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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6 08:14 龚峰景 客户经理

  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是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转手，全球经济持续动荡，金融危机正在肆虐全球。最新公布的美国AP-GFK民调结果显示，近1/3的美国人认为金融危机可能令自己职位不保。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动荡，企业裁员，大量人员失业的趋势几成定局。因此，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各国面临和关注的一个焦点。
  就业现状堪忧
  对于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中国人才市场来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的就业将遭遇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在整体环境堪忧的情况下，应届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或许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欧阳晖表示，大学生就业难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至今仍然有100万没有找到工作。从目前高校对大学生的就业状况统计看，和去年同期相比，大学生就业比率有所下降。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放缓，以及“过冬论”在房地产、互联网、家电业、IT行业等多个产业中的传导，在本已积重难返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上，只能用“屋漏又遭连夜雨”来形容。现状决定了企业对大学生招聘比过去要谨慎，中华英才网总裁张建国告诉《浙江特快》，近年来，国内就业形势逐年严峻。
  今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工作岗位减少、大量员工失业、应届毕业生数量又创新高，就业形势紧张的现状似乎已很难避免。对于有经验、有资历的职场前辈也虚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任脉，使得他们另谋出路的难度相对不高，而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的就业可能就是难上加难了。
  大学生求职需有道
  对于环境的骤变，大学生应该有所准备和思考，然后再准确出击，盲目是在不乐观的现实情况下的最糟糕的心态。欧阳晖认为，虽然整体就业环境比往年有所恶化，但应届毕业生如果能够在找准定位、应聘部门、应聘地区三个方面深思熟虑，还是可以在竞争激烈、环境欠佳的情况下脱颖而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完美的第一笔。首先，要找准定位，调整好心态。
  应届毕业生切忌好高骛远，可根据自身情况适当放低薪酬要求，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前做好步入社会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多充实、提升竞争力，即便是可以“高成”也不妨先“低就”，抱着学习的心态去适应社会，从基础做起，不要眼光过高。其次，应届毕业生需要对应聘的部门进行分析，规避掉那些在企业经营压力下容易被裁减的部门。比如在新经济形势下，公关广告、品牌推广等不能直接产生利润的部门，预算是最先被截流的。求职者，尽可能地选择公司核心或者有潜力的部门就职，企业在扩张期和鼎盛期才考虑到的职位可能会被缩减，与其四面碰壁，不如寻找一个大的入职空间。最后是对应聘地区的筛选，从以往的经验看来，这种经济震荡会突出表现在经济发达或者发展迅速的地区，比如深圳、浙江等以出口为主的地区的降温，以及全球金融业动荡对上海的波及等，大学生在进行就业选择的时候都要有所顾及。因此，欧阳晖建议毕业生从长远的眼光看待就业，可以选择有潜力的二级城市，避免扎堆，以致竞争激烈丧失就业机会。从长期看，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巨大的机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 国政府积极应对，努力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总体的看， 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欧美的全球金融经济核心角色淡化，新兴经济加快崛起，尤其东亚的金融经济地位将会日益重要，这将给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好的机遇。随着 国产业机构调整和金融体系健全的过程逐步完成，相信 国将顺利渡过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并迎来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如果能够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用真才实干努力捍卫属于自己的工作阵地，那么在危机过后，他们的职业生涯就可以迎来更大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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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6 08:11 连丽芳 客户经理

  应对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市场影响的对策建议
  应对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政府责无旁贷，高校任重道远，毕业生利益攸关，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
  政府发展经济、调整结构、改善环境要多管齐下。首先，要推动经济发展，适度扩大内需，发展中小型企业，增加就业岗位，特别是要开发和创造基层公益性岗位，比如适合大学生从事的村干部岗位、社区干部和服务人员。其次，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通过政策引导，扩大就业空间；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为大学生提供健全的就业保障。政府必须消除对高校毕业生供给与需求的政策抑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学生就业市场，实施大学生全国范围内的自由就业政策，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的政策环境。
  高校创新机制、优化课程、加强指导还任重道远。首先，坚持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校企合作，大力组织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实习实践，增强毕业生的岗位适应性。其次，积极调整优化教学和科研结构，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提高其就业竞争力。再次，强化就业指导，端正就业观念，提高就业服务意识，确保学生顺利就业。在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加强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方面提供服务，加强大学生失业保障工作。
  学生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学习技能都缺一不可。首先，要提升综合素质。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工作岗位的复合程度不断提高，大学生要全面发展自己，充分发掘自身潜力，明确自身职业定位，进而实现人生价值。其次，要调整就业观念，降低就业期望值，对单位性质、就业地域、岗位薪酬、专业对口程度等预期标准进行适当调整，避免高不成低不就现象。再次，要强化个人优势，做好职业规划，以主动积极、乐观自信、平和稳定的心理面对求职就业中的艰辛，抓住机遇，实现自己的就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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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6 08:08 黄睦凯 客户经理

  论文题目？如果你是金融的学生，可以看一下最近新出的一本书，《大国金融方略》，徐洪才写的。里面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包括本次金融危机，及历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如何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如何发展成金融强国。都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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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6 08:05 黄盛波 客户经理

  自主创新是增强金融危机中的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来源： 索维尔研究及数据中心
  当前，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正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应对危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我们应以此为指导，以战略眼光审时度势，客观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地把自主创新作为应对的关键举措，努力在危机过后切实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一、百年全球历次重大危机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一百多年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危机前后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锐意创新的国家和企业，都能很快摆脱危机并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1.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定增长的强大杠杆。技术创新的活跃带来经济繁荣;而技术创新低迷，则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伴随经济波动，一些昔日主导性产业逐步衰退，而另一些新兴产业在创新的推动下茁壮成长，成为支撑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力量。自1788年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起，这样的规律就反复显现。其中美、日、韩三国在危机中的各自发展就是有力证明。
  (1)美国在大萧条后依靠技术创新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20世纪初，美国通过石油开采、冶炼、电力与电气技术创新，推动钢铁、汽车、化工、电气等产业快速扩张。自汽车工业采用流水线作业的重大技术革新后，生产能力迅速增加，汽车销量于1929年突破500万辆。但随着投资被过度挖掘，主导产业大量生产过剩，加上制度性因素等导致大萧条爆发。在大萧条动荡期间，通讯、化学合成、有声电影等新技术逐步成熟，推动电信、无线电、合成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及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回升，到1939年美国逐步转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大萧条导致经济倒退了近30年，而新一轮技术创新则使美国经济只用了8年就基本得到恢复。
  (2)日、美两国在石油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使得节能型、低耗能产业迅速崛起。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因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受损最为严重。但日本大力推进“节能技术革命”，加快新能源利用技术以及节能技术的自主研发，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重心向电子机械、家用电器等低耗能产业转移。同时，抑制传统产业规模扩张，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如造船业实施扩能控制，注重加强船型开发，竞争力大幅增强，迅速扭转了不景气局面。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日本GDP实际增长了47%%，而一次能源消耗量只增长了17%%。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受影响最轻，并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同样，在石油危机期间，以化工、钢铁、汽车等“烟囱工业”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也遭受严重打击。危机后的美国大力推动附加值高、能源消耗低的新兴产业发展，使通讯设备、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技术产业快速崛起，成为经济新的主导力量。1993年美国工业增长的45%%已由高新技术产业带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40%%以上。同时传统产业规模缩小，钢铁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从1.9%%下降到1.6%%;汽车工业占GDP比重从3.7%%降为2.1%%。
  (3)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快速步入知识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而此时韩国仍以重化工为主推动产业规模扩张。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企业大量倒闭，实际失业率高达12%，经济几乎陷入瘫痪。这促使韩国政府痛下决心依靠创新加速产业优化升级，国家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实施《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法》，把大学的科技拨款从8.4%提高到12%，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开发，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等28个知识型产业，仅3年时间经济率先复苏。其间，韩国IT产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6.4%%，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8.6%%增加到2000年的12.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5%%。不仅基础研究水平达世界一流，且汽车、电子、冶金、造船、动漫甚至美容等产业都因具有原创能力而走在世界前列。
  2.支持科技创新是政府应对危机战略举措的核心内容。近百年来，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国家共同之处在于，在尽快稳定经济、恢复生产的同时，着眼于危机后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一是确立和提升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提出美国科技发展的五条基本原则，为此后美国科技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基础框架。日本在石油危机中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后，将“科技创新立国”上升为基本国策。新加坡也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启示，于1991年成立了国家科技研究局，并开始实施第一个科技五年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较快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改“出口立国”为“科技立国”，致力于建立“以科技为中心的社会”。二是将科技投入视为重要战略投资不断加大力度。二战后，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研发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达5%%以上，日本在4%%左右，美日政府研发投入均占到了国内研发总投入的一半以上。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研发投入剧增，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7年的3.61%%上升到2001年的4.4%%。三是超前部署前沿技术研发奠定结构转型基础。美国特别重视把国家军事战略需求与经济发展结合。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大力支持信息通讯、空间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尖端技术研发;同期西欧18国共同制定了尤里卡计划，重点加强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5个优先领域的研发。正是这些面向未来的技术成果，为后来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重视发挥科技创新政策的导向作用。早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就颁布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联邦政府必须采购美国货物和服务，以保护本土企业。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特定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对重点产业技术开发提供补贴、税收和金融优惠。而韩国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迅速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产业政策方向及知识基础产业发展方案”，全力发展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五是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美国在鼓励企业自由竞争的同时，不断强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石油危机时，美国政府联合企业共同实施“Sematech计划”，显著提高了半导体企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扭转了全球竞争中的不利局面。90年代以来，美国对企业的扶持向成果产业化阶段扩展，突破以往仅限于“竞争前阶段”的限制。而日、韩、新等国，更是把支持企业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从研发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等各阶段都全面给予支持，帮助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3.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是挺过危机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出路。经济动荡往往成为企业进化的重要时机。很多世界级大公司正是因为从不放弃技术创新，危机不仅没能击垮它们，反而成为做大做强、跨越发展的难得机遇。一是始终保持旺盛的研发活力。一百多年来，这些世界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产业。现代化学工业发展始于杜邦、拜耳等，现代通讯业发展始于贝尔等，现代汽车业发展始于福特等，现代钢铁业发展始于奥钢联、新日铁等，现代计算机产业发展始于IBM、英特尔和微软等。全球跨国公司拥有世界70%%的专利和2/3的研究开发经费，而美国85%%的发展研究、60%%的应用研究和16%%的基础研究均由企业完成。二是致力于在产业链高端占据领先地位。危机中，世界级企业始终坚持开展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占领行业制高点。在大萧条前后的11年里，杜邦公司投入2200万美元和230名科技人员，致力于合成纤维开发，于1938年研制成功世界第一种合成纤维———尼龙，从此奠定了全球合成纤维工业的基础及杜邦在全球化学工业的领军地位。三是以产品创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面对危机中市场需求变化，世界级企业主动做出反应，集中开发新品。日本汽车企业抓住石油危机对小型节能车的迫切需求，迅速组织开发出可节油25%%—30%%的新车型，成功占领全球市场，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到1980年汽车年产量达1100万辆，超过美国成为当时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四是通过适时转型升级实现新的发展。世界级企业敏锐地把握全球最新产业发展动态，通过实施战略转型，获得更大发展空间。1997年前韩国三星多元化规模扩张，核心芯片从索尼购买。危机使三星痛定思痛，大刀阔斧重组业务，将10个非核心事业部出售，全力研发自主数字技术产品，2003年一举超过索尼，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信息公司。
  百年危机史告诉我们：第一，科技创新是产业更迭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历史表明，只有依靠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受危机影响才会更小，走出危机才会更快，由此危机之后的发展也才能更为迅速。要在未来赢得一流的经济竞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政府应对的明智选择是创新发展的强力保障。危机中，政府应体现远见和魄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大对新兴产业、关键技术领域的支持，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信念。第三，企业必须具备勇于开拓创新的胆魄。企业须有敢于创新的气魄和毅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切实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使企业永远处于发展前沿。
  二、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及其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美国在依靠科技推动发展方面，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有沉痛的教训和失误。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就很值得我们反思。虽然此次危机直接表现为次贷衍生品的泛滥，但存在着宏观调控决策失误及监管失控等本质原因，其他深层次根源还在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始终缺乏足够的创新成果支撑新产业兴起以弥补网络经济收缩，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和前苏联争霸，投入大量财力用于军品研发，并在其他高科技领域支持与军事有关的科技活动，结果催生了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等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后来转入民间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乃至全球新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防科技民用化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而言，成熟的军事科研成果转为民用的时间大约在10—15年左右。1990年以后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在失去了竞争对手后，美国就失去了大量投入军事研发的动力，国防预算从1990年占政府支出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5%%，冷战时期积累的尖端科技成果基本挖掘殆尽，而新一轮重大技术创新又迟迟未能产生。同时，国家整体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下降，研发投入每年减少5%%，以至于在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已无更多新的军事尖端成果可转入民用，再没有重大技术发明及其新兴产业出现。布什政府采取保守的科技政策，包括削减科技顾问专家数量，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等。虽然美国仍保持强大的科研实力，也不断有一些科技成果出现，但这些零零星星的成果还不足以从根本上驱动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下滑使美国经济失去了稳定增长的源泉动力。2000年中期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为刺激经济，美国不是继续依靠科技，而是转向了金融和房地产。美联储13次连续降息。随着银行资金借贷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及放贷条件的放宽，大批不够条件的购房者也能获得贷款。当一个国家把它的竞争力寄托在没有可靠实体支撑的虚拟手段上时，危机就产生了。金融机构为追逐自身利润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众多金融衍生产品，并没有取消风险而是向外转嫁甚至加剧了风险。“次贷”确实刺激了住房投资，由此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回升，但同时住房需求猛增，房价一路攀升，导致2003年中期经济出现过热，于是折腾回来美联储再连续13次提高利率，结果使得本来收入很低的购房者终因月供过高而承受不了，最终金融和房产泡沫的破裂导致美国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一个依靠几次重大技术革命奠定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却在这次发展中因丢失科技驱动而走向邪路，教训是沉痛的。
  第一，经济发展不能失去实体经济的稳定支撑。实体经济是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活力的根基，也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和载体。抵御风险和抗击危机的途径是靠经济实力，而增加经济实力的有效办法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实现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不注重产业发展时，技术创新自然失去需求和动力。而没有重大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新兴产业出现，就适应或支撑不了经济周期性变化发展。从战后至今，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已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特别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贡献GDP占比也从1950年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则从11.37%%上升到20.67%%。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经济虚拟化程度无限制扩大，削弱的不是科技，而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抗风险能力。美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在下一年度的1万亿预算安排中，强调对科学的投入将是强制性的，并对新能源投资采取激励政策。当选总统奥巴马已提出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在未来10年将研究经费增加一倍，永久性实行研发投入减免计划，利用新技术改良农作物，成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设立国家首席技术官，重建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取消对干细胞研究的禁令，并重点资助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开发等。
  第二，经济增长不能失去企业创新的微观基础。实体经济或产业经济主要靠企业，这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当美国削弱了实体经济也就丢掉了产业和企业，创新失去基础。受虚拟经济短期高额回报的诱惑，美国制造业大量萎缩，企业多数不生产自然更失去创新动力和热情，行为短期化、投资盲目化现象十分严重。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有相当多的美国制造企业从事各类虚拟经济活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对企业家的吸引力不断降低。如美国福特公司尽管是一家超大型制造业企业，但其2007年税前利润中，仅有8亿美元来自汽车销售主营业务，而有50亿美元来自于信贷租赁等金融业务。因此，重视企业对国家发展的影响，重树企业创新信心，激发产业活力至关重要。
  第三，持续发展不能失去优质投资的良性循环。投资的质量决定着经济的质量。当经济遇到萎缩，需要刺激投资启动需求，但投资短期看数量长期则在质量。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社会投资预期收益率降低，其刺激出来的主要是低质量投资。而靠低质量数量型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长期这样的政策势必要出现金融危机。应该通过支持创新来刺激投资。符合市场需求的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会使得投资收益上升，由此推动企业投资上升和财富的大量增加，使投资创造应有价值，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这样的投资才是优质投资。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危机救助计划也不断调整，从最初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低质量金融资产，到目前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要在未来10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重点支持新能源发展，希望以此为美国未来经济提供新的支撑。
  美国金融危机扩大，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这场危机给中国的创新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化“危”为“机”的关键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迅速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危机为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第一，危机使企业的创新需求更加旺盛。高附加价值、低资源消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的产品和技术将更受青睐。危机面前只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产品的，基本都无大的风险，企业业绩不降反升。困难和倒闭的是那些低端生产没有创新的企业。南京协和化学公司虽然经营建材原料，但其坚持新品开发，仍使主营业务增长50%%多。第二，危机使企业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无论是人员薪资、设备价格、制造费用等都会有明显下降，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加优质的创新资源。南通恒力集团为新上工业丝项目从国外引进设备，去年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谈判附加条件苛刻，现在却迅速达成意向协议，且报价降了一半左右。第三，危机使创新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受危机影响，更多的跨国公司为集中资源、降低成本实行外包，这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市场资源。同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人才、科研机构也将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国际间优质创新资源的互动明显增强。今年江苏举办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成效显著。第四，危机使企业及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明显增强。更多的企业意识到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申请和维权的意识明显增强。今年前三季度江苏企业专利申请同比增长60%%以上。昆山好孩子集团平均每天两项新设计，新品储备量已达两年以上，今年产品价格逆势上涨15%%。第五，危机使优秀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危机中将有一批企业倒闭被淘汰是正常的，同时危机使那些未被有效利用的存量资源和市场空间得以释放，从而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创新能力较强、创新产品市场潜力大的企业腾出了新的发展空间。经过危机的洗礼，一定会出现一批更加具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优秀企业。
  当然，危机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给科技创新带来严峻挑战：第一，市场需求萎缩可能影响创新产品供给。当前国内外市场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出现下滑，由此高品质、高技术含量、高价格特征的创新型产品的市场销路也将缩窄，开辟新市场的难度有所加大，新产品开发及市场推广将放缓。第二，资金全面趋紧可能影响创新经费投入。金融危机使资金供给普遍紧张。同时，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直接导致研发经费不足，并将影响政府收入来源。由此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较多地增加创新投入的意愿和现实能力会降低。第三，创新风险放大可能影响创新产出预期。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危机将这种风险进一步放大，降低了对创新成功率和收益率的预期。受此影响，银行、社会资本对创新创业的观望情绪将明显增强，尤其是创新发展所需要的风险投资萎缩，企业的创新信心和社会支持创新的活动会受到抑制。第四，短期救急的迫切性可能影响创新的长远部署。创新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行动，创新投入发生于现在，而创新产出则只能体现在将来。在危机情况下，各种现实的困难、障碍接踵而至，使应急救急成为人们优先考虑的任务。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虽仍被认可，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得到现实的关注，对创新的长远规划和部署会更多的让位于短期救急的迫切任务。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重视，进一步坚定信心、趋利避害，变不利为有利，使当前危机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
  三、依靠自主创新克服当前危机的措施及其建议
  为应对当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启动了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作出战略部署。江苏省委、省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其中特别强调把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的关键举措。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1.集中加大各级政府科技投入。困难形势下启动和扩大内需应多增加“科技元素”。这时候政府科技投入越大，社会示范作用就越强。危机通过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对存量资源进行着优化调整，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加强对增量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科技投入，尤其是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前瞻性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投入，使内需的启动更多地成为能给经济带来高收益回报和高质量增长的优质投入，以形成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2.培育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恢复和重振经济需要尽快培育壮大一批作为未来发展增长点和长久支撑的新兴产业。应对和消除危机，不单单在于克服金融方面的问题，也不在于短期增加需求，关键是要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经济体系。当前是结构调整升级的最佳时期，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要担负起为中国未来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责任，努力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建立先发优势。要大力发展软件创意、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未来战略性产业，以赢得产业发展先机。
  3.迅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在企业，当前困难也是企业。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持续发展，都要高度重视企业发展。经过危机时期大浪淘沙般的筛选，一部分企业被淘汰，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顽强地生存下来，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努力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尽快占领产业技术前沿和市场，真正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未来发展的竞争能力。
  4.探索发展科技金融的有效途径。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和收益长期性，依靠传统的商业金融体系支持创新受到局限。特别在危机条件下，矛盾更加突出。必须加快探索新的符合科技创新活动特性、有效满足创新需求的科技融资机制。从目前实际出发，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信用作用，在现行金融政策和体制框架下，积极探索设立科技支行，大力发展私人风险投资，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科技保险，建立并完善有效服务科技创新的专业化融资体系。
  5.加强对企业创新产品应用的支持。重视做好对企业的政策服务，全面推动现有政策的落实执行。经验表明，支持企业创新，给资金不如给政策给市场。政府是当前最大的一块内需，也是最好启动的一块消费市场。要加强政府采购，完善有关工作制度和操作办法，对企业自主开发并首次投放市场的创新产品实行首购或订购，支持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还要积极引导支持社会购买和使用自主创新产品。
  6.大力引进海外科技人才。受危机影响，国际人才等科技要素流动加快，引进成本降低，成为我们引进海外人才的最好时机。要以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具竞争力的环境，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支持科研单位或企业到国外收购研发机构，为危机后的下一轮发展积蓄力量。
  为使应对危机的各项创新举措取得实效，还须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一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要想经济领先必定要使科技领先，否则一时领先终会因缺乏支撑而退回来。在大家都很关注解决眼前困难的时候，尚需多一点谋求长远的眼光，更加注重下一轮发展，争取在未来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须始终走在发展的前列。二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由于本身经营目标与财力的局限，不可能花更多的投入在科技的前沿开发上，尤其在目前危机条件下。企业创新研发多是在政府支持的前期基础研究上再进行商业开发，往往更多地关注那些基本成熟、现实可用、可产生预期回报的技术成果。那些带有前瞻性基础性公共性、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大投入并带有较大商业风险的技术研发须由政府来完成。三是高端与实用的关系。科技创新既要“顶天”，又要“立地”。在着眼未来，超前部署，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努力实现技术跨越的同时，还应立足现实需求，讲求实效，支持企业开发适销对路的新技术、新产品，帮助企业加强对现有生产手段的技术改造，使企业有更加厚实的创新基础向高端攀升。四是内需和外向的关系。在出口企业和产品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不能因噎废食。值得反思的不是出口多了，而是我们的产品技术档次还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还要坚持依靠自主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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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6 08:02 樊成钢 客户经理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应趋利避害，参与经济全球化。
  机遇是把双刃剑 很好的把握机遇 可以提升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反之 则会陷入泥潭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前提下 中国应该很好的把握机遇 在保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同时 尽己所能 帮助世界缓解危机 以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 在世界金融危机中 应该牢牢把握住自己的优势 大力大展创新产业 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降至最低点
  在金融危机下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创新和开拓市场。
  创新就要发展创新产业，例如新能源，环保，电子高新产业。
  开拓海外市场，有实力的大企业要走出中国，参与国际性的收购与合作。中小型企业要加紧资产优化和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
  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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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6 07:56 连会有 客户经理

  为美国是世界经济的核心，所以美国衰了，也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工业不太发达，影响比较小，所以说是挑战。因为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需要种种机遇，所以说是机遇。 金融危机下，美元正在贬值，我们国家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的成本提高了，所以我们的价钱要高于他本国或别的国家的商品，价格竞争相对失去优势，出口会下降。
  在这种形势下，只有提高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和品质的情况下才能有竞争力。所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这只是出口方面的，还有别的东西也一样。
  金融危机除了影响我们的工业生产。还影响我们的金融业。因为我们国家的银行和美国国家的银行合作，加上一些贸易货币兑换，购买了美国国债或债卷或金融产品等。美国贬值的情况下，我们持有的美元和来自的美国债卷或基金等金融产品价值都下降，美国大量印钱应该相应地给持人美元的人相对比例的美元才合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手中的美元相对不值原来钱了。
  搜狐财经12月13日讯 “2008中国银行家论坛”于2008年12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办。搜狐财经作为网络战略合作伙伴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文字报道：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各位银行家，大家早上好。
  很高兴出席《银行家》杂志社2008年论坛，可谓高朋满座。这个杂志已经创办七年了，我有幸成为它的忠实读者，也是作者，只是写得太少了。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在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日益演变成国际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受到极大冲击的严峻形势下，《银行家》杂志社积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讲，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所以，我想《银行家》杂志社办的这个论坛，正是这样一种集思广益，大家献计献策。让我们来共同战胜这场金融危机，共同捕捉和把握机遇，赢得我们更大的发展。我认为杂志社做了一件很好的利国利民的事。我也预祝本届论坛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刚才听了兆星同志的演讲，我也很受启发。他从金融发展和产业发展、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政府调控与市场经济这样几个方面阐述了他的一些看法和认识。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和研究的内容，包括如何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正确处理好这样一些关系。我建议各位有时间的话，认真地阅读《人民日报》12月11日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的通稿，通稿比12月10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的口播稿的内容多的多。口播稿大概只有两三千字，而《人民日报》的新华社通稿恐怕有六千字，希望各位认真研读。我看到国际媒体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仅仅是公布出来的六千字的内容，也认为是比世界许多国家目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都要完整、准确、切合国情，他们认为是一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希望各位有时间一定找来看一看。那里面就是中央最新的精神，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最基本的判断、最完整的判断，也是指导我们明年工作的一个总的部署。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如果各位仔细一点的话，能发现我的一个措词，我把机遇摆在挑战前面了。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可能在给我的时间里，很难充分地阐述。我只能择其要点，拣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谈一谈我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国际经济的发展演变和趋势，结合我们应该采取的对策，着重从机遇与挑战，来阐发我的一些看法。
  当前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或者说世界经济面临急剧下滑的风险，或者说实体经济已经或者将面临更严重的冲击，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如此之严重？为什么说它是百年不遇，确切地说是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以来世界范围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它是有深刻背景的。刚才松奇同志在开幕式的简短致辞里，已经把国际经济目前的状况扼要地做了勾画。今年世界经济由于还有像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世界经济还不至于跌得更大，它还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增长。按照IMF11月6日的预计是增长3.7%，尽管一年来它是不断下调，可能现在3.7%也保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它在判断增长3.7%的时候，还估计了美国有1.4%的增长，估计日本有0.5%的增长，估计欧元区的增长是1.2%。而现在比11月6号的情况更加严重，美国已经宣布从去年12月起陷入衰退，日本估计它只能增长0.1%，欧洲那些国家也只能增长百分之零点几，包括德国增长0.3%－0.4%，美国今年的增长恐怕到不了1.4%，可能在1%以下。因此，今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IMF的预计可能是高估了。而中国的增长一定在9%以上，中国今年对世界GDP的贡献率恐怕要达到4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去年，我们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对2007年新增的GDP那一部分，我们达到了25%，今年将达45%，明年恐怕要占到近70%。因为发达国家明年要全部进入衰退，都是负增长。负增长对世界经济GDP没有正的贡献，就全靠这些新兴经济国家，而中国明年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不管现在有一些国外对中国过于悲观的经济学家他怎么预测，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明年，全部发达国家进入负增长，IMF对明年世界GDP的增长率恐怕也是高估的，说它有2.2%，也是11月6号说的。世界银行说只能增长1%，联合国也说只能增长1%。在这1%里面中国的贡献率恐怕就是接近70%。我们今年的GDP将会大幅度的增长。去年中国在世界各国GDP总额的排序，和德国差不多，排在世界的第四位，它是3.29万亿美元，中国是3.28万亿美元，差一点。美国第一，13.81万亿美元，日本是4.38万亿美元。德国3.29万亿美元，中国是3.28万亿美元。而2008年，中国的GDP要超过4万亿美元。在这里有两个因素，因为发达国家的增长率急剧下滑，它们只有零点几的增长，不到1%，中国有9%以上的增长，这是可以预期的。我们1—3季度增长了9.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继续保持升值态势，今年只剩下17－18天了，人民币汇率到昨天收市的时候是6.845元人民币：1美元，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值了13%，这样一个变化使得中国的GDP按美元折算大幅度提高，超过4万亿美元。可以测算，今年中国的人均GDP可能达到3000美元了，去年是将近25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曾经在新世纪初规划，到2020年的增长目标是4万亿美元、人均3000美元，我们今年（2008年）实现了。明年（2009年）我们的发展步伐仍然是稳健的。所以，我想给各位通报的一点信息是什么呢？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
  79年前发生的那一场经济大萧条给世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那个大萧条的前期，也就是在一次大战之后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衰退，然后从1921年以后，世界经济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增长，到1929年10月24日爆发危机，美国华尔街股市大崩盘。1922年到1929年，美国的股市也像前两年美国的股市一样，这次道指涨到一万四千点，现在跌到八千多点。那时候，经济规模小得多了，股指从60－70点涨到360－370点，不到八九年的时间，每年平均增长18%以上，股市泡沫，整个社会弥漫着享乐。当然那十年里，经济也是增长的，在那段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也有一些技术创新。但是财富大量集中在少部分人手里，5%的人占据了社会财富的30%，存在着大量的工人失业。在那个20年代，美国的经济、世界的经济，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人们的脑子比较热。1929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是一个迷信自由市场经济的总统，在29年爆发大危机之后，他采取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任凭市场自身的调节，他认为这些市场缺陷用不着政府这个看得见的手加以调节，甚至他的一些调节措施还是反向的。29年到33年，大危机愈演愈烈，到1932年的下半年，美国的股指、道·琼斯指数，从最高峰的时候下跌了89%，平均跌了85%，它的失业率达到了25%，四分之一。熟悉经济学的同志可能都知道，失业率，按照西方教科书经典的说法，12%是极限，通常他们希望在6%以下，最好是在4%以下，那时候居然它达到了25%。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几千万人失业。GDP下降了25%，GNP下降了30%，国际贸易萎缩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三分之一，萎缩了65%。几千万人失业，几千家银行倒闭，几十万家企业破产，这就是让人们一提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萧条。
  大萧条之后，经济危机必然产生政治危机。胡佛还想竞选连任，怎么可能呢？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了，他是民主党人，胡佛是共和党人。应该说，一位非常有名的政治家罗斯福和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把大萧条作为实践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很好的实验场。1933年3月，罗斯福上台，他搞了两个“百日新政”，两个100天。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我简单地说一下。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了，这是一部很有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就是由大萧条引发的，它里面很多的措施、主张都被战后许多国家的政府不断地实践、运用，也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也就是把经济周期的波动如何加以“熨平”的那些政策。实际上治理大箫条没有那么容易，直到1941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危机甚至还可以说到英国首相的换人、德国希特勒的上台等等。通常认为的大萧条，或者指29年－33年最严重的那个期间，真正所谓治愈要到1941年，美国的道指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是在1954年。
  所谓大萧条之后，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地方，开了一个会，当时有44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参加，共同研究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向。会议的结果，产生了三大世界经济组织，就是今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当时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当时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前两家，是管金融的，后一家是管国际贸易的。从此，确定了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基本游戏规则。当时实行的是，美元和黄金挂钩，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被称为“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处理“大萧条”及至战后到70年代前期，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几十年里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干预经济的能力较强，美国爬上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战后至50年代，美国GDP几乎占世界的一半，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保持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但是，这个汇率体系到了60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就感到受不了了，到1970年、71年的时候，因为它没有那么多黄金来兑现。而且随着它打了几场战争，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财政赤字急剧增加，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爆发了两次美元危机。到了70年代初，整个国家黄金储备只有110-120亿美元，无法承受其他国家的汇兑。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在1971年8月黄金储备只剩102亿美元的时候，宣布废除美元兑黄金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这个体系一解体，也就意味着美国可以不受制约地发行美元货币了。原来美国发行货币要受“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制约，那意味着没有黄金就发行不了货币。没有这个约束，美元成了可以自由印制的钞票了。美国利用钞票发行权，不断滥发货币，导致美元不断贬值。所以美元的泛滥从那时候就开始了。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实体经济只增长了50%，而它的货币发行增长了三倍，也就是说比实体经济多了六倍。
  战后的美国，1948年还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诞生了。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被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应该说是凯恩斯的忠实继承者，同时也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战后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一直统治着西方，在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理论，或者叫占上风。但是这个经济理论，刚才王兆星同志也涉及了，到了7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它就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经济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随着政府监管的削弱、创新能力的增强，监管和创新的关系一定是这样的，监管多了，创新可能就少了；监管弱了，经济的活跃程度就增加了、创新可能也增加了。
  在70年代中后期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逐步地走到前台，货币主义的经济理论，包括一位很著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这样一些理论逐渐成为主导美国经济的理论。包括到危机爆发前的格林斯潘，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维护者、捍卫者，强调政府或者监管部门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本身、监管金融自身的运作。所以，如果说要找源头的话，刚才兆星同志发言的时候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没处理好，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一点不错，它不是全部原因，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找原因的话，我认为第一位的原因，是理论上先出了问题，理论上走得过于偏了。从后凯恩斯主义转变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占了上风以后，社会所崇尚、所遵循的，包括政府所遵循的，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家都知道，格林斯潘从1987年8月做美联储主席，历经四任美国总统，换成伯南克（研究大萧条的专家，他有一本著名的专著《大萧条》）的时候，已是2006年初。在格林斯潘任内的18年半时间里，他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所以应当讲，今年9月15日之后，金融危机进入第二波，美国的一些报纸、杂志、评论家开始攻击，或者说把格林斯潘从天上摔到地下，那也是有一定原因的。当然，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他要承担他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这18年半，与他的货币政策、与他的监管当然是有关联的。
  第二个原因，美国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脱节。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从来是超前消费、借钱消费、过度消费，它到目前为止所谓国民储蓄率是负的，小布什上台的时候还有8%。它没有钱的时候就到世界各国去借，这种生产和消费方式、储蓄和消费完全背离，这是造成它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信用卡，80年代在美国，信用卡消费是非常严格管制的，我们中国留学生那时候刚刚迈出国门，到西方、到美国去留学，想申请一个信用卡是难上加难。你们是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为你们学生比较贫困，担心你们有没有偿还能力，有没有这种信用。四五年书读下来，一个信用卡办不下来，这从侧面反映金融监管还是比较强的。到了90年代初，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再去办信用卡的时候，不是说办不下来，一张信用卡至少办一两年。90年代初我在香港工作，我办一张信用卡，那时候我是公务员，我在那儿工作，也得要花两个月，那是要审查你的信用。到了新世纪2000年、2001年以后，在美国办信用卡就没有那么麻烦了，中国学生一住进学校，马上大小银行的业务员、推销者都跑到你的宿舍，主动地上门服务。去了以后，不到一个礼拜给你办成了，鼓励你消费。到了危机爆发前的06年、07年，07年2月份金融危机已经露出马脚了，07年7、8月份掀起了第一波，在危机爆发之前，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大机场，中国的旅行团一下飞机，这些银行的业务员、推销者们就围上去了，为我们的旅行团办信用卡。旅行团呆一二十天，回国了，你对他的信用就调查了、就了解了吗？如此之泛滥。所以美国的信用卡危机，我不希望它爆发，但是否能避免？这里，是为了说明它的过度消费，我举了一个例子而已。当然，我们中国的信用卡在这些年也有比较大的发展，最近我们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银行界的朋友们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第三个原因，恐怕就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问题了。兆星同志说了不少，我就不细说了。那些次贷，被那些所谓的信用评级机构给它评级，那些信用评级机构，是让你花了钱才给评级的，你要评多少他就可能给你评多少级，3A级，最高级。我看这些信用评级机构是为虎作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今年5月26日表示，已开始调查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要求它们提供评级方法，解释结构金融产品评级纠错的方法和程序，及其采取的纠错措施。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监管当局把他们找去。现在是“救火”，还顾不上惩治这些机构里的违法违规者。该怎么处罚是后话。包括那些投行、基金公司，现在五大投行要么破产倒闭，要么被政府接管，要么改换门脸，过去都是“驰骋”华尔街的。华尔街就500米长，几十万人在那儿折腾。所以，我讲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搞过度了、过头了，里面掺着一些金融高管的私利。没有个人捞取的好处，他会去吹那样大的泡沫？成千上万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金融衍生产品，一层套一层，各种各样的包装，然后让那些不知情的各国投资者去买。所谓次贷，是住房次级抵押贷款，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抵押，也不要什么首付，甚至就一个电话，都不用签合同，你就买到房子了，你自己住，还可以再倒卖，买房子一旦还不了贷款，泡沫势必就要破裂。这些人甚至还有一套理论，叫民主资本主义，包括一些政府的高官也在鼓吹“居者有其屋”。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了房子，最后偿还不了贷款，难道这些金融家、银行家心里没有数？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10月23日的听证会上，有限度地承认自己有一些缺失，他说他相信那些银行家们有自律的意识。在座的各位银行家，如果监管当局监管不到位的时候，要有自律意识啊。他还说危机的发生证明他某些经济观念有误，这一点让他“震惊”。他坦言对危机未来有这样大的程度缺乏估计等等，我觉得这未免有点浮皮潦草了。美国的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不力是事实。全世界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是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是550万亿美元，美国就上百万亿美元，美国GDP才13.81万亿美元，相比一下是什么概念？
  第四个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虚拟经济那么大的规模，美国的实体经济部门只占GDP的18%，这些年一直是在萎缩的。汽车三大巨头出问题，到现在也谈不下来救治方案。昨天140亿美元的救助方案，又被参议院给否决了，布什政府还在想其他的办法来救助，所以美国股市昨天略微收了一点红盘，增长了百分之零点几。前天美国股市大跌。应当讲，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应该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过度膨胀，泡沫不能吹得过大。当然我们和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是虚拟经济或者说金融创新、金融改革才刚刚起步。我们是一个金融发展不足的问题，我们不是过度的问题，我们是应当如何在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培养金融人才的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事业。就是在今天的论坛上，我们所讲的业务拓展与风险控制是重点。我们的证券，包括债券，我们各大商业银行的发展、服务中小企业的金融发展、以及农村金融的发展，我们很多的金融业务，都还没有充分展开。所以，我们的金融，在某种程度上还不能完全反映实体经济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吸取它的经验教训，处理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加强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事业，这是毫无疑义的。金融危机动摇不了我们的信念，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战胜金融危机的巨大动力。我们和美国的国情、和它的发展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不要因噎废食，简单加以类比。
  第五个原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旧的国际金融秩序在里面起了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旧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从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产生的。美元现在在全球的外汇储备里面仍然占64%，虽然这些年在下降。随着欧元1999年的问世，它的增长幅度很快，现在欧元已经占到26.5%。欧元占比上升，从过去的只占17%、18%，上升的幅度很快；日元占比下降，日元只占4%到5%；英镑占4%左右。所以美元占64%，仍然很高。怎么才能保持世界经济、金融的稳定？恐怕在国际金融组织里面，应当更多的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地方、说话的份量，增加表达意志、发挥作用的程度。改革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运行模式，这已经提到议事日程。20国11月15日在华盛顿的峰会，这些问题已经多多少少地被列入了。欧盟是积极的，美国是不积极的。今天我也没有时间仔细地讲这个了。
  应当讲，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信心源于哪儿呢？为什么我演讲的标题要说“机遇与挑战”呢？实际上，机遇与挑战并存，处理得好，一定是机遇大于挑战，我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也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为什么这样讲？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再过几天12月18日中央要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隆重大会，这30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从中走过来的。我们现在有30年改革开放奠定的强大物质基础，还有着广阔的市场增长空间。刚才我说了我们的GDP增速，我们在这30年里有几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数字。我们有连续超过两位数增长的两个五年，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曾经在六七十年代，有过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这样一些地方，有一次连续五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我们是两次，1992年到1996年，2003年到2007年，连续五年超过两位数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到去年是29年，年平均增长9.82%，今年是30年。达到30年高增长的，过去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韩国。我想，中国在未来仍会继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是会有希望超过它的。韩国30年、日本只有20年持续保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我们29年平均年增长9.82%的又是最高的，它们是百分之八点几，接近9％。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及时结束文革动乱，拨乱反正，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及时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正是在这个时候，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兴起。由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经济创新活力增强，到80年代中后期IT技术的突破、国际互联网90年代中期以后的广泛应用，再加上90年代世界上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增多，所以推动了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势头。这里，我简单地讲一讲第一轮和第二轮的经济全球化。中国这些机遇都丧失了，也根本就不可能去把握。第一轮经济全球化，应当说始于1760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也就是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那个时候。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已经写了很多经济全球化的情况。英国那时完成了工业化，而中国虽然在1820年到1830年的时候，GDP还是全球第一位，1820年占到全球的32%，1830年占到29%，但大而不强，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辉中沾沾自喜、闭关自守，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先进的工业，是一个农业国家，而且政治腐败。所以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进来之后，这个看上去的“庞然大物”倒下了。第二轮的经济全球化，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期间，也就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重要著作的那个时期。经济全球化在那个时期进一步扩展。如果把这个时间稍微往前再说一点，一般地讲产业革命第二个阶段是1870年以后，在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搞了一点洋务运动，还是以失败告终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1895年的《马关条约》，1898年的变法失败，1900年的《辛丑条约》。1840年以后一部惨痛的中国近现代史，正如毛主席说的，落后就要挨打。由于外强的不断入侵，更拉大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国在那个时代要想抓住所谓全球化机遇是不可能的。
  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也中断了。直到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带领全中国人民进行追赶世界、发展工业化、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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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6 07:53 齐晓强 客户经理

  中国：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是“挑战”
  还是“机遇”
  本人做为一种爱好，多年来一直关注发生在中国及世界的重大时事事件，尤其是这次世界“金融海啸”，从各大主流媒体所得到的信息是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应对。此次金融海啸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已经显现，如各国政府不联合面对，将给全球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温 家 宝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以明确表态同各国政府共同面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并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做出我国应有的贡献。
  那么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如何？又将做如何判断呢？学界说法很多，有喜有忧。只要你看看报纸或者通过其它信息渠道，所得到信息是我国的经济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总体运行良好。因今年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使得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虽然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未来经济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总体来看，中国有能力抵御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因为中国有抵御这一影响的基础和空间。首先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积累的财富和奠定的基础。二是中国国内有较高的储蓄率（具有关数字显示中国老百姓存款以达20万亿）资金来源稳定。三是内需潜力巨大。只要政策得当及有效引导，扩大内需空间非常广阔。如果把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挑战转化成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只有在各项措施配套下扩大内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由于当时中央政府适度放松了货币政策，一连九次降低银行利率，再加上下调存款准备金，并推出消费贷款鼓励人们购房买车。这些政策有力的拉动了内需，有效扼制了经济衰退，稳定了人民币汇率。使中国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没有贬值，对世界金融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回顾这段历史，我总有些遗憾，为什么没有把消费主体的农民纳入扩大内需的范畴？本人认为中国必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约八亿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市场……如果中国想从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从根本上消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并把它转化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所以本人建议中央政府应采取以下措施，作为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办法。
  一、 开放农民建房贷款。
  据2008年4月份我对辽宁省北镇市借回乡探亲之际，对农民住房情况进行了调查，农民的新建房率占30%-40%，还有60%-70%没有建新房，其中大部份有意想建新房，由于资金不足，而建不起房。就北镇市而言，每栋新房建设需资金6万元以上，而自筹资金3到4万元，尚有资金缺口2到3万。以此为例，以点代面，对全国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进行综合分析。农村人口以家为单位就有二个亿家庭，如从上述数字分析，农村想建房而建不起房的按50%计算，全国就有一亿户需要融资建房，改变自已住房条件，按资金缺口，每户需二万的话（计：一亿户×二万元），那么全国农村建房资金缺口二万个亿。据我了解，银行坏帐大多发生在城市，至今我还未曾听说过农村信贷坏帐，就算有农村信贷坏帐肯定低于城市，所以我说此项金融贷款风险是非常低的。
  二、 开放农村结婚贷款。
  据我对辽宁北镇市农村进行了调查，农村每对新人结婚所需费用3到5万，而大多都需从亲属、朋友融资借贷2万元左右，如果开放个人结婚贷款。从全国分析，每年农村新结婚的居民约二千万对，结婚资金需求可达四千个亿，如果把此项资金作为购买家用电器专项资金的话，最少能扩大二千个亿的家用电器市场的内需，如果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一百个亿资金可拉动一千个亿资金流动的话，那么四千个亿资金既可拉动四万个亿资金流动，如果此项政策能够放开的话，必将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春天，也就是说中国能在这次世界性的“金融海啸”当中成为“一枝独秀”。
  三、开放农村个人信用卡。
  现在城市个人消费观念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与西方消费观念已非常接近，但农村市场是一片空白，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至今生活在农村的人口约八个亿，如果解放他们的思想，引导他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其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具有不可估量的市场潜力。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恰好给国人尤其是农民转变消费观念的最好的一个时机，这就是前面本文题目所说的“机遇”。如果能够开放农村个人信用卡，按全国农业人口八个亿计算，假设有50%个人需求，就有4亿人需求，如按每人信用额度平均二千五计算，可达一万个亿，如果此项政策能够实施的话，可以使中国人在消费意识上起到根本性的转变。扩大内需还有什么问题呢？此项政策的实施也不外乎对金融风险的担心。我认为农村的金融风险肯定会低于城市，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不像城市那样流动性大，工作频繁跳槽，甚至换个手机号码人都找不到了，而农村则不同，他们生存在那个地方，也是户口的所在地，亲戚朋友都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个人信誉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个人诚信也是他们做人的原则，再加上农村传统的纯朴文化，不大可能出现赖帐现象，所以请有关部门及银行家不必为此而担心。
  如果上述三项措施能够顺利出台的话，不但能消除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对中国经济高度发展，转变人民的消费观念，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构建和谐社会。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同时也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