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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32 连丽萍 客户经理

  你这个问题不是国家高级中的高级干部是回答不出来的啊，或者说没有标准答案！国家采取任何一个行为和措施都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经济问题也不再单纯的就是经济问题，其中夹杂着许多政治因素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所以现在国家扩大投资一方面是刺激消费扩大学需求，另一方面满足民众现在的工作需求，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可惜现在是通货膨胀，而且还有潜在失业率上升的危险，搞不好就滞涨！再有就是给国外企业投资赚钱的希望，毕竟顺差这么多钱人家还是不高兴的！ 鄙人学识浅薄只能认识这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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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30 齐旺梅 客户经理

  由于政府投资项目是以政府财政基本建设资金为投资主体的项目，所以它具 有与一般投资项目不同的特点。从理论上分析，政府投资项目应该大多数是为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即主要提供非盈利的为社会大众所需的项目。但也可能会包括 一些虽盈利，却难以收回投资或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础设施项目。在近期，政府 投资项目也可能会因国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产业政策而涉 足部分高风险、高收益的高新技术产业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出政府投资 项目的主要特点为：
  一、政府投资项目大多数集中在为社会发展服务，非盈利的公益性项目。
  这是由政府投资项目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性质就是非盈利性。因为在市场 经济体制下，一般经济组织的投资活动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除政府财 政基本建设资金以外的投资都会追求高收益的回报，而对非盈利、难以盈利或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则不会涉足，但这些非盈利、难以盈利或投资回收期较长的 项目又往往是国家或区域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是关系到改善投资环境、 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安全的设施，所以国家财政基本建设资金必须集中投资 在这些公益性的基础设施上。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 短缺，所以政府投资项目所占比例相对发达国家较大。
  二、 超大型政府投资项目比一般项目投资大、风险大、影响面大。
  这是由政府在国家公共利益中肩负重任的性质所决定的。有些投资大、风险 大的超大型政府投资项目，如果没有政府资金的介入，任何其他投资都不可能承 受如此巨大的投资和风险。但是一旦项目决策上马就将形成巨大的生产力，并影 响着与该生产力相关的诸多产业、诸多部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 的再造，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这些工程 项目必须通过政府投资。 政府投资项目风险巨大。如果项目在工程建设中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 法，其劳动生产率将成千成百倍的提高，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的应用将给项目带 来巨大的附加价值；如果项目决策正确合理、方案先进可行，将不仅仅是取得巨 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还将为公众创造方便、舒适和安逸的生活环境。但如果项目 决策不科学，事先没有充分考虑各种风险因素，从而导致项目失败，那么带给国 家或地区的将不是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而将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资源 环境的破坏污染，甚至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人类生存环境的毁灭。所以， 政府投资项目必须进行全过程的决策风险管理。
  三、政府投资项目具有比一般项目更严格的管理程序。
  各国政府出于在纳税人中树立廉洁、高效的形象，保证政府投资项目的投资 效益，一般采取了更严格的管理程序。这主要表现在：要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报批 手续，严格执行建设程序；严禁挤占、挪用政府投资；严禁搞边勘探、边设计、 边施工的“三边”工程；财政部门要执行项目评审程序，以保障财政基本建设资 金不被浪费。考虑到今后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并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对政府财政 性基本建设资金的管理办法，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内，国家会采取以下措施和制度 严格管理政府投资项目：
  1）严格的立项审批制度
  建立国家或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执行严格的 可行性研究审批制度，审批合格的储备项目上升为年度执行项目，列入预算，报 国家或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 批准；
  2）严格的政府采购制度，这种采购既包括大宗建设用机电设备或工程材料的 采购，也包括对承建政府投资项目设计、施工、项目管理的采购。这种采购必须 按照国际惯例和 WTO 的 规定，实施无歧视，公开的竞争性招标方式；
  3）严格的项目评审程序，从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估算，到设计、招标阶段 的概预算或标底以及施工过程的支付，竣工结算（决算），都要执行严格的财政 评审制度；
  4）严格的项目管理制度，政府投资项目若缺少投资约束机制，就很可能变为 “三超”工程，最后成为各方牟利的“投资无底洞”，为杜绝这一可能性真正发 生，就要由政府有关部门组建类似盈利项目的项目法人；对本项目实行严格的项 目管理，实施投资／成本、工期／进度、质量的三大控制，严格工程合同管理中的 索赔与支付，严格项目竣工验收以及结算；一旦项目发生超出人大专门委员会批 准的预算的事件，就要有合理的理由接受人大的质询，由人大专门委员会决定是 否追加预算，若没有令人大专门委员会信服的理由，就应受到处分。 ④ 政府投资项目更容易受到社会各界舆论的关注。 由于政府投资项目大多涉及到社会公众文化或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是花国家 或地方财政的资金，从根本上说是纳税人的钱，所以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 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因此，政府投资项目也要注重公共关系工 作，要设立专门公共关系部门或人员负责与媒体的联络或直接与公众对话，向社 会直接、间接地报告政府投资项目的建设意义、施工进展、施工质量、建成后的 对公众生活质量改善的具体情况。争取舆论的支持，自觉接受公众舆论的监督， 是保证政府投资项目顺利完成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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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25 符耀精 客户经理

  给你写了一篇，你看看。后面还有一篇是从网上找的，你可以参考参考。电子政府：推动传统政府再造成企业型政府 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经历了两种模式：政治领袖型政府与官僚体制型政府。而随着目前信息通信技术(ICT) 的广泛应用，一个新型的社会——信息社会(Information Soc-iety)正在形成， 其对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要求，一种虚拟的政府形式即“电子政府”正在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政府现有的行政管理方式都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传统的官僚政府面临的困境 传统的官僚制政府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以“统”和“管”为中心的大政府模式。但在信息社会里，疲态尽显的官僚制政府则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 首先，与信息化社会的整体发展效率相比，传统官僚制政府在管理上存在着巨大的效率差距。造成这种效率差距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落后，而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早已埋下了不可治愈的效率隐患。因为：(1) 由于政府决策权掌握在少数技术官僚手中，政府中的基层官员和中低层公务员只是政府决策的“看客”，而普遍缺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然而，这些基层官员和中低层公务员恰恰又是政府决策的直接执行人。决策者与执行人的不统一，造成政府决策执行的效率降低。(2)“ 科层制”的实行导致政府各层级之间、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管理上的“空白地带”。科层制是官僚制政府的组织构成方式，它的实行明确了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管理职责和权限的划分，对于政府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实际的管理活动中，建立在科层制基础上的政府组织不可避免地带有制度僵化的一面。特别是面对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管理对象和公共事务时，官僚制政府很难做出及时、有效的政策调整，这是造成政府管理中存在“空白地带”的直接原因。(3)传统官僚制政府将管理和决策视为一种单方行为，忽视了管理活动中的双向性、互动性以及政府决策的对象性。传统官僚制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具有最高权威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势必造成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对立。被管理者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管理活动之外，政府管理和决策往往只是出于管理者的一相情愿。由于政府管理和决策缺乏必要的社会认同和公众支持，从而导致了政府管理绩效的下降，同时也造成管理资源的巨大浪费。 信息化的发展对官僚制政府的社会中心地位产生了巨大冲击。在传统社会中，政府掌控社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官本位制”，网络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动摇了政府传统的社会中心地位，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政府对大众传媒控制力下降。传统政府通过对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来实现社会管制。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信自由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以及电信产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政府逐渐丧失了对于电信的独家垄断权。信息网络作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体，不再是由政府独家掌控并服务于政府的技术工具，而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而存在的。网络世界的开放性特征使得政府难以实现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绝对垄断和监控，公民不再单纯被动地接受政府信息。借助于开放式、互动式的网络平台，普通公民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观点和主张，可以实现同政府的平等对话和协商。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网络世界中，永远没有绝对的中心，任何一个网络节点和终端都可能成为相对意义的中心，传统政府绝对的社会中心地位正在逐渐丧失。(2)全球化金融网络的形成否定了传统中央银行的权威。随着固定汇率制被浮动汇率制所取代，世界告别了政府决定币值的时代，进入了由市场决定币值的新经济时代。全球化金融网络的形成加速了金融市场的信息化和网络化进程，各国政府已很难实现对金融的分割式管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再是各国政府独立制定并实施的国内政策，而将成为在“全球性表决”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化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银行的权威地位被金融信息市场权威所取代，即便是在国内的行动也无法完全摆脱全球化金融网络市场的影响。(3)在政府中， 很少有人用“顾客”一词。大多数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顾客。他们只知道为领导、上级服务， 而无视那些真正的服务对象。从理论上讲， 民主政府的存在就是为公民服务。企业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获取利润，但事实上，企业的钱是直接从顾客那里来的， 而政府的钱是靠财政拨款。政府的顾客是在被动地祝楼主恭喜发财 财源滚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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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20 齐明明 客户经理

  宏观调控之所以比以往更引人关注,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育有很大关系。然而,要深入领会本轮调控的意义,有必要回顾一下以往的历程。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式从直接转向间接,调控对象从企业转向市场,调控活动从条块集中到中央。初步形成了在中央统一协调下,以计划、财税、金融部门为主,以间接手段调控引导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模式。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也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前,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是:财政金融政策伴随的风险加大；宏观调控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宏观调控各部门间的关系还不够协调。针对这些问题,应该通过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进一步理顺宏观调控体系内部的关系；完善规则,强化监督,加快立法。尽快将宏观调控活动纳入规范、有序、合法、透明的轨道。
  我国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宏观调控措施伴随的风险加大。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从控制需求过热、治理通货膨胀转向刺激需求、消除通货紧缩。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近年来连续发行建设国债,保持较大规模的国债投资,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加的也较多。此外由于财政性投资还缺少规范和严密的管理和监督,透明度也较低,国债投资也存在一定的低效率、伴随一定的资金回收风险。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稳健",由于金融制度和监管还不完善,因此在扩大货币供给,增加信贷投放的同时,不良贷款的风险也在增加。此外,在财政收支紧张的情况下,一些财政性风险在向银行转移。例如以出口退税额作为抵押条件取得银行贷款资金等。总体看,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二、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仍然偏多。当前宏观调控中仍然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特别近年来市场偏冷的形势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增加,行政干预的色彩也有所增强。一是政府直接投资规模扩大,持续时间较长。政府部门对投资的调控偏重项目审批,由于投资决策与风险责任不对称,决策者利益与项目效益没有密切联系,影响了投资的效果。二是在一些方面出现了过度干预的现象。如不恰当地限制市场准入,控制市场价格,限制竞争,保护落后。三是当经济开始升温时,为了防止新的过热,在信贷资金和土地批租方面有些数量、规模控制等直接管理的方法又开始恢复。而一些市场调节措施,例如减税、调整利率等使用的较少,效果也不明显。总体看,宏观调控中行政手段和直接管理的方法仍然较多,一些经济手段的调控效果也还不够好。宏观调控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
  三、宏观调控各部门间的关系不尽协调。经过1998年和2003年的两次政府机构改革,宏观调控部门机构重叠和职责不清的问题得到缓解,但并未彻底根除。宏观调控中的越位和缺位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一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还不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由于传导机制不畅,货币政策难以及时配合；货币政策的一些操作措施对财政政策的操作有时则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导致国债利率降低,给财政的国债发行造成压力；财政政策的一些操作措施增大了银行的金融风险,例如出口退税转为银行的抵押贷款。二是某些调控活动还不够统一。例如预算编制中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与政府公共预算分别设置；行政事业性收费财政部管立项,其他相关部门管标准等。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互脱节,产生管理漏洞的可能。
  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方向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宏观调控的方法、对象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性质；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取决于特定时期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特点。因此,探讨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方向,首先需要考虑未来政府职能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等诸方面的情况。
  一、经济运行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刺激需求、控制风险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在综合国力有巨大提高的基础上,到1990年代中期,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普遍紧缺已经转变为相对过剩。市场供求总格局的这种变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表明经济增长已经由供给约束为主的阶段转入需求约束为主的阶段。当前虽然国内消费和投资保持较高的增速,但供给跟进增长的能力比较强大。一些需求热点,例如电子通讯、汽车、房地产等,价格不升反降。基础原材料和电力紧张的情况,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预计也会很快改变。如果考虑到国际市场的情况和增加进口的潜力,应该说持续的供不应求和通货膨胀不会再次发生。随着经济总量关系的转变,我国经济运行的特点必然发生变化。经济的周期性繁荣不再是结束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与此联系,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也必须在刺激需求和控制经济风险之间相机抉择。刺激需求时,要尽可能缩小政策措施伴随的风险；在控制经济风险时,要尽可能不影响市场的活力。这些都要求宏观调控必须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实施调节。
  二、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加快发育和完善要素市场时期,宏观调控的内容和传导机制趋于复杂。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产权关系、财产关系会进一步明确,在此基础上,要素市场体系会得到较快发展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仅表现在商品生产方面,而且将深入到生产要素配置方面。在金融方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间的资金将相互流动、相互制约；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形势下,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融合的程度会不断提高,资金市场和外汇市场间也会形成更密切的关系。利润、利息、税率等影响资本收益的因素对社会资金供求总量的影响会不断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内容和传导机制都趋于复杂。
  三、我国经济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与国际接轨,对宏观调控的内容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必然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这就要求宏观调控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运行的情况,也必须考虑国际经济运行的情况；宏观调控的方式不仅符合国内情况,也要与国际规则接轨。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若干建议
  一、理顺宏观调控各部门的关系,规范稳定各自的职能。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根据报告的精神理顺计划、金融、财政等宏观调控部门间的关系。计划的职能目前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从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全局进行谋划,提出调控目标；其二是具体安排政府的直接投资项目。由于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需要由政府提供,因此从未来看,这两个方面的职能都要保留。从改革方向看,计划今后突出提出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支出的安排则宜集中到财政部门。从财政职能看,重点要强化公共财政职能,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各级财政支出首先应保证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由财政支出的也应尽可能引导社会资金参与,财政资金不能再投入一般竞争性产业。金融方面,从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透明度,针对货币市场、资金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控角度看,应该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对货币政策调整的直接行政干预。政府主要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目标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收支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则需要在财政和央行各自的规则范围内按程序进行。
  二、加强立法,在法律规范下实施宏观调控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该逐步用法律方式稳定和规范宏观调控的模式,包括部门设置、部门职能和权限的界定等。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国家计划法、投资法、财产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通过法律法规,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还应该加强促进新兴产业特别是关于知识经济方面的立法,例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法、信息法、电子商务法等。政府要在法律规范内,依法进行宏观调控活动。
  三、加快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当前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的作用不理想,调控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都与宏观调控的基础不完善有关。例如银行和金融企业的内在机制不完善,权、责、利关系不对称,造成了国家承担大部分的金融风险责任,同时以行政手段(控制不良贷款比例等)约束大多数的金融活动,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调控措施伴随的风险较大；又如财税体制不完善,财政支出还不够规范和透明、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够一致、税收体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增加了财政政策的风险,限制了减税措施的实施。要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资本等要素市场发展,尽快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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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8:13 龚崇栋 客户经理

  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既是医治经济紧缩的救急良药，也是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后劲的有效举措。但是，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一个优化和合理选择的问题。本文认为，只有在投资领域、融资方式与体制等方面进行科学地选择与安排，才能实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经济效益与社会福利后果。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示，进入9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已开始从短缺经济转为结构性的过剩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需求治理政策便成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即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来增加投资需求，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加之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现有的投资仍不能为日益增大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给。在现有的财政投资中，由于我们对财政职能的转换方面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实践中仍不能抵御旧体制的惯性冲击，使投资不能产生理想的预期经济效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自己初浅的看法。一、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只有单一的政府投资渠道。无论是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还是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都完全由财政拨款来满足。这种投资体制，一方面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财政枯竭，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和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尖锐矛盾，使得反映我国基础设施拥有水平的许多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发电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是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平均污水处理率只有10%，电话的普及率也很低。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欠帐较多，它在未来需要有个大发展，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可是，政府的财力又十分有限。根据联合国的推荐，基础设施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应为3－5%，而我国在1953－1983年这一比重仅为0.37%，近几年也只有2%。目前，在财政还要承担大量的体制改革成本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财政增加投资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很难办到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必须扩大投资渠道，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更要优化投资结构。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未来财政投资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领域，但不能是全部。因此，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这首先就需要明确界定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最适领域。一般地说，基础设施产业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如电力传输、有线通讯、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城市街道照明和绿化系统、环卫环保和防灾系统。这些产品生产的增加，并不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其个人使用也并不排除他人的使用。二是具有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如出租汽车，无线传呼等。三是具有不完全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混合物品或准公共物品。如一座桥梁，在不过分拥挤的条件下，增加一辆车的通行并不增加边际成本，故具有非竞争性，但要阻止辆通行设一个岗就可以做到，所以又具有排他性。有的物品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化性，如私人建造一座花园，即使设置围墙，也不能排除路人闻到花香并享受净化空气的好处。上述三类物品，因性质不同，提供方式和途径也不大一样。私人物品可完全由市场提供。因为市场交换要求客体的可分割性和利益边界的精确性，而私人物品具备了这个要求，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换来提供。而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和消费是公共的或集合的，其享用一般是不可分割和无法量化的，利益边界也无法精确计算。假如由市场来提供，每个消费者都不会自愿掏钱去购买。可见，市场只适合提供私人物品和服务，对提供公共物品是失效的。所以对纯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政府投资的最适领域。至于混合的物品，它兼有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双重性质，可以采取公共提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混合提供的方式。最终采取哪种提供方式，取决于税收成本和税收效率损失同收费成本和收费效率损失的对比，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解决。综上分析可知，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由财政投资来发展。因为这些产品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公众不可能且不应该通过生产交换来获得，而只能通过政府安排支出来满足。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最适领域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时，不至于发生“挤出效应”，保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在1998年下半年，启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发生了一些“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政策扩张时，适当的投资领域界定不清，项目预备不充分，出现了抢项目的情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预备投资和地方政府自筹的项目。对于纯粹的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原则上财政要退出，完全由市场提供。至于一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根据我国的目前情况仍然要保证适度的财政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采取社会化的投资形式，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财政可采取参股的形式投资。二是可以利用外资，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对基础设施投资，对微利和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财政可通过贴息和风险担保形式投资，以提高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和减少风险。三是在条件成熟时，鼓励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财政可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财政对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形式，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二、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佳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选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计划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的支出，其中也包括了全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税收和国企的利润上缴，没有债务收入，因而基础设施的投资直接反映在国家预算中的经济支出项目上。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1996年已下降到11.57%的最低点。另一个变化是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实现体制的转轨，开始建立了国债制度。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到1998年底内债余额已达7，100亿元，预计2000年可达11，311亿元。因此，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一般地说，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应包括:财政资金、银行的信贷资金、外资和向社会集资。就财政资金来说，可有预算内、预算外和国债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与形式。对于生产和销售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必须采取财政预算内的直接支出形式，它的资金来源应主要是税收和规费收入。这种资金来源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与纯公共产品提供的性质是相吻合的。因为征税虽然是可以精确计量的，但公共产品的享用是无法量化的。所以，纳税人的负担与纯公共物品的使用之间的关系缺乏精确的经济依据，使得这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只能通过国家税收收入来弥补，免费向社会提供。对于大多数准公共物品的投资要采取多元化的投资方式。财政投资的重点是为基础设施提供基础条件的部门，其最适的资金来源是国债资金。因为国债资金也是国家可支配的资金，毫无疑问应该投向那些私人无力承担或不愿意承提的公共工程项目。但国债资金又与其他财政收入在性质上不同，是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假如将它投到那些完全无法收回成本的纯公共产品项目上，势必造成国家未来偿还债务的压力，很可能使国债资金陷入借新还旧的不良循环之中，国债资金的这种投向即不符合还本付息的使用原则，也不能使其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我国目前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较大，1997年当年的发行额占中心财政支出的比重达70%以上，还本付息占中心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达26.9%，因此必须考虑国债的投资收益。实际上1995年底，我国国债余额的3，300亿中的80%是投在财政性的建设领域，主要是这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1998年下半年，财政对四家商业银行增发的1，000亿特种国债也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于我国目前国债余额还仅仅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今后，国债发行还有很大的潜力，因此，要很好的探索国债的最佳投资领域，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既包括期限结构，又包括收益结构，安排好盈利、微利和无利项目的投资比例。建议国家可考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国债基金，专门用于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的投资，这样既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不断增长，又使国债资金运行于良性循环之中。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可采取直接投资的形式。而准公共产品领域可采取间接投资形式，这些形式包括财政资金的参股和控股形式，财政贴息，对各种基础设施项目的风险担保和补偿。这些间接的形式，可以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支持和推动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三、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治理体制的改革和投资效率的提高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适领域是私人不愿意和无力投资的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投资可以不计成本，不讲效率，非凡是用国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考虑增殖性问题，以保证到期偿还。因此，必须改革现有的基础设施治理体制，提高投资效率。具体地说，应注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改革基础设施企业的经营方式，建立内在的激励机制。过去，政府拥有和经营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其理由是它的生产经营特点和涉及到的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垄断。这种经营方式和治理体制，使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缺乏内在的激励机制和外在的竞争压力。投入产出不需核算，使用者的满足程度无需顾及，经营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负责提供基础设施的企业没有为其顺利运营所必需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上的自主权。因此，必须在组织上和治理体制上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生产和经营基础设施的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使其经营方式多元化，运营原则商业化。对生产纯公共产品的基础设施企业，可以继续采取国有国营的方式。因为这些部门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累积了大量的沉淀资本，增加一个单位的产出，其边际成本为零，生产经营具有规模性或称自然垄断性特点。这样的部门，由一家或几家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能减少单位成本，实现效率最大化。采取国有国营必须实行政企分开，以防止自然经济垄断导致行政垄断。改革的第一步是将政府的一个部门转变为国有企业，使其与政府明确脱钩，并赋于经营自主权。这一步改革我国已进行并卓有成效。第二步是对这些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使其具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成为市场的主体。公司化的直接益处是建立商业化的会计程序，明确运营成本和收益，使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成本与收益更具透明度。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后，还必须引入激励机制，通过政府与这些企业签订经营协议，激励这些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为提高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也可以将国有的基础设施企业交给民营和私营。国有民营和私营可通过租赁和特许权的方式，即公共部门可以把基础设施的经营(连同商业风险)以及新投资的责任委托给民营和私营。也可以采取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的方式，政府把由国有单位承担的某一重大项目的设计、建设、融资、经营和维护的责任转给民营和私营，使其在某一时期内(称为特许期)，对此项目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并设法偿还所有债务，获得预期回报。特许期过后，将所有权再转给国有企业。2、制定恰当的政策法规，创造有效竞争的制度机制。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行业，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的特点，使它们缺少竞争活力。这就使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着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必须很好地协调二者关系。政府在制定有效竞争政策时的基本思路应该是:首先区分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分别制定不同的有效竞争策略。对于自然垄断业务，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治理体制，即通过经营许可证制度和恰当的定价策略，提高其竞争意识，规范其经营行为。对非自然垄断业务，可完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样才能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3、以经济原则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价格治理机制。过去我国对基础设施产业的价格治理，采取从低定价的原则。大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其边际成本，违反效率原则。因此，改革基础设施产品价格的治理体制，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经济效率为准则，根据公众的承受能力以及分配体制的改革，使其既反映价值又反映供求，既具有刺激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功能，又不损害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分配效率。我们在制定基础设施产品定价策略时，可借鉴英国政府的做法。英国政府对基础设施产业价格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最高限价模型，即RPI－X价格治理模型。RPI为通胀率，X为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最高限价模型，可以促使企业自觉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积极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加强企业治理，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种价格治理体制，既对企业有内在激励机制，又使价格控制在政府期望的范围内。4、整体规划协调发展，降低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成本。许多基础设施企业有一些共同需要，如电力、邮电、自来水、燃气等部门都要使用地下管道。过去，由于各自为政，许多城市每年都需要挖开大小上百条路，挖了填，填了又挖。这种重复建设一方面增加了基础设施整体建设成本，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城市交通、环卫和市政治理，是城市建设和治理的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政府应考虑从共同使用地下管道的有关行业中，筹集一笔共同基金，组建地下管网公司，对地下管网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治理。在电信业中也存在此类问题，是否可由政府牵头，将公用网和专业网进行统一协调和共同建设，这样就会大大节省网络建设的社会成本。在交通运输方面，政府应做好各运营企业的协调工作，以利于对现代交通进行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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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7:54 车广伟 客户经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政府垄断经营低效率等问题，我国开始了基础设施市场化改革的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产业得到了较大发展，投资规模逐步扩大，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和产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但依然存在着投资不足、产品和服务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还存在观念、行政体制、自身素质等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直接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民营资本；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障碍 我国自1998年以来，把投资的重点集中在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较大的基础设施领域，各地为进一步启动民营投资，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和政策，逐步放宽了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发展，民营资本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实践的结果也表明民营资本在基础领域的投资现状与国家的预期和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究其根源在于有效利用民营投资的实践中尚存在一些主要问题和障碍。
  一、市场准入的隐性壁垒——利益集团中梗阻 就民间资本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言，已经不存在来自中央行政的市场准入障碍。最近推出的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措施中，仍然需要由中央审批部门“核准”的城建项目包括新建机场、燃煤热电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大型主题公园等，针对的都是项目类型而不是资本类型。城市基础设施市场化的操作层面完全在地方政府。基础服务对民间资本开放的范围、顺序、路径等，都应该在地方政府的统筹规划之下有序推进。不可能强求所有城市按同一模式接纳民间资本，浙江、上海、成都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高度市场化的台湾，2002年也为旧高速公路是否可以标租民间、新高速公路是否可以由民间BOT，展开了一场从官方到学术界的大辩论。
  以上情况说明，显性壁垒已不构成民间资本进入的障碍。何况民间资本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没有必要盯住某个对内开放不积极的城市再三要求准入，有足够的其他城市可供选择。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的众多案例反映出，尽管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层与民间投资者能够取得共识，却迟迟难以把双方意愿落实到具体项目上。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存在隐性壁垒，主要就是利益集团的中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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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7:34 龚小花 客户经理

  主要是政策原因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趋向变为积极型。
  比如09年中国高达4万亿的投资规模就是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果。
  当然，也有一部分市场和体制的原因。
  由于民间投资意愿不足，故国家需要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民间投资。
  而造成民间投资意愿不足很大是由于体制问题。比如相关法律政策的限制等。
  这些都是彼此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