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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14:52 黄益民 客户经理

  内容来自用户:叶子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切实做好新时期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是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重要体现，是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内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需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十六大指出：“建立健全同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因此，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正日益显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以保障农村居民基本生活为目的，科学、合理地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然后对人均收入低于保障标准的家庭成员给予差额补助的社会救济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解决农村贫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泉州市从1996年在原鲤城区进行试点，经过一年多的成功探索，市委、市政府决定自1998年1月在全市范围内同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几年来，农村低保工作不断巩固发展，保障面逐年扩大，保障资金逐年增加。截止2003年9月，全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有20871户44773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0．8％，月人均补助46元，年需保障金2400多万元。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员：（1）农村五保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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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14:49 黎皇兴 客户经理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我国医疗保险仍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非常严重，甚至到了制约经济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的程度。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药养医”是目前我国医改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
  政府对医疗机构投入资金不足、供给能力弱，又将医疗机构推入市场让其自身适应市场、自负盈亏，这样的做法导致了绝大多数医院不得不选择“以药养医”这种方式来维持医院的正常收入和运行。久而久之，“以药养医”这种方式就变成了医院在市场经济之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医疗机构丧失了其公益性的性质，群众看病时的负担越来越重。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不够。在2011年，中国GDP总额为47.16万亿元。据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其中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仅占GDP总额的1.35%，比许多国家的医疗投入比例都低。而且这6367亿元也并不是全花在对每个老百姓的医疗服务上，去除卫生部门三公消费、基建等其他项目外，用在全国百姓和医疗机构身上的，就只剩下20%左右。这使得大多数省份的财政补助占公立医院收入的比例都不到5%，甚至还有低于2%的，这样也迫使医院不得不从药品、器材之中获得资金来维持正常运转。2、医保政策的公平性和多样性有待提高
  由于诸多历史性的原因和地区制度差别而形成的医保差别对待依然存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的医疗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仍有部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未参加医疗保险。各地医保中心都有针对各自地区的政策，造成各地区医保病种、报销比例都存在差异，全国各地区各种险种也缺乏统筹规定和有效的相互衔接。因此，这种全国性的制度的公平性还有待提高。随着社会发展，就业形式呈现多样化，医疗保险的险种需求的多样性逐渐显露出不足。并且参保人员转移工作和地区出现的医保衔接困难、“一卡通”措施不完善的现象，也暴露出对于医保政策多样性的需求。3、医保政策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医疗保险政策分别实行以省、市、县各级分级管理或者以行业统筹为主的分割管理。医保基金共济能力差，无法做到顺利应用于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充医疗保险基金、大额商业保险基金在应用衔接上缺少协调性，多种医疗保险基金无法最有效地发挥功能。医保资金涉及政府、医疗保险中心、参保人员和医院等环节。时常发生医患关系紧张，参保单位缴纳医疗保险基金不足、参保群众套取个人医保账户资金、骗取医保基金、医疗机构和医药代表的暗箱操作等现象也经常出现。因此，国家需要制定强有力的规定来统筹协调医保资金的使用，以保证我国全民医保事业的可持续发展。4、医保基金风险的可控性需要加强
  医疗保险基金是医保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基金的安全可控性是我国医保政策实施成功的前提和关键。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特有的年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医保的筹资和收入，老龄化趋势直接导致了医保基金支出的负担并且提高了基金的风险性。特殊类型疾病、老年慢性病、长期住院护理等费用的增加会危及医保基金的可控性。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医疗领域也随之出现越来越多的新药品、新技术、新治疗手段。这些新技术方法的出现会直接导致医疗费用的增加，使得医保基金支出风险大大增加。医保中心、参保群众和医疗机构组成了三个互相关联的利益主体。参保群众追求医疗服务的最优化，医疗机构追求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医保基金也因此存在着不断增长的支出风险。参保群众和医院套取医保基金、医务人员获得药品回扣、诱导患者过度医疗消费等违法现象也时有发生。
  5、医疗保险资源分布不合理，费用负担苦乐不均。医疗保险各分制度板块结构的特点，使政府在分配医疗保险资源上受到很大限制，医疗卫生设施部门间、行业间、城乡间的差别巨大，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医药人才、最先进的诊疗设备，经济欠发达地区医疗设施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企业举办的医疗机构，其医疗卫生资源供过于求，利用率低下，浪费严重。而农村的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供不应求，看病难、吃药难的问题非常普遍，农村这种缺医少药的问题，使一些地方的防病、防疫能力不断下降。以医院床位为例，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75%以上，1995年，城市医院病床占全国医院床位的52.3%，农村占47.7%，城乡医疗服务设施分布极不平衡。我国医疗保险供给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经济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医疗费用主要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进行核算。由于本单位供款、职工年龄结构、身体素质、职业病概率等差异，使单位或企业之间医疗费用负担畸轻畸重，甚至出现医疗费用不堪重负的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使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恶化，造成企业市场准入规则和竞争机制的扭曲。
  6、医疗费用急剧膨胀，“免费搭车”现象严重。我国城镇职工医疗属直接免费型保障，被保险人只需支付微额挂号费，就可直接进入消费领域，参与医疗保险资源的分配，其消费的数额不受限制，这就容易出现小病大治、无病也治、开大方、开人情方、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现象。据有关部门估计，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约占全部医疗费用的20.3%。1978年，全国职工医疗费用27亿元，1997年增加到 774亿元，增长28倍，年递增约19%，而同期财政只增长6.6倍，年递增约11%，职工医疗费用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财政的增长速度。医疗消费的无节制，导致少数地方医患相互勾结、道德沦丧的情况。有的人到医院开药，到药店套现。有的处方竟能开出电视机、洗衣机等生活日用品。有的地方在医院旁边总有林林总总的药品收购小店。我国医疗费用急剧膨胀的原因，除由于药品、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不顺而造成的以药补医以及医药生产成本上升和药品销售不规范的因素外，上述人为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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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14:46 龚家达 客户经理

  针对我国现行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障理论体系及实践构架设置、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性发展、建立“医保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过程控制模型”、进一步完善我国医保定额补偿办法等制度的创新问题进行了思考论述。
  中国医疗保险制度体系在十年改革砺炼中日趋完善。针对我国现行医保制度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障理论体系及实践构架设置、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性发展、建立“医保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过程控制模型”、进一步完善我国医保定额补偿办法等制度的创新问题进行了思考论述，以期引起共鸣、增进发展、造福人民。
  1 关于基本医疗保障理论体系及区域实践构架设置
  基本医疗保障理论体系和区域实践构架设置是中国医保制度系统的基础工程，也是中国十多年医改始终未解的难题。“三圈理论”(见图1)从经济学角度将医疗费用划分为“投入、有效、必需”三层次，并分别相对应于“医疗行为、有效行为、准确行为”，从理论上清晰地将基本医疗和医保范围界定在医疗“准确行为”所致的“必需费用”核心区域内；图中溢出黄色区域的蓝色部分是医疗“有效行为”所致的“有效费用”，在区域医保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该部分费用可以纳入个人、单位、企业或各商业保险的支付范畴；图中溢出蓝色区域的灰色部分是医疗“无效行为”所致的“无效费用”，也是医保重点管理并尽力控制消减的部分。“三圈理论”的成立，使我国区域基本医疗保障范畴的实践构架设置成为了可能：首先，对基本“医疗路径”进行科学界定，并对相应费用进行划分；其次，对区域内各类医疗机构现行医保费用的“三圈”构成进行统计分析；其后，制定出区域基本医疗保障范畴的实践构架；最后，在医保管理中实践应用、检验改进、不断完善。
  2 关于区域医疗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区域医保经济“病源数×保障水平>医保筹资总额”的失衡问题，是中国10年医改及当前医保制度创新关注的焦点。在区域病源数和医保筹资总额相对恒定的状态下，医保经费超控必然使当地各定点医疗机构承担医保超标部分的经费支付，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影响当地医疗机构的生存、发展，从而直接对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不可逆性的负面效应，最终将直接损害到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该地区人民的健康。中央和各地政府及其职能机构应充分重视这一现象的远期负面效应，深入实际、求真务实，量入而出，切实摸清我国及区域资源配置的优化水平和实际程度？“以收定支”保障尺度与实际支付的差距？我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诊治疾病CD率(%)及专科病种的相关差异？树立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有效平衡社会、政府、企业、医院、病人等多维经济利益，力争从制度上保证“病源数×保障水平≈医保筹资总额”的中国区域卫生经济的相对均衡。
  3 关于“医保宏观经济模型”和“微观过程控制模型”的建立
  加强对微观医保经费使用过程的科学管理和控制，是均衡卫生需求与供给落差最根本的制度方式。应在区域“医保宏观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将“微观过程控制模型”设置列入区域医保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政府和职能机构应积极牵头，投入必需研究经费、利用现有构架成果、集中微观经管人才、组织课题研究小组，争取尽快完成模型构架的临床验证，并在实际应用中完善提高。真正建立起保证有限医保经费合理使用、效价更大化的科学工具和有效方法。
  4 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医保定额补偿制度
  定额补偿是我国当前医保补偿制度的主要形式和重要组成。10年医改医保定额补偿制度虽在不断实践探索中趋向完善，但多数区域医保定额经济补偿制度100%依据年头制定的预算指标及部分软性考核结果，其弊端明显：一是预算定额指标制定过程的科学方法豁缺和人为因素影响；二是年头预算与实际市场动态运行差异，在经济学意义上存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三是忽略了“诊治疾病CD率(%)”和“患者自费比例(%)”等影响超标补偿的关键因素；四是负面导向了小病加收、大病推诿、增加自付、转嫁风险等不规范医疗行为。因此，进一步根据各地实际，完善区域医保定额补偿制度办法势在必行：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年度预算定额和考核指标的科学性，增加客观成分和可操作性；二是要逐步建立“疾病分型”加“病种×疾病分型”的立体交叉综合管理系统；三是要在现行补偿依据中增设“诊治疾病CD率(%)”和“患者自费比例(%)”等关键因素，并分别确定相应权重，见表1。从而使医保补偿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全面，正向引导性更强，更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促进区域医疗市场机制的建立健全，保证中国医保的健康发展。
  中国医改，对各级医疗机构的全员素质和微观管理者的决策水平、应变能力、知识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其知识力、判断力、说服力、行动力、宽容力、忍耐力得到了全面的检验和磨砺。各级医疗机构在面对风险压力的同时，也赢得了机遇、注入了活力。积极有效地制度创新，是当前中国医疗卫生保障事业迈入世界平台、不断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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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14:40 车庆云 客户经理

  对something的思考怎样讲？
  我只翻译出
  关於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Reflections on China's Rural medical in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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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14:37 齐晓影 客户经理

  从政府集权管理到多元自治管理—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的末来发展
  
  【关键字】社会保险制度；组织管理模式；政府集权管理；多元自治管理，全国文秘工作者的!
  【摘要】组织管理模式是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是以官设、官管、官办、官督为特色的典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排斥了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劳资双方的参与权，对社会保险制度自我调节、自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国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应当由政府集权管理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模式转化，成立由政府、雇主代表、劳工代表和专家组成的社会保险自治管理委员会模式，使社会保险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发展，保证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实行这种组织管理模式还必须创造相应的条件，包括将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权交给全国人大，将社会保险的实施向官民结合的方向推进等。
  中国的社会保险改革已经持续进行了将近年，但还面临着许多问题与困难在政府集权管理下，雇主与劳动者既缺少发言权也缺少参与权，社会保险责任正在走向政府化，有鉴于此，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组织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一、中国社会保险是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权型国家，这＿传统色彩在社会保障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面向城镇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是以劳动保险的名义实施的国家保险制度，它虽然由劳动者所在单位直接提供，却完全服从国家政府的政策规范与行政管理，单位没有自主权，企业的盈亏状况不影响职工的劳动保险权益，国家财政事实上充当着劳动保险制度的经济基础与物质保证，因此，提供劳动保险的虽然是单位，但实际上单位只是国家保险制度组织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
  世纪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原有的劳动保险制度因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被摒弃，新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渐得到确立。与国家保险模式的劳动保险相比，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实现了如下转变：一制度模式由原来现收现付式的国家保险制劳动保险制转变为部分积累式的社会保险制。二财政责任由原来的国家政府负责转变为政府、企业与劳动者等多方分担。三实施方式由原来的单位分割、封闭运行转变为统「的、开放型的社会化实施。上述转变表明，中国社会保险已经基本完成了制度转型的任务。然而，就社会保险的组织管理模式而言，这种转变只是将过去由国有单位分散实施变为政府机构统一实施而已，仍然具有很强的政府集权管理的色彩。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由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或文件加以规范。迄今为止，中国的立法机关还未通过相应的社会保险立法，虽然今年已经确定将社会保险法纳入本届立法机关任期的立法规划，但近年内仍将难以上升到立法机关法律规范的层次。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都是通过国务院或国务院所属职能部门或地方政府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规章来确立的。在国家层面，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依据甚至还不是规范的行政法规，而是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改革方案与决定；规范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是国务院先后制定的失业保险条例与工伤保险条例；规范生育保险事务的只是劳动行政部门发布的试行办法。在社会保险费征缴方面，则由国务院制定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来规范。社会保险方面的财务会计制度、基金管理均由行政职能部门通过相关政策文件来规范。地方政府亦有权在中央政策框架内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规范本地的社会保险事务。可见，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依据不是由立法机关确定的，而是由政府决定的，这种状况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权威性与稳定性。
  其二，社会保险事务的主管部门是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中国政府的架构与职责划分，负责全国社会保险事务管理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中央政府中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地方则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该部门制定各项社会保险政策并管理相应的社会保险事务。
  其三，各项社会保险业务由设在劳动保障系统内部的官方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局经办。如中央层次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实际上完全隶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地方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同样隶属于当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官方经办、承担着各项社会保险业务。部分地区是委托地方税务机构代为征收社会保险费，更为强烈地表明了政府对社会保险具体事务的干预。
  其四，监督社会保险运行的是政府行政部门。一方面，政府财政部门承担着对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日常监督之责，社会保险基金必须进入财政专户并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另一方面，社会保险机构还必须接受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审计部门设置了专门的社会保障审计机构。
  综上可见，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是政策出
  于行政部门、管理权在行政部门、经办权属于行政部门、监督权同样在行政部门，这种官设、官管、官办、官督型体制是典型的政府集权组织管理模式。
  二、中国社会保险政府集权管理模式的缘由及其效应
  中国社会保险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续，与改革中已经确立的财政责任多方分担机制、社会化实施机制以及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所选择的统账结合模式不相吻合。政府集权管理模式仍然延续的原因在于：
  第一，对原有政府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一方面，社会保险属于公共事务，对社会保险的管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必然要服从于中国现行行政架构。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政府集权管理甚至突出地表现为中央集权管理，虽然中国已经开始从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化，但政府集权管理行政及社会事务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现行社会保险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保险模式——劳动保险制度，从而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原有体制下政府负责的传统。历史传统的惯性使现行社会保险管理对原来形成的政府集权管理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政府集权管理的烙印。
  第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来主导与推动。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责任分担机制的确立，决定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政府、企业、劳动者个人责任的重新划分。不仅如此，中国还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财务模式、覆盖范围、待遇水平等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如此巨大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行政主导，便不可能推进。因此，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采取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客观上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和社会保险制度转型期的需要。
  第三，政府依然承担着主要的财政责任。尽管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确立了政府、企业与个人责任分担的机制，但总体而言，政府承担的责任仍然是主要的。根据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实践情况，企业或雇主承担的缴费责任全国平均约占工资总额的，但有／以上的企业并未参加社会保险，即使是参加了社会保险的企业，亦存在着少缴、漏缴、欠缴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的数额为本人工资额的，但全国多数地区只达到，而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截至××年底只有万人，参加医疗保险与失业保险的职工亦刚逾亿人，参加工伤保险与生育保险的劳动者则更少，多数从业人员并未参加社会保险。因此，作为社会保险缴费主体的企业单位与劳动者个人还未真正成为这一制度的缴费主体。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却仍然承担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巨大财政责任，包括：一社会保险行政与经办机构的管理与运行经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社会保险缴费责任实际上相当于雇主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由政府承担。三对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即对各地主要是老工业基地养老保险基金的年度亏空给以补贴，这已经构成国家财政的重要支出项目。年至××年，中央财政对养老保险支出的补贴分别为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年共计补贴亿元；如果再加上一些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国家财政补贴养老保险的支出还要多。这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职工没有任何养老金积累而现阶段又进入退休高峰期造成的。四对其他社会保险项目的支出补贴，如对失业保险基金及类似于失业保险基金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的补贴，对医疗保险基金不足的补贴等。以中央财政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的补贴为例，年至××年，中央财政补贴分别为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亿元，六年共计补贴亿元。
  上述四项支出揭示出中国政府仍然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承担着重要乃至主要责任的事实。这一事实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起有效组织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责任。
  第四，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虽然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欠发达，大量社会事务仍然依靠政府管理。在德国等发达国家富有成效的由政府、资方、劳方组成的三方协商机制，在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建立起来，却是非常不完善的。中国的工会组织由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正在遭遇新的挑战，中国的雇主组织还很不成熟。因此，如果政府对社会保险事务疏于组织管理，这一制度在现阶段便不可能找到相应的替代机制。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变革了，但政府集权管理的色彩仍然十分浓厚。这种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的实践产生了如下一些效应：
  第一，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国家财政风险持续增加。政府集权管理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起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它部分地冲消了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功能，迫使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无限化，进而将使有效控制政府责任的改革目标落空。同时，由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影响因素日益复杂化，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必然使团家财政所面临的社会保险财务风险增加，进而会波及国家财政的稳定。因此，在政府集权管理下，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并会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退休人员的急剧增长而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
  第二，对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在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均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财务模式，其中个人账户被明确为劳动者个人所有。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完全来源于劳动者个人的缴费，它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因而实质上是劳动者延期领取自己的工资。对一种完全由劳动者自己缴费并属个人所有的养老金由政府集权管理，显然存在问题。在基本医疗保险中，政府对劳动者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管理基本上形同虚设。由此可见，政府集权管理与中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独特财务模式及其个人账户基金的私人性质存在着内容上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对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客观上限制了雇主与劳动者个人参与管理社会保险的权责。由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典型的官设、官管、官办、官督，这种政府集权管理必然剥夺了作为社会保险制度责任主体的雇主与劳动者的相关权益。在现行组织管理模式下，一切听命于政府，雇主只是单纯地充当着缴费义务主体，无权对所承担的义务提出主张，劳动者亦只是被动地承担缴费义务和享受相关待遇，并且无权过问由自己缴费、属自己所有的个人账户基金的管理与投资运营。因此，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现行管理体制不利于责任分担机制的合理确定与健康发展，亦难以分散和控制政府的责任。
  第四，对社会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的有机与有效结合产生相应的影响。以养老保险为例，中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安排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其中社会统筹基金完全由企业或雇主缴费组成，个人账户基金完全由劳动者个人缴费组成。社会统筹基金基本上是现收现付式，许多地区实际上还需要国家财政补贴；而个人账户基金从理论上讲应当是逐年积累的，它由劳动者缴费形成并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但劳动者却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力。政府管理与个人所有的分离导致了这一基金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完全分离，显然不利于个人账户基金的发展。在这种权、利分割的格局下，虽然政府统一管理较为简单，但基金贬值的风险却因其过分集中而持续增加，劳动者个人对该基金的不安全感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政府的责任将随着个人账户基金的不断扩充而增加。
  三、未来发展：多元自治管理模式
  前述分析已经表明，中国政府对社会保险事务实行集权管理，确实存在着不利于新型社会保险制度健康发展的缺陷，加之其他相关因素的制约和以往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过失误，更导致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信任危机。因此，重新考虑并选择中国新型社会保险制度的组织管理模式，确实很有必要。
  基于对社会保险制度本质的认识和这一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不太赞成中国未来的社会保险继续采取政府集权管理模式，而是主张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更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健康、持续发展的多元自治管理模式。这一主张的依据是：，全国文秘工作者的!
  第一，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真正责任主体，有权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管理意味着承担责任，而责任应当来源于责任主体，谁是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谁就应当对这一制度负责并有权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社会保险奉行的是选择性而不是普遍性原则，强调权益与义务相结合，其缴费主体是雇主与劳动者个人，权利主体是劳动者个人，解决的问题是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和雇主不确定的劳工风险，因而是平衡劳资利益纷争的调和机制，而调和了劳资关系则意味着维护了社会稳定。可见，社会保险既不同于政府负责的社会救助制度，也不同于公共财政支撑的其他公共福利计划，它实际上是劳资双方利益调整机制，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公共福利计划。因此，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直接责任主体，也有权直接介入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
  第二，社会保险制度只有通过自我调节、自我平衡，才能实现自我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社会保险制度的追求目标，国内外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是无法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只有让这一制度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自我平衡，才可能自我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需要社会保险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以劳资双方作为责任主体直接介入为基本条件。如果政府包揽劳资双方对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权力，必然导致责任重心向政府转移，社会保险制度的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功能亦将丧失，因为在政府集权管理下，劳资双方均无须对这一制度的持续性负责。
  第三，有限责任政府的构建决定了中国政府将无法包办全部社会保险事务。市场经济改革带给中国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建设一个依法行政、富有效率的有限责任政府，庞大的官僚系统正在朝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发展。如果中国政府要包办社会保险事务，则意味着社会保险管理系统将随着覆盖人数的增加而膨胀，这显然与有限责任政府的发展取向相背离。因此，政府责任的有限化和政府管治职能的弱化，决定着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直接责任主体的劳资双方乃至社会组织有必要介入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之中，并真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政府在社会保险制度中除承担起雇主的职责外，还应当扮演最后出场的角色。
  第四，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中包括了纯粹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的部分。如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就完全是劳动者个人缴费积累起来的，它也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有。在基本医疗保险中，也有劳动者的个人账户部分。上述个人账户中的积累，属于私人积累性质，如果继续由政府集权管理，不仅难以管理好，而且终会导致个人账户所有者的不满。
  第五，各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趋势揭示了政府集权管理的内在缺陷是无法自我克服的。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实践来看，凡是实行政府集权管理的保险制度，都无法适应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表现出刚性增长的不可逆转规律，难以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的目标。无论是智利将公共养老金制度改革为私营养老金制度，还是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险制度中引入市场机制等，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社会保险责任政府化已经走到了尽头。
  总之，政府集权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自我发展、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选择一种自已够让劳资双方介入其中的多元合作自冶管理模式，可能较为适合中国未来社会保险制空的发展需要。
  本文提出的多元合作自治管理模式，是指在立法规范的条件下，构建由政府、雇主、劳动者三方加上专家组成的社会保险委员会简称管理摸式，行使对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权，并承担起这一制度发展的责任。多元自治管理的核心在于自治，但多元合作是前提与基础，是建立在多元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治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应当是政府委派的社会保险专员，它在委员会中代表政府的利益；雇主方面则应当由各类雇主组织推举出来的代表参与，它代表雇主的利益；劳工方面则应当是工会委派的代表，它代表劳工的利益；而专家则是作为独立人土参与，它应当代表理性与公平。这种组合式的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既独立于政府、雇主组织与工会组织之外，又能够兼顾相关各方的利益，是利益相关各方在合作基础之上的自治管理，因而是值得考虑的合理的社会保险组织管理模式。
  在管理层次之下，具体的社会保险事务可以委托给社会团体来组织实施，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则在相关立法的规范下制定更为具体的或可操作的政策，并在社会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承担起监督之责。这样，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将是由立法机关规范、多元合作的管理机构自治管理、社会团体实施、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监督。在这样一种组织管理体制下，各方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各责任主体均真正承担起自己的社会保险责任，同时还能够借助社会乃至市场的力量，调动更多的资源为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劳资双方作为社会保险最重要的责任主体的自治权力的扩张，既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轻，也意味着社会保险制度具备了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发展的机制，并为这一制度走向更加开放奠定基础。
  四、为社会保险多元合作、自治管理创造条件
  从政府集权管理到多元自治管理，是值得中国政府考虑的社会保险制度未来发展取向。但要真正实现多元合作基础上的自治管理，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第一，需要将社会保险制度上升到法制规范的层次。即需要立法机关将《社会保险法》作为这一制度稳定的基石。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社会保险法》纳入立法规划之中，预计自年开始起草并前后几次搁浅的社会保险立法计划可能在近年内得以恢复。《社会保险法》的制定将为社会保险制度实施多元自治管理提供稳定的法律依据。
  第二，需要根据已经确立起来的责任共担原则划清各方的责任。包括政府、雇主、劳动者个人的供款责任、管理责任等，对社会力量与市场机制的运用规范等，均需要有更加明确而具体的规定。目前社会保险主体各方责任模糊或者责任分担不平等的现实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第三，需要有成熟的政府、雇主组织与工会组织。其中，政府方面需要增强自己的理性并提高效率，在承担自己应尽的“雇主”责任和公共责任的同时，还能够通过相应的行政力量诸如财税政策来引导社会与市场力量参与并分担社会保险事务；雇主组织应当从过分分散走向联合，真正有成熟的雇主组织来代表雇主的利益；中国的工会则应当进一步加快建设步伐，并真正从基层做起，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起，自下而上地推举出自己的代表。理性的政府与成熟的雇主组织、工会组织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是社会保险实现多元自治管理的保证。政府适当的退出与雇主组织、工会组织适度的跟进，将是促使三方协商机制走向成熟的基础性条件。
  第四，发达的社会组织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保险的发展需要发达的社会组织来帮助，而中国社会保险选择基金制，也决定了必须与资本市场有机结合。因此，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发育成熟的证券市场和投资机制等。
  第五，分解政府现有的社会保险职能。即将政府集权管理的社会保险事务进行分解：一是将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权由政府转移到立法机关，虽然行政可以主导立法事务，但社会保险制度的最后确立权应当交给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是政府主管部门可以强化具体政策的制定及对社会保险运行的监督职能，但具体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力可以交由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委员会承担，以真正分散社会保险管理责任。三是官方设立的经办机构应当与有关社会团体相结合，构成网络化的社会保险实施系统。
  上述条件是中国社会保险由政府集权管理走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的必要条件，而目前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因此，虽然实行多元自治管理是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应当考虑的一种管理模式取向，但又确实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情，还需要创造条件。否则，在条件不成熟的环境下推行多元自治管理，其结果可能还不如由政府集权管理向行政主导的多方参与管理模式转化，也不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保险制度自我调节、自我平衡和自我发展的目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
  本文中的数据资料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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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14:34 龚小艳 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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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问题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 2008 (研究生论文)
  医疗保险改革与医疗改革共进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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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31 14:31 车广伟 客户经理

  标题中没有“不公平”，但是摘要或者关键词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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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404例农民工急诊医疗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蒋树源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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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从分散到统一:荷兰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尹莉娟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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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长春市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的现状及改革措施 李柏昌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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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从水利事业单位医疗保险体系分析医疗保险现状 滕玉珊 黑龙江水利科技 2008/03
  13 湘西州农村医疗保险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谢江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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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昆山市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现状及其参保意愿分析 李存艳 中国全科医学 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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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县级医疗保险工作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李青山 当代经理人(中旬刊) 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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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医疗保险参保现状的社会效应分析 唐蜜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2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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