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构建金融稳定,金融发展和公平交易的三元

怎样构建金融稳定,金融发展和公平交易的三元
赖鹏举 来自: 移动端 2022-01-26 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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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6 16:58最佳答案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2-01-26 17:19 龙山红 客户经理

    三元悖论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这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可以实现其二,舍去其一。
    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一国是否能进行反周期调节,以使得宏观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能力。换言之,一国是否具有直接利用货币政策影响该国经济的独立能力,它首先要求货币政策目标的纯粹性、单一性。
    二是汇率的稳定性是指使一国在经历投机性冲击的情况下汇率市场正常运行的能力,换言之,一国如何遭受经济冲击的情况下保证本国汇率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三是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是指一国的短期流动不受外力的影响,尤其是国家对于短期资本流动不加以限制。
  • 2022-01-26 17:16 赖鹏华 客户经理

    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银行业是以货币和信用为基础的行业。银行业的重要金融媒介功能、在金融业的规模和分量、与支付清算系统的“天然联系”及其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决定了银行业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较之于证券业、保险业,银行业在信息不对称、风险分担和校正纠错机制方面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和脆弱性,其发生不稳定的情形进而危及金融体系的概率也大大高于证券和保险行业。
    金融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核心,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金融稳定是确保一国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在一国出现金融市场大幅动荡、支付清算体系运行受阻、不少金融机构倒闭破产等金融不稳定的情形下,是不可能有任何金融安全可言的。当然,金融稳定并不必然带来绝对的金融安全。运行稳健、效率良好和结构合理状态下的金融稳定可以为金融安全奠定有力的基础;过度管制、效率低下和结构失衡状态下的稳定状况则会损害金融体系的中介功能,增加其脆弱性,酝酿着金融风险。
    应答时间:2021-11-23,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 2022-01-26 17:13 连丽英 客户经理

    金融稳定的概念:

    1. 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与透明;

    2. 审慎监管对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的影响;

    3. 金融基础设施的有效性(包括公司治理、会计和审计标准、金融运行外部环境)。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金融稳定的概念实际上没有明确界定,仍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

    实现金融稳定:

    1. 经济周期上讲,我国日前经济正处于繁荣期,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也更高,还有很多闲置资源没有充分利用

    2. ,经济的增长就要依靠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相适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闲置资源效应,即既有的生产资源还能在极大的程度上使生产扩大化。我国虽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

  • 2022-01-26 17:10 符育明 客户经理

    三元悖论是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稳定这三个目标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可以实现其二,舍去其一。
    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一国是否能进行反周期调节,以使得宏观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能力。换言之,一国是否具有直接利用货币政策影响该国经济的独立能力,它首先要求货币政策目标的纯粹性、单一性。
    二是汇率的稳定性是指使一国在经历投机性冲击的情况下汇率市场正常运行的能力,换言之,一国如何遭受经济冲击的情况下保证本国汇率长期处于稳定状态。
    三是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是指一国的短期流动不受外力的影响,尤其是国家对于短期资本流动不加以限制。

    扩展资料:“不可能三位一体”论
    现实意义他指出,在各国汇率制度选择中,或更进一步地在各国发展模式中,存在着不可实现的“三位一体”,即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中,一国无论如何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克鲁格曼认为,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模式都可以被概括进三角形中。处于三个角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政府的三个目标,而A、B和C这三边则分别代表不同的制度选择。当一国政府选择制度A 时,便是选择了并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这两个目标;当一国政府选择制度B 时,便是选择了并可以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这两个资本自由流动目标;当一国政府选择制度C 时,便是选择了并可以实现汇率稳定和这两个资本自由流动目标。
    显然我国是选择制度A的代表,美国和部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国家和地区是选择制度B的代表,实行货币局制度的中国香港地区和南美洲部分国家则是选择制度C的代表。克鲁格曼建议发展中国家选择制度A ,即通过限制资本流动而实现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为后两者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的平稳发展更为重要。
  • 2022-01-26 17:07 符育明 客户经理

    一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就业充分、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这些目标有的是协同的,如经济增长,就业形势就好,但有些是矛盾的,如经济增长就会使人们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国家需要协调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速度
  • 2022-01-26 17:04 齐晓娴 客户经理

    正加快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是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是筹措环保资金的重要渠道,也是减轻财政环保支出压力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全社会投资与实际需求存在一定差距,社会资本参与度不高,绿色金融发展滞后。解决绿色转型发展过程中突出的资金瓶颈,亟须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
  • 2022-01-26 17:01 齐晓字 客户经理

    当前金融乱象频生,局部金融风险频发,金融监管风暴频繁,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牵动着各方神经。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加快金融业改革已迫在眉睫。回顾过往,抛开部门本位主义,加强顶层设计,才能切实推进国家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纵观当前金融业的矛盾与问题,建议从以下四大问题入手,全面规划和设计金融体系和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目标问题
    近现代金融发展史,也是一部金融危机史,每一次危机,都使政府对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基本上是双目标:金融稳定与金融发展。金融稳定是国际惯例和共识,金融发展则是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特殊的国情需要。围绕着双目标,各金融监管机构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特别是维护金融稳定,不管是在立法立规上,还是机构设置上都予以了重点铺陈。
    然而,近年来,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机构纷纷下大气力挺进到针对个人财富管理的争夺中,以股票、债券、基金、私募股权等基础金融产品为标的,加上互联网金融助力,个人面对强势的金融机构和复杂的金融产品,往往沦为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违规理财的受害者,并引发局部金融风险。目前中国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预计到2020年突破1万美元,家庭和个人将有更大比例的财富从存款和房地产转向复杂多样的金融产品,对消费者的金融保护将越发突显。
    借鉴国际经验,着眼于金融业发展趋势,应将维护个人与金融机构间的公平交易、防范金融欺诈,作为金融监管目标的第三极,构建稳定、发展和公平交易的三元目标,唯此才能在金融立法、金融机构设置和金融市场秩序维护上,做出具有前瞻性的体制和制度安排。
    金融监管体制问题
    2015年春夏之交的A股市场暴跌,将中国分业监管的痛点进行了全方位曝光,“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式的监管,既不能总揽金融市场的全貌,也不能适应汹涌扩张的混业经营现实。综合而言,当前以机构主体为监管边界的分业体制有以下弊端:
    一是监整套利。以近些年急剧膨胀的资产管理业务为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针对实质相同或一致的业务,在合格投资者人数、投资门槛、募集方式、风险资本、投资范围等方面,标准不一,约束不同,导致市场参与者广泛借道监管偏松的机构或设计多层嵌套的产品实现跨部门、跨市场、跨机构套利。
    二是监管真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资产证券化和私人财富管理四大新生事物强势挺进中国金融业,四大新金融、新业态都横跨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面对如此混业态势,银、证、保三会心态复杂,想管又怕管不好,最后的集体选择是扎好自己边界篱笆,而不管交叉空白地带。由于监管空白,导致新金融野蛮生长,局部风险频发。
    三是监管盲区。现在对于2015年A股巨挫的一个共识是:场外资金利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各自规则,打通了监管壁垒,而监管部门又都是信息孤岛,没有一个监管部门能够全流程、全链条地掌握入市资金的来源与集聚动态。这种监管盲区在“一行三会”以及外汇局之间的业务接头地带大量存在。
    四是监管逆势。上世纪80年代以来,英、德、法、日等主要经济体全面走向混业经营与混业监管,19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全面结束对混业经营的限制。而当主要经济大国从分业转向混业时,我国却于1992年、1998年和2003年相继成立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随着金融深化,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已不合时宜。
    五是割裂市场。建设统一大市场一直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方向。然而,分业监管体制把分机构监管自动延伸为分市场监管,规则竞争、审批竞争,但又不互联互通。
    针对分业监管的不足,国内各界进行了广泛讨论。对此,笔者建议在体制改革设计上明确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权力制衡原则,不允许任何一家监管机构权力过大;二是混业监管原则,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监管体制需要顺应发展趋势;三是金融生产者和金融消费者双保护原则,保护金融生产者稳定经营,保护金融消费者公平参与交易。
    依据上述原则,在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借鉴次贷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如下:
    一是充实央行两项职能,即宏观审慎管理职能、金融信息统计职能。为此,在央行内部增设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局,专司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分析、监测与应对预案,制定逆周期资本、行业资本等宏观审慎监管工具指标等;充实金融信息统计职能,明确所有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都有向央行报送金融信息的义务,明确央行统一制定金融行业的统计标准,明确央行是国家金融信息的统计归口部门。
    二是合并“三会”为“二会”,即调整合并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成立中国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委员会。金融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范围涵盖所有金融机构和所有场内外、本外币金融市场。可按五大板块设置业务司局,即系统重要性金控集团监管板块、银行业监管板块、证券业板块、保险业板块、金融市场板块。金融业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监管范围涵盖所有与消费者发生的金融业务,包括存贷款、银行卡、支付、理财等,都同时接受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功能性监管。将现行“一行三会”内部的消费者保护局、银监会打击非法集资局等并入,从保护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财产安全、自主选择、受教知情等权益出发,分清职责,并将信用评级机构和个人财富管理规划咨询服务纳入监管范围,成立金融消费者协会和财富管理行业协会。
    金融法律问题
    金融法律是金融制度的载体和保证。金融制度先进与否与金融立法密切相关,所谓国家金融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质是金融法律的现代化。目前我国金融法律主要存在四大问题:
    一是法律线条粗犷。即使将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计入,我国金融法律法规与美、日、德等金融发达国家相比,仍十分有限,至今期货、外汇、金融衍生品等基础性法律我国尚未制定。
    二是法律法规内容不细致,实践操作性不强。很多法律法规变成了监管部门的基本法,再由各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才能落地。
    三是立法过多体现监管部门的意志。由于金融业的复杂性和专业性,立法部门在权力边界、法条表述粗细等方面常常摆脱不了监管部门的影响,甚至沦为权力法律化的工具。
    四是法律更新迟缓。由于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快等原因,法律法规常常显著滞后于金融发展现实,其结果要么是抑制金融创新与发展,要么是市场参与者不断试探或挑战法律与监管的底线。
    解决金融法律问题需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予以统筹考虑,包括立法机构人才的职业化、专业化等。当前为规范混业经营,亟待优先解决《证券法》和《信托法》的修订与完善。
    目前《证券法》修改在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投资者保护等都为修法之必要,但更为迫切的是扩展“证券”的定义。近年来所谓的混业经营,除了金融机构跨部门持牌、跨行业经营外,更重要的是跨市场投融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基金子公司、私募基金、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围绕理财业务,突入对方市场,开展全面竞争。业务类似,但依据的监管规则却不同,导致监管套利盛行。
    2017年我国《证券法》的修订正在加快进行中,建议为混业经营、混业监管奠定法理基础,至少将各类资产管理集合资金计划列入“证券”定义。
    《信托法》是另一部管理混业经营的基本大法,特别是在大陆法系国家。2001年10月我国《信托法》正式实施。目前《信托法》在内容和实践上面临几大问题:一是将《信托法》狭义地局限为信托公司法,二是束之高阁,法院判例少,证监会、保监会怕引入《信托法》而踩了银监会的“脚”,选择视而不见,三是内容不适应金融业发展变化。
    从国外经验看,《信托法》规范的是财富管理制度,而不是一类公司业务,更没有信托公司这种类型金融机构,各国通过《信托法》将“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各方当事人的权责利进行了法律规范,尤其是对信托财产的隔离、受托人的义务进行了细致明确。当前我国财富管理市场乱象丛生,根本原因是《信托法》虚弱、虚置。
    因此,建议尽快启动《信托法》修改,将目前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管理的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全部纳入《信托法》的规范之下。着重完善信托登记制度、信托税收制度、委托人忠义制度、公益信托制度等。
    国有金融问题
    目前,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无论是规模占比,还是影响力,国有经济在金融业中的统领地位都是第一的,而在金融业中,银行业的国有经济成分尤为突出,总资产占比超过60%。
    国有经济占据金融业主导地位有利于宏观调控,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有利于化解局部金融风险,有利于配合国家重大经济战略部署。然而,在获得上述优势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问题,集中可归结为低效率。由于国有经济银行在法人治理结构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其在资金投向上偏好国有经济、在经营风格上过于强调稳健,在考核机制上缺乏长效激励,其结果是银行将大量低成本资金投向低效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这些年融资难、融资贵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资产管理市场上混乱的通道业务和嵌套业务,其根源也是民营企业通过正规渠道难以获得低成本资金。
    过去的改革实践证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并不能解决国企效率低下问题,说到底,国企本质上是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国有大银行之所以能从十几年前“技术上破产”的境地走向今天的世界性金融巨头,成功的秘诀是:政府剥离不良资产+政府注资+政府倾斜上市融资+政府长期高利差保护,政府的扶持发挥了主要作用,市场化能力有限。为此,建议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推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银行业国有经济改革需要加快步伐。
    一是将几家国有大银行逐渐改造成国有资本占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渐进、有序地将中投公司或汇金公司的注资通过市场化机制和手段置换为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占比降至50%以下、控股权以上的第一大股东。
    二是将中、农、工、建、交、邮储六大银行之外的国有股份制银行改造成以民营资本为主、国有资本为辅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仅是重要大股东,不具有控股地位,更多表现为战略性财务持有者。
    三是加快民间资本开设中小银行的审核步伐。中小银行的市场定位是吸收本地存款、向本地发放贷款,类似于美国的社区银行。政府对民间资本开设中小银行的政策要透明、简洁、便利化,门槛要求应仅限于:按照相对规范的股份制建立,产权清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参加存款保险体系;市场定位明确。只要发起成立的企业符合上述要求,就应尽快批准从事银行业。
    四是深化国有大银行企业制度改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行更加市场化的管理层选拔方式,银行董事会主席和银行行长均应由董事会选聘产生。建立良性的管理层激励,确保高级管理人员以股东利益为主要目标。在市场化选人用人的前提下,高管薪酬应完全市场化。
    (作者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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