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怎样保障和改善民生...
龚富贵
来自:
移动端
2021-07-21 09:46
声明:本网站依照法律规定提供财经资讯,未授权或允许任何组织与个人发布交易广告。对任何广告信息请谨慎交易,谨防诈骗。举报邮箱:xxxxxxxxx@qq.com
2021-07-21 09:49最佳答案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1-07-21 10:10 连丽花 客户经理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经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新常态意味着:
1、进入新常态后,由于总量规模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不会减弱。同时,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意味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这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健康发展都有重大的正面效应;
2、增长除了速度以外,质量更加重要,一个国家也像一个企业那样,需要不断推进改革来驱动增长。在APEC北京会议上,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在进入一种"新常态"。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2021-07-21 10:07 龙巧仙 客户经理
具体理解分析如下: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围绕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要抓好六项重点任务。一是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二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三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四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探索实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五是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强化企业内部监督,建立健全高效协同的外部监督机制,实施信息公开加强社会监督,严格责任追究。六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切实落实企业反腐倡廉“两个责任”。 -
2021-07-21 10:04 连会新 客户经理
一、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前一点,增长减速已经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二、“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如同大家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不过凯恩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的国际经济走势。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说有购买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的白崇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在目前我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三、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原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因此,“九五”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九五计划”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四、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是可控的。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
第二,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失败地“拉动内需”留下的教训。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风险积累。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应当尽快实现。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这样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盘活“死资产”。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五、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
在我看来,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的问题,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的状况却有所改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的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来得好。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好一点。实际的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加快了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第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第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务业。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看来看去,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的,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道理。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这是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有关的。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刚才讲的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所以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比如说金融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今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单位牵头制定。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不过在我看来,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最近深改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对于形成进一步开放的体制,而且对于建设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我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李总理说得很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我们的市场体系就大进一步,接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了。 -
2021-07-21 10:01 齐新玉 客户经理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新常态下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突出表现为:一,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二,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三,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四,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面对新常态,首要的在于抢抓机遇。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
2021-07-21 09:58 黄真敏 客户经理
“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为“中高速”。“中高速”就是会以不同于两位数高速增长状态的新阶段来取代原来的旧阶段。“新常态”的“新”字,首先表现运行形态上的这样一种变化和阶段性的转变。“新”字后面跟的是“常”字,所以还得进一步考虑中高速在“新”之后,怎么样趋稳,怎么样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成为常态。政府关于年度GDP的具体量值的设定,应该是一个预期值。“7.5%左右”的表述,代表的是一个区间,这个区间还要进一步在探底过程中间明确它的可接受下限。实质的问题是在这个演变过程中间,我们的经济增长质量是不是得到提高,人民群众是不是得到实惠——因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落到“以人为本”的本原追求上。
第二个关键词为“结构调整优化”。实际生活中间密切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关系到人民群众实惠和幸福感的,一定是资源配置中的结构优化。把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体现在结构调整、结构优化上,我们对“新常态”的认识在第二个关键词之下就深入得多了。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可以验证:如果我们看到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结构优化中能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也就是在真正落实“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这个我们说了多年的要求。在经济探底过程中,GDP增长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间增长质量是不是真的提高,综合绩效是不是进入了上升轨道。
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这些年来,“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从宏观的角度看,制度创新至关重要。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经济社会制度安排必须要完成的转轨,以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新常态”之下,必须抓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一招”。制度安排、机制建设所带来的创新驱动,应该合成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互动的发展潮流,来支撑我们的“新常态”。按照合意的这样一种前瞻和预想,要争取给出对冲我们面临的下行压力后一定的净升值,即对冲下行压力以后,净的上升值能够对接到比如说7%左右、尽可能长的增长平台上,这样的增长状态有质量,由其带来的升级版的种种正效应,就可以给人民更多的幸福感。而且,增速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大规模经济体里面,仍然是名列前茅的高增长。中高速的增长对于中国这样发展中经济体的领头雁、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代表来说,如果在未来8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时间段里面,能够维持实现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同时成功打造升级版,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就一定能够按照我们的意愿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继续稳增长。第二,培育新的增长点。第三,加快转变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式。第四,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如“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第五,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在目前这个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如大家所关心的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等等。另外要根据实际情况把公租房廉租房概念并轨,因为它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很难形成清晰界线了;又如顺应老百姓的需求,推出“共有产权房”,比公租房的“档次”高一点,购买者多出一点钱,有部分产权的特征,而入住者收入还会继续提高,若干年以后在他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再出一笔钱,把这个部分产权房变成完全产权。这种事情,要充分优化设计。此外,我国新医改还在攻坚,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性难题方面交出高水平的答卷,还要共同努力。
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常态”的打造方面,中央在给出九大特征的具体描述、八个“更加注重”以及五项任务的这些要求之后,还有宏观政策方面的交代:2015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要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增长。要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依靠促改革调结构,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面对未来,中国经济仍然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国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市场潜力最大、增速最高的一员,特别是弹性即可塑性、回旋余地和“后发优势”,绝非其他大国可攀比。在走向和适应“新常态”时,还要引领“新常态”,我们要有这种基本信心:中国的改革需要攻坚克难,会有一些困难,也不排除会有一些曲折。但是要充分意识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这种顶层规划以后,我们应充分看到希望之所在——就是调动一切潜力和积极因素,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取向,对接“新常态”,打开新局面,打造升级版,把我们增长质量真正提高起来,为中国人民造福,也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共赢和平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
2021-07-21 09:55 龚巧丽 客户经理
1、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又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的取向。
2015年我国GDP预期增长目标为7%。即便是7%的GDP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名列前茅的。数据显示,2011-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0%,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分年度看,2011年比上年增长9.5%,2012、2013年均增长7.7%,2014年增长7.3%,2015年上半年增长7.0%。国家统计局表示,“十二五”期间,预计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近8%,将远远高于同期世界2.5%左右的年均增速。
2、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
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趋势看,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随着资源生态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高增长难以为继。
3、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
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趋势加快。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2013年后消费贡献率增幅明显,由2013年的50%增长到2015年上半年的60%。
同时,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网上购物、定制消费等方式广泛发展,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品质消费、农村消费等领域的消费升级逐步展开,新的商业机会不断涌现。
4、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
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二是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后者又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从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表现。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产业、产品、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管理体系等各个方面的创新不断深入。
扩展资料: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
《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
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参考资料来源:
-
2021-07-21 09:52 齐景娥 客户经理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大国红利”。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发展红利”。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没有满意答案?看看这些问答能否帮助您?
相关百科精选
众诚汽车保... 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人寿”)是2010年3月18日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成立的一家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总部位于北京。股东包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吉林省信托有
已有 86485 位专家入驻汇财吧问答
已经帮助 1173961 人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