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果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是好...
中国如果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是好事还是坏事
齐方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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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3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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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3 17:27最佳答案
中国是IMF的创始国之一，新中国诞生后我国的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所占据。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IMF，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IMF的合法席位。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序列下各专门机构的席位创造了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为我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外部条件最终趋于成熟。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与我方谈判；4月17日，IMF的执行董事会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IMF的合法席位；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1月，中国份额又随同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2001年2月5日，中国份额增至63.692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98%，升至第8位，投票权也增加至2.95%，中国也由此获得了在IMF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2008年IMF改革之后，中国份额增至80.901亿特别提款权，所占份额仅次于美、日、德、英、法五大股东国，投票权上升到3.65%。在2010年最新一轮IMF改革之后，中国成为IMF第三大股东国，特别提款权份额将增至6.39%，投票权也将上升到6.0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不过，改革后拥有17.67%份额的美国依旧拥有“否决权”。
IMF与中国的合作
自我国恢复在IMF合法席位以来的30年中，我国虽然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数量有限，但IMF作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IMF已经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途径。中国需要IMF这样一个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指导和帮助，IMF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支持。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正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同志所说的：“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是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1] 30年中，我国曾经两次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1981年，我国向IMF借用4.5亿特别提款权（约5.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和3.1亿特别提款权（约3.8亿美元）的信托基金（trust fund）以弥补当时的国际收支逆差。1986年，为响应当年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和邓小平同志6月对外汇问题讲话精神，我国再次大量吸收外资，当年向IMF借入5.98亿特别提款权（约7.3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两笔贷款都按时归还，这也是我国加入IMF以来，仅有的两笔贷款。 30年中，IMF成为我国吸收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和与世界各国进行政策对话的重要窗口，它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向世界更为客观地介绍中国。IMF历史学家鲍顿（James Boughton）在回顾中国加入IMF的意义时认为“对中国而言，加入基金组织的主要收益（除了获得加入世界银行的资格以外）[2]从广义上来说是使中国得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认可，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IMF的信息、数据、技术支持和培训资源”。[3]对于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而言，IMF在为数不多的中国项目中所传递的知识理念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更好地学到了西方社会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IMF还先后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建议，并协助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帐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IMF的技术援助还为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订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IMF为我国政府机构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每年在我国举办的培训班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银行监管、外汇市场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经济统计等不同领域。参加培训的学员累计已达数千人次。一些早期学员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级官员。我国每年还向IMF在华盛顿、维也纳和新加坡的学院派出数十名人员，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各个领域进行研讨和进修。[4]另一方面，通过IMF这个平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让世界更加了解和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IMF每年的年会上，中国政府代表都会介绍本国政策立场和发展战略，对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阐明中国的态度。1980年11月、1986年11月和1990年1月，我国先后与IMF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7年9月还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召开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这些会议多位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信任起到积极作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中，中国政府也通过IMF会议表明中国立场。 30年中，我国在IMF中的角色逐步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在资金方面，中国从80年代的债务国转为债权国，1994年向IMF提供了1亿特别提款权的贷款，用于支持重债穷国的债务调整，同时还向该贷款的贴息账户捐款1200万特别提款权；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IMF框架下向泰国政府贷款10亿美元；1999年，中国又向IMF捐助1313万特别提款权，继续支持穷国减债计划；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中国政府也积极为IMF的“冲突后和自然灾害紧急援助贴息账户”注资为受灾国提供援助。在知识贡献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IMF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丰富了IMF知识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于2010年2月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为IMF能更好地“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5]做出贡献。除此之外，2010年的IMF改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投票份额也提高到6.07%，这是IMF对中国在未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期待，正如IMF总裁卡恩在本轮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我们也深信中国明白其对全球经济所承担的责任”。
IMF与中国的合作
自我国恢复在IMF合法席位以来的30年中，我国虽然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数量有限，但IMF作为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强，IMF已经成为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途径。中国需要IMF这样一个国际性经济组织的指导和帮助，IMF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支持。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关系，正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同志所说的：“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是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1] 30年中，我国曾经两次从IMF获得直接的资金支持。1981年，我国向IMF借用4.5亿特别提款权（约5.5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stand-by arrangement）和3.1亿特别提款权（约3.8亿美元）的信托基金（trust fund）以弥补当时的国际收支逆差。1986年，为响应当年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和邓小平同志6月对外汇问题讲话精神，我国再次大量吸收外资，当年向IMF借入5.98亿特别提款权（约7.3亿美元）的备用信贷安排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两笔贷款都按时归还，这也是我国加入IMF以来，仅有的两笔贷款。 30年中，IMF成为我国吸收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和与世界各国进行政策对话的重要窗口，它让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向世界更为客观地介绍中国。IMF历史学家鲍顿（James Boughton）在回顾中国加入IMF的意义时认为“对中国而言，加入基金组织的主要收益（除了获得加入世界银行的资格以外）[2]从广义上来说是使中国得到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认可，从狭义上讲是中国可以更好地利用IMF的信息、数据、技术支持和培训资源”。[3]对于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而言，IMF在为数不多的中国项目中所传递的知识理念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更好地学到了西方社会如何利用金融资源支持经济发展。IMF还先后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建议，并协助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帐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IMF的技术援助还为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订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IMF为我国政府机构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每年在我国举办的培训班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银行监管、外汇市场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经济统计等不同领域。参加培训的学员累计已达数千人次。一些早期学员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级官员。我国每年还向IMF在华盛顿、维也纳和新加坡的学院派出数十名人员，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各个领域进行研讨和进修。[4]另一方面，通过IMF这个平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让世界更加了解和认可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IMF每年的年会上，中国政府代表都会介绍本国政策立场和发展战略，对国际金融领域的热点问题阐明中国的态度。1980年11月、1986年11月和1990年1月，我国先后与IMF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1997年9月还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召开了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这些会议多位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信任起到积极作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国际经济事件中，中国政府也通过IMF会议表明中国立场。 30年中，我国在IMF中的角色逐步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在资金方面，中国从80年代的债务国转为债权国，1994年向IMF提供了1亿特别提款权的贷款，用于支持重债穷国的债务调整，同时还向该贷款的贴息账户捐款1200万特别提款权；1997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在IMF框架下向泰国政府贷款10亿美元；1999年，中国又向IMF捐助1313万特别提款权，继续支持穷国减债计划；2005年印度洋海啸后，中国政府也积极为IMF的“冲突后和自然灾害紧急援助贴息账户”注资为受灾国提供援助。在知识贡献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IMF和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丰富了IMF知识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也于2010年2月被任命为IMF总裁特别顾问，为IMF能更好地“应对所有成员国未来面临的挑战，并加深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5]做出贡献。除此之外，2010年的IMF改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投票份额也提高到6.07%，这是IMF对中国在未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期待，正如IMF总裁卡恩在本轮改革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我们也深信中国明白其对全球经济所承担的责任”。
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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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3 18:25 齐晓影 客户经理
特别提款权SDR 与普通提款权相对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帐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它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作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的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使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SDR）。它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产物，与美元同值，其认为赋予的价值最初以黄金表示，后改用“一篮子”货币定值。
前两天看参考消息说美元，然后去了解了下
建议从起源和大事记开始了解起 -
2021-12-23 18:21 赵颖轶 客户经理
SDR为IMF（国际货币基金会）会计上记帐的单位，由美元、马克、日圆、法郎、英磅等五种主要货币构成。每一单位SDR的价值随著这五种货币汇率的波动而变动，SDR是供会员国在IMF会计帐上的交易或计算单位。例如，如果英国想要借日圆，它可以用本身帐下的SDR向日本交换，而IMF日本帐下可以提供日圆给英国。因此，日本帐下的SDR上升，英国的下降，以后如果英国有能力，可以再向日本或其它会员国购买SDR。假使将IMF 视为世界的央行，SDR就相当於IMF创造出来的一种”货币”。 -
2021-12-23 18:18 米增奇 客户经理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
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它看不见摸不着，而只是一种帐面资产。 -
2021-12-23 18:09 齐春影 客户经理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亦称“纸黄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 目前，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所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所占权重分别为48.2%、32.7%、11.8%和7.3%。 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酝酿过程。60年代初爆发的美元第一次危机，暴露出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重大缺陷，以一国货币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保持长期稳定的。从60年代中期起，改革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以美英为一方，为了挽救美元、英镑日益衰落的地位，防止黄金进一步流失，补偿美元、英镑、黄金的不足，适应世界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以法国为首的西欧六国则认为，不是国际流通手段不足，而是“美元泛滥”，通货过剩。因此强调美国应消除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极力反对创设新的储备货币，主张建立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储备货币单位，以代替美元与英镑。1964年4月，比利时提出了一种折衷方案：增加各国向基金组织的自动提款权 ，而不是另创新储备货币来解决可能出现的国际流通手段不足的问题。基金组织中的“十国集团”采纳了这一接近于美、英的比利时方案，并在1967年9月基金组织年会上获得通过。1968年3月，由“十国集团”提出了特别提款权的正式方案。但由于法国拒绝签字而被搁置起来。美元危机迫使美国政府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美元再也不能独立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危机，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流通手段，就会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于是，提供补充的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就成了基金组织最紧迫的任务。因此，基金组织在1969年的年会上正式通过了“十国集团”提出的储备货币方案。 -
2021-12-23 18:04 梅金莉 客户经理
凌石金融为您解答：
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亦称“纸黄金”（Paper Gold），最早发行于1970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
意义：首先，成为SDR篮子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战略意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通过推动跨境贸易结算试点使用人民币，与多个经济体签署人民币主导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使人民币具备了贸易支付、官方储备等更为重要的国际货币职能。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知度，进而提高人民币被接受的程度。一旦SDR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人民币也就随之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币种之一。
其次，有助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进入SDR篮子，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也有助于SDR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这将改变美欧垄断的国际货币、金融领域格局，解决少数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带来的难题，从而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
2021-12-23 17:53 龚子龙 客户经理
好事，人民币影响力大了 -
2021-12-23 17:38 黄登盛 客户经理
好事，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国际储备货币缺乏所创造的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单位，而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样性和充足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所以是个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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