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将如何改革,是否一行三会...

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将如何改革,是否一行三会的格局将有大的变动
连书耀 来自: 移动端 2021-07-25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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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25 17:37最佳答案

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各发达国家确实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改革。金融改革的重点,第一是收回或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第二则是加强金融信息的共享和沟通。


以改革力度最大的英国为例,金融危机之前金融监管的权限主要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1998年、2001年英国银行业、证券期货的监管权力分别被转移至FSA,形成了财政部、英格兰银行、FSA共同监管的机制。但财政部业务远离金融业,英国央行想要监管缺乏相应的信息、工具和手段,心有余而力不足,FSA则备受诟病(如资本充足率要求较松懈),特别是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这几个监管部门存在部门利益分割、信息共享不足等问题,由此也造成了监管的低效和无效。

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酝酿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政治原因,通过设立新的监管体系,新获得民众支持)。2013年初,FSA被正式取消,其业务分别被转移至PRA(审慎监管局,隶属于英格兰银行,负责微观审慎监管职责,直接监管金融)和FCA(金融行为管理局,负责消费者保护等业务)。同时,成立FPC(金融政策委员会),成为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的一个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负,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消除或减少系统性风险,承担英格兰银行所担负的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与活力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并被赋予强有力的宏观审慎管理手段。

至此,英国中央银行兼有货币政策制定、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三重职能。

欧盟区的金融监管也进行了改革。第一,欧洲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对重要性银行进行监管。第二,欧盟完善了金融金融的主体构成,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欧洲银行业监管局(EBA)、欧洲证券和市场监管局(ESMA)、欧洲保险和养老金监管局(EIOPA)四个,成为欧盟金融监管的四大柱石、四大天王,分业监管和宏观风险调控和谐共处,后三者又组成联席委员会,加强信息共享。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权力也得到了扩大。

对于中国而言,曾经是金融分业监管的模式已经被公认是成功的,虽然略有瑕疵。但近年来,金融综合化经营已经如滚滚黄河,其势绝不可当。金融资本在各类金融间穿梭,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行三会缺乏信息交流和部门利益固化,使得金融可以进行监管套利,被认为助推了今年的股灾。股灾过后,事前难有作为的央行不得不料理后事、给本次股灾擦股,央行买单也就意味着全体国民买单。既然金融业务差异性消减,慢慢同质化;金融资本、金融信息的能够夸金融结构加速流动,那么金融统一监管就势在必行。

鉴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中国的金融监管肯定要改。那么到底如何改,可以做如下猜测:

  1. 肯定是将金融监督的权力统一到一个监管主体,这个监管主体或者是央行、或者是三会合并后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或者是设置在三会之上的某个统筹。

  2. 2.央行肯定会对金融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或者是直接的监管权力,或者是对统一监管主体的建议权、干涉权、信息获取权。

  3. 打个比喻,之前中国的一行三会就像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互相有合作也有纷争;未来一行三会将会被大秦帝国一统天下,从此金融监管也是“书同文,车同轨”。

  4.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监管体系只是个形式,关键还是加强监管的有效性,防止金融结构乱来,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1-07-25 17:46 黄相森 客户经理

    一行三会是国内金融界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四家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的简称,此种叫法最早起源于2003年,一行三会构成了中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格局。一行三会均实行垂直管理。
    中国的监管体系,仍然维持分业监管的局面,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各管一块(三会管业务为主,而央行除管部分业务外,还要负责宏观调控和整体金融稳定)。
  • 2021-07-25 17:43 黄白玲 客户经理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有关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问题。正对目前中国“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与保监会)的分业监管体制,许多学者呼吁进行监管组织结构的一体化改革⑦。概括起来,其理由主要有: 初步的想法是这样的:第一,中国金融结构还是以传统金融为主,金融创新和金融混业并未成为中国的主流,金融集团在金融市场的份额也相当小,按照“监管结构映射市场结构”的理论,我国目前还没有发展到市场结构“倒逼”监管结构的地步,分业监管在目前还有存在的必要。
    第二,金融监管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时间的准备,不仅要对外部制衡(与央行和政府其它机构)进行周密的考虑,而且要对内部的协调和整合有全面而充分的考虑,在上面的分析已经非常充分地说明了,金融监管结构的改革决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性调整,而是一种深刻的金融变革。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必须体现在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上,这一切都将耗费时日,短期内不宜躁动。特别是,由于中国分业监管的法律体制建立的时间并不长,因此,为了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法律的稳定性,短期内也不宜大动干戈。
    第三,许多转型国家进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的一大教训是,在资本市场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贸然进行监管结构的重组,将很可能导致本来不发达的资本市场在新体制下继续受到压制和阻碍,即出现监管排挤效应。中国的资本市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一个强势市场,在许多学者的眼中它还处于“婴儿期”,尽管得到了多方面的照顾,但依然被“边缘化”。舆论一直强烈批评中国证监会享有太大的权利、承担太少的责任,而这个由副部级而正部级的监管部门本身却抱怨它资历太浅、在许多方面无能为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成立一个统一机构,会不会出现监管排挤效应、从而拖延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呢?第四,许多转型国家进行金融监管一体化改革的另一教训是,不能以提高监管水平为目的进行监管结构的重组。中国当前银行、证券和保险监管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其监管本身的内功不够、权责不清、效率不高、功能异化等原因所致,监管合作与沟通、权利制衡与权责独立等监管结构问题并不是主要的原因。以证券监管为例,可以认为当前证券监管出现的种种令人诟病的问题,除了确实存在一些证监会自身不能控制的因素外,恐怕自身存在的监管失误、监管错位、监管异化等问题才是首要的原因。
    因此,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简单地将几个监管机构合并在一起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不能使监管水平上一个台阶。何况还必须思考如下的问题,即统一监管会导致分业监管下并不严重的问题严重起来,这些问题也可能是不可容忍的。例如,统一机构可能更官僚化、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操纵(从而使投资者保护难以真正实行)、更专断、效率更低下,等等。按照所谓监管的辩证法,当监管者试图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就已经潜藏在那里了。

  • 2021-07-25 17:40 赵顺铃 客户经理

    应该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各发达国家确实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改革。金融改革的重点,第一是收回或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权力,第二则是加强金融信息的共享和沟通。以改革力度最大的英国为例,金融危机之前金融监管的权限主要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1998年、2001年英国银行业、证券期货的监管权力分别被转移至FSA,形成了财政部、英格兰银行、FSA共同监管的机制。但财政部业务远离金融业,英国央行想要监管缺乏相应的信息、工具和手段,心有余而力不足,FSA则备受诟病(如资本充足率要求较松懈),特别是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这几个监管部门存在部门利益分割、信息共享不足等问题,由此也造成了监管的低效和无效。金融危机之后,英国酝酿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政治原因,通过设立新的监管体系,新政府机构获得民众支持)。2013年初,FSA被正式取消,其业务分别被转移至PRA(审慎监管局,隶属于英格兰银行,负责微观审慎监管职责,直接监管金融机构)和FCA(金融行为管理局,负责消费者保护等业务)。同时,成立FPC(金融政策委员会),成为英格兰银行理事会下的一个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英格兰银行行长担负,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消除或减少系统性风险,承担英格兰银行所担负的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与活力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并被赋予强有力的宏观审慎管理手段。至此,英国中央银行兼有货币政策制定、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三重职能。欧盟区的金融监管也进行了改革。第一,欧洲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对重要性银行进行监管。第二,欧盟完善了金融金融的主体构成,成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欧洲银行业监管局(EBA)、欧洲证券和市场监管局(ESMA)、欧洲保险和养老金监管局(EIOPA)四个机构,成为欧盟金融监管的四大柱石、四大天王,分业监管和宏观风险调控和谐共处,后三者又组成联席委员会,加强信息共享。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美联储对银行的监管权力也得到了扩大。对于中国而言,曾经是金融分业监管的模式已经被公认是成功的,虽然略有瑕疵。但近年来,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已经如滚滚黄河,其势绝不可当。金融资本在各类金融机构间穿梭,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行三会缺乏信息交流和部门利益固化,使得金融机构可以进行监管套利,被认为助推了今年的股灾。股灾过后,事前难有作为的央行不得不料理后事、给本次股灾擦屁股,央行买单也就意味着全体国民买单。既然金融机构业务差异性消减,慢慢同质化;金融资本、金融信息的能够夸金融结构加速流动,那么金融机构统一监管就势在必行。鉴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中国的金融监管肯定要改。那么到底如何改,可以做如下猜测:1.肯定是将金融监督的权力统一到一个监管主体,这个监管主体或者是央行、或者是三会合并后成立的金融监管局,或者是设置在三会之上的某个统筹机构。2.央行肯定会对金融机构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或者是直接的监管权力,或者是对统一监管主体的建议权、干涉权、信息获取权。打个比喻,之前中国的一行三会就像是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互相有合作也有纷争;未来一行三会将会被大秦帝国一统天下,从此金融监管也是“书同文,车同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监管体系只是个形式,关键还是加强监管的有效性,防止金融结构乱来,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 2021-07-25 17:34 樊扬诗 客户经理

    这个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还说:“郑新立当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负责这次改革重组的专门工作小组。而这次改革的大致计划是,将管理煤炭、原油、电力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机构划入新的能源部;同时,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将会被合并,组成一个新的金融监管部门。这种变动将会提高执政效率,为以后中央政府其他部门的进一步改组提供范例。”
    但是,这次“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会议内容除了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报道上述消息外,官方主流媒体并未报道,连敏感的外电都无报道。《中国日报》对此消息的各种澄清解释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原定于12月28日上午8:20银监会和保监会要联合在银监会3楼举行的一个会议受到很大影响。27日晚6点,本报记者突然收到银监会发来的短信通知:“12月28日上午8:20银保合作仪式时间待定,请等候通知(今天22:00最后通知)。”这在银监会会议通知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搜狐微博看到的
  • 2021-07-25 17:31 龙宝霞 客户经理

    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渐由单一全能制监管走向多重机构的分业监管,形成了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分业监管体系。 金融监管过程经历了下面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8年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实施金融监管。 第二阶段,从1998年到2003年,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中分离出来,分别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负责,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三家分业监符的格局。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组建,接管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监管职能,由此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会分工的金融监管体系。
  • 2021-07-25 17:28 龚安静 客户经理

    经济转型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
    5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2016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着力点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改革的体制性目标是建立有效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现代金融体系。目前,国务院已决定由人民银行等十部委共同编制国家金融“十三五”专项规划,即“十三五”现代金融体系规划。当前经济转型关键时期,如何推进金融体系改革,探索谋划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新路径,一时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国研网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
    国研网:当前,我国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以及内外部经济因素影响下,经济正平稳转型到新常态,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道富:我国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经济转型期。经济转型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际经济的高度融合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二是经济增长从高要素投入转向寻求经济效率;三是开始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原有的金融体系大体上是适应原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当经济转型时就会出现各种金融困境,这也是金融需要转型的信号。
    一、“三元悖论”与“中心外围”结构制约中国的货币政策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金融的跨境融合就给原来相对独立的金融体系带来冲击,集中表现为所谓的“三元悖论”和“中心外围”结构。
    “三元悖论”揭示了一个经济体不同同时实现汇率、利率及资本管制三个目标。“三元悖论”成立是建立在无套利均衡基础上的。如果将汇率看作货币对外价值,利率看作货币的对内价值,资本自由流动则意味着国内外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则三元悖论本质上是一价定律在货币领域的体现,即一种商品在一个市场只能有一个价格。要想破坏一价定律,则只需破坏该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即可,如一个市场、同质商品、无套利成本等。因此,在不同制度和市场结构下,可以有多种方式达到市场均衡。“三元悖论”仅揭示瞬间无套利均衡要求,无法判断哪个组合的均衡结构更好。
    中国当前正在寻找“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汇率波动、资本管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金流动日益频繁、规模巨大。2009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的错误遗漏方向开始从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939亿美元。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从2014年二季度开始出现净流出,截至2015年底累计净流出5600亿美元。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近些年出现较大幅度升值,2011年4月以来,分别升值了27.6%和30%。其中,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逐步加大。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增大,在有限的汇率波动幅度内,给国内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央行的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分别与2014年的5月和6月达到历史高点,截至2016年1月和2月,分别减少了30906亿元人民币和7908.92亿美元。我国的基础货币余额2015年3月达到历史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5年底已累计减少2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金融体系与世界金融体系的融合,不仅受套利均衡的“三元悖论”约束,还接受了金融资源的世界再配置。从全球动态均衡来看,二战后全世界金融体系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美元周期结构。这与是否采取浮动汇率没有太直接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世界采取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体系,美元波动牵动全球资金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进入了以浮动为主的汇率体系,但仍呈现明显的美元周期。美国的利率和汇率调整,引导着全球资金的流动。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也成为世界美元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周期与美国并不完全相同,近些年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但仍深受美元周期。
    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割裂
    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中国近些年金融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一方面货币大量投放,各类金融创新活跃,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除了承担大量经营风险,还不得不管理并承担大量金融风险。企业不是不得不应对流动性风险(资金使用的期限,与金融体系真正提供的资金期限不匹配,不得不从事期限匹配的流动性管理),甚至卷入金融操作(杠杆率不断提高,通过委托贷款等方式,为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乃至进入国外被归入金融业的房地产业和地下金融行业)。此外,通胀预期和资产泡沫的阴霾始终无法消除。
    货币凝聚着人类的普遍信任。在经济阶段转换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和动力的转换期,在原有的增长点和增长模式下出现产能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盈利状况恶化,难以凝聚社会普遍信任。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没有经过社会实践的充分检验,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规模还较小。这样以商业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社会信任大幅下降,社会普遍信任转向以物和政府信用为主,表现为房地产和政府信用(含隐性担保)的过度膨胀。
    货币借助资产实现扩张或收缩,支持货币扩张的资产价值的来源不同,货币扩张对实体经济具有不同效果。
    当实体资产属于新的商业创造(包括新项目、原有项目的扩大、改建等),货币因此而扩张会带来实体经济的真实扩张,从而引起对现有实体资源的争夺,引发实物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水平的调整。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当这些投资机会被证明确实具有稳定回报,货币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就能实现良性循环。但当投资机会并不具有稳定回报,成为不良资产,货币金融体系则需要通过不良资产退出实现货币收缩来及时承认错误。如果不良资产不能及时退出,则在经济体中保留了多余的货币创造,产生虚假繁荣的货币基础。
    当实体经济属于现有的存量资产,只是实现了证券化进入金融领域(货币的深化)。这种类型的货币扩张不再对实物资源产生增量需求,只是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经济)的货币化,货币的国际化及各类资产的证券化等。货币深化并不会带来对现有资源的增量争夺,只是货币金融体系的边界扩大。
    当资产价值增加来源于现有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利率或者风险偏好变化,那么并不产生金融领域的资产供给,只是实现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如我国上一轮股市繁荣期,大量上市公司将非上市公司装入上市公司,以获取两者之间的价差,等等。当价值评估重估以合理定价机制为基础时,这是利用金融体系利用其价值评估体系以较低成本提高资源优化配置效率的过程,是广义的套利和资源整合过程。但当价值评估的定价机制不合理,存在非理性因素主导,或者存在内幕交易、市场操纵时,不再是套利和资源整合,而是价值的再分配和欺诈掠夺。
    当经济处于转型期是,经济体中的投资机会匮乏,货币扩张越来越多的由存量投资机会证券化和价值重估实现时,货币的大量投放并不能带来实物资源价格的上涨,而会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通货膨胀相对稳定,但不断出现资产泡沫。投资者普遍面临“资产荒”难题,不断寻找价值洼地,提高风险偏好。从微观企业来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盈利状况较好,但由于缺乏新的投资机会,上市公司保留较大比例的现金。我国近期更是出现上市公司的盈利不高,但股票价格较高。当房地产价格上涨与货币投放相互实现时,市场参与者陷入了囚徒困境:虽然不看好房地产内在价值,但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损害货币持有者的购买力,不得不参与房地产的追逐。
    三、金融运行与金融管理的割裂
    微观金融机构从业务发展出发,顺应实体经济转型的需要已进行了大量创新。从实践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金融放松管制,金融跨业和跨界融合日趋丰富,传统金融领域外出现了大量创新。受制于本身的缺陷和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框架的制约,金融管理无法有效回应金融发展。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金融体系事实上承担着除资源优化配置外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的功能,“窗口指导”、“行业目录”广泛存在。我国政府(中央和地方、一行三会、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投资者保护机构)在金融领域的职责和管理架构,特别是政府和不同市场主体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方面的界线并不清晰。政府在金融领域中,所有者、监管者、行业促进者、经营者的职责交错,甚者承担了部分社会安全网的职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责(险)利并不能基本匹配,大量的金融风险最终转化为财政风险和货币风险。
    事实上,我国有必要将监管部门应从微观金融风险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行业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加强一行三会、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方面的分工合作。强化政府在平衡市场力量(消费者、投资者保护;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方面,尤其是防止部分金融机构将某个领域的市场影响力不合理地渗透到其它市场)的职责。需要发挥行业协会在促进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服务中介的去行政化进程。金融机构应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因此承担相应的风险损失,获取必要的风险收益。
    国研网:“十三五”时期,金融改革将面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两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当前存在哪些金融风险?
    陈道富:随着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经济金融转型的不断深入,过去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让我国进入了金融风险集中暴露期。个人认为金融风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风险是中国经济阶段性转换和经济下行伴随的风险。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9%,今年的增长目标为6.5%~7%。随着经济下行和世界经济环境的恶化,一些企业会破产退出,同时更多风险也会暴露。这一类风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
    第二类风险是“三期叠加”之前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果新的阶段表达而产生的风险。
    第三类风险是金融改革本身的风险。金融改革是中国进行的巨大探索,无论是利率、汇率市场化还是资本账户开放或者国内的政策调整,本身都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过程。越是伟大的改革转型,越是要踏足未知领域,对未知的探索是金融领域企业家精神的体现,是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的。中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决心“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这是主动暴露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金融风险。从投资的角度看,承担资产风险也是获取金融收益的主要途径。因此,金融风险是破旧立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危”和“机”并存,需要在实践中实现“转危为机”。
    国研网:在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您认为金融体系的转型应该如何推进?
    陈道富:目前,我们看到金融体系非常火热,看到互联网金融,看到体制外的体系,看到非常火热的金融,所有人都在从事金融业,都在做金融业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体经济融资难等等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需要寻找实体经济真正响应的方面,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金融体系放在更广的范围内,放在经济系统、社会系统里,它的命题是经济发展阶段提出的命题,这个命题就是所谓的新常态或者三期叠加,所以首先要服务于新常态,尤其是转轨过程。转轨过程对金融体系来说,它的价值发现功能,重新创造价值功能,给金融体系提出了很强烈的要求。
    第二,金融体系本身,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都不是稳定的系统,怎么实现它的优化配置?如果是一个稳定的系统,它是缺乏流动的系统。大家看到的乱,看到的不协调,一方面是发出了信号,在制度上有缺陷、有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反映的是中国金融体系成长、突破过程中的烦恼。金融体系必须要面对他的乱,面对他的不稳,只有真正去面对自己金融体系不稳的根源,才能解决他。所以这个过程,中国需要充满活力、总体稳健的金融体系,这又是矛盾又是统一的过程。微观上需要活力,需要寻找经济的增长点,需要寻找市场机会,需要套利,需要破。在宏观上稳定的系统,一定是权、责、利一致的,中国现在很多问题都是制度设计上在破坏权、责、利,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破坏了权、责、利,因此,宏观上就要进行对应,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把金融体系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稳健的体系,这个过程中需要打破金融体系之间不合理的流动性障碍,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更加开放的系统,所以我们要从市场生发出来,更加市场化,更加开放的系统,需要开放、活力、稳健的系统。
    第三,对金融体系来说它不是一张白纸,金融改革会在第三个层面产生问题,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金融的转型。它最终的目标来源于实体经济,但是它又不是一张白纸,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金融改革,是在原有的金融体系里进行的金融变革,所以它只能是一种成长。这种变革的深度取决于处在哪个层面上,在枝节上的改革、改良,这些年的金融改革中已经做了很多了,就是大家讲的很多物理层面的变革。接下来是理念上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所以怎样在现有的格局下归位,原有的金融体系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错位,表现为对金融体系认识上的偏差,所以需要一种归位,需要一种转型的设计,这种归位有横纵两个坐标。
    第一个是财政和商业的横的关系,中国一直在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今天中国很多问题都是来源于金融在执行很多财政、产业的职能,财政和金融之间到底如何协调?如何在这个光谱上处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中国需要重新考虑的,金融体系外施加了很多金融体系不可完成的任务,或者不是最优完成任务的时候,所以首先需要做这方面的讨论。
    第二个是纵轴,金融体系怎么发挥作用?整个企业家创新的最初动力就是破坏权、责、利的有限责任,只拿股本金,到这儿而止,这是一个断层。在国家层面可以看到国家隐性担保的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权、责、利的一致,需要在宏观上进行纠偏。但是我需要给你的偏差产生巨大的活力,这是在纵轴上,你会发现怎么划分微观实体的权利,行业监管,金融救助,宏观调控,整个纵轴的关系,这是在商业运行的点上,依然是需要分工才能完成的灵活金融体系,中国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偏差。
    为什么讲中国是“成长的烦恼”?小孩子总有青春叛逆期,在小孩不懂事的时候,家长处于爱护,可以给小孩任何指点。但是小孩成长起来了,有自己的思维,自己行为能力的时候,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种叛逆。这时候不是把我认为应该怎么做更好的东西给你,而应该是包容的,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探索,允许你有不一样价值观。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微观主体、监管部门和宏观救助的关系。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改革真正能推动的力量都是来源于自己,其实最核心的是自己怎么看到自己没有跟上金融变动的情况。
    所以国家再怎么管理,怎么面对金融体系更加灵活响应实体经济需求产品的风险点,所谓系统性风险一定是制度上的偏差,使得这种风险可以持续累积。国家要做的,就是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寻找真正的风险点,建立起针对这样风险点的监管体系、救助体系、宏观调控体系,这是今后三五年会产生化学变化的地方。我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在未来,能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稳健、灵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的一个体系。
  • 2021-07-25 17:25 米塞林 客户经理

    你可以照下面论文依葫芦画飘
    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7-03-22 11:24:00 ] 作者:刘春红 编辑:studa20[摘要]文章通过比较中国和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后的监管模式、监管目标、监管方式和手段等方面,思考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才更适应中国金融业发展,试图从中得到启发和获得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中国;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在战后欧洲的金融发展中,德国堪称稳健发展的典范,而德国的金融监管更是独领风骚。2002年5月1日,德国把德意志联邦银行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机构合并,成立统一监管组织———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成立,标志着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而在我国,随着2003年4月2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沿用了近5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和银行监管“大一统”的管理模式正式结束,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体系已基本确立。因此,研究中德两国同在21世纪初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正确认识和比较两国金融监管体系,将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一、中德金融监管体系比较
    1. 金融监管模式不同。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机构设立的类型主要是分立与整合两种类型,中国的“一行三会”监管体系即中国人民银行(PBC)、中国银监会(CBRC)、中国证监会(CSRC)、中国保监会(CIRC),体现了严格分立的监管模式。我国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是伴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步完善,最先人民银行从经营与监管合一转变到放弃经营功能,成为一个超脱的金融监管主体;而后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进一步得到完善。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多次进行了重大改革,终于形成目前的人民银行承担货币政策制定工作,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各类银行、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些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709家城市信用社、近3 4万家农村信用社、200家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以及153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负责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格局。在德国,随着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银行和保险业务间的区别正逐渐消失,银行、金融服务机构、保险公司一体化金融产品不断涌现,那些能够在市场上容易有效地扩大产品范围的银行、金融服务业以及保险机构间就形成了跨行业联合集团。与此相适应,成立现代一体化监管结构也就成了必然。同时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结构考虑到了行业区别:为银行监管、保险监管和证券监管/资产管理成立了独立的组织部门。而那些跨行业任务则由从传统监管功能分离出来的几个交叉业务部门执行。因此,2002年5月1日成立的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集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资产管理(BAWe)为一体, 代表了完全整合的监管模式。它整合先前的银行监管(BAKred)、保险监管(BAV)、证券监管(BAWe)的办公机构为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并且集监管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功能为一身。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是一个联邦机构,由隶属联邦财政部的部长通过公共法掌管。具有法律特性。两个办公室分处波恩和法兰克福,大约有1000个雇员,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监管2700个银行,800个金融服务机构和超过700个保险机构。新的德国金融监管体系明显有利于监管局间的信息交换、有利于组织间的协同作用,有利于增强德国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巩固了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2. 中央银行参与金融监管的程度、方式不同。按照授权,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不在各州设立下属机构,各州银行日常经营活动的具体监管,就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在全国9个地区设立的办事机构和这些办事机构下属的118家分行承担。不过,这些分支机构只是代为承担银行监管的日常事务,并负责将监管的情况向金融监管局报告,由其做出最终决定。同时,央行是全国惟一有权对金融机构行使统计权力的机构,这使得金融监管局无权单独向金融机构征集任何形式的统计信息,不过因行使监管所需的必要信息,可从央行那儿获得。而央行对涉及金融机构资本金与流动性方面的信息所做的报告,也会向金融监管局提供。同时中央银行以三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对金融部门的审慎监管。一是中央银行通过监测金融机构的风险类别并对其进行审计;二是中央银行通过参加监管当局的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为改善监管发挥作用;比如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下设管理委员会,主要由内含联邦财政部、中央银行及其他监管部门的21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由联邦财政部人员担任主席。管理委员会监管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管理层,决定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的预算并建议如何完成专项监管任务;三是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共享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等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央银行能够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参与金融监管。在中国,中央银行专司制定货币政策。其原先的银行监管职能交由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监管部门———银监会完成,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也分由证监会、保监会管理。三者并列,处于同一层次。在金融监管信息的获得方面,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具有自己独立的分支机构从平级的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采集、汇总信息,并逐级上报最高机构。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具有向金融机构征集信息的权利。由于侧重点不同,央行获得监管信息和其他三个机构获得的监管信息很多时候并不对称。
    3. 金融监管目标不同。虽然两者都把保证本国金融业稳定作为金融监管最高目标,但存在着监管目标具有统一性和分散性之分。一般而言,金融监管的目的有三个:维持金融安全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秩序;防止金融业的垄断以保持金融效率;保护投资者存款人的利益。监管是要兼顾安全、效率和存款人利益三项目标,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目标的侧重点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中国在这方面与德国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德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保证德国整个金融业的正常稳定运行,由此派生出保证金融资产安全和保护客户和投资者的利益。而在中国,银行、保险、证券拥有比较独特的金融活动,有各自的收益和风险特征,其监管目标存在差别,因此有不同的监管目标,不同于统一的监管机构在监管目标上具有统一、清晰的重点,比如在我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证券业监督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证券市场规范健康稳定发展。要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发展、壮大积极创造条件。由此可见我国金融监管的目标不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入、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银行、证券、保险等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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