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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2 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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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2 15:14最佳答案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指引下,GDP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基本完成了“资本积累”。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7.5%以上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促进作用。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目前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1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特别是科技型小微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4]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
(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5]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6]。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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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2 15:23 龚孝雄 客户经理
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 提要: 经济全球化已经构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趋势性特征,作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两股主要力量,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以及全球资本的跨国流动也引起了普遍关注。人们常常把前者称之为生产一体化(或全球化),把后者称之为金融一体化,其中又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概括地说,.当前的金融一体化趋势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各个地区之间的以及全球不同类型的金融市场相互贯通,联系密切,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增大。二是私人资本流动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力,大约占全球资本流动的3/4,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新兴经济地区。三是跨国银行呈现出“全能化”发展趋势,业务趋于综合化。四是大规模的银行兼并风起云涌,仅1999年就发生了七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兼并案(王雪冰,2000)。我国当前正在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发展谋求融入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在给我国的金融业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挑战,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金融开放的进程,认真分析,提早应对。 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金融业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并且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体。1978年~1999年我国的实际GDP增长速度创下了世界之最,20年间经济规模增长了6倍,而同期世界经济仅增长了2.2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8年我国GDP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汇率折算,占世界的3.2%。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占到了发展中国家的17.5%,全世界的3.1%(见表1)。由于改革与开放并行不悖,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来越深地融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之中。1979年~1998年问,全世界出口额增长了3.3倍,而我国的出口增长了13.5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9;《1999/2000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98年中国出口总额为1838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4%,成为世界第9大出口国。1999年我国出口总额进一步增加到1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6.1%。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优势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成为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452.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亿美元,1999年为404亿美元。1999年中国的进口、出口和FDl分别占当年GDP的16.73%、19.67%和4.08%(见表2)。与此同时,我国的境外直接投资也在稳步增长。我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的带动下,我国的金融业也开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体系。1980年4月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成员资格,同年5月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地位,随后又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由于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以前,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的影响尚不明显。1996年以后,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国内金融和经济的影响开始加深。通过不断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开放B股股票市场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债券发行,国内金融市场间接地将自己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起来。从目前与WTO各缔约方谈判的进展情况看,我国有望于年内加人WTO,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随之加快。预计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届时,中国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将会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银行业 近二十年来,遵循稳妥、有序的原则,我国逐步扩大了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从1981年引进第一家外资银行以来,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允许其在中国境内所有中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7月,又进一步扩大了上海、深圳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范围。 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国境内共设立外国银行分行154家,当地注册银行13家(含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财务公司7家,外国银行代表处257家,几乎汇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实力的大银行。这些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别占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13.36亿美元,其中贷款总额为222.49亿美元;负债总额为286.11亿美元,其中联行及附属机构来账206.69亿美元,占72.24%,存款为49.97亿美元,占17.74%,资本(或营运资金)为26.93亿美元。外资银行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进中国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保险业 与快速开放的银行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开放相对谨慎一些。从外资保险机构的设立情况看,自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成为首家获取在华营业资格的外资保险公司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截至1998年底,7年来总共批准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的营业性机构,但开放区域仅限于上海、广州两个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国一次批准了美国丘博保险集团、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等4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在华外资保险机构达到了16家。从保险业务来看,1998年,国内保费收入1247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资份额为1%。 (三)证券市场 由于过分强调筹资功能,我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主要特点即发行市场发展迅速,而交易市场发育缓慢。相应地,这一特征也反映在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上。统计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发行股票和上市。上述发行累计筹资119.76亿美元,其中H股市值占到了香港股市总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国还有49家红筹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课题组,1999)。在国内股票市场,另有108家公司发行外资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发行B股股票),累计筹资47.45亿美元(王雪冰,2000)。但与此同时,股票的流通市场却发育缓慢。受证券市场自身发展阶段、监管水平以及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的影响,外国证券投资者及证券中介机构在进入我国证券市场时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外国证券投资者只能将外汇资金投资于B股市场。证券市场的不平衡开放态势仍将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 二、全球金融一体化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二)对保险业的影响 尽管我国保险业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与具有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外国 保险业相比仍显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国的保险深度(即人均保费)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险密度(保费占GDP的比重)为1.57%,居世界第55位(胡颖,2000)。 此外,我国的保险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经纪人、公估行在内的中介体系以及以“松散监管”为特征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国内各保险公司在经营机制、风险处理技术、科技运用水平、资金运用能力、产品创新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保险公司。这种差距固然意味着国内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融人国际保险市场,通过与国际大型保险公司展开竞争与合作而不断增强竞争力,但同时也意味着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与银行业的状况类似,从短期看,这种竞争劣势也将导致国内保险公司业务流失,市场份额下降。由于我国保险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份额的缩减将给民族保险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同时,外资公司还将凭借其灵活的管理机制和优厚薪酬待遇吸引国内保险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造成国内保险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险业的开放必将进一步促进市场主体以及保险业务的多元化,对中国现行的保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的深度不够。截至1998年底,中国股市市场价值占GDP的比重还不足25%。而1996年美国的这一数字为115.6%,英国为151.9%,日本为67.2%。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韩国、泰国、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别达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许等,2000)。资本化比率低不仅说明了我国的证券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反映了其较低的抗风险能力。 二是市场结构不合理。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这两大构成中,我国的证券市场过度偏重于股票市场,而债券市场又主要集中于国债市场。截至1999年11月,国内上市的企业债券仅有11支。这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970年~1985年间,在美国,债券融资额约为股票融资额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场分割严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的割裂;产权交易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割裂等。市场割裂严重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四是市场流通性不够。目前,国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场主体行为的高投机性。国有企业倾向于上市“圈钱”;券商负盈不负亏,违规操作,过度承担风险。个人投资者追涨杀跌,盲目跟风。整个证券市场呈现出高风险的特征。 六是中外证券中介机构在竞争实力上差距悬殊。国内证券中介机构在经营管理机制、服务水平、创新能力、资金实力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知名的证券中介机构。单从资产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总资产大约300亿元。而1998年末,美林证券公司总资产达2998.04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的总资产更高达3175.90亿美元。它们任何一家券商的资产规模,比我国全部的90家券商的资产总和还大出许多(周道许等,2000)。竞争力之悬殊显而易见。 上述问题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还远远不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在条件不成熟时过快开放资本市场,将会导致一系列消极后果。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特别是1994年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后果的集中体现。但差距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推迟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这不仅不符合金融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也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自身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全球化实际上意味着对我国证券业发展与规范的更高要求。 (四)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全球金融一体化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依赖于市场手段,加快实现宏观调控方式从直接向间接的转变。但从近期看,鉴于我国的经济转轨仍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金融一体化将对我国既有体制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货币政策控制力减弱。相对于国内银行,货币政策对外资银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国外金融市场,它们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导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的约束很小。当国内货币政策的意图发生变动时,它们会通过转向国外市场加以规避。这必然会缩小货币政策的直接覆盖面,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发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减弱。目前,我国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但是我国现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遗漏了两项内容:一是国内金融机构外汇存款;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存款。这两项内容所涉及的金融业务量(以资产度量)占国内全部金融业务量的14%,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随着外资银行业务量的扩大,这种偏差也会随之放大。另外,随着金融机构多元化及其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微观的货币需求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而金融创新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压力的增大也都会削弱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减弱。我国现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有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管理、准备金制度、再贷款、再贴现等。金融开放除了有助于增强第一项工具的效果外,对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减弱。外资银行外汇贷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银行管制,外资银行业务量占比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业务量越来越大。结果必然会减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备金调整的效率弱化。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贷款通常不受其存款来源的制约,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资金,因此,就总体来言,外资银行的发展倾向于削弱准备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后是再贷款、再贴现机制作用下降。这些政策工具对国内银行业的资金支持具有积极作用,但对外资银行的调控作用不大。 四是货币政策的外在约束增强。国际金融机构的介入,将使货币政策的对外依赖程度有所增加。这样,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取向,采取相应对策,以便将外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五)对金融监管的影响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展会更加迅速,金融创新也更加活跃,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一个严峻挑战:(1)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不断对其金融产品进行分拆组合,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历史的经验表明,金融创新常常是作为金融监管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是推动金融监管发展变化的主导力量。(2)混业经营的程度越来越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相互交叉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彼此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对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进行全面监管至今仍然是个世界性的课题。(3)巨型金融集团应运而生,它们的业务范围更广,金融品种更多,机构设置遍及全球。如何对这些金融集团进行有效监管需要更高层次的国际合作。(4)一些传统的注重隔离风险的“防火墙”措施已逐渐失去作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转移和传播,同时还具有倍数放大作用,破坏力更大。作为这些挑战的一个集中展示,对冲基金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表现出的高举债、极度投机和不受监管就是一个生动事例。考虑到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够深入,金融监管仍然出于从计划到市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之中,高效的监管体制尚未形成,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还相当有限,挑战不言而喻。 三、面对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对策 针对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积极准备,以趋利避害,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现代化进程。这要求我们除了要积极审慎地扩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外,更重要地是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改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一)加快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 首要任务是理清产权关系,建立有效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与此同时加快进行不良资产重组。实现银行的资产重组可以通过成立资产管理公司的方法,剥离和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强调的是,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理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更关键的问题是防止边清理边产生,甚至新增速度超过化解速度。这意味着银行自身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工、农、中、建4大国有商业银行无论从资产数量、人员数量、营业网点还是从业务份额上都在我国银行业占有绝对比例。这样的垄断机制既不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中央银行的间接调控。因此,可以考虑通过适当放松市场准人的方法,引进外资银行,发展区域性银行以及面向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以培育新的竞争主体,加强市场竞争。 第三是对国有银行现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并无效机构,清理包袱,提高竞争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机构臃肿,冗员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累计拥有机构14.4万个,金融从业人员近167万人(见表3)。以机构和人员论,堪称世界之最。其中中国工商银行更是以其员 工数量之巨堪称世界银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员,非业务部门人员的比例超过1/3,而在华外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显而易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影响经营效率。根据1999年第7期英国《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尽管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与世界上几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差距并不很大,但是资产回报率却相差悬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金融全球一体化的到来,将使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旧有的激励机制。目前人才竞争的格局已经出现。外资银行钱多人少,为网罗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计,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资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中大约有1/3来自中资银行,他们都是各个部门的业务骨干。另有1/3来自外方,1/3来自海外归国人员。这种格局已经为国有银行的激励机制敲响了警钟。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励机制?不外乎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机制 市场经济中拿什么来承担责任,拿什么来承担风险?靠的就是产权。用自己的财产来承担投资风险的人,最有积极性关心投资收益。玩自己的钱和玩别人(公家)的钱不仅风险偏好不一样,投资效果也截然不同。 经理市场在市场经济中做老板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打工族。为什么这些没有物质资本或物质资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儿命工作?靠的就是经理市场。经理市场说穿了就是人材市场,是给人材定价的一种机制。通过经理市场,优秀的专业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衡量、显示并且变现自己的人力资本。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经理、医生、律师、会计师、大学教授等职业的繁荣都是建立在经理市场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有了经理市场,才会不断涌现出类似李?亚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杰克?威尔治(任通用电气总裁)这样的经营巨擘。 奖励机制小到奖金、补贴,大到股票期权都可以视作奖励机制。奖励机制更加富于技术性,应用范围最广,方式更为灵活。 乌纱帽机制也就是官僚科层体制,这可以视为与经理市场平行的一种激励机制。现阶段国有银行对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就主要靠这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好处是有助于避免在转轨时期出现治理真空,缺点是对人材的定价信息不公开,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条可以视为当代中国对现代管理的一条贡献。它不仅被历史证明是我党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宝,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体上说,建立国有银行人才激励机制可以从这五个方面着手,最终逐渐过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种机制。 -
2021-10-12 15:20 连亚琴 客户经理
我国经济发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与环境的发展不协和不协调,还有去产能降风险,保稳定,这些问题的相互协调问题 -
2021-10-12 15:17 黄盛润 客户经理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政府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1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企业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政府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5]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6]。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
2021-10-12 15:11 龚子鸣 客户经理
以下是我自己总结的,希望能够解释清楚。
经济增长是经济生产产品与服务的能力的增长。影响这种能力的要素包括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为了将经济增长与一国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清楚地联系起来,经济学上经常用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来观察经济增长情况。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差别基本都可以归因于生产率的差别,而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上面的要素去掉了劳动)。因此,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影响自然资源发掘,影响技术进步,影响人口增长的政策都能通过影响生产率而影响增长率和一国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鼓励储蓄和投资(刺激物质资本的积累)
鼓励教育和培训(刺激人力资本的积累)
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和维持政治稳定(完善的产权保护是价格制度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政治不稳定将形成对产权的威胁,降低国内居民储蓄、投资的激励和对国外投资的吸引力)
促进自由贸易(贸易就像发明了一种以出口商品为投入,以进口商品为产出的技术,因此取消贸易限制的国家将呈现出类似于重大技术进步之后的经济增长)
促进研究与开发(促进技术进步)
控制人口增长(高人口增长降低了人均资本存量、增加了教育体系的负担,从而引起低生产率和低人均GDP) -
2021-10-12 15:08 龚子龙 客户经理
转载以下资料,供您参考:内容提要:保险具有社会管理功能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对保险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内在特质的客观认识,是对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并扮演重要角色的科学总结。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稳定经济生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激活储蓄机制;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有利于构建国家公共事务应急体系;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科技创新。全面科学认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保险实践,推动保险业的全面进步。一、对保险功能认识的演变历程时至今日,我国关于保险功能的学说主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单一功能说”,也即传统的保险功能说,认为保险只具有经济补偿(或给付)的功能;第二阶段可称为“二元功能说”,这种学说除了认识到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之外,认为保险还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第三阶段可称之为“三元功能说”,以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上任后关于保险功能的阐述为代表,认为现代保险同时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等三项功能。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同样,对保险功能的认识,也取决于当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因此,对保险功能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而每一次认识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推进,对保险功能的认识经历了由简单到成熟、由单一到丰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功能的内涵、外延不断地得到扩大。“三元论”的保险功能说就是这一认识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商业保险最初发轫于14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海上保险,是从行会合作保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会员既是保险人又是被保险人。此时尚没有引进精算技术,仍处在保险的低级形态,保险的唯一功能就是经济补偿,体现为会员之间的保险分配关系。由于缺少科学合理的数理技术支持,保险的功能发挥受到很大限制。17世纪后半叶,保险精算学产生,使理论意义上的人寿保险转化为现实意义上的人寿保险,开创了人寿保险发展的新局面。从数理技术上来说,保险作为一种风险转移手段,主要是运用风险汇聚机制,集合具有风险厌恶偏好的投保人并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对少数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进行经济补偿和给付,从而实现风险在投保人之间的分散,这就是保险的经济补偿和给付功能。保险经营技术的解决,大大促进了保险经济补偿功能的发挥。这一阶段,社会对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有了充分认识,传统的“经济补偿说”主要形成于这个阶段。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市场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金融市场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动脉。现代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对储蓄资源进行时间和空间的配置,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作为金融产业链中的一环,保险业承载和发挥了资金融通的功能。保险业的金融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通过承保业务获取并分流部分社会储蓄,另一方面又通过投资将积累的保险资金运用出去,满足未来的支付需要。保险体系吸收的资金(特别是寿险)大部分是长期资金,这是其区别于银行储蓄资金的主要特点。随着保险业的壮大,西方发达国家中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发挥资金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优点,通过持股和相互参股方式,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稳定力量,作为金融中介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其资金融通的功能逐渐深入人心。这一阶段一直延续至今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对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也是伴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的。一般来说,不同时代、不同经济背景的学者,对保险相关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识难有统一,但对于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则出现显著的趋同现象。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保险业的发展日益呈现国际化、专业化的显著趋势,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保险作为金融业三大支柱之一,在发挥传统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的同时,也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人现代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协调社会经济生活、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经济学家彼得。F.德鲁克说,保险和风险管理对于促进西方世界在18、19和20世纪的经济进步所起的作用与企业和商业起到的作用同等重要。彼得。L.伯恩斯坦在《抗争命运:值得注意的风险》一书中也指出,一个社会理解、度量和管理风险的能力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主要区别之处。因此,此次吴定富主席高度概括和总结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可视作对保险业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内在特征的客观认识,是对保险业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科学总结。二、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内涵、体现及提出意义(一)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内涵从本质上讲,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是通过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对于金融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金融体系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因此要倚重储蓄性金融机构和积极引进外资;另一种观点认为,金融通过提高社会资本配置的效率,来帮助经济发展,因此金融机构对于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促进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资本积累。而保险恰恰具有这两种观点所主张的特点,保险业通过集聚风险补偿基金提高了社会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特有的交换机制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配置效率,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双重作用,为社会经济健康运行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持。传统的保险单一功能说,认为保险人仅仅是一种风险传递机制。但事实上,保险这一功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还没有保险的其他要素重要。因为,保险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平衡表,还为经济活动和长期增长提供其他有力支持。美国保险学者小哈罗德。斯凯博在1998年就曾指出,保险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诸如替代政府安全保障、推动贸易和商务、鼓励减损、促进风险的有效管理等七种重要服务。现代企业理论的利益相关者学说也为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提供了理论支持。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由股东、债权人、职工、管理人员、关联企业和顾客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共同组织,是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的一组契约的集合体。因此,现代企业在公司治理中必须考虑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实施有效治理,这种理论强化了企业的社会管理责任。保险企业在构建公司治理结构和日常经营时应注重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效益,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反过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又会推动保险业的发展,二者存在相互促进的客观联系。一般来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市场经济的各个子市场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保险市场也是如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国的保险市场越发达,越有效率,对经济的繁荣贡献就越大。因此,经济补偿是保险的基本功能,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是保险的衍生功能。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得到不断加强,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实践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二)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1.稳定经济生活,为社会提供“安睡保险”。保险通过预先确定的支出将未来不确定的可能损失固定下来,从而稳定个人、家庭和组织机构的财务状况,有利于形成经济安全的心理预期,为经济生活平稳运转创造条件,客观上起到了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守夜人”角色的作用。现代保险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原来许多不可保的风险逐渐变成可保风险,保险服务的领域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宽,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越来越凸现出来。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政府负担。保险还被广泛用于解决政府公共政策问题。人寿保险对于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经合组织(OECD)早在198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寿险保单的销售无疑减轻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压力。同年,瑞士再保险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1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社会保障开支和寿险保费之间存在反比关系,即保险业有效地分担了部分社会保障财务的压力。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经成为影响当前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解决不好势必影响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国内企业加入WTO之后面临的竞争加剧,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养老、医疗、失业三方面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缺口每年大约为673亿元。同时据社会保障部门估计,转制成本大约为20000亿元左右。如此大的债务规模再加上每年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短期内完全要政府解决确实不现实也不可能,但社会保障却不能产生断层。另一方面,我国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生活保障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老年护理、企业年金、健康、医疗、教育费用等与社会生活联系紧密的商业保险需求,具有极大的潜力,这为我国商业保险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减轻政府压力、促进国企改革提供了广阔的舞台。3.促进资本有效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险人在进行承保和资金运用活动时,要收集有关企业、项目和经理人的大量信息。一般单个储蓄者或投资者缺乏时间、资源或能力来收集这样大量的信息,而保险人具有优势,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本和承担风险。同时,保险公司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行使“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权利,对于经营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有力地制约着经营者的违规行为,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解决委托——代理难题,推进资本的合理配置,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作为金融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激活储蓄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传导机制存在多种途径。保险作为金融中介之一,在提高资金融通的效率方面有三个优势,能有效地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一是降低结合储蓄者和借款人的交易成本;二是创造资金流动性;三是有利于形成投资的规模经济。与商业银行相比,保险公司的长期负债和稳健的现金流量,是政府和企业理想的长期融资渠道。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与其对市场的依赖性成正比,与其对金融中介的依赖性成反比,也就是说取决于信息对称的程度。因此,保险公司的金融中介作用,在新兴国家金融市场比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更大。对于我国还不完善的金融市场来说,保险业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具有巨大的潜力。5.推动外向型经济发展。现代经济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对金融的专业化和灵活性要求也越高。如果可供选择的保险商品种类丰富,保障充分,贸易和商务就会顺利进行,反之则会受到极大的阻碍。例如,出口信用保险是政府促进对外贸易、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手段,素有“商务活动的润滑剂”之称,也是保险企业开拓市场、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领域。据统计,目前全球贸易额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下实现的,日本为50%,英国为45%,法国为21%,韩国也达到14%。在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已经初步发挥了作用,但整体水平较低,获得出口信用保险保障的出口贸易额仅占出口总额的1.1%,投保企业只占全国外贸企业总数的2.7%,这说明我国保险业对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不足,在该领域具有极大的潜力。6.有利于构建国家公共事务应急体系。一个国家有无完备的公共事务应急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美国风险管理和保险专家C.小阿瑟。威廉斯博士指出,灾害降临到富国和贫困国家的几率是相同的,比如日本的地震、孟加拉国的洪水,但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控制和减轻这些灾难,该社会便可以更好地把资源运用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现代社会里,各种巨灾风险和突发事件如影随从,对一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如我国1998年的洪灾、2003年2月和5月的新疆伽师地震、今年的非典型肺炎事件等。而且,随着科技进步和世界政治力量的演变,巨灾风险不可测的程度加深,而且一旦发生,危害程度更加严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将远甚于从前,如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2001年“9.11”恐怖事件、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事件等等,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建立必要的公共事务应急体系加以应对。现代商业保险通过设立新型险种、创造巨灾债券等保险衍生产品、综合运用再保险等方式,有助于化解巨灾风险造成的消极后果,在一个国家的应急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我国为例,非典疫情爆发后,各家寿险公司也纷纷推出自己的非典保险,为社会提供了风险规避机制,缓解了人们的焦虑心情,对稳定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截止到2003年5月12日,我国寿险公司共接受非典索赔236例,赔付104例,总赔付金额为88.68万元。7.缓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和经济的运转时常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社会风险管理机制,尤其是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消除各个要素彼此之间的摩擦,减少冲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保险业对此也大有可为。如,责任保险有利于当事人履行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解决纠纷,协调民事关系。发达国家有完备的责任保险体系,如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执业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险、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等,被保险人一旦出现责任事故,可以很快通过保险公司解决,不必纠缠于旷日持久的官司,减少了社会的摩擦和冲突,整个社会运转效率高。近年来,我国医疗事故纠纷频繁发生,巨额诉讼案例呈上升趋势,国内务家保险公司陆续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医患各方和社会的普遍欢迎,尽管还有许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充分说明了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大有作为。8.推动科技创新,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高风险、高投入是高新技术的一大特点,为了保障风险投资的安全和持续投入,必须从制度设计上予以保障。保险业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当前,国际上盛行商业保险与高科技联姻,保险公司通过科学合理地计算风险投资的保障费用,承保高新技术项目,万一项目不成功时,由保险公司承担部分风险;保险公司还通过开展高新技术转让保险,促进科技成果进入技术市场和提高成交率,提高企业采用高新技术的积极性,有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三)全面认识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意义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全面科学认识保险的功能,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保险实践,推动保险业的全面进步。1.有利于提升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加快保险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势头迅猛,持续保持了年均30%的增速,保险各项功能得到较大发挥,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我国保险业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横向看来,当前我国保险市场的整体规模还很小,与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与国内证券业、银行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金融业和社会中地位较低。据统计,截至到2002年底,全国保费收入3053.1亿元,保险业总资产为6494.1亿元;而截止到2002年10月底,全国证券公司资产总额为6660亿元,同期证券市价总值为38329.13亿元,流通市值为12484.56亿元;截止到2002年9月底,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93778亿元。因此,充分认识并发掘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保险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有利于社会各界增强对保险业的认同感,有利于保险业更好地走入千家万户,服务社会,造福民众。2.有利于促进保险经营主体拓展经营思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社会管理功能的提出,从认识上延伸了保险服务的外延,对于保险经营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更好地制定长期发展战略,在经营活动中勇于创新,关注被保险人利益,积极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塑造保险业的诚信和负责形象,更好地发挥商业保险应有的作用,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3.有利于正确处理保险业发展与监管的关系。保险监管机关的指导意见和言论往往对保险经营主体有较强的“窗口效应”,影响深远。促进保险业发展是当前保险监管工作的首要任务,监管的目标是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更好地实现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业充分发挥社会管理功能,也是加快保险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加强保险监管者对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有利于保险监管机关系统内统一监管认识,理顺保险监管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关系。我国未来保险监管发展的趋势是,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并重,更加重视指导性规章和意见的作用,这些都需要保险理论上的拓宽和创新为其支持。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提出,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窗口指导”效应。三、充分发挥保险社会管理职能的对策(一)保险理论界要加强研究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为保险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理论研究者必须用发展与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保险功能的内涵,深化对保险功能的认识,将保险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并以此来指导和推动保险实践的创新活动。(二)保险经营主体在经营实践中,应开拓创新,全面发挥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当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保险公司建设。推进国有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完善股份制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制度,强化公司内控制度建设,注重控制经营风险,完善经营管理考核体系。时机成熟时可推动保险公司上市,有利于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偿付能力,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竞争,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险业唯有自身健康,才能为社会提供健康服务。2.产品创新。注重发掘市场需求,坚持消费者导向,创新产品结构,满足社会的保障需求。尤其是注重发展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医疗责任保险、老年护理保险、子女教育婚嫁保险、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等险种,积极探索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为我国进出口事业提供保障;探索农业和农村保险的新路,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支持。3.理顺保险销售体制。充分发挥专业保险中介机构的市场作用,完善保险市场主体结构,改革保险营销员制度,加强对保险兼业代理点的管理,理顺保险手续费问题,树立品牌经营意识,在全社会培育诚信经营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误导欺诈问题,切实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努力提升保险业的社会形象。4.延伸保险业服务的触角。配合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住扩大内需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提高承保大型风险项目的水平,为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项目提供保险保障;探索保险资金运用的新渠道,可考虑通过购买债券和参与信托投资计划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资金运用风险管理;开发新险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5.探索高风险保险领域。积极探索巨灾风险、高新技术风险的保险融资技术,建立巨灾、高新科技发展保障基金,通过商业保险主导、政府适当扶持的途径,提高社会的风险化解能力,为国家建立公共事务应急体系提供有力支持,为高新技术的发展保驾护航。(三)保险监管机关应坚持市场化取向,树立发展观念。创新监管体制,完善监管方式,加强监管手段,为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功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当前主要是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建章立制,加快保险法律法规的建设,坚持依法监管,依法行政,出台《保险法》配套细则,尽快出台保险违法违规处罚法。二是正确处理“有为”与“无为”的关系,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坚决还权于市场,合理界定监管者和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效力边界,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保险监管部门应加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沟通,系统内要合理划清总部机关和地方保监之间的权限,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提高综合治理、联合监管的水平。三是加强基础研究,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趋势,重点研究保险业的产业政策,制定保险业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长远发展规划;四是理顺保险市场关系。在现阶段偿付能力监管尚不能形成明显效力之前,应加强保险业务合规性检查,严厉查处保险市场的各种违法违规现象,正本清源,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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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2 15:05 管火金 客户经理
转变政府职能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制度保障来源:求是魏礼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长期的战略意义。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更要靠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动。而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一、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负有重大责任我国在制定“九五”规划时就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断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问题仍比较突出。集中表现为:一是发展结构不合理,主要是产业层次低,城乡、地区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消费关系失衡;二是经营方式粗放,投入多、消耗高、效益低,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过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既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有关,也同我国经济发展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更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有关。政府的职能和行为决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形式,政府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策措施制定者、经济活动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改革创新组织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政府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广泛的、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发展方式既受特定发展阶段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等客观因素决定,也受发展观与发展战略导向、管理体制和政策安排等因素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可以是自发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是政府自觉推动的战略性转变过程。对于不同的国家来说,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合适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多属于市场推动的过程,但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干预,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完善各种法律和制度,规范市场进入标准和市场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政府大力投资于科技、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领域以改善劳动者的素质,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经济手段调节社会分配。对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经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借鉴其有益之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决策高效、组织有力、能够集中力量大事的优势,我们要发挥这个比较优势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在逐渐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部分任务将逐步由市场自行解决。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发育和完善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协调内需与外需关系、投资与消费关系、城乡关系、区域关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还需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自觉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比较优势的功效,来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需要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一度陷入严重困难,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冲击。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粗放经营、结构失衡等深层的矛盾和问题都同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密切相关,迫切需要加快突破一些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环节和制度。经济社会生活中潜在的风险也要求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和环境从根本上来说,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健全政府职责体系,正确行使政府职能。具体来说,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制度上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营造良好的环境。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包括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和信息服务的导向作用,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标准规范,纠正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现象,淘汰落后产能和防止产能过剩,促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鼓励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城乡、地区协调发展。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健全宏观调控制度。宏观管理还要体现出中央的决策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和宏观调控决策有效。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效益。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具有基础意义,要完善市场体制和竞争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优化结构、节约资源、提高效益的基础,必须使企业充分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目前的问题是:政府及有关部门仍然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核事项还过多,有些地方政府仍然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决定建设项目,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计生产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因此,必须切实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让企业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促进和保护公平竞争,发挥好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力的推动作用。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所在。第二,加快财政税收和价格体制改革,着力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制度和价格机制。财政、税收、价格手段是促进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最有效的经济手段。要实行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科技进步和资源能源节约的财税制度,加快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公共财政体制,重点是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使财政资金地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支持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地向节能减排、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并建立长效机制和制度保障。第三,健全优化经济结构的政策体系,鼓励依靠自主创新促进发展。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政策,促进经济增长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靠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支撑推动。特别是要推进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和生产结构调整,逐步实现从低成本扩张模式转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扩张模式,从高消耗、高污染增长模式转向低碳化、绿色化清洁生产、可持续增长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大力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淘汰污染严重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和第三产业,尤其是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选准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战略调整。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为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创造条件。这不仅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选择。有序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的持久动力,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的土地利用和建设规划制度、产业布局和产业协调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制度、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制度、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制度等,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条件。第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因此,强化政府的再分配职能,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是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合理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总的方向和原则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现象”,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要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重点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创造条件让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倡导健康的财富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慈善事业发展。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整顿分配秩序,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第五,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激励约束制度。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政绩评价导向具有关键意义。政绩考核评价既要看经济增长的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要坚决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扩张的考核评价制度,切实把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改善民生,加强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和公共服务建设,作为重要标准纳入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并实行政府绩效评价和行政问责制。这样,才能引导各级政府把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形成有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形成有利于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机制。三、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政府要有效行使职能,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有更大作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两手都要用,都要硬,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是在实际工作中要把两者结合好,还需要结合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领域有所侧重。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促进产品升级换代。为此,政府既要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引导资源配置,又要辅之以必要的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消除各种制约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体制机制,健全统一、公平、公开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政府科学管理和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保障。要处理好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近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外需严重下滑,政府增加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这是完全必要的,实践效果也是好的。在经济企稳向好之后,政府投资力度可以作适当调整,要地考虑促进民间投资,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活力。最近,国务院制定了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解决民间投资准入难的问题。要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参股、控股、资产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支持有条件的民营企业通过联合重组等方式壮大实力。建立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确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积极性,需要合理和清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和事务,健全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各级政府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中央政府要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地方政府要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要加快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探索地方政府层级改革的路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把保持中央财政调控能力与扩大地方财力结合起来。加快投资体制改革,适当简化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权,中央政府集中力量解决涉及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强化投资活动监管。要完善引导全社会投资活动的体制与机制,推进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的创新。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是拉动消费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坚持把公共资源配置地向民生领域倾斜,扩大公共服务,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切实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当前,特别要围绕促进就业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政府投资和引导社会投资方向。同时,要下更大决心集中财力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责任编辑:孙丹)(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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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2 15:02 黄生龙 客户经理
答案B
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又反过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程度高低,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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