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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4 10:35 龚子顺 客户经理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 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 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 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 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 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实现的，过去我们实行这种战略是正确的。但是根据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教训，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不及时改变这种战略，必然会给经济运行带来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比如一方面，改革现行财税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关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将目前一部分事权向上移交由中央承担，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资源管理与环境治理等，同时将一部分财权向下移交地方政府支配，以此降低各级地方政府抓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另一方面，改变鼓励出口的政策安排，统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分步骤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安排，适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步伐，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还有，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既要规范初次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又要进一步利用税收、财政转移支付、捐赠、补贴等再分配手段，调节初次分配阶段形成的过大收入差距，最终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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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4 10:32 连书耀 客户经理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 两大政策的经济学背景分析
  • 财政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货币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一）两大政策的经济学背景分析
  •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属政府的宏观间接调控措施，其运用的根据直接源于经济学的发展。
  • 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仍然还是紧紧围绕着这个既古老但又永新的主线而展开。
  • 19世纪末，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见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认为在竞争环境中，通过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最大化行为会转化为一种最优化的社会状态。
  • 当历史刚刚踏入20世纪，经济学家们逐步看到，在现实世界中，市场机制并非万无一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伴随着失业等不良经济现象时有发生。
  • 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通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次全面的反动和彻底的批判，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经济学证明。
  •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家庭和企业）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个体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它研究经济总量，如国民生产总值、就业总人数、价格水平等，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其“研究工具”则是“总供给”与“总需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均属总需求管理政策。
  （二）财政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体现为借助财政收入、支出的变化调节总需求水平，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1929—1933年欧美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提出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赤字预算为内容的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从而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
  • 财政政策类型：总体上看，财政政策可分为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和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
  •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是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相应采取变动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措施，以消除经济波动，谋求实现稳定增长的目标。它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而是一种人为的政策调节，需要依靠政府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该类政策又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
  • “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不是政府斟酌经济形势变化后所决定的，而是一种非人为的自动调节。它的效果取决于三个制度性因素：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起征点；税率的累进程度、转移性支出的规定条件。
  • 财政乘数：财政乘数包括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政府支出乘数”是指因政府购买物品和劳务支出以及公共投资支出的增加（减少）所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减少）的倍数；“税收乘数”是指因政府税收的增加（减少）而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减少（增加）的倍数；“平衡预算乘数”是指政府支出和税收的等量变动而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动的倍数。
  • 中国近年来财政政策实践
  根据“赤字绝对额”或“赤字占GDP比重”，我国近年来财政政策状况如下：
  2002年—2004年：第一轮积极财政政策；
  2004年—2006年：第二轮积极财政政策；
  2007年至今：中性财政政策。
  • 特型财政政策只是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手段，只能在特定情况下短时间实施，而中性财政政策则为常态，可作为中长期政策取向。中性财政政策并非不作为的财政政策，如果设计和操作得当，不仅可以解决当前面临的一些短期困难，而且可以着眼长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三）货币政策基本理论与实践
  •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作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
  • “货币供应量”是一个社会现实存在的货币量，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操作对象。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货币供应量包括硬币、纸币、银行活期存款，而广义货币供应量在狭义的基础上再加储蓄、定期存款。
  • 中央银行
  19世纪以前，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大都分散在各个商业银行进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有一家银行能够垄断货币发行。由于这些发行银行集中了全国的货币发行，逐步成为各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者，并在整个银行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后来，人们把这种发行银行称为中央银行。最早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是英国。
  中央银行职能：
  1、发行的银行。各国中央银行最基本的职能是掌握货币发行权，负责调节货币流通。
  2、银行的银行。集中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为商业银行提供清算服务。
  3、国家的银行。
  • 货币政策的目标、工具
  货币政策由三大要素组成：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政策、法定准备金制度；
  中间目标：准备金、货币供应量、利率；
  最终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
  • 货币政策的“时间差”
  从货币政策启动到最终目标实现止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差”。如果该“时间差”只是时间较长的话，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会产生致命的影响，但遗憾的是，货币政策的时间差有很大的变异性，最短的为半年左右，最长者达到20个月。判断货币政策作用的“时间差”对于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货币政策时间差可分为三大类：内在时间差、中期时间差、外在时间差。“内在时间差”：自经济现象发生变化，需要采取对策加以矫正，直至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工具为止。该过程又可分为“认识时间差”和“行政时间差”；“中期时间差”：自中央银行采取行动以至对金融机构发生影响，使金融机构改变其利率或其信用情况，以便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力的时间过程；“外在时间差”：自金融机构改变其利率和信用供给量后，以至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过程。
  （四）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 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各有其特点，两者无法相互替代，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做到两大政策的相辅相成。具体原因如下：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节范围的不同要求两者必须协调配合；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两者协调配合；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时滞性不同要求两者协调配合。
  •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具体情形
  1、在货币政策收效不明显的严重萧条局面下，财政政策则显得比较有力，如扩大财政赤字、支持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则相反，因改变税法需要时间，如果采用增税等财政政策，就不可能具备货币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
  2、假设一个国家处于衰退之中并且希望尽快从中恢复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扩张性很强的货币政策有可能使经济恢复，但由于存在流动性陷阱，于是，扩张性较弱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较强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就显得十分必要。
  3、在政府和私人的需求大到足以产生极强的通货膨胀压力的时候，原则上说，只要限制性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充分控制需求，但是，如果财政政策仍然是高度扩张的，就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必须有紧缩的财政政策加以配合。
  4、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可以单独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投资，但是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到一定条件下，可能抑制私人投资的发展（“挤出效应”），从而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配合以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
  五、政府管制
  • 政府管制的基本含义
  • 政府管制的方法
  • 传统管制方法的局限性
  • 政府管制的创新：激励性管制与协商性管制
  （一）政府管制的基本含义
  • “管制”是指具有法律地位并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为防止私人部门在做出决策时未充分考虑诸如公平、健康和安全等公共利益而对私人部门进行的监督和控制活动。与政府宏观管理相对，政府管制主要体现的是政府通过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生活的比较直接的干预。
  • 从本质上讲，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管制活动是一种政治行为，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性质的认识、制度的设计、方法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决定这一职能的效率。
  • 对政府管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市场失灵的程度来提出管制思路，形成一系列对经济性活动进行管制的方法，如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对外部性的管制，等等；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研究，即首先确定公共治理所要实现的社会目标，然后再进行管制，这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性管制上，比如确保健康、卫生、安全的管制，防止公害、环境保护、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福利服务和保护文物的管制等方面。
  • 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外政府管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重心放在经济性管制上，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经济性管制已出现放松而社会性管制却呈日益加强的趋势。而在我国的理论与实践中，目前仍有“重经济性管制、轻社会性管制”的倾向。
  • 植草益依据日本的实践，提出了社会性管制范围：确保健康和卫生；确保安全；防止公害、保护环境；确保教育、文化、福利。
  • 美国的社会性管制范围较窄，包括：健康、安全、环境保护。
  • 我国学者按照管制对象将其分为：对健康卫生方面的管制（包括对食品卫生、广告管理、药品管理、医疗机构管理、医疗事故处理、传染病预防、毒品、水道、废弃物的处理及清扫等方面的立法和行政管制办法）；对环境污染的管制（控制大气、固体、液体等污染排放物）；安全方面的管制（保护消费者权益、产品质量及标准化、确保交通安全、矿山安全、劳动安全等立法和行政管制办法）；公益性活动的管制（教育、文化、福利等方面的立法和行政规制。
  • 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性管制的整体水平与全社会的要求仍有相当的距离，诸如矿山事故、食品中毒、假药问题、流行病失控爆发、全国水域水质普遍下降等情况频繁发生。据有关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来，水污染、大气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分别达40多亿和500多亿美元。
  （二）政府管制的方法
  • 基于市场机制，通过激励手段来实现管制目的的“激励性管制”方法；
  • 通过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协商来实现有效管制的“协商性管制”方法；
  • 基于政府主导模式的，通过强制性指令来实现管制的“强制指令性管制”方法。
  （三）传统管制方法的局限性
  
  • 信息不对称与委托代理问题
  有效的管制需要政府有充分的关于管制客体及客体所在系统的信息，政府掌握的信息越多，管制的效率就越高，管制机构的一个主要活动是收集信息。然而传统管制方式及管制理论中并非充分考虑信息非对称性的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降低了委托人（管制者）对代理人（被管制者）的监督效率。
  • 管制目标的偏离问题
  传统的政府管制公共利益理论假定政府管制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来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然而，Stigler为代表的政府管制俘虏理论对这个传统提出了挑战，并指出，政府应该做的和实际做的往往不一致，管制者会追求自己的利益。
  • 管制成本问题
  传统的理论并没有过多地考虑管制成本的问题，实际上，管制成本随着管制领域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增加。管制成本包括了管制者实施管制的成本以及被管制者的成本（寻租成本、因管制而受的损失、管制滞后带来的损失）。
  （四）政府管制的创新：激励性管制与协商性管制
  • 激励性管制
  在传统的管制模式下，管制客体的生产效率太低或成本太高。因此，管制客体需要激励，管制的任务就是通过有关的激励措施来消除各中非效率的现象。“激励性管制”就是通过给予企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来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
  • 协商性管制
  激励性管制仍然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相对于管制者，被管制者仍然处于被动从属地位，如果能将被管制者从被动的角色转化为主动的角色，就更能提高管制的效率，协商性管制恰好实现了这一点。“协商性管制”是指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就如何管制进行充分的、正面的协商，共同制定管制政策的一种互动性管制形式。1992年，荷兰环境部与电力部门就减少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量达成协议，最终实现了很好的管制效果。
  七、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
  • 前言
  • 公共选择理论基本内容
  • 投票决策规则的具体分析
  • 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实践
  • 中国实践中的政府失灵现象
  • 小结
  
  （一）前言
  • 在当代，政府的作用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中的政府》所指出的：“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做这些事情。”
  • 一般认为，市场机制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这正是政府从多方面介入社会经济运行过程的理由。事实上，政府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能做到这些呢？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有限信息、官僚主义（认识时滞、决策时滞、执行和生效时滞）、对私人市场反应的控制能力有限。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认为政府完全能胜任弥补市场失灵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基础上：政治人和经纪人是截然分开的。
  • 经济学家越来越认为，市场虽然有时不如人意，但这并不说明政府就会做得更好。为了对这一观点作出判断，我们必须对政府机制的运行状况进行考察，而这正是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西方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分析的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
  • 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的布坎南于198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理论对政治决策过程独特的分析揭开了政治决策过程神秘的“面纱”，为人们了解民主政治决策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 公共选择的理论主题与政治学是一样的，有国家理论、投票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员政治，等等，但其使用的却是经济学方法。像经济学一样，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公共选择理论完全承袭了经济学的假设和研究方法，只是其研究的环境是非市场的政治领域。
  • 公共选择理论是在对国家干预政策的有效性深表怀疑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对国家干预的各种政策的决策过程进行探讨，以期检验进而改善国家机构的作用。
  • 在公共选择论者看来，国家干预政策的失误主要在于政治决策过程。该理论粉碎了政府无私的道德神话，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概念。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或政府行为表现出一种“忧郁的心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共选择论者对自由经济的向往。
  •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政府很不信任，信奉并极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马斯格雷夫是西方战后公共财政学的创始人，认为市场存在失灵，提倡通过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不过，尽管布坎南是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其最近对市场机制的运用也有所怀疑。
  （二）公共选择理论基本内容
  • 选民
  公共选择论者认为：①选民是理性的经济人，其投票与否以及投谁的票要建立在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上。在权衡损益后，选民的理性行为将使他不去搜集信息，保持对政治、政党和候选人的“理性无知”，并且决定不去参加投票；②进一步看，选民越多、选民越一边倒、选举越不重要、候选人观点越相近，则投票率越低；同时，高收入阶层、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政府雇员以及白领工人参与投票的积极性要大于另一些阶层；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参加公共选择时，他们不是选择自己“最喜欢”什么，而是选择自己 “最不喜欢”什么。
  • 政治家
  公共选择理论者认为，政治家不一定会按照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福利的原则行事，他们在国会投票并表态时所琢磨的是选民们将会如何报答他们，大多数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争取选票当选。
  政治活动同市场活动相似，也存在竞争，利己主义政治家也会作出利他主义的举动。然而，政治竞争往往是不完全的，政治家们可以从强有力的少数集团手中比从松散的大多数选民手中获取更多的选票，结果，他们并不总是持有大多数人的观点，而是与任命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形成“铁三角”，联合起来操纵立法。
  • 政府官僚
  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由政府官僚机构生产的。公共选择论者认为，政府官僚们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最大预算规模是他们的目标函数，而官僚机构对公共物品生产的垄断以及主管人（议员、政治家）对官僚们缺乏控制使得官僚们的目标的得以实现，进而导致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官僚们提供比实际需要更多的公共物品、扩大官僚机构的规模，并且从这种扩大中得到更多的权限、薪金和晋升。尤其严重的事，政府部门不仅是低效的，而且往往是失职的，对此，美国学者托勒逊等人进行过富有成效的调查和研究。
  • 特殊利益集团
  公共选择论者认为,特殊利益集团往往会同当选议员、官僚形成一个“铁三角”，即议员批准一项目、官僚实施这一项目，他们均从中获益。
  特殊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左右议案的表决，主要在于：集体行动的逻辑、向“理性无知”的选民们免费提供有利于自己的信息、竭力鼓动选民支持自己、向政治家或议员游说并提供他们所缺乏的专业技术信息、给予政治家或议员们政治资助、与其他利益集团相互捧场、互投赞成票。
  • 投票决策的规则
  政治决策中的投票规则主要有全体一致规则和过半数规则，现实社会生活中比较通行的是过半数规则．
  • 宪制经济理论
  针对现存的公共选择规则存在的问题，布坎南等宪制学者认为应该改变决策规则．
  宪制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政策的好坏不在于经济学家的建议，而在于对政策制定的规则约束与规则约束下的政治过程．
  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规则变革的优先原则：
  （1）与政治规则相比，优先选择经济规则．
  “市场有可能失败，但政府一定失败”已成为公共选择理论学者的一个基本理念，他们认为，“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
  （2）与较低层次规则相比，优先选择元规则的变革．
  在公共选择理论的视野中，规则可分为元规则（宪法确立的规则）＼法律规则＼各种具体规章条例细则等三种．布坎南等公共选择理论学者主张对元规则即宪法进行变革
  （三）投票决策规则的具体分析
  • 政府机制的特点
  市场机制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价格机制，而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机制与市场机制有很大不同。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间接民主政治制度，即由公民个人投票选举代表，再由这些代表对公共预算进行表决。于是，个人决定如何花费自己的钱与国会决定政府如何花费公众的钱的方式就截然不同。议员在投票时应考虑选民的意愿而不是仅仅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行事，为了决定如何投票，他们将面临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选民的意愿；由于选民的观点会有区别，他们还得在这些观点之间进行权衡以做出最后的决定 。
  • 多数票决策制度
  多数票决策制度是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中，获得多数选票的那个方案取胜。
  （1）典型的纳税人如何投票（以其对公共支出水平的态度为例）
  纳税人的收入和税收制度是影响个人对公共支出水平的态度的重要因素
  （2）中间投票人
  假定政府实行统一征税，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有三个纳税人R、M、P，他们的收入水平分别为较高、中等、较低，他们认为满意的最佳政府支出水平分别为Gr、Gm、Gp，显然，三者呈递减趋势。
  现在由这三个纳税人对这三个方案进行表决，我们发现，结果为收入水平居中的M最满意的Gm获胜。
  上述结果具有一般的意义：当在多数票决策制度下对不同的公共支出水平进行表决时，均衡的结果必然为中间投票人最赞成的支出水平。
  中间投票人是中等收入的人，中间投票人的收入不一定等于所有投票人的平均收入，如果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中间投票人的收入变化，那么即使平均收入不变，也会改变对公共支出水平的最终的决策结果。
  （3）多数票决策均衡的无效性
  由于在多数票决策机制下，中间投票人的需求决定支出水平，为了分析这一支出水平是否有效率，我们只须将中间投票人的需求情况与效率条件进行对比。
  （四）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实践
  •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的是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和存在多党竞争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民主政治决策过程，与我国的公有制为主体和市场机制尚很不发达的民主集中制国家的政治决策过程是很不相同的。它能否为我国所借鉴？进而，能借鉴什么内容？
  •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能否借鉴
  西方公共选择理论把政治决策过程与经济领域统一起来分析，弥补了政治制度分析的空白，为解决一些经济难题，如财政赤字、政府预算流入特殊利益集团、经济滞账等，提供了新的思路，这是我们研究中国财政学中应该具有的一种分析视角和工具；另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存在众多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对政治的要求已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我们不能不考虑他们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因此，根据我国国情，有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治决策过程、政府本身进行“公共选择式”的经济学分析，这种方法论和研究视角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 借鉴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几个方面
  1、注重政治制度对经济领域的影响
  政治制度应该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使两者互相适应。比如财政问题，若仅仅按照原来的开源节流的思路，是远远达不到振兴财政的目的的，尽管这也是必要的手段。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统一国家财政，财政收入制度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财政支出制度做到预算安排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其实，这里强调的是“法治”。
  2、注重政府机构的改革（略）
  3、注重各种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举例）
  （五）中国实践中的政府失灵现象（以农业结构调整为例）
  • 美国经济学家哈米德•豪斯塞尼：我更主张，并非所有政府失灵都是由政府公务人员自私的动机造成的，欠发达国家在力图实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政府失灵可以有多种原因予以解释，如政策制定者个人主观认知的困难。
  • 农业结构调整中的“政府失灵”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中政府作用更加显著。在农业生产中，政府的政策安排偏颇或政策运行中政府行为不当，就会形成政府失灵。多年来的实践显示，政府失灵已严重影响了新时期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于是，纠正政府失灵对进一步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表现在：产品交换政策安排的不平等；政策支持领域安排错位；缺乏WTO规则中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安排；金融改革形成了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金融压抑；政府转嫁职责，限制了农户调整生产结构的投入能力；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操作上的随意行为突出。
  小结
  • 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都存在缺陷，但二者又都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调节手段。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所说：综观经济政策演变史，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实践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人类有时强调自由竞争市场的作用，有时却又希望政府能进行适当的控制。
  • 可喜的是，我们看到，经济学家们一直并仍在努力地工作着，他们不断地从市场机制以及政府机制各自内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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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4 10:26 连丽红 客户经理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演变对兰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25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市场调节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应有发挥，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以经济"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转变，增长方式也由粗放经营开始向集约经营转变，人民生活已告别短缺，跨越温饱，步入小康。与此同时，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也能动地作用于经济运行，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兰州经济25年来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跌荡起伏的周期增长发展过程，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
  我国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化过程相伴随,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其中1997年以前,面对卖方市场的情形,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1997年以后,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扩大,形成了买方市场的情形,政府实施了更具有市场经济意义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具体说来，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我国的宏观调控主要经历了六个阶段：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8-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1998-2003年上半年；⑥2003年下半年-至今。本文着重从后四个阶段谈谈国家宏观调控对兰州经济的影响。
  一、1988-1990年治理整顿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始于"六五"中后期全国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七五"中期其所日趋积聚的诸多问题显露出来，信贷投资和消费失控，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为此, 从1988年10月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 把稳定通货、物价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首要目标，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努力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在货币政策方面，提高利率，实行保值贴补，稳定存款；适当收缩信贷规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职工货币收入的增长。在财政政策方面，开征特别消费税、征收预算外调节资金、延期归还企事业单位的国库券本息等。在行政手段方面，对涨价过猛的商品（如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专营，对部分商品实行控购（如控制社会集团的商品购买）、清理公司、凭证供应；冻结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并相应增加国家的物价补贴。通过治理整顿，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开始回落,治理整顿初见成效。这个时期宏观调整和紧缩政策的手段主要是国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价补贴，以直接调控为主。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治理整顿背景"高增长、高通胀"略有不同，兰州市呈现"低增长，高通胀"局面，即所谓的"滞胀"。自1979年开始的三年调整整顿期和党的十二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后，全市经济在1982年逐渐步入正轨，1983-1985得GDP每年增速均在11%-17%高位运行，1984年达到高峰，除1985年与全国持平外，1983、1984年分别高出全国0.5个和1.8个百分点。进入"七五"时期，受"六五"中后期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影响，"七五"初期，兰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已开始急剧膨胀，增长率突破26%，高于全国4-5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受1987年一产下滑12.4个百分点，1988年三产又滑落10.2个百分点影响，呈逐年下滑之势，GDP增长率由1985年的13.5%、1986年的12.3%、1987年的7.8%，滑落至1988年的3.8%；物价上涨指数从1987年始逐步回升，由9.8%上升到1988年的25.1%。
  国家紧缩政策实施后，对兰州市经济产生了以下影响：
  1、一定程度上初步控制了兰州市总需求的膨胀，投资、消费全面下降，市场极度疲软。1988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急剧下滑，仅为8.13%，比1987年下跌18.14个百分点，1989年呈现负增长，比全国下降7.2%的降幅还低4.23个百分点；消费活动由非理性的抢购迅速降温，消费水平增速由1988年的36.82%滑落至1989年的11.48%，1990年出现负增长，下降13.15%。
  2、供需总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缓解，出现部分商品的买方市场，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势头得到缓解。物价上涨指数从1989年开始由1988年的上涨25.1%快速回落，1989年物价指数为116.3%，到1990年出现负增长。
  3、本已低速运行的经济急剧滑入低谷。由于采取"急刹车"力度过大，经济增长率在"七五"后三年都在低于5%的水平上运行，1991年经济增长跌至2.2%。整个"七五"时期经济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年均增速仅为6.41%，分别低于同期全国、全省1.46和3. 15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后几个五年计划期的最低点。
  二、1993-1996年适度从紧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经过三年治理整顿，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低谷。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期，"八五"时期除1991年外，其它4年全国经济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伴随经济的高增长，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房地产业严重膨胀，开发区盲目扩张，信贷投资猛增。面对再次过热的国民经济，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了宏观调控。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改进调控方式等经济政策，出台了宏观调控16条措施，加强和稳定农业基础，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强化交通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重点是煤炭、电力、钢铁、建筑材料和石化工业的发展；大幅度地增加农业优质品种的产量；按照规模经济、合理布局和突出重点的原则，积极发展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税制改革、清理预算外资金、增收节支等手段，将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规模之内。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运用多种手段改进金融调控方式，注重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整，改变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和货币结构不合理的局面，采取"对冲"措施，收回央行再贷款减少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两次利率下调，调整了货币结构，通过控制固定资产和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将现金发行控制在预定的调控目标之内，为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坚持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再辅之以产业政策、外贸政策以及利率、汇率、价格、关税等经济杠杆，国民经济调控方式实现了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本轮调控中兰州与国家的背景基本一致，都出现了"高增长，高投资，高膨胀"，但受地处西部内陆边远地区限制，兰州市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政策等因素影响明显滞后，存在着一个政策时滞期。全国经济1991年就已开始回升，GDP增长率由1990年的3.8%上升到9.2%，1992年达到高峰期，为14.2%；兰州经济则从1992年开始逐步回升，由1991年的3.4%上升到6.4%，1994年达到高峰期，增幅为12.6%。投资增速全国1990年开始回升，1993年达到高峰；兰州则从1992年开始回升，1994年达到高峰。1993年全国经济就已开始回落，兰州则从1995年开始回落。
  经过三年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兰州经济逐步走出低谷，1996年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
  1、以重工业、基础原材料产品为主的工业格局相应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空间，生产开始得到有效调整，扭转了1992年以前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下滑的局面。1993-1995年工业增加值以9-15.3%的高速运行,占GDP的构成由1992年的45.85% 逐步上升到1993、1994、1995年的50.91%、51.51%、52.02%。
  2、投资结构得到大幅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迈出重要一步。1994年国务院五部委确定建设兰州商贸中心后，为了改善投资硬环境，政府加大了对旧城区的改造，进行了几条主干线道路的拓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1993-1995年基建投资中用于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均超过了50%，改变了过去投资主要以二产，尤其是工业为主的格局。在国家1994年投资逐步回落时，兰州市则受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1993-1995年投资年均增速达37.31%，高于全国1.97个百分点,使整个"八五"时期投资年均增速达26.56%,成为兰州市各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建设搞得最好、增长最快的时期。投资结构方向的调整,同时也加快了兰州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八五"时期全市三产年均增速达8.81%，比"七五"提高了4.25个百分点。
  3、物价指数逐渐回落，总体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在控制物价指数方面，市上通过加大实施各项宏观调控和平抑物价的力度，加强对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粮油、肉、菜等商品的最高限价、差率控制，同时大力组织供给，物价上涨指数在1996年由1994、1995年的21.9%、15.5%回落到5.7%。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经济增长幅度由1994年的12.6%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9.1%，实现了"软着陆"，使"八五"时期成为兰州市改革开放20多年中（除"十五"前三年）的顶峰期，GDP 年均增速达9.12%。
  三、1998-2003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时期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1997年，为巩固前三年"软着陆"成果，中央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针对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的新情况，实施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运行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1998年由于遭受国内特大洪涝灾害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体制转轨，经济转型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国内商品供求矛盾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扩大内需"，从反通货膨胀转为防止出现通货紧缩趋势，主要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还辅之以产业和贸易等各种政策工具。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增发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政府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年中，又推出了一些其他配套政策，如：增发国债用于企业技改贷款贴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企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城镇居民低保对象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开征利息所得税、鼓励消费信贷、延长法定节假日等；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加大退税力度，支持出口；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优惠，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债投资向中、西部倾斜，支持西部大开发等等。此外，财政政策还进行了分税制和税制改革，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加快"费改税"步伐，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强化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社保基金的支持。在货币政策上，目标是稳定币值，支持增长，对内保持物价稳定，对外保持汇率稳定。一是通过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管理，代之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二是注重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再贷款等多种手段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积极试点公开市场业务，灵活运用利率手段，自1996年以来连续8次降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拉动市场需求；三是发行特别国债充实银行资本金，降低不良资产，防范金融风险。从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表明国家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以前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上来。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果
  与国家本轮宏观调控背景一致，"九五"初期兰州经济"软着陆"后，到1998年经济一直呈下滑态势，由1996年的9.1%下滑至1997、1998年的8.7%和8.3%，增长率一年滑落0.4个百分点。物价上涨指数也逐年下滑，由1996年的5.7%滑落至1997年的1.5%，98年出现负增长。1999年兰州经济发展出现拐点，自2000年起，一路稳定走高。
  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兰州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1、基建投资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一、三产升，二产降，城市基础设施状况得到大大改善。基建投资结构在"八五"得到调整的基础上，"九五"初期又回复到以二产投资为主的局面，1996、1997年其比重达到62.37%和57.23%，三产投资比重下滑至37.63%和42.76%，一产维持在0.01%以下。随着国债投资向西部的倾斜，尤其是农林水利、铁路、通讯、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重点加强，兰州市基建投资中用于三产的比重稳步提高， 1998年上升至57.68% ，1999-2003年为69-77%之间，交通运输邮电业投资占三产比重达到33-45%之间，用于一产的比重上升至1.3-5.9%之间。二产比重下降至20-29%之间，投资乘数效应的释放，使1999-200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10.42%，超过同时期全市GDP增速0.78个百分点。
  2、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得到进一步加大，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逐步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以高新技术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轻纺、仪器机械、建材等传统产业进行的升级改造，为兰州市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新的经济效益和实力。2000-2003年全市用于工业技术改造的投资占技改投资的比重逐年上升，由35.43%上升到75.05%。四年累计投入141.07亿元，年均增长23.23%。工业技改为新一轮经济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工业增加值增速在"九五"末期止跌回升，由1998年的5%上升至1999、2000年的7.01%和7.9%，进入"十五"时期摆脱前两年的弱势增长，呈现出逐年加快发展的好势头，2001-2003年工业增速分别达到10.1%、10.84%和11.9%，促使1999-2003年年均增速达9.53%。
  3、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有力的拉动了经济的全面增长，避免了兰州市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的趋势。2000-2003年经济增长率逐步反弹，2003年达到11%。"九五"时期GDP年均增速8.58%，"十五"前三年达到10.48%，为最高期。三次产业结构也由1999年的5.7:51.7:42.6调整到2003年的4.2:52.8:43，总体上呈现一产降，二、三产升，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四、2003年下半年以来冷热兼治、双向使劲时期（一）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及措施
  面对经济在"十五"前三年连续"加速增长"之后，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片面追求增长速度、部分行业盲目重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以及乱占滥用耕地、粮食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等问题，继发了部分行业、部分地区工业、投资"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的"结构性失衡"，出现了一定范围的"油荒"和"煤荒"，煤电油运等供应全面紧张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避免出现大起大落，同时为了抑制高耗能产业的盲目发展，从2003年8月起，以央行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为标志，国家逐渐加大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型力度。特别是从今年4月份以来，面对物价上涨逼近5%的临界线，国家果断地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取向逐渐向"中性"方向转变，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并对市场机制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土地管理等，适当运用一些行政手段。具体包括：
  一是加强货币信贷投放调控。央行在去年8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今年4月又提高了0.5个百分点。同时，央行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向贷款增加较多的商业银行发行500亿元定向票据，收紧放贷能力。出台了加强窗口指导和银行监管的措施，将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起来，要求商业银行一方面严格控制对钢铁等过热行业的信贷投放，另一方面支持有利于调整结构、扩大消费和增加就业的项目资金需要。
  二是围绕产业政策准入，严格用地管理。开展了土地市场特别是开发区的清理整顿。从5月份开始冻结土地审批半年，农转非用地半年内停止审批。停止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和高档别墅、高尔夫球场等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配合做好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工作，严格加强用地管理，防止突击批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批准用地。对违法违规占地严重的地方，暂停土地使用审批。坚决收回违规多占或占而未用的土地。
  三是全面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审核，对国家明令禁止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符合环保规定、城市规划、信贷管理和项目审批程序等有关规定的在建项目停建缓建，并视情况进行处理。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中心和各类会展中心、大学城等项目。
  四是提高建设项目市场准入标准。将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经济实用房除外）等部分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其中钢铁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5％提高到40％以上；水泥、电解铝、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由20％提高到35％以上。并相继制定出台了一些相关产业政策和行业标准，切实按照产业政策和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市场准入标准，从严审核新建项目。
  五是强化经济运行调节。加大煤电油运协调力度，促进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需衔接，限制不符合产业政策、没有达到市场准入条件企业的用电用油用煤额度。加快能源、电网建设，制定有序供电方案，优先保证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单位的用电需求，充分挖掘煤电油运企业的生产潜力，努力保障重要物资运输。调整煤价和电价，实行新的用电政策。全国范围内提高电价，取消地方出台的优惠电价，对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积极疏导矛盾。组织开展全国资源节约活动，号召把节能特别是节约用电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六是鼓励和扶持粮食生产。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包括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农机补贴、农资价格管理、农业税减免、对粮食购销市场全面放开等。
  这一时期国家运用了"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宏观调控主要向两个方面侧重，既 "防热"，控制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适时适度调控回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苗头性问题，防止局部过热现象蔓延；又"升温"，加大对农业、交通、能源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避免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与前三次宏观调控不同，本次调控充分体现了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注重实效的方针。1至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4.8%,增幅比前4个月回落8个百分点，其中5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18.3%，增速比4月份和3月份分别回落16.4和25.2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过快势头有所遏制,房地产等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的势头开始回落，粮食价格趋稳，重要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减缓。财政支出增速成明显减慢，银行信贷有所控制，贷款余额比上月回落1.3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1%，增速比前4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
  （二）兰州的背景及调控效应
  这一时期兰州与国家宏观调控背景略有不同，结构性失衡问题表现的不明显，也未出现过热现象，但宏观政策影响已开始显现。"十五"前三年兰州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9.9-12.85%之间，2003年仅为9.97%，均低于全国，且差距日渐拉大，2003年相差16.74个百分点，年均增幅低于全国7.07个百分点,尚未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现象。2001-2003年全市工业年均增速与三产年均增速相差仅0.26个百分点，2003年相差0.9个百分点，二、三产同步协调发展，而同时期全国工业与三产年均增长相差3.03个百分点，2003年差距高于3年年均增速2.87个百分点，三产增速仅为6.7%，低于三产年均增速0.83个百分点。与全国27省会城市对比分析，2003年除第三产业处于中下游序列，兰州GDP、二产增加值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处于下游位置，也未出现"过热"的迹象。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尤其是兰州市经济发展受政策影响明显滞后特点，省市早动手，防患与未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为缓解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如安排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资金，继续推进税费改革，降低和取消了农业税，加大对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为严格控制部分行业出现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兰州市对有关行业的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认真清理检查，从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市场准入、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方面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为切实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工作，从严控制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从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兰州市上述宏观调控效应已初步显现。
  1、银行贷款大幅回落，新增贷款短期化特征明显。自4月份起贷款增量减缓，增幅回落逐月加大。上半年全市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78.21亿元，较上年同期少增31.81亿元，比年初增长8.17%，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74个百分点，回落幅度比1-4月落差拉大3.66个百分点。5-6两月环比增加贷款同比减少27.89亿元，占上半年新增贷款的35.60%，而上年同期为47.21%。从贷款结构看，六月底工业短期贷款比年初新增27.65亿元，同比增长34.22%，比前4月增幅回落15.92个百分点；中长期新增贷款28.24亿元，主要重点支持电力、公路、电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居民住宅开发项目等，同比下降37.62%，比前4月增幅回落8.1个百分点，其中基建贷款上半年降幅比前4月扩大43.37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增幅比前4月回落5.72倍，增加额度占新增贷款比重比前4月回落1.53个百分点。技改贷款大幅回落将会给企业今后结构调整带来资金约束。
  2、土地市场严格审批，主要影响全市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尤其是后期影响较大。截至5月底，全市各类开发园区由22个撤消、合并为6个，使违规设立、违法圈地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时，作为建设项目载体的土地，今年缩减用地规模，半年内停止土地审批，对于对土地依赖程度较大的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较大。2003年，在全市土地购置费中，基本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分别占33.63%和45.36%，更新改造仅占15.76%。上半年基建和房地产开发的土地购置费分别占全市的31.89%和58.77%，更新改造与2003年持平。基本建设购置费同比下降33.13%，房地产开发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0.37%。土地规模的缩小影响了全市投资规模。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前4月回落15.29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回落21.87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回落7.3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中住宅和办公楼投资比重比上年略有下降；更改投资上升1.58个百分点。土地市场的从严审批，对于下半年即将举办的"兰洽会"和以项目促发展的兰州而言，会导致部分新增项目无法立项，部分招商引资项目无法签约，影响新开工项目上马和后期项目储备，进而影响全市后期投资与经济增长。
  3、宏观调控的重点工业行业增速减缓，产成品库存上升。受国家宏观调控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建材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增长13.85%，低于全市限上工业增速6.2个百分点,比1-5月回落4.03个百分点。1-5月产成品库存45.03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5.49%，其中主要集中在有色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2.28倍和50.56%。从短期看,受煤电油运及资金紧张和国家对部分原材料能源的调价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的生产、销售及效益会受到一定制约，但从远期看,部分行业市场准入门槛的提高以及对能源的加快建设，将会抑制产品结构不合理，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以及产能盲目扩张的企业，减缓企业竞争力，对于以重型、资源型、基础产业型为主体的兰州工业而言，优势企业规模将会得到扩大，结构会得到优化，效益也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上游产品原材料供应紧缺状况会得到大大缓解，全市工业发展前景看好。
  4、部分生产资料价格逐月下降。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兰州市钢材、水泥等部分生产资料供需矛盾得到缓解，出厂价格开始逐月回落。上半年全市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107.34%，涨幅比1－5月份回落1.11百分点。但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幅仍然较高。1－6月普通大型钢材、焊接钢管和电炉硅铁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5.66%、12.95%和48.63%。
  5、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优化，农民现金收入呈现两位数增长。粮食播种面积受蔬菜、瓜类等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上升的结构调整和建设征地等影响有所下降。据统计，2004年兰州市夏粮播种面积为125.39万亩，与上年的127.8万亩相比，减少2.4万亩，减幅1.88%。为了弥补夏粮播种面积减少的损失，加快了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的开发，优质高效农作物比重提高。今年兰州市完成优质农作物播种面积 77.93万亩，占已播农作物面积比重28.58 %，比上年提高4.11个百分比。其中优质粮食播种面积55.98万亩，同比增长20.13%。由于今年优质专用小麦、优质加工型马铃薯售价高,比较效益较好,农民种植积极性较高，两者的播种面积大幅上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30%（增幅分别为37.42%和42.84%）；优质专用玉米6.63 万亩，同比增长15.3%。预计夏粮总产可达23.18万吨，增长3%左右。夏粮平均亩产184.86公斤，与去年相比单产增加8.76公斤，增长4.97%。由于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同时农副产品价格的全面上扬也激发了农民种养殖的积极性，确保了农民的增产增收。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96元，同比增长10.5%，为近几年来最高。伴随"三补一减"措施效应的逐步显现，预计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会有一个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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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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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4 10:23 齐敦禹 客户经理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政策取向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
  这也意味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将正式转向“稳健”，即让“适度宽松”(其实这里不是“适度宽松”而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
  那么“稳健”的货币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常态又是什么呢？这里两层意思。一是非常时期的货币政策为非常态的货币政策(即从2008年11月至2010年10月24个月的货币政策)。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没有出现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只是外贸出口受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更可能是上一年人民币过度升值错误政策的结果)，采取比美国更强有力的财政救市政策(即四万亿的财政投入)，以及货币政策由“从紧”突然转变为“适度宽松”，即在非常时期采取了非常的货币政策。银行存贷利率全面下调、信贷规模放松无管制、按揭贷款利率过度优惠等。在这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下，从2008年11月到2009年12月的14个月里，仅是银行信贷增长近11万亿；在2010年的前10个月银行信贷新增达69015亿元，两年银行贷款新增近18万亿元。接近1998年－2007年10年的信贷增长的总和(为207936亿元)。从而使得2009年及2010年前10个月M2和M1增长分别达到27.7%、32.4%和19.3%、22.1%。1998年以来的前所未有的增长高度。
  二是1998年－2007年(如果更细分些是1999－2006年)的10年中基本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1984年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执行时间最长的货币政策取向。引导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实际上就是向这个时期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转变。在这个时期新增银行信贷为207936亿元(其中1998年－2002年为67069亿；2003年－2007年为140867亿)，年均增长2万亿左右，仅及非常时期的2009－2010年的九分之二。2009年以来，M2增长一直保持在17%以上，最高时达到29.7%，并持续一年(2009年3月－2010年2月)保持在25%以上。2010年10月M2和M1分别为19.3%和22.1%，分别高于稳健货币政策同期平均水平3.34%和6.32%。如果从货币发行与实体经济的情况来看，近两年的M2增长高于GDP与CPI之和的增长13个百分，比前十年的平均水平扩大10个百分点。
  从上述的数据可以看到，非常时期的货币政策特点是货币发行过多，流动性泛滥，尽管这种政策在危机时期对保持经济增长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是这种货币政策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比如，2009年以来，泛滥的流动性不仅推高了国内资产的价格，也推高了整个经济的物价水平，最后这个过高的物价水平传导到农产品时，国内CPI上涨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它不仅严重影响了民生，也在积累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保证银行体系向市场流动性释放适度(如M2增长维持在15%水平)，而且要保证流通中的货币量与商品及服务交易量之比在一个合适的水平。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核心就是让非常时期的货币政策回归到常态的货币政策。
  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意味着实施了近两年的“适度宽松”(实际上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步入常态管理，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走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困境之后，希望通过货币政策转变，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来寻找新的、持久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就是说，政府希望通过货币政策转向为中国经济重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它也是控制物价水平再上涨、有效地管理通货膨胀预期、遏制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尤其是挤出房地产泡沫)有效的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中国经济不仅走出经济复苏的困境也开始步入快速增长上行轨道，而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资产价格泡沫过大(主要是房地产泡沫)及通货膨胀过高。当前过大的房地产泡沫不仅扭曲了整个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及收入分配关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而且正在积累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协调、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民生等，而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向则是挤出房地产泡沫最为有效的主要手段，就是要让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回归常态及理性。
  对于泛滥的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影响，中央政府在年初就看到问题所在，并希望信贷政策调整来遏制房地产泡沫。但是，在货币政策没有转向的情况下，不仅这种“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惯性影响无法改变，而且也给各商业银行过度使用(或过度放款)这个体系提供政策上的依据，从而使得各商业银行都在竞争性突破对其信贷规模扩张的限制。比如，今年的信贷增长表面上会在规划有75000亿左右，但是国内商业银行为了扩大信贷规模把信贷扩张移到表外。今年银行信贷扩张不会小于2009年。2010年我到过不少地方并与一些银行管理层交谈过，他们纷纷地抱怨，如果不是信贷规模管制，其贷款扩张规模与速度要比现在大得多。这也就是当前国内房地产泡沫无法挤出，物价水平全面上升的根源所在。因此，货币政策转向就是要改变当前国内商业银行无限信贷扩张的正当性。
  总之，“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本涵义就是要让非常时期的非常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并非是银行信贷的全面收紧，并让信贷增长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增长水平(如1998年－2007年)。既要管理好泛滥流动性，也要以信贷促经济增长，及以信贷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及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包括了有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要加快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汇率制度)及利率市场化的步伐，通过有效的价格机制及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回归常态。这样才能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及风险管理、弱化系统性风险的累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挤出房地产的泡沫，并让物价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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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4 10:20 车庆云 客户经理

  中国目前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存在货币供应过度宽松、信贷过度膨胀、资产价格上涨等问题。今后还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并加强对银行的审慎监管。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货币政策
  文·李庆云
  2008年9月，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中国货币政策转为适度宽松。2009年年初，国务院提出全年M2增长17%左右、新增贷款5万亿元以上，相对于预期8%的GDP增长率和4%的CPI指标，仍是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这一转向是正确的，有力配合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企稳和回升的作用明显，但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本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国外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以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借鉴。第二部分为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讨论，包括描述货币政策调节机制和经验，进行评价并提出对策建议。
  应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的国际经验
  国际经验
  （1）M.弗里德曼对1929～1933年大萧条的讨论
  2008年，国内翻译出版了M·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的节选本，英文名为The Great Contraction，1929～1933，应译作“大紧缩”（指货币供应量），但中译名为“大衰退”。中译版书名的改动意在吸引人们的眼球，却有失去作者的原意和警示之虞！这里不做讨论。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将大萧条期间的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分成四个阶段，其中三个阶段里实行了紧缩的政策，一个阶段里实行宽松的政策。第一个阶段是从1928年春到1929年10月。1927年年底，美国经济周期刚刚到达谷底，物价还在下滑，没有任何通货膨胀的苗头。但是，美联储由于担忧股市投机的进一步加剧，采取提高贴现率的对策打压投机，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下滑和经济活动的萎缩。第二个阶段是1931年9月英镑危机之后的货币紧缩阶段。国外势力的黄金挤兑行为引发了美联储积极而迅速的行动，极短时间内急速提高贴现率，导致大批商业银行的破产和工业产出及物价的下跌。第三个阶段属于货币宽松阶段，始自1932年4月，国会向美联储施以重压，要求后者放松货币政策。美联储迫不得已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使经济显露复苏的迹象。当美联储1932年7月终止这一政策后，经济便重陷困境。第四个阶段是1933年1～3月银行业大休假期间。总统还未就任，未来政策很不确定，银行倒闭和美联储应对黄金挤兑措施导致货币存量进一步下降，引起经济最严重的下滑。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研究显示，从1929年8月的经济顶峰到1933年3月的经济谷底，美国货币存量下降了1/3，相应的便是1929～1933的经济大萧条。“这些经历以悲剧性的方式反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也凸显了货币政策取向的关键作用。
  （2）“格林斯潘的泡沫”
  艾伦·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近19年。作为权力极大的美联储主席，他曾长期饱受赞誉，有人说他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央行行长。他手舞利率权杖，俨然就是金融救世主，是执掌货币政策之神！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次贷危机把格林斯潘赶下了神坛。威廉·弗莱肯施泰恩在《格林斯潘的泡沫》一书中指出，格林斯潘错就错在始终选择极低的利率，并且在面对由此产生的乱局时，仍然用极低的利率来解决问题。结果是，他用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泡沫挽救世界上最大的股市泡沫。即在股市泡沫破裂时，用低利率刺激住房信贷，造成次贷危机，引发1929～1933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
  以上两段经验告诉我们，如何运用货币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取向、时机、力度的选择，都至关重要。如果美联储在1929～1933年间不过度紧缩货币，格林斯潘不在2001年1月9日～2003年6月27日连续13次降息，将美联储基准利率从6.5%下调到1%，美国的货币史和经济史可能都要改写！
  克鲁格曼的评论：传统货币政策失灵
  讨论应对金融危机货币政策的国际经验时，绝不能忽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不仅是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开创者，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理论家，更是一位有良知的经济学者。他是现代国际金融危机第一代理论的始创人，也是二代、三代理论代表人物，还是眼光尖厉的评论家。我们见识过他对东亚经济模式弊病的深刻论点，对日本经济泡沫的独到分析，他对金融投机和对冲基金的严厉抨击，以及对美国政策的无情批判。限于本文论题，我在此只讨论他对货币政策的评论。
  克鲁格曼认为，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货币政策陷入日本式陷阱，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作用完全丧失。
  美联储传统的调控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调控目标利率，主要采取（与商业银行）买卖美国短期国库券的方式；二是向银行直接放贷。但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传统货币调控机制失灵。
  首先，金融危机前夕，2007年9月21日，联邦基金利率从5.25%大幅下调至4.75%，此后又经过10次降息，于2008年12月19日下调至0.25%，目前仍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乍看之下，好像美国是实行零利率政策，实际上克鲁格曼指出，那些没有得到最高信用评级的企业所支付的实际短期贷款利率，要比危机前还要高。如评级为BAA级的公司债券利率超过9%，而危机前只有6.5%。依此类推，虽然美联储尽力降低利率，但那些影响消费与投资决策的利率都上升了，或至少没有降低。其原因在于美联储调整的是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调控的是银行间市场的隔夜拆借利率，而不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存贷款利率。
  其次，在此次金融危机前，存款机构从美联储获得的总借款额接近于零；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向金融机构直接贷款，数量已很可观，但所起的作用不大。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替代效应，私人金融机构减少信贷，抵消了政府的注资，同时居民储蓄增加；二是规模效应，相对于基础货币，信贷市场规模要大得多，前者只有8000亿美元，而后者超过50万亿美元，政府向银行注资能够撬动的信贷作用有限。
  尽管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即向企业直接注资，如三大汽车公司，但囿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作用也很有限。
  从克鲁格曼的评论中，我还能感到，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中，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和作用都有重大差别。但总的说来，尽管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重要刺激作用，更要紧的还是在于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
  克鲁格曼认为，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更重要作用。他指出，在所有经济危机中，关键的问题都是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这当然主要依靠财政政策了，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对中国货币政策的讨论
  中国货币政策调节机制的特点
  与前面所述的美国货币政策机制分析相比，中国货币政策调节机制自身的特点也很明显。
  （1）利率调节
  与美联储调控目标利率（联邦基金利率）不同，中国人民银行直接调控的是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法定存贷款利率，这也是中国不能实行零利率的主要原因。上一个经济周期以来的利率调控见表1。
  （2）存款准备金率
  与利率调整相比，中国货币当局调控存款准备金率的动作更为频繁。历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见表2。
  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为什么这么高，是一个十分有趣和值得研究的课题。从直觉来说，可能与中国流动性过度宽裕有关。
  （3）央行对冲操作（公开市场交易）
  2003年4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了金额50亿元、期限为6个月的中央银行票据，央票逐步成为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重要工具。从现有的季度数据来看，2008年中期至年底，央行明显加大央票的持有量。但随着金融机构货币创造的能力急剧加强、存贷款超速增长和流动性的过度充裕，央行的票据持有量明显回落，央行收缩流动性的意图显露无遗。
  （4）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还不成熟，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风险意识差、风险管理能力不强；由于存在“利率软约束”，利率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对投资和消费影响明显偏弱；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很强，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创造有重要影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当流动性充足乃至过度时，金融机构的贷款冲动很强，容易导致信贷的过度膨胀。
  2、中国货币政策经验
  （1）货币供应量变动（最近一个经济周期）
  一般认为，1999年至今，我国处于一个宏观经济周期中。我们来看这个经济周期中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GDP、M2与CPI的变化情况（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1999～2008年间，GDP、M2和CPI的增长相对比较平稳，其中GDP增长率2007年最高达到13%，1999年最低为7.1%；M2增长率2003年最高，为19.6%，2000年最低，为13.99%；M2-GDP增长率之差2003年最大，为9.58%，2007年最小为3.74%。2009年的经济特征与前10年存在较大差异：相比之下，2009年GDP增长率处于最低水平，同时M2处于最高水平，二者之差也急升至20%左右，远高于前10年的水平。
  （2）近期存贷款变动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从2008年10月开始增长加快，2009年1月起，本外币贷款增速迅速上升；2009年6月起，贷款增速超过存款增速。但存贷差总体上一直呈现扩大趋势。可以说，中国的流动性并不缺，甚至是十分充裕。
  （3）货币政策取向
  回顾最近一个经济周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进入低点（1999年GDP增长7.1%），物价下降（1999～2002年间每年CPI为负）。此阶段的货币政策表现为2次下调利率（1999年6月10日，2002年2月21日）、1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8%→6%）。
  2002年后我国经济增长加速（2002年GDP增长9.1%，2003年增长10%），物价上涨明显（2003年CPI为3.2%）。2003年起货币政策调整为以反通胀为主，2007年货币政策从紧，6次上调利率，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08年为反通货膨胀，5次上调准备金率。
  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再次调整，2008年7月转为“一保一控”，9月转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5次下调利率，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评价
  （1）政策取向合理
  综观近一个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表现，其政策取向是合理的，调整是积极的，有一定的前瞻性。2008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转向是正确的。
  （2）有力地保障了经济增长和调整
  2003～2008年货币政策反通货膨胀的基调是对的，避免了经济过热。2008年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转向对于应对此次危机的影响是有力的，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企稳和回升所起的作用明显。
  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1）货币供应过度宽松
  2009年以来，货币供应量明显过度增长，前三季度分别为25.51%、28.46%和29.31%，与当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初衷严重背离。中国GDP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近一个经济周期的最高值13%，当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仅为16.74%,之前两年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也只分别为17.57%和15.68%。比较可以发现，明明原本17%左右的M2增长率可支撑13%的GDP增长率，当前28%的M2增长率却仅支撑约8%的GDP增速，中间大部分过度增长的被经济学界称为“失踪的货币”都去了哪里？
  过度的货币供应还表现在存贷款差的快速扩大上。从2008年中开始，存贷款差便持续扩大。2008年1月，存贷差为115783.62亿元，到2009年9月，就攀升至184012.09亿元，增加了68228.47亿元。大量过剩的货币会进一步加剧金融机构的贷款冲动，为将来的货币供应过度增长埋下隐忧。
  （2）信贷过度膨胀
  与存款超速增长相一致，2009年以来的贷款也超速增长，增速从3月份起超过20个百分点，从6月份起超过30个百分点，6月之后的增速还超过存款的增速（参见图1）。根据前几年的经验，全年的信贷增量将达10万亿元，大大超过年初定下的指标。不仅如此，信贷结构也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中长期贷款占比过高，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不大。由于市场机制不成熟，大量信贷流向重复建设的领域，进一步恶化产能过剩。
  （3）资产价格上涨应引起高度关注
  超常的货币供应和信贷增长不仅会引起通胀预期，还直接冲击资产价格，尤其是推动房价快速上涨（参见图2）。房价2008年1月从高位下落，年底同比出现负增长，本应有更深的合理调整，但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房价2009年1月环比出现上升，6月同比变成正增长，并且不断加速上涨。
  综观房价上涨态势，发现有几个特点。其一是上涨过快。尽管统计资料告诉人们，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5.7%,但实际涨幅可能大大高于统计数据。对于特大城市来说,房价变动简直可以用飞涨来形容。其二是房价上涨由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推进，几乎是全国涨声一片。其三是房价上涨非理性非常明显，其推动力量主要是投资和投机购房。一方面是开发商、投资和投机者大发其财，地方政府大收卖地钱；另一方面是老百姓对超高房价很无奈，只能是望房兴叹，绝大多数城市人买不起房，更不用说农民工了，年青人买房主要靠夫妻双方父母来支持，三个家庭供一套房已成为购房的社会常态。房地产成为社会上收入再分配工具，它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公。依靠这种模式的房地产来推动GDP增长是不公平、不健康、不可持续的GDP增长，当房价涨不上去的时候、当投资和投机者对房价继续上涨预期改变时，金融危机就不远了。
  房价这种非理性上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到位。香港一半人口住公屋，比香港穷得多的大陆怎么能主要靠买房解决居住问题呢？那种一厢情愿的基本市场化住房模式怎么能够获得成功，怎么能不推助房价上涨而又难以持续呢？政府应该反思！是政府负起责任，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健康的住房模式的时候了！
  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政府应当实行严格意义上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主要应把握好以下两点：
  其一是控制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考虑到流动性过度充裕的现状，央行应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收回过多的货币,使下一年的货币供应增长指标有一个合理的基数。为了使民间充裕的资金有出路，应采取得力措施，如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投资项目对民间资本开放，政府应给民间资本一定的参股比例。政府同时应加大直接融资，容许财政情况好的地方政府发行市镇债券，同时加大企业债券的发行。
  其二是加强对银行的审慎监管，抑制金融机构的贷款冲动。长期来说，应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消除利率软约束，发挥利率在信贷配置中的有效作用。近期来看，要从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和信贷风险管理等方面加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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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4 10:17 龚崇栋 客户经理

  为了防止经济由偏快发展到过热，07年以来，国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出台了一系列的紧缩性调控政策对投资、物价进行控制。其中，央行出台了一系列的紧缩型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六次加息、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六次发行定向票据、动用特别存款等。
  货币政策之一：六次加息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为4．14％，较2006年末增加1．62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47％，较2006年末增加1．35个百分点。
  货币政策之二：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12月8日，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从12月25日起执行。至此，准备金率达14．5％，创20多年来新高。这是央行2007年以来第10次上调准备金率，上调幅度为4年来最大。这是央行自2004年以来首次将上调幅度从0．5％升至1％，力度明显加大，预计可回收4000亿元左右的流动性。今年以来，央行分别在1、2、4、5、7、9、10、11、12月通过十次（其中4月份两次）上调准备金率5．5个百分点，累计回收流动性超过2万亿元。
  货币政策之三：六次发行定向票据在今年央行票据发行中，采取了市场化发行与定向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对部分贷款增长较快、且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定向发行6期央行票据7050亿元。分别于3月19日、5月11日、7月13日、8月17日发行1010亿元，9月7日发行1510亿元和10月11日发行1500亿元定向票据。
  货币政策之四：重启特种存款央行在时隔20年后重新启用特种存款：10月中旬，由各地央行分支机构负责向当地城商行及农信社发出通知，于23日吸收部分非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资金作为特种存款，存款期限为3个月和1年期。12月18日消息，央行将于本月27日再次开办特种存款。期限为3个月期和1年期，年利率分别为3．37％和3．99％，与央票利率持平。由金融机构自愿申报额度。20年未动用过的特种存款，却在2007年第四季度里两度被启用，特种存款的高频率使用是前所未有的，而此举既有效收回了流动性，也对信贷增长较快的机构起到警示作用。
  关键词：加息、存款准备金率、定向票据、特种存款关注程度：政府：★★★★★民众：★★★宏观影响指数：★★★★★
  〔点评〕：回顾2007年的货币政策，我们发现频繁的调控应对的是新“三高”现象日趋突出的严峻形势：
  首先，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增长从偏快转向过热的风险加大。近年我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并呈高位加速态势，中国经济已连续四年维持两位数增长。2007年经济延续了去年的强劲增长，一季度增长11．1％，二季度骤然提高为11．9％，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1．1％，比上年同期加快0．7个百分点，创1995年以来的新高。总体上来看，投资、消费、出口和工业生产均高速发展。其次，CPI创十年来新高，通胀压力不断增大。进入2007年，在食品价格上涨的带动下，物价水平逐月攀升。尤其下半年CPI上涨明显提速，8、9、10、11四个月的物价涨幅都超过6％。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被打破，有转为“高增长、高通胀”的危险。同时，伴随资本证券市场持续升温，股票、住房等资产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倾向。瑞士信贷亚太区经济学家陶冬：实际利率为负，再加上股市、房市财富效应的显现，必然促使银行存款不断流向资产市场，于是催生了资产价格的泡沫。最后，信贷新增长量高。1－9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36万亿元，同比多增6073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3．18万亿元的新增贷款纪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央行将继续收紧货币政策，抑制贷款的过快增长。从2003年的经验来看，政府换届很有可能导致信贷投放加快，因此，须对今年年末明年年初的贷款增长特别小心。
  2007年货币政策的出台频率和力度为历史罕见，但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1）我国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够畅通，而这是金融市场还不健全，融资结构比较单一，公众预期不稳定，以及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等诸多问题造成的。（2）大量的外汇占款使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较大影响。在我国巨额的“双顺差”不断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背景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央行只能被动的投放大量人民币，同时中美利差的不断缩小也制约了利率政策的运用，这就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造成较大影响。（3）货币政策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无能为力。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王小广：我国通胀目前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有其合理性。解决结构性价格上涨的问题，加息不是最佳选择。加息的理由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投资过热。（4）存在许多因素超出货币政策影响范围的问题。造成国内流动性偏多的间接原因，如储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等，仅仅依靠对冲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以及加强信贷调控等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2008年宏观调控货币政策仍是主角作为明年宏观经济工作最权威风向标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5日落幕，会议把“两防”放在明年经济工作之首，强调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自此打破了2004年以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稳健”的调控思路，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全新政策搭配。明年货币政策的“从紧”，事实上应该用“更紧”比较准确。因为从调控看，2007年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从紧的。六次提升利率以及连续十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全额对冲外汇流入，六次定向发行票据，1．55万亿特别国债的发行等等，组合的货币政策是前所未有的紧缩态势。由此，预计明年货币政策将是“宏观调控”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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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14 10:14 龚子飞 客户经理

  金融宏观调控是以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为主体，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借助于各种金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或信用量，影响社会总需求进而实现社会总供求均衡，促进金融与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机制与过程。
  实践证明，充分发挥金融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力争达到金融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需要运用恰当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宏观管理主要运用以贷款限额管理为主的行政手段，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实践证明，这种调控手段虽有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缺乏弹性，容易产生“一刀切”的弊病。因而，这N,iN控手段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所代替。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一般来说，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政策和再贴现率政策等。这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被称为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它们各有优缺点，各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如果运用恰当，可以大大提高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
  公开市场业务(0pen Market Operations)，就是中央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买卖国家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从而调节货币供给的一种金融政策。
  当金融市场银根紧缩、利率上升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购买政府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投放货币以此缓和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反之，以此抽紧银根。公开市场业务每天都在进行，不会导致人们的不良心理预期，货币政策易于达到理想的效应。由于中央银行可以根据货币政策目标每天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微调，便于为中央银行及时运用来改变货币供给变动的方向，立即有可能使货币供给增加或减少。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可以连续地、灵活地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自由决定债券的数量、时间和方向，而且中央银行即使有时会出现某些政策失误，也有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它不像存款准备金率与再贴现率政策那样，对货币供给产生很大的冲击，因此，这一手段有着比其他手段更多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工具。
  法定准备金率(Reserve Requirements Rate)政策，是各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在法律上规定的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
  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有较强的告示效应。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实际上是中央银行的一种有效宣言。它的升降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预示器。中央银行视经济发展状况而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可以成倍地收缩或增加全社会的货币供给。这一手段通常被认为是货币政策中作用最猛烈的工具。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它引起货币供给更大幅度地变化。即使是调整的幅度很小，也会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巨大波动。于是，这一政策一般几年才改变一次法定准备金率。如果法定准备金率变动频繁，会使商业银行和所有金融机构的正常信贷业务受到干扰而感到无所适从。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的调整会产生心理预期效应，会使得货币金融领域中的其他经济变量产生相应的变化，因此，这一手段的固定化倾向非常明显。在一般情况下，金融宏观调控不宜将之作为中央银行经常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再贴现率(Rediscount Rate)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制定或调整再贴现利率来干预和影响金融市场的货币供求，从而调节货币供给的一种金融政策。
  这是美国中央银行最早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进行金融宏观调控时都在使用这一政策工具。由于商业银行可以凭借商业票据对企业进行贴现放款，因此商业银行经常持有大量的商业票据。如果商业银行感到资金短缺，可以用这些票据向中央银行进行再贴现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扩大或收缩对商业银行的信用。当然，商业银行是否进行再贴现，中央银行只能等待商业银行向它借款，而不能要求商业银行这样做。可见，通过贴现率的变动来控制银行准备金效果是相当有限的。再贴现率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变动给商业银行及其他存款机构的贷款利率来调节货币供给量的政策，往往作为补充手段而和公开市场业务政策结合在一起执行。
  在上述三种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中，公开市场业务是中央银行经常使用的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一种很有效的调控手段；法定准备金率政策通常被认为是最猛烈的工具之一而较少使用；再贴现率政策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只不过其主要缺陷是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没有足够的主动权。正因为如此，在金融宏观调控中，采取何种政策工具，要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进行正确的选择。选择恰当，就十分有利于金融宏观调控效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