速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下降，8月份顺差高增长的局面也很难持续下去。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来看，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总需求面临较大的下降风险，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下降。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上涨
  在近期CPI的增幅明显回落的同时，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继续加快。到8月份，粮食价格连续五个月环比上涨，工业品出厂价格达到10.1%。在此情况下，通胀压力是否确已减小，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是否会导致CPI反弹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从我国过去的情况看，尽管PPI与CPI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也有很多人通过计量分析说明PPI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多少时滞后引起CPI的同向变化，但实际情况证明通过PPI的变化来判断CPI变化的方法并不可靠。例如，在2004年10月，PPI曾达到当时的峰值，其时CPI已出现下降的趋势。当时对于PPI的高增长是否会影响CPI回升存在很多争论，但从实际结果看，不仅CPI未出现明显反弹，PPI的高增长也未持续下去。
  这并不只是一个偶然现象。从理论上分析，PPI是否会传导到CPI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情况。如果最终产品的需求旺盛，PPI的上涨就会在较大程度上传导至CPI；如果最终需求不旺，那么PPI的上涨压力就会更多地由生产企业吸收。在最终需求下降的情况下，会影响到中间产品需求逐步下降，并出现CPI先下降PPI后下降的情况。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近期总需求减弱，因此PPI传导至CPI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并且从上游产品价格的变化情况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今年8月份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继续回落，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的涨幅也略有回落，PPI是否会继续上涨也值得关注。
  但PPI如果持续保持在高位，即使在短期内对CPI的压力不是很大，也是影响经济稳定运行的一大因素。PPI如果存在向CPI传导的梗阻，就会先导致部分企业的利润下降，并引起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甚至亏损和倒闭。但当大多数企业都难以消化PPI的上涨时，PPI上涨最终还是要引起CPI的上涨。因此，PPI持续上涨的风险不仅会影响到价格，而且会影响到生产。
  要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下行重叠，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滑，是宏观调控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财政政策要着力改善民生，同时为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有力支持
  目前，有很多人提出要加大财政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力度。确实，在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同时面临外部不利冲击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但如何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却是当前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为了抵御外需下降的不利影响，曾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当时的财政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为以后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但也应该看到，当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从1998年到200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都在10%以下，其中1998年和1999年的增长率都仅为6.8%；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也很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除了1998年比上一年加快5.1个百分点、达到13.9%以外，后两年都很低，其中1999年仅为5.2%。实际上，如果消费需求疲软，政府投资的增加不可能带动民间投资的增加，因此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时必须更多地考虑如何促进消费的增长。目前，经过了多年投资的高增长后，我国的投资率已上升至较高水平，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在当前外需下降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消费不能大幅度增长，大幅增加投资只能导致生产过剩。因此，近期财政政策要避免单纯增加投资支出的做法，而要着重改善民生，增加社会性支出，增加对低收入家庭，居民养老、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补贴，以促进消费的进一步增长。
  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处于艰难的调整期，因此财政政策也要为经济结构调整做好服务。除了贯彻“有保有压”的方针外，更要积极运用税收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为企业转型、创新创业提供服务。
  货币政策要灵活调节，着重把握好政策力度
  当前人民银行和世界上许多中央银行一样，都面临既要防止经济增长下滑、又要防止通货膨胀的风险，如何正确地判断两方面的风险，并且求得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之间的平衡是各国央行共同面对的难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前一个时期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取得效果，货币金融环境已经出现较为明显的紧缩，经济过热也已经得到抑制，CPI的上涨率也逐步降低。目前如何根据经济增长下滑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之间对比关系的变化，灵活进行货币政策调节更是至关重要。
  当前在货币政策决策和操作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据此轮通货膨胀的特点，把握好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此轮通货膨胀与我国以前几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有较大不同。以前的通货膨胀都是由突出的总需求膨胀引起，但此轮通货膨胀在形成过程中不仅有总需求高涨的作用，国际输入因素和成本推动因素的作用也较强。对于总需求膨胀因素，必须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治理；但对于国际输入因素和成本推动因素，货币政策的作用却很微妙。一方面，国际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往往需要货币信贷的扩张最终才得以形成，因此治理国际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时必须维持一个较紧的货币金融环境；但另一方面，货币信贷紧缩对国际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素的作用较为间接，需要较长的传导时间，特别是对于价格的短期上涨难以控制，如果货币政策一味地根据短期价格变动来调节，有可能会导致总需求过度紧缩。因此，在存在国际输入因素和成本推动因素的情况下，需要特别注意把握好货币政策操作的力度。要更多地通过与最终需求联系紧密的价格指数来判断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而不能过多地依据PPI来决定货币政策取向；要更多地着眼于价格在中长期内的走势，而不必太在意短期的价格变动。
  二是要全面地分析当前的金融环境，既要看货币信贷的增长情况，也要看利率的变动情况，同时还要看汇率的变动情况和资本市场的情况。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在分析金融环境是宽松还是过紧时，通过计算货币条件指数或融资条件指数来判断。货币条件指数综合考虑了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融资条件指数不仅考虑到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还考虑到股市和债市指标变化的影响。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在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之外不断拓宽，因此也需要综合判断各方面金融情况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并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使各种金融指标之间形成合适的搭配。
  加快推进初级产品的价格改革
  我国的资源、要素价格长期被低估，因此导致经济增长中对资源能源的消耗过大。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国际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也使我国经济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时受到较大的冲击。因此，只有加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形成机制，使之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才能提高我国经济的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提高我国经济应对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的能力。目前，我国可利用CPI涨幅回落的时机，进一步推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虽然推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使价格水平上涨，但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抑制对资源能源的过度需求，促进资源能源价格的稳定。并且，在目前CPI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对于当前经济中存在的PPI持续高位运行的风险，通过改革初级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调节初级产品的供求关系来化解，比全面压缩总需求、最后影响到初级产品需求的调节方式，更具有针对性，效果也会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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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5 14:14 黄皖疆 客户经理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78年为9.80%，04年为70.01% ，07年为71% ），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实体经济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从大众舆论一直讨论中国政府是否会“救市”，到从9月开始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拉开了宏观调控干预经济危机的序幕。从出台的这些政策来看，国家应对这次经济危机采取的是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
  国务院决定对财政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继1998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再次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国内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明显的问题，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快速增长。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又一次相机抉择，从2005年起将积极的财政政策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次也是中国10多年来货币政策中首次使用“宽松”的说法。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从历史上看，货币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一国宏观经济形势紧密相连。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转向，凸显了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
  “这次调整是在传递国家提振经济的信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认为，国内经济已经出现了增速下滑的苗头，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之策。
  自去年以来，我国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出现回落，沿海地区的一些工厂经营困难；同时，外需减弱使我国出口面临新的压力。
  央行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前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要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支持扩大内需，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会对促进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会为将来经济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宽松’前加上‘适度’二字，就是要强调信贷放松的规模不是全面放松，而是有保有压、有所选择。”张斌认为，“将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三。具体政策实施(以时间为序)
  1.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9月25日起，除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暂不下调外，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汶川地震重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2个百分点。
  简评：本来随着近年来的一次次加息，央行加息的空间已经不断缩小。然而却在今年年初开始，CPI指数开始疯狂上涨，让金融部门陷入到两难境地，如果通过加息来抑制通胀，则会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和股市走低，而降息则会纵容CPI高涨。无奈之下，只能停止调整银行利率，而是改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
  就在CPI指数连续四个月下降后，更重要的是8月CPI指数下降到4.9%。在8月份CPI指数刚刚公布几天后，央行就突然宣布降息，这次情形基本跟往常一样，央行政策跟着CPI指数进行调整。突然降息不仅是为了打破民众对于银行利率向上调整的预期，这跟最近沿海地区出现的众多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经营困难有很大关系。
  央行结束加息周期，进入政策调整期，无疑对楼市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是央行自2004年10月29日以来首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也是央行9年以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近几年，随着银行利率的一步步向上调整，国内居民购房的贷款需求也逐步被抑制了。关于下半年的银行加息预期不断，如果央行再次加息，无疑给正在处于低迷的楼市更大的冲击。
  虽然这次央行降息主要是给中小企业解困，但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了，通货膨胀已经得到合理有效控制，未来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时期，短期内不会再进行重大调整，至少不会继续再向上调整。因为国家金融政策一般不会在短时期内进行上下调整，除非是国内通货膨胀恶化。金融环境的宽松将给目前的楼市发展带来活力。
  普通居民对于银行加息的疑虑消除之后，在各楼盘纷纷推出特价和优惠价格情况下，居住贷款需求有可能得到释放，推动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步走出低迷，进入健康发展时期。
  2. 证券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调整为单边征税。 18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9月19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将现行的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按千分之一的税率对双方当事人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边征税，即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的出让方按千分之一的税率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简评：减少股票交易成本可能短期内增加交易量，但是受国际股市受挫，持续低迷的这种本质上金融风险，仿佛有些指标不治本，正如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预计，“鉴于全球性危机已严重冲击投资信心，18日中国调整印花税的决定可能无力振奋中长期股市。” 可能会像过去一些人批评“布票”、“粮票”，现在批评户籍制度一样，取消了它们难道就解决了问题了吗？关键是应该使得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权利义务的剥离。单边印花税的实施对短期可能会对股市产生利好现象。
  2. 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18日也表示，国资委一贯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要成为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积极力量。在目前股市低迷的时候，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
  3. 汇金宣布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为确保国家对工、中、建三行等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控股地位，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并从即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
  简评：国家增持股票、向国企（大型企业）注资无论是在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都是无可厚非，也曾经有人批评美国救市是搞社会主义，且不谈国家用公众税收拯救企业的合理性，单就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工具而言，大型企业盛衰尤其关乎基本民生的领域，国家对其扶持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在其发展逐渐成熟的时候更应该增强自身的风险预警机制和抵御风险完善缺陷的免疫力。
  4. 10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同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从10月6日起继续接受非金融企业中期票据发行的注册。
  简评：重启中期票据发行将有助于部分大型企业获取流动资金，缓解其融资困境，不排除将资金用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同时，由于中期票据发行有一定门槛限制，因此对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帮助有限。
  5.10月5日证监会表示，将于近期启动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工作。
  简评：有人称之为“买空卖空”的套现，证券公司融资困难在股市低迷的此刻尤其困难，推行这项业务既能扩大收益也能扩大损失。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推出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也为当前的证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与改革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
  6. 10月8日，国务院决定自2008年10月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同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10月1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从10月9日起下调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
  简评：对于这两项相互矛盾的措施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免征利息税明显会增加个人储蓄，并且会成为个人所得的避税港，并且当前通货膨胀调控得当，没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下调准备金率也明显是对股市利好的政策，因此可见国家对这两项措施同时出台目的不同，无意冲突。
  7. 10月21日，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提高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
  简评：此次政策调整主要为了应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出口增速的放缓，通过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促进出口企业自我发展，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此次大规模调整商品出口退税率再次凸显了中国政府“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也是继近期增加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实施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和两次下调“双率”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控举措。
  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动荡、全球经济减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明显，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9％，这一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3个百分点。
  通过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将有助于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克服经营困难健康发展，从而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此外，通过提高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将有利于引导企业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8. 10月22日，财政部宣布，从11月1日起，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契税税率暂统一下调到1% ，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印花税，对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土地增值税。金融机构对居民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和改善性普通自住房提供贷款，其贷款利率的下限可扩大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同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可制定鼓励住房消费的收费减免政策。
  简评：明显的鼓励买房提振房市的措施，对于政府拯救房地产市场一直以来观点不一，包括美国收购“两房”很多人认为这是对房地产商的保护。房价虚高，产生泡沫是众所周知的，以北京为例，首都房价确实该长，但是明显不能一直扶摇直上。0.7倍的基准利率经过测算便知会出现“存贷倒挂”现象，当然这或许这是形式上的口号，用以提振大众信心是主要目的。鼓励购房的这些措施的出台让人也不得不产生悬念：这不会造成中国的“次贷危机”吧？房价不降，不改变“土地”财政等根基性的顽疾，成效显著的背后或许是一些人谋得了灰色收入和搭了政府便车，占了政策的便宜。
  9. 10月29日，央行宣布，从10月30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下调0.27个百分点。
  简评：一个月内两次降息，足以见到政府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调控过火，和刚灭了火又去救水的现象。不过这样添油战术的效果往往不会特别明显。
  10. 11月4日，央行表示，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不再加以硬约束。
  简评：有人说危机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遇。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来说也是机遇。目前中国金融资产、企业、操作过于国有化，防范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到了小巷当中，适当放手金融商业市场的管束也是金融市场完善的措施，当然也有人认为正是中国金融的相对封闭保护了金融领域（比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是金融资本全球一体化加快，中国参与国际金融的程度要求了我们金融市场的改革迫在眉睫。
  11. 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
  简评：这是财政政策的一个大手笔，基本投资4万亿，拉动地方和各方投资十几万亿，可能让西方国家看得瞠目结舌，也有一些国家赞叹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力度，但是我们自己应该头脑清醒。投资促进经济不错，应该注意的是一要严防腐败，二是要防止政策失误，投资偏离方向。这些投资主要是基础工程和民生方面，直接促进消费的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增加农民收入，看好农村市场，扩大内需目标指向农村也成为这次“土改”题中之义，没有实际增收何来消费？李昌平教授曾经说过“有人测算最近十几年以来农民实际收入增加不超过9%（扣除通胀因素）” 因此，这次大手笔改善民生轮也该轮到农村了。
  12.推进增值税转型。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提交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
  简评：增值税制的一大优点是能够避免生产专业化过程中的重复征税问题。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水平的大幅下调，将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面对中小企业目前的关闭困境，不管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6.7万家还是像一些领导辟谣说的那样，出口困难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生存都遇到了麻烦。一些人提出的借这次危机正好促进制造业转型，但是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不得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吴敬琏先生也提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障碍 。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将通过调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政策在税收上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也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据统计会大约减少税收2000亿元，有人质疑这会不会给4万亿的支出造成后力不足，时机选择不对。
  13. 11月5日，发改委表示，明年我国将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和良种、农机具和农资补贴，较大幅度提高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投入。
  简评：从十七届三中全会一路过来，可以看到中央支农决心，记得******总理到人民大学看望学生的时候说：“不了解三农问题的中国领导者不是称职的”
  中国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在多方面阻碍了社会发展，真正到了不改不行了。
  14.11月10日，******部署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七项工作。
   1、加大投资力度和优化投资结构
   2、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
   3、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 4、努力保持出口稳定增长
   5、着力提高企业素质和市场竞争力
   6、认真做好金融财政工作
   7、推进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
  15.11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四项实施措施：
  措施1 核准审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措施2 提高377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
  措施3 确定灾区重建基金具体方案 ，措施4 加强支持林业生态恢复重建 。
  16.11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台十项措施，应对工业增速下行压力。
  财政部：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将为企业和社会减轻负担约190亿元，财政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共51.1亿元。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从2009年1月1日起，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的水平按照当地08年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金的10%左右确定。国土资源部：从2009年起国家逐步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17.1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2008年11月27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1.08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同时，下调中央银行再贷款、再贴现等利率。从2008年12月5日起，下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下调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同时，继续对汶川地震灾区和农村金融机构执行优惠的存款准备金率。
  简评：之所以综合这几项措施一起，是因为或许一些并不简单是为了应对这次经济危机所采取的，但是或多或少都会对经济复苏和发展产生影响。同时通过这些政策可以发现应对这次经济危机货币政策应用的较97年金融危机要多，财政、货币政策形成组合拳，更为自如。尤其是中小企业问题、农村发展问题等都是基于长期发展目标的，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危机问题。
  目前来看，经济危机还没有接近尾声，正如成思危所言：“中国无力英雄救美”，他预测本次金融危机2至3年内就会过去，从2011年开始将迎来世界经济的复苏。 至于中国的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如何，有些已见成效，走出经济危机还要各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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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5 14:11 符腾丹 客户经理

  下面的网址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再给你一篇文章参考一下：
  近七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评述
  ——兼评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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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2-05 14:08 樊振玲 客户经理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