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因为佛教迎合当时统治者的口味 能使统治者更好的统治人们的思想 ，可以想象 如果大家都信佛，那么就没有那么多人造反什么的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他就已开始派遣传教师去四方传布佛教，除了在印度各地及毗邻国家传播以外，还派使者远达埃及、希腊等国家传布佛教。并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正式传入中国 ，由于中国内地的经济、政治、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逐渐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遂演变为中国化的佛教。我们不妨来看佛教初传入中国的历史时代背景。
一、政治现实
东汉后期，政治愈加腐败，汉和帝以后，外戚和宦官这两大势力交替交权。他们利用职权对老百姓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与此同时，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来，它们与沉重的赋役和租税迫使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终于官逼民反，与汉灵帝中平元年，即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起义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成千上万的农民惨死在地主武装的屠刀之下，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原地区陷入了群雄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社会现实有利于宣扬人生无常、众生皆苦的佛教的流行。
二、宗教文化的碰撞和磨合
西汉时，天帝、鬼神、祖先的崇拜和祭祀、占星、望气等种种方术，在社会上都很流行，特别是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方术更为盛行。不少方术之士还入朝为官，从县令、太守到司徒、司空，可谓显赫一时，这必然促使方术之风更盛。到东汉顺帝时，以黄老学说为基础，吸收传统的鬼神观念和迷信方术，正式形成道教。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早期教义学说比较简单，仪规戒条也不是很完备。佛教作为比较成熟的宗教传入中国，对道教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无疑起到一定的作用。道教开始将佛教视为同道。为佛教的流传与发展创造了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但是，中国也没有对佛教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了大乘佛教。大乘佛经的主要内容都是说佛身常在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且明确了“我”的含义。这些都是和早期佛教相违背的，甚至并没有在印度得到广泛流传或产生很大影响。而大乘佛教的“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却与中国传统的“人人皆可成尧舜”暗合；大乘佛教“自度度人”的弘通思想，关于入世舍身、普渡众生的主张更适合中国人受自传统的入世精神，更契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大乘经典主张的“不离烦恼而得涅盘”也适合中国人注重现世生活的习性。因此大乘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相对来说，小乘佛教在中国虽也有一定影响，但远不及大乘佛教的影响那样深远和广泛。显然，中国人选择了大乘佛教是根据固有的传统文化性格所决定的，是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原则的。再者，大乘佛教的理论观点虽与原始佛教有很大差异，但大乘思想却是对佛陀教法的进一步发挥与完成，特别是在信仰和伦理领域把宗教的世界观发挥得更彻底、更系统化了。它的高度精密的哲学思辩与宗教幻想的巧妙结合，也适合当时中国人文化发展的高水平。
三、中西方交通的开拓
（一）陆上丝绸之路
汉时所谓的西域一般是指玉门关（现甘肃敦煌县西）、阳关（现甘肃敦煌县西南）以西，葱岭（帕米尔）以东，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一但地方有36国，后来分裂为50多个小国，西域长期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汉初虽然是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到武帝时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工商业也发达起来，特别丝织业繁荣，必须外销。但中国西部，匈奴势力强大，不仅阻拦道路，还经常扰乱边境，成为汉朝大患。因此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打算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尽管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效果，但打开了东西交通的大门，意义重大。其后武帝从公元前129年起，三次派兵讨伐匈奴，把匈奴追逐到漠北。从公元前115年开始先后在陇西地方设置河西、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为统辖西域内属的36国，设置使者、校尉（宣帝时改为都护），保证了商路畅通。
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路线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指从敦煌西出玉门关、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这几条沟通中西联系的道路因为所运输的主要贸易品是丝绸，德国李希多芬（1833－1905）就把它称作“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佛教东传扫平了道路。
（二）海上丝绸之路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161－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是罗马帝国第一次与中国往来。据研究，这次航行是163年罗马（大秦）皇帝安敦打败安息后，遣使者由波斯湾乘船经由印度洋直抵中国交趾。
西汉时代，中印海道已开通，其路线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详细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个记载表明了以下几点：（1）始航地是雷州半岛，乘的是中国船，至远海由蛮夷商船转送。（2）航海者是黄门译长，携带黄金丝绸，购回珍宝，这是官商。（3）其路线是：广东→印度支那半岛→麻六甲海峡→马来半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4）自汉武帝以来，印度南部的黄支国遣使朝贡，可见中印建交相当早。东西海上路线开通后，使者、商人接踵而至，西方文化也随之传来，佛教从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传到中国。尤其三国、东晋以后，从海道来中国弘法的高僧络绎不绝。至唐代，弘法求法高僧往来于海上，形成高潮。
通过以上几点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佛教的传入和流行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印度佛教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下传到中国并广泛流传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