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难势全文翻译
韩非子难势全文翻译
齐晓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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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0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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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0 18:13最佳答案
楚人有鬻(1)矛与盾者,誉(2)之曰:“吾(3)盾之坚(4),物莫能陷(5)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6),于物无不(7)陷也!”或(8)曰:“以(9)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10)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韩非子
难一第三十六》
所以说不对的。是选自《韩非子.难一》
——《韩非子
难一第三十六》
所以说不对的。是选自《韩非子.难一》
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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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0 18:25 赵顺邦 客户经理
韩非天生口吃,但善于著书,是韩国贵族,一直希望能得到重用,用法治思想使韩国强大起来,但是却一生不得重用,后虽得秦王嬴政赏识,被征入秦,却被同门师弟李斯迫害而客死异乡。此前因不得知而写《说难》《孤愤》等著作 -
2020-10-20 18:22 管火金 客户经理
观行第二十四
本文为人君提供了观察人臣的一种方法,作者指出运用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并认为能以法术观人臣之行者为“明主”。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从下文看,义为法术正己。故镜无见通“现”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熟牛皮,皮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
天下有信数信数,必然之理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乌获,古之力士之劲而不得人助,不能自举;有贲、育贲、育,皆古之勇士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生通“胜”。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非其身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朱离朱,古之明目者,亦写作离娄易百步而难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使……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不困离朱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句谓根据可以成功的形势,求易道句谓寻找容易成功的法则,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时有满虚满虚,犹盈虚,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金石之士金石之士,坚贞如金石之人离心焉。圣贤之扑当作“朴”浅“浅”字衍深矣句谓圣贤之道深远。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明于尧不能独成建成功业,乌获不能自举,贲、育之不能自胜,以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
晕上面的兄弟比我快了,呵呵,算了还是发一下吧。
俞志慧 著
这个网里全套的!前言
初见秦第一
存韩第二
难言第三
爱臣第四
主道第五
有度第六
二柄第七
扬权第八
八奸第九
十过第十
孤愤第十一
说难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奸劫弑臣第十四
亡征第十五
三守第十六
备内第十七
南面第十八
饰邪第十九
解老第二十
喻老第二十一
说林上第二十二
说林下第二十三
观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体第二十九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难一第三十六
难二第三十七
难三第三十八
难四第三十九
难势第四十
问辩第四十一
问田第四十二
定法四十三
说疑第四十四
诡使第四十五
六反第四十六
八说第四十七
八经第四十八
五蠹第四十九
显学第五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饬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
2020-10-20 18:19 龚子飞 客户经理
韩非,约在公元前280—前233年在世,据《史记·韩非列传》载,非为“韩之诸公子”,这个显贵的地位和接近权力中心的生活环境对他思想和学说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生长于深宫之中,不可能与广大的民众甚至中下层官吏声气相通,这就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有那些与他相先后的儒家、墨家、农家那样具有着显而易见的平民色彩,其服务的唯一对象只能是君王,所思所想也不外是维护君王地位的巩固和权势的独尊。
由于同样的原因,特别是战国末期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权力斗争的残酷和激烈,宫廷之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韩非长期浸淫在权力斗争的中心,熟谙官场斗争,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目光所及尽是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徒,许多人把所有的聪明和机巧全用在了权力斗争之上,官吏们为保护自己,打倒对手,躲过风头,积蓄力量,卷土重来,手段之恶劣无所不用其极,压迫得人性的负面无限膨胀。这种人性的负面在韩非面前的充分展开,使他整日整月整年生活在恐怖之中。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人生的欢乐和舒畅,有的只是算计人的刻薄和怕被人算计的恐怖。囿于生活经验,在韩非的心目中,误以为这就是全部生活,这就是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的人性自然是恶的——而人性恶正是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对人性恶的极端恐惧成了韩非转嫁恐惧的强大内在动因,又由于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了恐怖在人心深处所造成的巨大震慑力量,韩非清醒地认识到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在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游戏中的作用,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又外化为《韩非子》五十五篇峻刻、犀利的文风。
同时,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强凌弱、众暴寡、大鱼吃小鱼或者一群小鱼聚集起来吃大鱼的特定历史事实又成了韩非最深厚最现实的知识底蕴,在《韩非子》全书中到处充满着这样的故事。这些知识积累和他的人生经验互相印证,这就使他有理由以充满恐惧和疑忌的目光打量周围世界。
《史记》本传说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钱钟书把这种口吃而善著书、笔札唇舌若相乘除的现象称为心理学上的“补偿反应”。(《管锥编》第一册“老子韩非列传”)一个天资聪颖、观察深刻、思想敏锐的人偏偏要遭受“不能道说”之苦,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她)对自己学说的构建,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生理上的压抑长期得不到有效的释放和排遣,必然会加重韩非本已无法承受的“说难”、“孤愤”,强化他人生的凝重、苦涩感和对现实世界的疑惧,动摇乃至丧失他对人性的最低限度的信任。这里好有一比,韩非的前辈商鞅(约前390——前辈338年)当年在魏国不仅得不到重用,甚至于除了公叔痤以外压根儿就没有人把他当回事,这对于一个表现欲和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是多么寂寞和痛苦的事情,如果有朝一日有机会获得补偿,自然是要加倍地施与人痛苦的。历史告诉我们,商鞅果然这样做了,连老朋友也不得幸免。(见《史记·商君列传》)
韩非同样拥有机会:上述所有的猜忌、孤愤和压抑乃至恐怖都可能最终停留在感性的经验层次上,但是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理论家并能造就理论家的时代,是荀卿(一般认为约公元前313——前230年在世)——这个在齐襄王(前283——前265年在位)时就已经“最为老师”的大学者使韩非丰富的感性经验有了理论提升的机会,韩非本传载他“与李斯(约前280——前208年)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说来也怪,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个里程碑竟然同时教导出了法家学派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但是荀况之儒已然不是孔孟之儒,由于亡国灭君相续,“殊死者相枕,刑戮者相望”,士大夫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局促,仁、义、礼、和、信等儒家的核心概念已在荀况笔下自觉不自觉地获得了重新定义,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内涵,带根本性的变化是对人本性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荀子明确提出“人性恶”。这个长寿的大学者的理论恰与韩非的人生经验、知识积累一拍即合,儒家与法家经过百余年的冲突终于奇怪地走到了一起。
二
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自然就无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宽容、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诸如善良、崇高、庄严、美好的内容——实际上,上述诸种被古今常识大加肯定的名词在韩非笔下几乎一概遭到拒斥。而没有了这样的内容,人这种动物就变得非常简单苍白,他们———包括妻子和儿女(如《八奸》把“同床”“在旁”“父兄”都目为“奸”,又如《外储说右上·说二》:“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只懂得有利可求,有害要躲,正如《制分》篇所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又如《内储说上七术》云: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蓄”“牧”(套用韩非的术语)这群只知利害的动物当然可以用极省俭极方便的办法,即赏罚,应该承认,赏罚二字确实抓住了人们为求生存而普遍存在的趋利避害心理。韩非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这一段话的反题可以理解为:人情无好恶,故赏罚不可用;赏罚不可用,则禁令不得立而治道不得具矣。如此,就不难理解先秦法家从商鞅起就不遗余力地批判诗书礼乐:
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 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农战篇》)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悌、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上书《去强篇》)
到韩非手上,这种批判被系统化,批判的武器也更形精巧。因为诗书礼乐所代表的这种人文传统可能将人培养成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精神的人,但是,“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有民如此,先古圣王皆不能臣,当今之世,将安用之?”(《说疑》)正是基于此,韩非一概排斥“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六反》)。继商鞅将道德文化斥为“六虱”(《商君书·靳令》: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悌,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韩非更是长篇大论地反对学术文化(集中见于《五蠹》、《显学》二篇),于是,其逻辑结果势必把人类的全部精神文明当做敌人。
赏要信、要明,但在先秦法家的天平上“赏罚”二字并不是同等重要的,譬如商鞅说:
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商君书·去强篇》)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籍刑以去刑。(上书《开塞篇》)
求过不求善。……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靳令篇》)
韩非就说得更为具体也更为形象:“凡所治者,刑罚也。”(《诡使》)“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还告诫人君,臣子即使陈言有功,要是“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提出“禁诛擅爱之臣”(《外储说右上》);仅仅因为担心“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反对在秦国大饥之时“发五苑之蔬草”赈灾;吴起仅仅因为其妻子把丝织品织得超过了规定的要求就把她休弃,韩非却大加称赞。(同上篇)可见他更突出一个罚字:通过制造恐怖和增加恐怖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然而,罚得多了、滥了,人们不禁要提出怀疑,那么多官民都成了要防范甚至要打压的对象,专制君王和专制制度本身的存在是否合情合理——如果还有情理可言的话。事实上,正是专制者向无辜者扬起的屠刀,为民众的反抗提供了合法合理的最好注脚。
在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看来,本性恶的人不可能有自律,于是必要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悝、吴起、商鞅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鞅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在这个大政方针下,把严刑峻法具体化为连坐、告奸,使臣民互相监视揭发(《八经·起乱》),创造并利用一种社会机制,将人性中的负面毫无顾忌和变本加厉地释放出来,借用权力之手使它们得以畅通无阻;“以天下为之罗”(《难三·五》),也就是说要使全国成为一张大网、一个大陷阱,这样就可以做到“奸不容细”(《制分》)。这就是韩非丰富发展了的法治学说。但是,“去刑”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为了这种理想,尽管以国家恐怖为手段,以广大臣民放弃自由权乃至生存权为代价,事实是政权的敌人越来越多,结果只好采取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恐怖,而政权本身也永远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恐怖。
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在那个时代还能有谁呢?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已。因为在法家看来,本性恶的臣民无通常意义的信义可言,对这本性恶的一群,人君自然无妨用权谋用诈伪去对付,“术”的学说就这样应运而生了。韩非的“术”治学说,秉承了前辈法家申不害的“术”的思想(从《定法》篇中可以看到其中清晰的承传关系),但更为深厚的学理渊源是老子的无为学说(附带说一句,九万里高空上的庄子,视相斫的诸侯们直如于蜗角上争利的一小撮而已,何足道哉?政客和帮闲们当然会因为其学说的迂远不经而打消利用的企图,因而其学说似乎从来就不具备为专制者利用的价值,甚至也没有成为后世哪一家政治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所以司马迁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然而在韩非笔下,原始道家的许多混沌概念或者进行了无限引申,或者给予了重新定义,早就不是自然无为、微妙难识的要言妙道了。譬如在《扬权》篇中,通过将“君不同于群臣”与“道不同于万物”作简单类比,又将权柄与天人大命合二为一,把形而上的道家学说轻而易举地改造成了法家宣扬权术的政治哲学。在《解老》篇中,韩非从老子祸福相倚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他严刑峻法的思想(《难三》篇通过对老子“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一句的发挥引申出严刑峻法思想,手法正与此同);将道家的“圣人”偷换成法家概念上的“明君”,由道家卑己自牧、善利万物无不克推出法家霸道兼天下的思想;由崇道而否定儒家的礼治思想,开出法家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想。“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的这句话用在从《道德经》到《韩非子》的学术嬗变中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韩非的“势”治学说也同样体现出这种继承和改造的集大成特色。在《难势》篇中韩非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慎到的“势治”学说,驳斥了儒、墨等学派的“贤治”学说,但这种言说未免太强词夺理,其学理上的斧凿痕迹也过分明显。倒是《主道》篇中,通过对主静贵无的道家学说的巧妙演绎,“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的结论就以比较具有理性的包装出现。然而,老子的“道势”尽管透着阴术的气味,其本质仍然不离自然本身的趋势;在韩非眼里,君王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公共生活中,这种“权势”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于是转眼间将“势”从自然引申到人类社会的权力斗争中,并且教导君王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势制服天下人,如此,自然之势就蜕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权势。显然,这种“势”是违背生生之理的,因而是反自然的,也因此,韩非之势与老子之势尽管存在着学统上的承传关系,但这不过是一种名词术语上的相似关系而已。
三
在“百家务为治”的时风下,韩非的这十几万字当然不可能是游戏文章,从《初见秦》、《存韩》、《难言》、《饰邪》、《外储说左上》、《定法》、《显学》等篇有“臣非”、“今者韩国”、“大王”等字样看来,分明是直接进呈给君王的奏章或以君王为读者对象的,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时时处处以君王为中心,所谓“势”,直白地说就是君王拥有的权势和地位,所以他反复申述君王的威德不能分享,权势不能外借,要时刻防止臣重擅主,处处保持人主的独尊地位。所谓“术”,就是君王玩弄于股掌之间又不外现的权术或曰谋略,因而在《外储说右上》篇将“术”最后归结为“独断”。特别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韩非明确站在专制君王一边,反复申述那些连稍有良知的专制者都不敢苟同的主张:如《有度》篇云:“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使民“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专意一行于君主;《内储说上七术》篇:“太仁,不忍人,……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外储说左上》:“人主无十日不燕之斋”;《外储说左下》:“与优侏儒以逞其意,而与君子断事”;《外储说右下》中反对以五苑之草实予民充饥,认为“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百姓“生而乱,不如死而治”;同篇肯定齐“桓公披发而御妇人”;《难四》篇提出“不肖者炀主,不足以害明”,关键是要防范“贤者炀己”;《说疑》篇鼓吹“尽其民力,破国杀身”,反对“全众传国”;肯定“撞钟舞女”,鄙视“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六反》篇反对惠爱为治、足民而治。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其理论的归宿。其后秦二世与赵高有名的君臣对谈中,前者正是引韩非《五蠹》篇中一段话为自己的穷奢极欲、残民以逞作理论依据,并进而得出结论道:
“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困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史记·秦始皇本纪》)
明白了其理论归宿,对韩非法治学说的理论实质也就思过半了。在《难一》篇中,他明确提出“尊主明法”,在这里,“尊主”是目的,“明法”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立法、司法、执法者都是君主一人而已,《制分》篇中说得明白:“察君之分,独分也。”法始终与专制者的权术、与专制者不容挑战的势位纠缠在一起。明乎此,就能比较清楚以下这样一个事实:先秦法家从商鞅的“弱民”到韩非的“明主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尽管其中的理论重心有所转移:从治民到治吏,但都没有想到要制约君主,也许在他们的思路中,“君主犯错误”只是一个假命题,当然也就找不出制约君主的方案,更不会有君主犯法是否与臣民同罪的讨论。所以,商、韩的法与现代意义的法必然大异其趋。对其中若干观点和具体操作方法尽可借鉴,但在总体上毕竟与我们今天要建立的法制有着本质的区别,读者切不可被其中的名词术语所误导,犯“不知类”的错误。
《五蠹》篇中,韩非反复申述他的变法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这种变通的思想一直为人们所激赏,相对于那些守株待兔式的迂腐和无奈,人们的激赏不是没有理由的。但回到这些主张的出发点,我们不难发现,他之倡变并非求通,而是为了求稳,为了使专制君王牢牢地把持权力,维护最高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围绕这个目的,他之谈变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为反传统、搞权术、饰非拒谏寻找托词。更为重要的是,从商鞅到韩非,谈变总是与君王的统治术(阴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商鞅说:“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商君书·去强篇》)韩非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八经》)人主喜怒无常,变化莫测,不见端倪,才有神圣感:“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系辞传下》)、“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神圣化才可畏,可畏才有威,“威者,畏也。”先秦的这些思想资源到了韩非手上都用来为恐怖政治服务,重刑的目的不也是让人害怕吗?害怕,或曰恐怖、畏惧正是专制统治的心理基础。同时,多变、善变也是“法”的需要,从商鞅到韩非都反复强调法的轻重出于君之好恶,如果法律条文外在于专制者而独立,臣民们不是可以依法而不依君了吗?无疑这是与君王独断的势——这是韩非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先秦时期从事形名学探索并卓然成家的有尹文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子等,但与政治哲学相结合,使书斋式的学理探讨经受住了残酷政治斗争考验的似乎只有韩非子一家,这正是韩非产生理论自豪感的地方,儒、道、墨、名、农、阴阳等各家尽管大家辈出,其中也有不少想“货与帝王家”,但是,全民动员的农战政策所带来的短期效益,信赏必罚、连坐、告奸所产生的舆论控制力量岂是前述各家敢望其项背的?加上统治者的急于功利,这种一抓就灵、立竿见影的学说就顺利成章地成了秦始皇治国政策的首选。《史记》韩非本传载: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其学说之切近于时势,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正是《五蠹》篇所说的:“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裋褐不完者不待文绣。”韩非的农战方针和严刑峻法政策显然只能是一种战时体制,是只能适合于急世的权宜之计。韩非死后十几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其所推行的治国之策依然是战争年代的老一套,告奸、连坐、轻罪重刑这个时候反不如先前那样见效了,“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第七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上书第七十四章)韩非这个专制集权的设计师轻慢了他学术源头一个智者的忠告。如此说来,秦之勃兴,商、韩与有力焉;秦之暴亡,也不能全怪秦始皇不知变通。也正是由于韩非太执着于眼前的政治功利,急于“货与帝王家”,无视有一个超越于政治斗争的世界的存在,并断然排斥一切对于这个超越世界的追求,使得韩非本人只能是一个政治学家,而不能成为一个有着更高远的人文关怀的思想家。
四
回到韩非学说的逻辑起点——人性恶,这是韩非对于他周围世界长期深入观察的结论。问题是包括韩非的导师荀子在内,都被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人性的负面表现遮住了视线,将人性的实然同时看成了人性的本然、应然甚至必然,韩非更是迷恋于形名参验,以为实然就是一切。但是这个理论的设计师和实践者都犯了一个逻辑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自己和君王放进“人”的范畴之中去讨论,似乎可以先验地自外于这个范畴。谁曾见性恶论者的著作中有此一说:“我,一个本恶的谬种,要为一个本恶的君主效力”。(只有这样言说,才能证明他们是彻底的性恶论者,证明韩非是彻底的形名主义者,也才能显示出其理论勇气和学术真诚枣这是任何学说和学者不可突破的学术伦理的底线。)而且,如果专制君王和专制制度的设计师们也是人——他们当然是人,那么,从“他者”看来,对于法家定义中的“人”进行巧取豪夺似乎也看不出有任何不应该或不妥当的地方。也许这样言说有情绪化之嫌,然而从学理上讲,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无须证实或证伪就允许存在例外。那么我们还是把他们放进去,放进去以后呢?无论他们对自己的本性如何判断,都会产生可笑的悖论。当然,这里的问题不仅仅在逻辑错误,当君王被从人性的“人”中抽走,“人性”就被置换成了“民性”,“人性恶”其实就是“民性恶”,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对民众的态度问题,甚至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与儒家学说相对照,问题就会更加明朗:
(商汤)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原儒那里,百姓似乎也不全是花朵,但其或善或恶,多出乎在上者的表率作用,说白了,民众罪错,责任在上!
再与老子学说对照,老子的“虚其心实其腹”难免愚民政策之讥,但那是有其食可甘、其服可美、其居可安、其俗可乐(《老子》第八十章)为前提的,而且,“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上书第七十五章),这就与上述儒家同一调门了。到商鞅、韩非笔下,那就不仅虚其心,而且也虚其腹了,前引反对足民而治、惠爱而治、反对发五苑之蔬草赈济灾民就是例证;而所谓富国,确切地说,不过是通过社会动员,将全体社会成员的财富聚敛到少数权势人物手上(因为独裁者就是国家的代表,君主之私或者官员之私就是一国或者集体之公)。此时的权力也就显得异乎寻常的强大和可贵,无论是用于对外的战争或援助,还是用于对内的剥夺或封赏。冷静地看,只有当在下者的脑袋、口袋甚至腹腔都变得空空荡荡,他们才会为了生存而膜拜权势,因为此时此地,在上者的赏罚已然变得极其重要,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来说,其诱惑力会压倒任何个人尊严、家族伦理、社会公正,权势之为物于是显现出最神奇的魔力。也只有在此时此地,弄权者的权力欲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在他们看来,前此的所有委屈、压抑、恐惧、怨恨都能在这种施虐的快意中一次性地得到补偿。这里,对商、韩等人由生存经验所赋予他们的敏锐的洞察力,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惊叹!同时,有此等高峰体验诱惑,也就不难理解后世大大小小的恋权癖们的作秀和作孽了。
因为有了人性中这阴暗的负面,法术家思想就从来不愁没有市场,而为了“免于恐怖的自由”,关注法术家的学说也就成为必要。
最后,谈谈韩非的结局。一群整日价生活在恐怖之中的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享受不到“免于恐怖的自由”,当恐怖成为生活中的必然内容时,某些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免于恐怖的自由”,当然也不会尊重他人对于常态生活的珍惜和追求,即使作为施舍也不会考虑到。因而总要在不断的运动——或曰斗争中保护自己,而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避免被人算计,有时候需要作出牺牲的就不仅仅是太子的师傅,自己的亲人和同窗有朝一日在需要作出奉献时也一样不能心慈手软,为什么不呢?他们本来就是“恶”的。可以设想,要不是李斯先下手毒死老同学韩非,等到在这条狭窄的进身之路上李斯挡住了韩非的道,韩非也肯定会果断地采取行动清道,有他的理论作证。或者不是赵高借口腰斩了李斯,李斯也总有一天要除掉赵高。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在这条狭窄的邀功取宠的路上横行的只能是极少数,甚至是一个人。然而树敌太多,其结局自然可想而知。所以这种人尽管在不断的斗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枣也许是宝贵枣的斗争经验,到头来总免不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结局,还殃及亲人和许多无辜,悲乎!
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站在什么立场,都必须对人和人类的本性有一份信赖,对人和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有一份关怀,对人类的未来有一份期待,一份向往。否则,必将害人害己!司马迁“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我读《韩子》,也悲悯于他不能免于恐怖的人生,同时又不由得想起了《红楼梦》中那个被贾雨村打发走的门子。 -
2020-10-20 18:16 龙宝霞 客户经理
韩非子 难势第四十
【原文】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则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已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白话译文】
本文先设为尚贤的学者对于慎到势治学说的问难,接着是韩非对于这问难的问难,很有战国策士的雄辩风采。尚贤者悬尧、舜为高标,以尧、舜之治明任贤之功。韩非则把任贤等同于任尧、舜,而尧、舜不世出,治乱又如救饿,故治国不待贤。况且贤与势如冰炭,于是任势自然必须舍贤――无疑,是说亦不免为“两末之议”也。正如文末韩非有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又云:“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忠孝》)若以中智之贤者易尧、舜,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何如?
慎到说:飞龙乘云飞行,腾蛇乘雾游动,然而一旦云开雾散,它们未免就跟蚯蚓、蚂蚁—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腾空飞行的凭借。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贤的人,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3不贤的人之所以能被贤人制服,是因为贤人的权力大、地位高。尧要是一个平民,他连三个人也管不住;而桀作为天子,却能搞乱整个天下:我由此得知,势位是足以依赖的,而贤智是不足以羡慕的。弓弩力弱而箭头飞得很高,这是因为借助于风力的推动;自身不贤而命令得以推行,这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帮助。尧在平民百姓中施行教化,平民百姓不听他的;等他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时候,就能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由此看来,贤智不足以制服民众,而势位是足以使贤人屈服的。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乘云,腾蛇驾雾,我并不认为龙蛇是不依托云雾这种势的。虽说这样,但舍弃贤才而专靠权势,难道就可以治理好国家吗?那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了云雾的依托,就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龙蛇天生资质高;现在同是厚云,蚯蚓并不能腾云,同是浓雾,蚂蚁并不能驾雾。有了厚云浓雾的依托,而不能腾云驾雾飞行,是因为蚯蚓、蚂蚁天生资质低。说到夏桀、商纣南面称王统治天下的情况,他们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依托,而天下仍然不免于大乱的缘故,正说明夏桀、商纣的资质低。
再说慎到认为尧凭权势来治理天下,而尧的权势和桀的权势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桀把天下扰乱了。权势这东西,既不能一定让贤人用它,也不能让不贤的人不用它。贤人用它天下就太平,不贤的人用它天下就混乱。按人的本性说,贤的少而不贤的多,如果用权势的便利来帮助那些扰乱社会的不贤的人,这种情况之下,用权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权势来治理天下的人就少了。权势这东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不要给老虎添上翅膀,否则它将飞进城邑,任意吃人。”要是让不贤的人凭借权势,这好比给老虎添上了翅膀。夏桀、商纣造高台、挖深池来耗尽民力,用炮格的酷刑来伤害民众的生命。桀、约能够胡作非为,是因为天子的威势成了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只是普通的人,还没有开始干一件坏事,早就被处死了。可见权势是滋长虎狼之心、造成暴乱事件的东西,也就是天下的大祸害。权势对于国家的太平或混乱,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关系,可是慎到的言论专讲权势能用来治理天下,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程度是够浅薄的了。
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车马没有两样,有的达到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这是因为驾车的灵巧和笨拙相差太远了。假如把国家当作车,把权势当作马,把号令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马鞭,让尧、舜来驾驭天下就太平,让桀、纣来驾驭天下就混乱,可见贤和不贤相差太远了。要想跑得快走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要想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贤能;这是不懂得类比的毛病。尧、舜也就是治理民众方面的王良。
又有人驳斥那个责难慎到的人说:慎到认为权势是可以用来处理政事的,而你却说“一定要等到贤人,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不对的。所谓权势,名称只有一个,但含义却是变化无穷的。权势一定要出于自然,那就用不着讨论它了。我要谈的权势,是人为设立的。现在你说“尧、舜得了权势天下就太平,桀、纣得了权势天下就混乱。”我并不认为尧、舜不是这样。但是,权势不是一个人能够设立起来的。假如尧、舜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桀、纣也不能扰乱天下,这就叫做“势治”;假如桀、纣同样生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好天下,这就叫做“势乱”。所以说;“势治”就不可能扰乱,而“势乱”就不可能治理好。这都是自然之势,不是人能设立的。像我说的,是说人能设立的权势罢了,何必用什么贤人呢?怎样证明我的话是对的呢?某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他的盾很坚固,就说“没有东西能刺穿它”,一会儿又夸耀他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驳斥他说:“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他没法回答。因为不能刺穿的盾和没有东西刺不穿的矛,在道理上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按照贤治的原则,贤人是不受约束的;按照势治的原则,是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不受约束的贤治和没有什么不能约束的势治就构成了矛盾。贤治和势治的不能相容也就很清楚了。
再说,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才能出现一次,这就算是紧接着降生的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我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如果放弃矫正木材的工具,不用度量尺寸的技术,就是让奚仲造车,也不能造出一个轮子。没有奖赏的鼓励,刑罚的威严,放弃了权势,不实行法治,只凭尧、舜挨户劝说,逢人辩论,连三户人家也管不好。’权势的重要作用也够明显的了,而你说“一定要等待贤人”,那也就不对了。
况且一百天不吃去等待好饭菜,挨饿的人就活不成;现在要等待尧、舜这样的贤人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好比等将来的好饭菜来解救饥饿的说法一样。你说:“良马坚车,让奴仆驾驭就要被人讥笑,而让王良驾驭却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是对的。等待越国的游泳能手来救中原地区落水的人,越人固然善于游泳,但落水的人并不能得救。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车马,也好比等越人来救落水者的说法一样,显然也是行不通的。良马坚车,再加上五十里设一个驿站,让中等车夫来驾驭,要想跑得快走得远,是可以办到的,一千里路程一天就能到达,何必等待古代的王良呢?况且驾车,要是不用王良,就一定要让奴仆们把事办糟;治理国家,要是不用尧、舜,就一定要让桀、纣把国家搞乱。这就好比品味,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这也就是堆砌言辞,违背常理,而趋于极端化的理论,怎能用来责难那种合乎道理的言论呢?你的议论赶不上势治理论啊。 -
2020-10-20 18:10 齐晓庆 客户经理
这片翻译的是那个版本 -
2020-10-20 18:07 齐晓巍 客户经理
《自相矛盾》文言文不是选自《韩非子.难势》,而是选自《韩非子·难一》。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
2020-10-20 18:04 赵风莲 客户经理
“自相矛盾”应该选自于《韩非子·难一》,而不是选自于《韩非子·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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