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证券市场诚信文化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
连亚琴
来自:
移动端
2021-09-12 17:39
声明:本网站依照法律规定提供财经资讯,未授权或允许任何组织与个人发布交易广告。对任何广告信息请谨慎交易,谨防诈骗。举报邮箱:xxxxxxxxx@qq.com
2021-09-12 17:45最佳答案
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都是由资产泡沫被刺破引起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发生金融危机就是这个原因,由此我国防范金融风险也必须抑制资产泡沫。
所谓资产泡沫,就是指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在我国,资产价格只统计两种:一种是股价,另一种是房价。抑制资产泡沫既要防止股价涨得太快,又要防止房价涨得太快。目前我国抑制资产泡沫不是指股市,而是指楼市,因为我们估计未来五年内,我国资本市场基本上是平稳上升的过程,股市是慢牛,未来的资产泡沫不可能出现在股市,理由主要是:现在的证券监管部门把监管作为第一要务,对于内部交易、买壳卖壳、资本大鳄,还有场外配资等问题非常关注,不可能出现问题;另外,新股发行(IPO)速度在加快,这么多的新股上市,把股价抬很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为什么说目前抑制资产泡沫的核心是楼市呢?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这是观察房地产最主要的角度。如果住房供给过多,超过刚性需求了,就会形成泡沫。现实中,经常有住房供给超过刚性需求的现象,这是房地产业的特点。房子只要有居住功能就必然有另外两个属性:投资属性和金融属性。这两个属性一定会引发另外两个需求: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投资性需求指买房是为了收房租;投机性需求指买房是为了拉动房价,赚取差价。住房供给一旦大幅超过了刚性需求,泡沫就会被刺破,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就是因此产生的。
1985年日本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的资本无处可投,银行就把资本贷给人们买房买地,人们买房之后再抵押给银行,之后获取70%的贷款再投资,这种买房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居住,不是刚性需求,是投资和投机性需求,由此拉动住房价格不断上升。美国为了剪日本的羊毛,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要求日元每年升值5%,每年不做任何事情都有5%的回报,导致外资大量涌进日本。流进日本的大量外资也是买房买地进行投资或投机。可这并没有使日本出现问题,因为在日本当时的建筑法下,房子过度增加是不可能的,所以虽然需求旺盛,但房子供给是基本稳定的。后来日本修改了建筑法,允许拆掉旧房建新房,导致住房供给突然增加。到1989年初,一些日本经济学家预测,住房供给远远超过了刚性需求,如果继续放任的话住房泡沫就要被刺破了,建议政府赶快实施紧缩政策,于是日本政府在1989年3月开始实施紧缩政策,首先把股市泡沫刺破了,造成大量的上市公司出现亏损,这些上市公司开始抛售房子;紧接着外资流出。与此同时,日本实行房价税,就是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要交税,这导致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也开始抛售房子。上市公司、外资和拥有多套房产的个人,三大力量同时向市场抛售房子,最终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被刺破。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完全从危机中走出来。
日本的教训告诉我们,房地产泡沫不能继续吹大,但现在也不能被刺破,只能抑制。对此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出台中短期对策,一个是建立长效机制。中短期对策有两条:一条是严格约束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因为由这两类需求拉动的住房供给一定会超过刚性需求。刚性需求不限制,可以放开,但是投资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现在采取的是限购和限贷政策。一线城市每户家庭最多只能买两套房子,再买就是投机性需求了,就要严格限购限贷了;另一条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严格控制其融资渠道,控制新房价格。另一个办法是建立长效机制。什么是长效机制呢?就是实施租售同权政策、调整一线城市的布局。中央提出建设雄安新区。雄安新区的功能是承载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北京发展的空间布局。首都功能就是四个: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除此之外都是非首都功能。比如,经济中心不是首都功能,大量的企业会被迁走。再比如,教育、金融、医疗等都不是首都功能,很多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和医疗机构会被迁走或在别的地方开设分支机构。这些功能的外迁,必然伴随着人口的流出,由此北京的房价自然会得到有效的控制。
所以说,防范金融风险第一件事是抑制资产泡沫,重点是楼市而不是股市。
第二、稳住外汇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外汇出了问题,因此对外汇的波动要谨慎对待。2016年中国外汇开始出现波动,一个是人民币持续贬值,二是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人民币持续贬值和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会带来金融风险,因此2016年初国务院提出要稳住外汇,从2016年10月开始迄今推出了三条对策。
1、,已经放开的领域一定要坚持继续放开,不能再回到资本管制的老路上去。凡是承诺放开的领域就继续坚持,比如,一张身份证一年可以兑换5万美元,但没有放开的暂时不再放开。对于个人来讲,在外汇方面有三个领域没有放开:一是海外不动产投资,曾经讨论过要不要放开,后来明确暂时不放开。二是海外的证券投资,就是在国外证券市场上进行股票投资,也曾讨论过要不要放开,现在也明确暂时不放开。三是海外的投资类保险。我们放开了消费类保险,比如,个人可以购买美国的医疗类保险,但投资类保险就没有放开。以上三项不仅没放开,还在逐渐收紧。比如,从2017年8月21日起,在海外刷银行卡单笔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银行就需向有关方面报告;如果连续25天刷卡单笔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银行需要核查是正常消费还是转移外汇资金。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稳住外汇。
2、,限制海外并购。但是对于技术类并购则继续支持。对于海外收购新产品制造企业这种技术类的并购会大力支持,但是非技术类并购则要严格审查。海外不动产投资,海外收购酒店、影院、体育俱乐部等,这类投资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3、,支持海外投资使用本币人民币,尤其是“一带一路”投资。未来“一带一路”投资使用人民币投资,不再动用外汇储备。这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好处。“一带一路”投资中我们是主导方,有权选择货币的种类。目前已经有69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比如欧央行就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人民币和卢布即将以金价作为基础实现直接兑换。2016年,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与卢布直接兑换一旦成功,会大幅减少外汇储备的消耗,这对稳住外汇有巨大的意义。
大致上稳住外汇就是这三个对策:一是外汇改革中承诺已经放开的政策会继续坚持;二是对技术类并购予以支持,非技术类并购严格审查;三是“一带一路”投资中尽量使用人民币。这三条对策执行好了,外汇就基本上稳住了。
第三、稳住债务
很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是由债务引起的,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引发了一场国际性的金融危机。
债务分三种:个人债务、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
一是个人债务。一般认为,我国的个人债务不会太高,因为中国人比较节俭、保守,不像美国人习惯于借贷消费,习惯于储蓄。近些年,我国个人负债率上升很快,2015年我国个人负债为GDP的30%,2016年为44%,总量达到了74万亿元,虽然没有达到警戒线,但其过快上升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是企业债务。我国企业负债率明显偏高,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已经远远超过了警戒线。因此中央提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决策层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决心是坚定的,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个是中国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改制中,国家让出了绝对的控股权。另一个例子是东北特钢。过去我们是刚性兑付,购买国有企业的债券最后国家都给兜底了。但东北特钢是破产重组的,不再是刚性兑付。中国联通混改和东北特钢破产重组这两个例子告诉大家,只要下决心把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降下来,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就一定会降下来。其实这个过程中会给民营企业提供很多机会。
三是政府债务。现在看来,中央政府债务并不高,因为我们安排每年的财政预算时会坚持一个原则,即当年的赤字率不能超过当年GDP总量的3%。主要是地方政府负债率太高,虽然账面上不高,但潜在的负债率却很高。其中政府平台债务实际上是政府债务,但表现为企业债务。后来地方政府又多了两条增加债务的途径: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一是盲目扩大PPP项目,甚至是包装出PPP项目来,PPP项目是要政府回购的,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上也是政府负债。2016~2017年,PPP项目负债超过4万亿元。二是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产业引导基金应该动用财政支出。但地方财政往往通过银行借款,表现为企业负债,实际上也是政府负债。PPP项目和产业引导基金在过去两年增加了6万亿元的地方性债务。
总体来讲,稳住债务要关注个人债务过快上升,解决好国有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解决好地方政府潜在债务上升问题,防止发生金融风险。
第四、治理金融秩序
金融秩序混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改革引起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规则没有跟上,就会出现秩序混乱;二是由金融创新引起的乱象。
我国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很高。过去几年放开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经济领域出现了各类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基金。这个改革方向没有错,但是相关规则没有跟上,于是就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我国2014年放开各类投资公司,投资公司的投资承诺回报一度达20%~30%,这种商业模式显然不能维系。再比如,放开各类基金。基金本该是用自有资金投资,但一些基金动用的是银行资金,我们一清理外围基金,股市就大跌。基金现在存在的很多问题,与相关条例缺乏有关。
还有金融创新引起的乱象,比如比特币。比特币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比特币很难被监管,出现较多借助于比特币进行洗钱、犯罪的行为;二是比特币的数量依赖于挖矿的速度,其数量不是政府可以调控的;三是以太币、莱特币、瑞波币等各种数字货币的不断产生,会对比特币的价值产生很大的冲击,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我们未知的,因此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叫停ICO。各种金融创新中蕴含的风险是对监管部门巨大的挑战。
我们所讲的治理金融秩序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由改革伴生的,一个是由金融创新引起的。金融乱象怎么解决,要研究,这是金融治理的方向。
第五、运用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未来一段时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基调。2002年我国的货币供应量M2只有16万亿元,2017年是165万亿元,翻了差不多10倍。衡量一个国家货币是否超发了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即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例。我们现在货币供应量占GDP的比重在200%以上,如果货币供应量再继续这样多下去,会引发金融风险。
反映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过去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是两位数,2017年6月份开始降到一位数了,增长速度是8.8%。2017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信号释放后,很多企业提出了轻资产的目标,出现了大量卖资产的现象,因为这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只有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才能维系,一旦国家坚定不移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种高负债、高增长的模式肯定维系不了。
另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金融风险经常在顺周期下积累。在顺周期,人们往往会认为未来很好,不顾及风险,会盲目扩张,盲目负债,结果留下了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顺周期时期,恰恰是金融风险积累时期。因此,在顺周期的时候,给机构、业务设计一个控制风险积累的办法,采取逆周期政策,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这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另外,市场中行业之间、上下游之间以及企业之间的风险会相互传染,控制这些传导性风险,也是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预计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很多新规则出台,来防止这种风险的蔓延。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1-09-12 17:51 黄益泉 客户经理
论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
作者: 刘俊海 | 2004年12月12日22时19分 |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 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 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3•公平原则
经 -
2021-09-12 17:48 龙安隆 客户经理
一、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200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禁不止,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法制为基础,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坚持“统筹规划、分类指导,政府推动、培育市场,完善法规、严格监管,有序开放、维护安全”的原则,建立全国范围信贷征信机构与社会征信机构并存、服务各具特色的征信机构体系,最终形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结合我国实际,明确长远目标、阶段性目标和工作重点,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促进信用信息共享,整合信用服务资源,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要坚持从市场需求出发,积极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改善外部环境,促进竞争和创新。要抓紧健全法律法规,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责任,依法规范信用服务行为和市场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发展,满足市场需要,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三、完善行业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信用关系发展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相适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行业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企业和个人自律,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具有重要作用。要依托“金税”、“金关”等管理系统,完善纳税人信用数据库,建立健全企业、个人偷逃骗税记录。要实行合同履约备案和重大合同鉴证制度,探索建立合同履约信用记录,依法打击合同欺诈行为。要依托“金质”管理系统,推动企业产品质量记录电子化,定期发布产品质量信息,加强产品质量信用分类管理。要继续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和价格信用建设。要发挥商会、协会的作用,促进行业信用建设和行业守信自律。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和实际工作需要,抓紧研究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实行内部信用分类管理,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提高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水平。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及时沟通情况,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制度,逐步建设和完善以组织机构代码和身份证号码等为基础的实名制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四、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要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证券业、保险业及外汇管理的信用管理系统,加强金融部门的协调和合作,逐步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促进金融业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信用体系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利用其信用信息资源,加强信用建设和管理。信贷征信机构要依法采集企业和个人信息,依法向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征信服务。
五、培育信用服务市场,稳妥有序对外开放
要加大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力度,培育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风尚。要鼓励扩大信用产品使用范围,培育信用服务市场需求,支持信用服务市场发展。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和发展种类齐全、功能互补、依法经营、有市场公信力的信用服务机构,依法自主收集、整理、加工、提供信用信息,鼓励信用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满足全社会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信用服务需求。
政府信息公开是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的基础。各部门、各地区在保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要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地方人民政府要进一步推进本地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利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改善地方信用环境,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本着节约高效、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在严格监管、完善制度、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稳步适度地开放信用服务市场,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一般例外及安全例外的原则,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信用服务中涉及信息保护要求高的领域不予开放。
六、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组织领导
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要按照信息共享,公平竞争,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监管,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要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要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原则,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健康发展。要严格区分公共信息和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信息安全的关系,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要加快信用服务行业国家标准化建设,形成完整、科学的信用标准体系。
透明高效的监管体制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为加强统筹协调,由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建立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指导推进有关工作。按照统一领导、综合监管的原则,根据具体业务范围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分别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监管,落实监管责任。有关部门要依法严格市场准入,监督和管理信用服务机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市场秩序,防止非法采集和滥用信用信息,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
2021-09-12 17:42 赵顺财 客户经理
怎样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管理?
国家:
①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②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惩治不诚信行为,让失信者得不偿失。
③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监管体系,让失信者无处藏身。
社会:
①大力开展以诚信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
②通过新闻媒体加强监督,曝光不诚信行为。
个人:
①树立诚信意识,信守承诺。
②运用诚信智慧,尊重隐私。
③珍惜个人的诚信记录,大力弘扬诚信文化。
④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拓展资料:
诚信无小事。不轻易许诺是守信的重要保证,但是承诺一经作出就应该努力兑现,注意不能说必须或一定兑现,遇到特殊情况要解释清楚,失信于人就会产生信任危机。
当尊重他人隐私与对人诚实发生冲突时,我们要遵循伦理原则和法律要求,权衡利弊,做到既恪守诚实的要求,又尊重他人的隐私。
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安慰鼓励帮助他人的目的需要说些善意的谎言,从根本上说,善意的谎言并不违背诚信原则。
迟暮也在学习,要加油呀!
-
2021-09-12 17:39 齐星星 客户经理
个人品德建设的当前意义个人品德建设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个人品德问题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且有诸多论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个人品德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党中央明确地把个人品德建设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品德建设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如何加强当前社会个人的道德诚信建设一是坚持科学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即诚信,科学执政即诚信执政。必须提高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按科学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与水平;坚持求实创新,妥善处理改革发展中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更好地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实施科学决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坚持民主执政。民主和诚信相辅相成。应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决策程序,不断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信任度,以民主政治建设推进诚信社会建设。三是坚持依法执政。诚信是道德的底线和法治的基础。坚持依法执政与以德执政相结合,进一步强化法制观念,让法律公正尽可能地贴近道德公正,依法严厉打击和惩治背信、失信者和腐败、不公正的制造者,维护政府诚信和社会公正,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2021-09-12 17:36 黄睿多 客户经理
打破刚兑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重要一环。
只有打破刚性兑付,让金融风险充分暴露,才不会让金融风险越堆越多,以至于“脓包”越积越大,最后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4月27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管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此时发布对资产管理行业和金融业有重要影响的文件,是想借助五一小长假让公众有更多的时间接受与消化、同时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影响。
此外,这也是金融行业响应十九大报告之举,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作出的实际行动。
因此,资管新规应该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举措。资管新规的重点在于,针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严重、投机频繁等问题,设定统一的标准规制。
如此一来,前两年险企在资本市场上疯狂举牌的现象将得到遏制。有了资管新规,“野蛮人”再也不能大肆收购上市公司。
资管行业快速发展,存在刚性兑付等弊病。资管新规的推出,对这一难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一般来说,刚性兑付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资产管理产品的发行人或者管理人违反真实公允确定净值原则,对产品进行保本保收益;二是采取滚动发行等方式,使得资产管理产品的本金、收益、风险在不同投资者之间发生转移,实现产品保本保收益;三是资产管理产品不能如期兑付或者兑付困难时,发行或者管理该产品的金融机构自行筹集资金偿付或者委托其他机构代为偿付。
笔者四年前曾撰文呼吁打破刚性兑付。文章指出,作为代售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应该对投资者承担刚性兑付义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银行代售信托产品,信托项目出现问题后,投资者和信托公司找银行刚性兑付的情况最为普遍。
如今,资管新规对此有了明确的规定: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打破刚性兑付,“卖者尽责、买者自负”。以前,在投资者眼里,银行有钱,只要闹就能要到钱。现在,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之前,务必认清楚该理财产品是否为银行自身的产品,所谓“保本”承诺也跟资管新规相违背。
打破刚性兑付,对建立契约精神至关重要。早在2015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吴晓灵就强调了打破刚性兑付的重要性。她说,打破刚性兑付是大资管市场的一个门槛,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资管市场难以健康发展,保本保息的只有存款。
2017年9月,吴晓灵再度对刚性兑付提出了批评。她认为,公众在参与非法集资过程当中的心态是盈利归自己,亏损找政府。政府承担着无限的责任,在这样的压力下,由于责任不清,往往采取花钱买稳定,助长了刚性兑付的文化。“刚性兑付的文化下,中国目前只有财政,没有金融,因为所有金融活动的风险都通过不同的渠道转嫁到了财政身上,这也是很多人义无反顾地参与非法集资的根源所在。”
从国内投资市场现状来看,股民和基民对投资风险认识和承受能力,形成了风险自担文化,没有炒股亏损而上访的案例。事实上,对于理财产品,也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只有打破刚性兑付,让金融风险充分暴露,才不会让金融风险越堆越多,以至于“脓包”越积越大,最后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资管新规先让局部的、较小的金融风险充分暴露与化解。因此,金融行业第一枪打得很准。
来源:新京报 -
2021-09-12 17:33 龚子飞 客户经理
是重要的举措之一 -
2021-09-12 17:30 黄登盛 客户经理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与运行机制的需要
(1)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扩展和复杂化的市场关系逐步构建起彼此相联、互相制约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关系得到充分发展,并维系着错综复杂的市场交换关系,支持并促成规范的市场秩序。可见,没有信用,就没有市场存在的基础。
(2)信用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 西方发达国家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建立了信用管理体系,形成了信用环境与信用秩序,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否已成为市场经济成熟与否的显著标志。在我国,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刚刚起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提出了紧迫要求。
(3)信用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 信用具有货币属性,能够实现一定的经济政策功能,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
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需要 (1)企业的经济活动需要信用来保障 企业是社会信用活动中最活跃的层次,是巨大的信用需求者和供给者。企业进行转产改制和科技创新,需要通过银行信贷、证券市场操作和债券的发行等方式筹集大量的生产发展和技术改造资金。但由于信用缺失行为大量存在,使银行不敢轻易放贷,企业难以通过正常的信用渠道获取生产发展资金。 (2)扩大消费市场需要信用来启动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依靠扩大本国信用交易总额来扩大市场规模、拉动经济增长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下,一国的市场规模会因信用交易的增长而成倍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加就业。因此,要扩大市场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就必须加快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三、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防范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的需要
(1)防范金融风险,必须加强信用制度建设 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风险危及金融安全,而信用风险是目前我国最大金融风险。 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银行信用规模快速扩张,信用制度不规范、不健全造成的。加强信用制度建设,通过增强借款人偿还能力和提高偿还意愿,促进借款人提高履约水平,能够降低银行业信用风险,从而维护金融安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2)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必须加强信用制度建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深化金融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出现新的变化,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面临新的任务,都要求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竞争力。
四、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挑战的需要
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展示为一种新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全球化时代的各经济主体都必须按统一的国际市场规则进行经济活动,这就需要有全球统一的信用体系来约束和支撑。 在我国,信用服务业发展缓慢,加入WTO后,我国信用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国民待遇,可能使国外信用服务公司依托其国际知名度、全球化的市场、完备的人才及成熟的技术等优势,对我国的信用服务机构产生巨大威胁,甚至垄断某个领域、某个地域的信用服务市场。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我国信用服务行业的建设,以应对国外信用服务公司的挑战。
五、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培育新的信用文化,改变当前信用秩序紊乱状况的需要
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培育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文化,使信用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实际的管理手段,与企业的发展和个人的创业、生活、工作、就业等直接挂钩,让守信者获得种种收益,让失信者遭到市场的淘汰。这样一种意识和文化的形成与确立,不能仅靠简单的教化来解决,而必须要依靠规范的信用制度来实现。
没有满意答案?看看这些问答能否帮助您?
已有 86485 位专家入驻汇财吧问答
已经帮助 1173961 人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