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中坑了多少人？？
不是民间传说的数字
赵飞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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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6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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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6 12:59最佳答案
一、“焚书坑儒”是两回事
许多人把“焚书坑儒”看作是一回事，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它们一前一后，背景各异，性质有别。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李斯形容当时的情况时说：现在皇帝统一了天下，分清了是非，独尊法制；然而，标榜私学的人却互相勾结，反对国家的法律、教令。这帮人一听到皇帝下令，便以自己的私学为根据，妄加评论。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在街头巷尾议论。他们以诬蔑君主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立异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一些人对国家政令进行攻击和诽谤。
政治思想领域中不同主张的争议影响到秦始皇各项改革政令的推行。这场斗争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公开爆发了。以儒家博士淳于越为首的复古派，在一次会上，再一次对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横加攻击。他说，不行分封，难免有一天要被大臣篡位，以此来挑拨秦始皇与大臣的关系。他要求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并在政治上提出一切都要“师古”，并以周为复古的样板。秦始皇把他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丞相李斯当即对这种谬论给以有力的驳斥。李斯指出：历史是发展的，上古三代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呢？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李斯还一针见血地揭发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是扰乱民心，开历史倒车。如果不禁止这种行为，势必造成君主的权势下降，而臣下结党活动蔓延，统一可能被破坏。针对儒生及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制造的混乱局面，李斯建议：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是一个实行封建文化专制的主张。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付诸实行。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复古派儒生等对秦始皇“焚书”极其不满。“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和一些复古的儒生，串通一气，议论朝政。卢生、侯生原来应命给秦始皇搞长生不死药。秦法规定，说到必须做到，否则要治罪。他们上哪里去搞长生药呢？他们怕治罪，便以攻为守，到处宣传，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不应当为他求仙药。秦始皇听后十分恼火，就把他们逮捕，严加拷问。诸生招供违犯禁令（即“偶语《诗》、《书》”，“以古非今”之类）并转相引告，牵涉了四百六十多人。奉始皇将他们皆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历史上所谓“坑儒”。
“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东汉王充是第一个把这两件事区别开来的学者，他在《论衡·语增篇》中指出二者是背景不同的两件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焚书”是书厄，不见人祸；“坑儒”是人祸，却无主名，这在中国文祸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二、“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发明
因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暴君”的骂名，有的论者甚至将秦王朝的短命与“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认为它使秦王朝迅速崩溃。
其实，从历史传统方面考察，“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的发明，无论是“焚书令”还是以“坑杀”方式处理秦王朝不喜欢的人，都是先前有过的方式。
秦国虽然在穆公时代就已经号称霸主，但真正强大还是从孝公时代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治国的利器是爵禄和刑罚，对儒家的《诗》、《书》、礼、乐，深恶痛绝，讥之为“六虱”[1]。韩非还说他“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2]。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焚书，惜无佐证，无从详考。联系秦国的历史，秦始皇焚书不过是守其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
秦时处死犯人的方式有戮、弃市、磔、腰斩、车裂、凿顶、抽肋、镬烹、囊扑等，都是极残酷的死刑。秦始皇对犯禁的“儒”采取活埋的处死方式，似乎还是一种“优待”；但四百六十余人同时大活埋，实在惨绝人寰。其实这也是秦国的老传统。据《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武安君白起大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黄河，这是“水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又在长平大败赵军，俘虏四十万，用欺骗手段全部坑杀，这是“土埋”。与白起比较，秦始皇“坑儒”还是小巫见大巫。传说中的“伏机”也并非凭空捏造，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大墓就装有这一暗器，这在《史记》中是明白记载着的。
三、李斯提出“焚书”是有私心的
“焚书令”是非常严酷的：两人交谈《诗经》、《尚书》的话题就要斩首市曹；称引古书古事以非议时政的要全家杀头；官吏知情不检举的与犯者同罪；法令颁布后超过三十日留书不烧的，要脸上刺字罚筑长城。李斯提出这样严酷的“焚书令”似乎很偶然，实际上却是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利用手中权力压抑其他学术派别的学术之争。
表面上，事情很偶然：周青臣在宴会上的献谀引出淳于越的忠谏，淳于越的忠谏引出李斯的建议，最后由秦始皇裁决颁令。如果周青臣不献谀，或淳于越、李斯不发言，似乎就不会产生焚书令。其实不然，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必然性支配。有秦始皇的好谀才会有周青臣的献谀。献谀是当时的风气，不独周青臣如引，李斯的献谀并不比周青臣逊色。淳于越是来自齐鲁地区的书生，受儒家学术的熏陶，向往古代，主张“师古”是很自然的。他的发言应该说是出自忠心，但主张恢复过时的分封制则未免不识时务，秦始皇没有治他的罪已算便宜。李斯是秦王朝的功臣，又是著名的佞臣。他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两人在私交方面是冤家，学术和政治主张却相同，都尊法贱儒，狂热拥护极端的君主专制。当有人提出削弱君主专制的主张时，身为丞相的李斯站出来驳斥，提出加强独裁的建议，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只为禁止书生谤议，“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大规模焚毁书籍。李斯之所以要提出一套完整的焚书方案，应该说他不但有政治斗争方面的考虑，而且有思想学术斗争方面的考虑。李斯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就应该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可是儒学在秦国吃不开，所以他投奔秦国以后就抛弃了儒家那一套主张，改事刑名法术之学。如今做了丞相，儒学更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他意识到：诸生谤议是“苗”，儒家的思想学说是“根”，斩草必须除根，因此非焚书不可。他想通过焚书之举彻底清除儒家思想学说的传播。
四、秦始皇没有焚尽天下书
后世对秦始皇焚书有很多议论，其中一大议题是秦始皇究竟焚了多少书。据《史记》所载，当时法令规定应焚之书共三类：史官收藏的除秦国史料以外的其他六国的所有史料；儒家的《诗》、《书》；“百家语”。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
其一，官藏之书烧没有烧？
《史记》原文：“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那么除民间之外的“博士官所职”有没有《诗》、《书》、百家语呢？若有，烧不烧？原文的规定是含混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认为，法令规定只烧私人所藏的《诗》、《书》、百家语，博士官所收掌的不烧。后世学者多沿袭其说。清人刘大（木魁）著《焚书辨》，力证官书不烧，认为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因此焚书的罪魁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
近人章太炎认为王充误读了《史记》原文，他在《秦献记》中说，原文“倒言之，即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正谓《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也。”他认为按法令规定，除秦国的历史文献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书无所不烧，无所不禁，不存在博士官所掌不烧之事，因为博士官本来就不掌《诗》、《书》、百家语。
其二，“百家语”是什么书？
通常认为，“百家语”即是诸子百家之书。朱彝尊在《曝书亭集·秦始皇论》中甚至认为李斯的本意是烧诸子之书，但如果只烧诸子书不烧《诗》、《书》，则诸子“邪说”有所附会，所以不得不连同《诗》、《书》一并烧毁。
王充在《论衡·书解》中则认为“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也认为“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今人范文澜为刘勰这几句话作注，认为诸子之书卷帙不重，山岩屋壁容易躲藏，所以未遭秦火。这样解说似乎不合刘勰原意。但从道、法、名、墨、阴阳诸家之书的流传情形看，秦始皇的确未焚诸子之书。
还有学者认为“百家语”指纵横家之书，因为汉代人常称纵横术为“百家之术”，如《史记·甘茂列传》所云。
其三，“焚书令”的实际效力有多大？
虽然朝廷颁布了“焚书令”，但要真正做到将书烧尽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司马迁指出：除秦国之外的六国史书烧得最彻底，而《诗》、《书》尚有余烬。《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后世学者多认为秦始皇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将天下之书都烧尽。宋人郑樵，近代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对此都有所指证。郑樵甚至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并未烧尽天下书，反是汉代学者搞章句之学，把儒经糟蹋得面目全非。
五、秦始皇究竟坑了什么“儒”？
“坑儒”是因为方士“诽谤”皇帝引起的，有学者因此认为，秦始皇是“坑方士”而非“坑儒”。因为儒生地位在秦朝较之过去有明显提高。有秦一代，并未见有大规模屠儒的记载。秦始皇比较看重儒生们的作用，让他们职博士、掌典籍、制礼乐、备咨询，还能参加朝议，实行“尊赐之甚厚”的优待政策。所以汉初儒家对秦之“焚书”多有指责，却很少提“坑儒”之事，如贾谊、董仲舒，皆是一时名儒，距坑杀事件只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应该知道这件事。如果秦始皇真的大批坑杀儒生，贾、董二位先生一定会仗义执言，大加挞伐，而他们却从未论及“坑儒”之事。
据《史记》的记载，侯生、卢生，与徐福、韩众等人都是一伙方士，并非儒门学士。他们的职业，就是迎合秦始皇迷信心理，为其求神访仙，寻找不死之药。然而“所费钜万”，仙药却不见，秦始皇受了欺骗，才要找个借口杀人报复，因此发生了坑埋之事。司马迁首提杀“方士”、“方术士”的说法，明显指的是神仙学派之事。到了东汉，班固在撰写《汉书·儒林传》时，如果发现司马迁未知杀儒生的史料，自会加以说明或在适当传记中加以补充，但却没有这样的材料。他提到这件事时，仍以“杀术士”名之。在这以后的一些大儒，对“坑儒”的说法也持保留态度，如唐代韩愈、宋代司马光，不说“坑儒”而说“坑杀学士”或谓“屠术士”。
但是，儒生也可能兼事方术，方士更可能兼事儒术。以侯生、卢生而言，他们为秦始皇求仙药，当然是方士，但他们“诽谤”秦始皇的那段话，却是十足的儒生口吻。这只能这样解释：本色的方士只有骗人的方术，没有动人的理论，如果不兼习儒术，不打儒家的招牌，就不足以扩大影响，号召徒众；从儒生一面说，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既然秦始皇迷信方术，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也是必然的。侯生、卢生的称谓是“生”，说明他们本就是兼习儒术的方士。所以在历史上占上风的看法，认为秦始皇坑杀的多数是儒生。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理财专家桑弘羊，在《盐铁认》中就明确提出秦始皇是“坑儒”。联系司马迁的原文看，这事也很明了：“焚书”之前，李斯说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此处“诸生”显然说的是儒生而不是什么方士；“坑儒”之后，太子扶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4]，说的也是儒生。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博士，距“焚书坑儒”事件不远，他在《尚书序》中明确指出：“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语增篇》中对秦始皇的坑儒事件也有详细描述，并考释出被坑杀的详细人数为“四百六十七人”，他进一步断定：秦始皇“燔诗书，坑儒士，实也。”
还有一点也可以作为是“坑儒”的旁证，据《说苑·反质》篇记载，“坑儒”的肇事者卢生、侯生逃亡后，卢生未被捕获，侯生后来是被抓住了。秦始皇要车裂侯生，侯生历数秦始皇奢侈殃民的罪过，指出其危害性。秦始皇听罢默然，把他释放了。
正是因为“焚书”和“坑儒”都是针对儒生的“诽谤”而采取的严厉措施，所以尽管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人们还是习惯将其统称为“焚书坑儒”。
六、秦始皇“坑”了几次“儒”？
从史料记载看，秦始皇不只坑了一次儒，他还制造了更大一次杀害儒生的惨剧。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时，这样写道：
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故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此则闵儒之地，其不谬矣。
与颜师古同时代的孔颖达，在其《尚书正义》中引录卫宏《古文奇字序》，也有大略相同的记载。
此记载倘若属实，那么七百多个儒生顷刻化为冤鬼，则是秦始皇更大规模的一次“坑儒”。只是因为是利用“机关”干的，手段极其诡秘，故而不为当时人知。直到二百五六十年后，才由卫宏揭露出来。卫宏是东汉光武帝时的著作家和训诂学家，写过《汉官旧议》、《训旨》等著作，治学态度严谨。虽然他没有讲明二次坑儒的具体时间，也不知依据什么材料揭露这段秘闻，但他的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同时，颜师古、孔颖达也是著名的、严谨的学者，他们为《汉书》、《尚书》作注时，选例非常严格，注释尤重考实。他们能将此事写入自己的注解，想必有所依据。
不过，对秦始皇的二次坑儒，很多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卫宏的说法颇类传奇故事，一次用“机关”坑杀七百多人，不合秦始皇办事风格，也难办得干脆麻利，不留任何痕迹。况且保密工作又是如此成功，实在不可思议。而且秦汉其他史料均不载此事，只凭卫宏一人之口，且在二百五六十年之后才说，既无具体时间，也无其他佐证，难以令人相信。
七、“焚书坑儒”的历史评价
秦始皇“焚书坑儒”，历史上多有议论，几乎众口一词给予痛斥。它作为秦始皇的一项暴政措施，被背上千古骂名，这是殆无疑义的。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实行的一项重大政策，并非是一拍脑瓜就作出的莽撞决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采取的一项必要措施，有其一箭双雕的目的。首先是实行愚民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西汉贾谊对此看得比较清楚，用他在《过秦论》中的话说就是“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始皇想把文化知识收归皇家所有，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进而统一思想认识。其次是钳制儒生之口，不让他们说三道四。知识分子可以了解古代的事情，常借古书非议朝政，如果不管不问，就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应予坚决镇压。私人聚谈《诗》、《书》者砍头，以古非今者灭族，焚书、坑杀的矛头，均直指儒生，残酷严厉，毫不留情。
但是，秦始皇既没有把书烧完，也没有将儒士一网打尽，应该说，他的“焚书坑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有秦国的历史光荣正确，列国史记当然没有保留的必要；扰乱人们思想，为“诽谤”者提供“以古非今”理论依据的《诗》、《书》、百家语当然也不能保留；敢于公开“诽谤”朝廷、皇帝的儒生、方士当然要从肉体上消灭。除此之外的书籍需要保留，听话的儒生要继续为朝廷服务。事实证明，“焚书坑儒”之后，大量的书籍仍然存在，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大量的儒生也活得尚好。陈胜起义和刘邦创业都有成批的儒士依附，汉初名儒叔孙通、陆贾、郦食其、伏生等人都是秦时的儒生或博士。
“焚书坑儒”固然不对，但却情有可原。如果就事论事，“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贯彻始终的重大政策，只是巩固新生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措施。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懂得舆论控制的重要，在秦之后，一些朝代也有过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行为，烧掉的书籍和因文字狱被杀的儒生其数量恐怕秦始皇也会感到吃惊。如清代乾隆时期，一方面夸耀文治，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在编撰《四库全书》的十年中，只要见到诋毁清朝文字的书籍，或认为有狂悖不驯之语，一律加以销毁，甚至一些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典籍也难逃厄运！
可是，有谁指责过类似于乾隆帝这样的“焚书坑儒”呢？说白了，就是因为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它的迅速崩溃与其“暴政”有关，而“焚书坑儒”又是最令知识分子反感的暴政。其实，秦始皇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面临着要求实行分封制这样的反对派也是最强大的。作为统治者，秦始皇做得一点也不过分。当然，诚如《新唐书·艺文志一》所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确实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次灾难。
许多人把“焚书坑儒”看作是一回事，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它们一前一后，背景各异，性质有别。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李斯形容当时的情况时说：现在皇帝统一了天下，分清了是非，独尊法制；然而，标榜私学的人却互相勾结，反对国家的法律、教令。这帮人一听到皇帝下令，便以自己的私学为根据，妄加评论。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在街头巷尾议论。他们以诬蔑君主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立异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一些人对国家政令进行攻击和诽谤。
政治思想领域中不同主张的争议影响到秦始皇各项改革政令的推行。这场斗争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公开爆发了。以儒家博士淳于越为首的复古派，在一次会上，再一次对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横加攻击。他说，不行分封，难免有一天要被大臣篡位，以此来挑拨秦始皇与大臣的关系。他要求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并在政治上提出一切都要“师古”，并以周为复古的样板。秦始皇把他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丞相李斯当即对这种谬论给以有力的驳斥。李斯指出：历史是发展的，上古三代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呢？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应该不同。李斯还一针见血地揭发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是扰乱民心，开历史倒车。如果不禁止这种行为，势必造成君主的权势下降，而臣下结党活动蔓延，统一可能被破坏。针对儒生及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制造的混乱局面，李斯建议：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是一个实行封建文化专制的主张。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付诸实行。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复古派儒生等对秦始皇“焚书”极其不满。“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和一些复古的儒生，串通一气，议论朝政。卢生、侯生原来应命给秦始皇搞长生不死药。秦法规定，说到必须做到，否则要治罪。他们上哪里去搞长生药呢？他们怕治罪，便以攻为守，到处宣传，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不应当为他求仙药。秦始皇听后十分恼火，就把他们逮捕，严加拷问。诸生招供违犯禁令（即“偶语《诗》、《书》”，“以古非今”之类）并转相引告，牵涉了四百六十多人。奉始皇将他们皆坑杀于咸阳。这便是历史上所谓“坑儒”。
“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东汉王充是第一个把这两件事区别开来的学者，他在《论衡·语增篇》中指出二者是背景不同的两件事，“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焚书”是书厄，不见人祸；“坑儒”是人祸，却无主名，这在中国文祸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二、“焚书坑儒”不是秦始皇的发明
因为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暴君”的骂名，有的论者甚至将秦王朝的短命与“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认为它使秦王朝迅速崩溃。
其实，从历史传统方面考察，“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的发明，无论是“焚书令”还是以“坑杀”方式处理秦王朝不喜欢的人，都是先前有过的方式。
秦国虽然在穆公时代就已经号称霸主，但真正强大还是从孝公时代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治国的利器是爵禄和刑罚，对儒家的《诗》、《书》、礼、乐，深恶痛绝，讥之为“六虱”[1]。韩非还说他“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2]。这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焚书，惜无佐证，无从详考。联系秦国的历史，秦始皇焚书不过是守其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
秦时处死犯人的方式有戮、弃市、磔、腰斩、车裂、凿顶、抽肋、镬烹、囊扑等，都是极残酷的死刑。秦始皇对犯禁的“儒”采取活埋的处死方式，似乎还是一种“优待”；但四百六十余人同时大活埋，实在惨绝人寰。其实这也是秦国的老传统。据《史记·白起列传》载，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武安君白起大败赵将贾偃，沉其卒二万人于黄河，这是“水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又在长平大败赵军，俘虏四十万，用欺骗手段全部坑杀，这是“土埋”。与白起比较，秦始皇“坑儒”还是小巫见大巫。传说中的“伏机”也并非凭空捏造，骊山脚下的秦始皇大墓就装有这一暗器，这在《史记》中是明白记载着的。
三、李斯提出“焚书”是有私心的
“焚书令”是非常严酷的：两人交谈《诗经》、《尚书》的话题就要斩首市曹；称引古书古事以非议时政的要全家杀头；官吏知情不检举的与犯者同罪；法令颁布后超过三十日留书不烧的，要脸上刺字罚筑长城。李斯提出这样严酷的“焚书令”似乎很偶然，实际上却是以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利用手中权力压抑其他学术派别的学术之争。
表面上，事情很偶然：周青臣在宴会上的献谀引出淳于越的忠谏，淳于越的忠谏引出李斯的建议，最后由秦始皇裁决颁令。如果周青臣不献谀，或淳于越、李斯不发言，似乎就不会产生焚书令。其实不然，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必然性支配。有秦始皇的好谀才会有周青臣的献谀。献谀是当时的风气，不独周青臣如引，李斯的献谀并不比周青臣逊色。淳于越是来自齐鲁地区的书生，受儒家学术的熏陶，向往古代，主张“师古”是很自然的。他的发言应该说是出自忠心，但主张恢复过时的分封制则未免不识时务，秦始皇没有治他的罪已算便宜。李斯是秦王朝的功臣，又是著名的佞臣。他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两人在私交方面是冤家，学术和政治主张却相同，都尊法贱儒，狂热拥护极端的君主专制。当有人提出削弱君主专制的主张时，身为丞相的李斯站出来驳斥，提出加强独裁的建议，是很自然的。
但是，如果只为禁止书生谤议，“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就够了，完全没有必要大规模焚毁书籍。李斯之所以要提出一套完整的焚书方案，应该说他不但有政治斗争方面的考虑，而且有思想学术斗争方面的考虑。李斯既然是荀子的学生，就应该是儒家学说的信奉者，可是儒学在秦国吃不开，所以他投奔秦国以后就抛弃了儒家那一套主张，改事刑名法术之学。如今做了丞相，儒学更成为他事业的绊脚石。他意识到：诸生谤议是“苗”，儒家的思想学说是“根”，斩草必须除根，因此非焚书不可。他想通过焚书之举彻底清除儒家思想学说的传播。
四、秦始皇没有焚尽天下书
后世对秦始皇焚书有很多议论，其中一大议题是秦始皇究竟焚了多少书。据《史记》所载，当时法令规定应焚之书共三类：史官收藏的除秦国史料以外的其他六国的所有史料；儒家的《诗》、《书》；“百家语”。这里涉及到三个问题：
其一，官藏之书烧没有烧？
《史记》原文：“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那么除民间之外的“博士官所职”有没有《诗》、《书》、百家语呢？若有，烧不烧？原文的规定是含混的。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认为，法令规定只烧私人所藏的《诗》、《书》、百家语，博士官所收掌的不烧。后世学者多沿袭其说。清人刘大（木魁）著《焚书辨》，力证官书不烧，认为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因此焚书的罪魁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
近人章太炎认为王充误读了《史记》原文，他在《秦献记》中说，原文“倒言之，即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者。正谓《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也。”他认为按法令规定，除秦国的历史文献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书无所不烧，无所不禁，不存在博士官所掌不烧之事，因为博士官本来就不掌《诗》、《书》、百家语。
其二，“百家语”是什么书？
通常认为，“百家语”即是诸子百家之书。朱彝尊在《曝书亭集·秦始皇论》中甚至认为李斯的本意是烧诸子之书，但如果只烧诸子书不烧《诗》、《书》，则诸子“邪说”有所附会，所以不得不连同《诗》、《书》一并烧毁。
王充在《论衡·书解》中则认为“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中也认为“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今人范文澜为刘勰这几句话作注，认为诸子之书卷帙不重，山岩屋壁容易躲藏，所以未遭秦火。这样解说似乎不合刘勰原意。但从道、法、名、墨、阴阳诸家之书的流传情形看，秦始皇的确未焚诸子之书。
还有学者认为“百家语”指纵横家之书，因为汉代人常称纵横术为“百家之术”，如《史记·甘茂列传》所云。
其三，“焚书令”的实际效力有多大？
虽然朝廷颁布了“焚书令”，但要真正做到将书烧尽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司马迁指出：除秦国之外的六国史书烧得最彻底，而《诗》、《书》尚有余烬。《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后世学者多认为秦始皇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将天下之书都烧尽。宋人郑樵，近代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对此都有所指证。郑樵甚至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3]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并未烧尽天下书，反是汉代学者搞章句之学，把儒经糟蹋得面目全非。
五、秦始皇究竟坑了什么“儒”？
“坑儒”是因为方士“诽谤”皇帝引起的，有学者因此认为，秦始皇是“坑方士”而非“坑儒”。因为儒生地位在秦朝较之过去有明显提高。有秦一代，并未见有大规模屠儒的记载。秦始皇比较看重儒生们的作用，让他们职博士、掌典籍、制礼乐、备咨询，还能参加朝议，实行“尊赐之甚厚”的优待政策。所以汉初儒家对秦之“焚书”多有指责，却很少提“坑儒”之事，如贾谊、董仲舒，皆是一时名儒，距坑杀事件只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应该知道这件事。如果秦始皇真的大批坑杀儒生，贾、董二位先生一定会仗义执言，大加挞伐，而他们却从未论及“坑儒”之事。
据《史记》的记载，侯生、卢生，与徐福、韩众等人都是一伙方士，并非儒门学士。他们的职业，就是迎合秦始皇迷信心理，为其求神访仙，寻找不死之药。然而“所费钜万”，仙药却不见，秦始皇受了欺骗，才要找个借口杀人报复，因此发生了坑埋之事。司马迁首提杀“方士”、“方术士”的说法，明显指的是神仙学派之事。到了东汉，班固在撰写《汉书·儒林传》时，如果发现司马迁未知杀儒生的史料，自会加以说明或在适当传记中加以补充，但却没有这样的材料。他提到这件事时，仍以“杀术士”名之。在这以后的一些大儒，对“坑儒”的说法也持保留态度，如唐代韩愈、宋代司马光，不说“坑儒”而说“坑杀学士”或谓“屠术士”。
但是，儒生也可能兼事方术，方士更可能兼事儒术。以侯生、卢生而言，他们为秦始皇求仙药，当然是方士，但他们“诽谤”秦始皇的那段话，却是十足的儒生口吻。这只能这样解释：本色的方士只有骗人的方术，没有动人的理论，如果不兼习儒术，不打儒家的招牌，就不足以扩大影响，号召徒众；从儒生一面说，单纯的儒术明摆着吃不开，既然秦始皇迷信方术，儒生兼习方术或弃儒专事方术也是必然的。侯生、卢生的称谓是“生”，说明他们本就是兼习儒术的方士。所以在历史上占上风的看法，认为秦始皇坑杀的多数是儒生。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理财专家桑弘羊，在《盐铁认》中就明确提出秦始皇是“坑儒”。联系司马迁的原文看，这事也很明了：“焚书”之前，李斯说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此处“诸生”显然说的是儒生而不是什么方士；“坑儒”之后，太子扶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4]，说的也是儒生。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是汉武帝时的博士，距“焚书坑儒”事件不远，他在《尚书序》中明确指出：“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语增篇》中对秦始皇的坑儒事件也有详细描述，并考释出被坑杀的详细人数为“四百六十七人”，他进一步断定：秦始皇“燔诗书，坑儒士，实也。”
还有一点也可以作为是“坑儒”的旁证，据《说苑·反质》篇记载，“坑儒”的肇事者卢生、侯生逃亡后，卢生未被捕获，侯生后来是被抓住了。秦始皇要车裂侯生，侯生历数秦始皇奢侈殃民的罪过，指出其危害性。秦始皇听罢默然，把他释放了。
正是因为“焚书”和“坑儒”都是针对儒生的“诽谤”而采取的严厉措施，所以尽管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人们还是习惯将其统称为“焚书坑儒”。
六、秦始皇“坑”了几次“儒”？
从史料记载看，秦始皇不只坑了一次儒，他还制造了更大一次杀害儒生的惨剧。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儒林传》时，这样写道：
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故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也。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此则闵儒之地，其不谬矣。
与颜师古同时代的孔颖达，在其《尚书正义》中引录卫宏《古文奇字序》，也有大略相同的记载。
此记载倘若属实，那么七百多个儒生顷刻化为冤鬼，则是秦始皇更大规模的一次“坑儒”。只是因为是利用“机关”干的，手段极其诡秘，故而不为当时人知。直到二百五六十年后，才由卫宏揭露出来。卫宏是东汉光武帝时的著作家和训诂学家，写过《汉官旧议》、《训旨》等著作，治学态度严谨。虽然他没有讲明二次坑儒的具体时间，也不知依据什么材料揭露这段秘闻，但他的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同时，颜师古、孔颖达也是著名的、严谨的学者，他们为《汉书》、《尚书》作注时，选例非常严格，注释尤重考实。他们能将此事写入自己的注解，想必有所依据。
不过，对秦始皇的二次坑儒，很多人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卫宏的说法颇类传奇故事，一次用“机关”坑杀七百多人，不合秦始皇办事风格，也难办得干脆麻利，不留任何痕迹。况且保密工作又是如此成功，实在不可思议。而且秦汉其他史料均不载此事，只凭卫宏一人之口，且在二百五六十年之后才说，既无具体时间，也无其他佐证，难以令人相信。
七、“焚书坑儒”的历史评价
秦始皇“焚书坑儒”，历史上多有议论，几乎众口一词给予痛斥。它作为秦始皇的一项暴政措施，被背上千古骂名，这是殆无疑义的。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实行的一项重大政策，并非是一拍脑瓜就作出的莽撞决定，而是经过深思熟虑，采取的一项必要措施，有其一箭双雕的目的。首先是实行愚民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西汉贾谊对此看得比较清楚，用他在《过秦论》中的话说就是“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始皇想把文化知识收归皇家所有，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进而统一思想认识。其次是钳制儒生之口，不让他们说三道四。知识分子可以了解古代的事情，常借古书非议朝政，如果不管不问，就会扰乱人们的思想。对此，不能无动于衷，应予坚决镇压。私人聚谈《诗》、《书》者砍头，以古非今者灭族，焚书、坑杀的矛头，均直指儒生，残酷严厉，毫不留情。
但是，秦始皇既没有把书烧完，也没有将儒士一网打尽，应该说，他的“焚书坑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只有秦国的历史光荣正确，列国史记当然没有保留的必要；扰乱人们思想，为“诽谤”者提供“以古非今”理论依据的《诗》、《书》、百家语当然也不能保留；敢于公开“诽谤”朝廷、皇帝的儒生、方士当然要从肉体上消灭。除此之外的书籍需要保留，听话的儒生要继续为朝廷服务。事实证明，“焚书坑儒”之后，大量的书籍仍然存在，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大量的儒生也活得尚好。陈胜起义和刘邦创业都有成批的儒士依附，汉初名儒叔孙通、陆贾、郦食其、伏生等人都是秦时的儒生或博士。
“焚书坑儒”固然不对，但却情有可原。如果就事论事，“焚书坑儒”并非是秦始皇贯彻始终的重大政策，只是巩固新生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措施。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懂得舆论控制的重要，在秦之后，一些朝代也有过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行为，烧掉的书籍和因文字狱被杀的儒生其数量恐怕秦始皇也会感到吃惊。如清代乾隆时期，一方面夸耀文治，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在编撰《四库全书》的十年中，只要见到诋毁清朝文字的书籍，或认为有狂悖不驯之语，一律加以销毁，甚至一些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典籍也难逃厄运！
可是，有谁指责过类似于乾隆帝这样的“焚书坑儒”呢？说白了，就是因为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它的迅速崩溃与其“暴政”有关，而“焚书坑儒”又是最令知识分子反感的暴政。其实，秦始皇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面临着要求实行分封制这样的反对派也是最强大的。作为统治者，秦始皇做得一点也不过分。当然，诚如《新唐书·艺文志一》所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确实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次灾难。
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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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6 12:56 米增强 客户经理
秦始皇“焚书坑儒”辨：有“焚书”但未“坑儒，这个网址论说非常详细，是一个专业的论文，本人也很赞同楼主的想法，而这篇论文也正是论证这一点。以下是我节选粘贴的。
再说“坑儒”，此事疑窦丛生，恐属子虚乌有。但需声明，杀戮不同政见者，对于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来说，司空见惯，秦始皇并不例外。这里探讨的是，秦始皇是否坑杀过儒生。
去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发表李开元先生的文章《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李先生对“坑儒”提出四个疑点，笔者十分赞同。但李先生说：“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就“坑儒”故事原型、“焚书坑儒”用语的出现和坑儒故事的精细化做些探讨，提出更多的疑问，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坑儒故事原型见于《说苑》卷二十《反质》，讲方士侯生、卢生害怕继续留在秦始皇身边会遭杀戮，于是一起逃跑，“始皇闻之，大怒曰：‘吾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说苑》是西汉末叶刘向辑录皇室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说苑》属稗官野史之流，坑儒一事，本不足信。
秦始皇焚《诗》、《书》，禁私学，可以说彻底砸碎鲁诸儒的饭碗。鲁诸儒一定又恨又怕。陈涉起义以后，孔子八世孙孔鲋率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孔鲋当上了博士。这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孔鲋率鲁诸儒投陈王是个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当事者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坑儒”的故事说不定就是孔鲋编造出来的。故事最初的流传范围大概就在鲁诸儒之中。
假使秦始皇果真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末汉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会讲述此事。然而事实是：曾做过秦博士，到汉文帝时还传授今文《尚书》的伏生；任过秦汉两代博士的叔孙通；在秦汉两代以教授《诗》闻名的浮丘伯；秦时为御史入汉当丞相的张苍，这些人谁也没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汉初儒学巨子贾谊，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过秦论》，专门批判秦始皇的过失，里面说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根本没谈坑儒之事。这些事实，不能不令我们对秦始皇坑儒说法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率先讲出“焚书坑儒”用语的，是西汉前期经学家孔安国。依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说法，孔安国乃孔子十二世孙。相传孔壁所藏古文经书尽归孔安国。他作《尚书序》，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又作《古文孝经训传序》，说：“逮乎六国，学校衰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十三)秦汉之际，非孔姓名儒都不讲坑儒，而孔安国一再讲坑儒，这对笔者的猜测是个支持，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鲋编造的。
“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在《史记》中没有出现，但《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司马迁写人叙事注意细节，常常使读者感到生动、具体、形象，真如面对其人，身临其境。《汉书·司马迁传》称赞他：“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然而他叙述“坑儒”时，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缺乏细节，如被坑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杀儒生的具体办法、详细地点等，可以说没有做到“其文直，其事核”。司马迁曾向孔安国求教古文《尚书》。孔安国教授古文《尚书》肯定会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按理说，司马迁完全可以从老师那里多得到一些坑儒的信息，而实际却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安国从家族长辈那里听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细节，所以讲不出来；再一种是司马迁跟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时候还年轻，听老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信以为真，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正确，都对后来司马迁撰写秦始皇的文化政策有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 依照《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同，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 ”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笔者注意到，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呢？
二百多年过去了。坑儒故事的精细化由东汉儒学家卫宏完成了。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故事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却经不住推敲。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传，以为秦坑儒处。”唐代新丰县马谷，就是现今临潼县温泉镇。这里的温泉42℃，但是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让西瓜籽发芽、爬蔓，但绝结不出瓜。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技术确实是古代中国发明的。不过，有关温室栽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论·散不足》，是西汉昭帝时期，晚于所谓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另外，史书记载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为威”。他既然认为诸生以古非今，犯诽谤罪，该杀，根本用不着设计圈套，让自己背上一个欺诈的恶名声。试问这符合秦始皇的个性吗？看来，秦始皇坑儒的故事越传越离谱，越不可信。
我们承认秦始皇的残暴，但不赞成让秦始皇背坑儒的黑锅，因为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尊奉的圭臬。 -
2020-10-06 12:53 赖鹏华 客户经理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213 ），秦始皇采纳丞相李
斯的建议，下令把秦国以外的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
全部烧毁。次年，一些为秦始皇觅求不死仙药的方土，因为旷日持久而没有效验，
怕骗术被拆穿，就和一些儒生串通，私下诽谤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
“乐以刑杀为威”，认为始皇既然“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相
继逃亡。秦始皇闻讯大怒，令御史迅速查办。方士与儒生遂转相牵连告发，结果
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为“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将这批人全部坑
杀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焚书坑儒”的经过。
西汉始元六年（前 81 ），始有桑弘羊提出秦始皇“坑儒”这一说法，这时
距秦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为了弘扬孔孟仁义之说，都
把“焚书坑儒”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抨击。即便如此，儒学家中仍不乏持保留态
度者。如唐代韩愈、北宋司马光，对“坑儒”之说采取回避态度，而称“坑杀学
士”，或谓“屠术士”。可见，秦始皇的“坑儒”并不是一桩“铁案”，也许秦
始皇是白白地担当了中国学术史上的罪人，承受了二千年的唾骂。
与上述意见相反，有人认为秦始皇不仅“坑儒”，而且还坑了两次，这一说
法也是有根据的。《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说
：“秦既焚书，患苦大下不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
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
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
乃无声。“这一次坑儒，规模较第一次更大。手段也更为残忍毒辣，而且为掩天
下人耳目，做得十分机密，使真相被隐瞒了二百五、六十年之久，直到汉光武帝
时代，才被卫宏揭露出来。此说留下了确切的文字资料，但人们不禁要问，第二
次坑儒发生在哪一年？距秦王朝二百多年的卫宏，是从哪里掌握这一史料的？这
一说究竟是古人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呢？还是咸阳那次”坑儒“的又一种传说 -
2020-10-06 12:50 连佩忠 客户经理
1 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
何谓焚书坑儒？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从此战国割据纷争的时代宣告结束，秦王朝宣告建成立。秦始皇处身于战乱年代，信奉法家学说，实行法术政策，于是国力得到发展壮大，终于据此实现统一中国的宿愿。
公元前213年，儒生博士淳于越提出师古（复古）的主张，建议秦始皇废弃郡县制，恢复分封制。而李斯则主张师今，反对复古。李斯建议秦始皇禁止私人收藏儒家书籍，并且对是古非今的儒生进行坚决打击。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颁布了焚书令。次年，由于儒生谤议朝政，于是秦始皇下令坑杀儒生凡四百六十人。
对于焚书坑儒之举历来看法迥异。有人认为秦始皇此举非常英明。例如文革时期很多人痛骂儒生该死，称赞秦始皇气魄伟大。汉武帝声称独尊儒术，但是把藐视儒术的桑弘羊当成得力助手，充任财政部长。
桑弘羊当面痛斥儒生说道：“嘻！诸生遢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窬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桑弘羊认为焚书坑儒理所当然。
也有持完全相反意见的，认为秦始皇残暴。例如晚唐司空图在《铭秦坑》中说道：“秦术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随覆。天复儒仇，儒祀而家；秦坑儒，儒坑秦耶？”司空图认为焚书坑儒恶莫大焉，以至于受到天罚。
虽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举措的评论大相径庭，但是不可否认这是一场悲剧。儒家的书籍还不至于必须毁之一炬吧，儒生发表反对意见还不至于必须坑之九泉吧。
那么何以造成焚书坑儒这种悲剧呢？曰：封建专制制度使然。在封建专制社会，各家学说往往是互不相容的。即便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只是一种互不相容的争鸣，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谐。
各家之间大有水火不容之势。道家小觑其他任何一家。儒家自称遵循古代圣王的治国方法，攻击法家重利轻义。墨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具有某种程度的责任意识，主张实行原始的责任制度。法家以儒家为蠹虫。
或许学派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或对立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不为封建专制社会所独有，但是相互垢詈残杀的现象则或许为封建专制社会所独有。一方面，封建社会相对不够公正，阶级矛盾相对严重，不靠强权就不足以维持长期的统治地位，所以频繁采用暴力手段。
另一方面，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权力没有制约，随其所用，不免经常做出错误的决策。当然也有决策正确的时候。例如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举被传为佳话。
焚书坑儒表面上是一次针对儒生的严打措施，而实际上则是与历代的打击异端措施没有实质的差异。在历史上经常出现或者由于决策错误，或者由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严厉打击异端的现象。封建社会也许是以人为本的，但是其程度显然是相对较低的。封建社会往往实行专制高压政策，钳民之口，有敢妄言或谤议朝政者严惩不贷。
焚书坑儒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制思想文化而采取的两项重大措施。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学术界呈现出一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至其末年，诸国由分裂归于统一；与之相应，思想文化也出现了力求兼收并蓄，冶熔各家学说于一炉的趋势。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力，强制推行思想文化的统制政策。焚书坑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秦朝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行政体制后，一些儒生和游士针对时政，引证《诗》、《书》和百家语，以古非今，“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又建议封子弟功臣以为枝辅，其依据的理由即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现象，提出“焚书”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认可。当时所焚之书包括两部分：一是统一前的列国史记，二是百姓私藏的《诗》、《书》和百家语；至于秦国的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百姓家藏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艺之书，则不在此列。所禁书籍都必须在三十天之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为此还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如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等。焚书对于古代文化典籍是一个极大的破坏。由于六国史记被焚，战国纪年至今还不能完全搞清楚。
焚书的次年，又发生了坑儒事件。从性质上来说，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但起因有所不同。秦始皇晚年为求长生不老，寄希望于方士寻觅仙药。因此，方士侯生、卢生等很受宠幸。后来，侯生、卢生无法继续行骗，便以始皇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仙药为由，相约逃亡。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儒生多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受株连的儒生达四百六十余人，最后都被活埋于咸阳。这一事件发生后，连始皇的长子扶苏都觉得过于残暴。他对秦始皇说，天下初定，百姓尚不得安宁，这样做恐怕会引起骚动。秦始皇听了，反而把扶苏贬到上郡去监督蒙恬军。坑儒激起了儒生的普遍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孔子的后裔孔鲋立即怀抱礼器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就说明了这一点。
焚书坑儒暴露了秦政的暴虐以及当时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秦始皇想采取严厉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最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思想的统一，只会锢闭思想，摧残学术文化的发展，激起人民的普遍反抗。焚书坑儒的结果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田人隆） -
2020-10-06 12:47 车庆云 客户经理
文/文踪旅迹
对战争中的杀人者，历史上和我们今天的看法不完全相同。
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兵，项羽坑杀二十万秦国降兵，令人心生凉意。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个读书人，同样让人不寒而栗。
但是，在时间的烟火中，白起和项羽的坑杀行为似乎淹没在深处，并没有遭到太多的鞭挞，而秦始皇的杀生行为就不断被人们提起、被人们唾骂，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战争中坑杀士兵，司马迁等人认为各为其主。所以，白起坑杀降兵并没有遭到史学家过多的唾骂。
近代史学家梁启超研究认为，战国时代作战无数，而战死了两百多万人，白起就杀了一百万。白起作为战国时代秦国的大将，组织的近八十次战斗全是胜仗，这在历史上绝对数一数二。在伊阙之战中打败了韩魏联军，打开了秦军东征的大门。打败楚军，拿下都城，楚王成为流亡之君，楚国成了一堆烂泥。
秦赵长平之战很快展开，而战争进入了双方都不愿意的僵持战。赵国老将廉颇让秦国心头堵得慌，怎么办？秦国巧施离间计，说秦军真正畏惧的是年轻有为的赵括。
赵孝成王恰好不满廉颇的固守战术，索性换帅，赵括取代廉颇。秦国也顺势换上骁勇善战的白起，来对付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长平之战，秦军大获全胜。白起犹如牢不可破的绳索把赵军困死。赵军走投无路，举手投降。
白起担心他们日后反了，便用欺诈的方式杀了四十万降兵！长平之战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歼灭战，也成全了白起一代名将的名声。
白起的战功似乎充满了血性无道。而在那个时代，战将各为其主，并无罪责，《左传》《史记》《汉书》中，都有类似例子。
“优待战俘”的理念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才被普遍认可。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白起坑杀降兵其实没有道德约束。
尽管白起在被赐死前感叹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或许，历史家已经认识到了滥杀无辜的惨无人道，给白起补了这么一笔。
到了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锐不可当，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他一路过关斩将，占领了许多城池。但是，襄城守军曾经被项羽坑杀，新安二十万秦军战俘也被项羽坑杀。
到了唐代，为了彰显历代名将功绩，唐玄宗李隆基设置武庙， 白起被供奉在其中。到了唐肃宗李亨时代，白起等十位战功显赫的武将被供奉于武成王庙内，时称“武庙十哲”。宋代皇帝在设立武庙祭祀历朝名将时，白起仍然忝列其中。
秦始皇的严苛治政手段必然遭到包括史学家在内的读书人的强烈反对。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结果——阻断六艺。坑杀包括术士在内的儒士，秦始皇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建立了局部国家标准。但是，经历漫长的战争，百废待兴，秦始皇的政权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有人主张周朝旧制，实行分封，成为秦始皇推行新政的绊脚石，他索性留下法家主张，对其他学说釜底抽薪。
在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成为主流，秦始皇的做法成为儒子们抹不去的伤痛，他自然逃脱不了历史的讨伐。
历史对白起、项羽和秦始皇的评价体系不尽相同。
白起作为战功卓著的名将，自然令人肃然起敬。但是，他们又都把持不了自己的人生，又是人生的失败者。白起被秦昭襄王赐死，拔剑自刎，长叹人生无奈。项羽成就帝业的梦想停滞在乌江边上，他走投无路，拔剑自刎。
历史宽容失意者，宽容悲意人生。
而秦始皇作为一代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修建长城、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坑杀儒士。当儒家学说成为主流，评价体系发生变化的时候，对他的丑化污蔑就很容易理解了。
大体上述几方面的原因，让秦始皇的形象更加冷酷残暴。
我觉得有人说得很有道理，把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 -
2020-10-06 12:44 齐景国 客户经理
如果只是坑了孔私生子教教徒的话就好了... -
2020-10-06 12:41 黄睿哲 客户经理
焚书坑儒的主人公是秦始皇、李斯，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一说述士，即儒生)"，西汉之后称"焚书坑儒"。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焚书坑儒"一词出处《史记·卷121·儒林列传》的说法是"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经常被"坑儒"观点引做证据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西汉末孔安国(孔子10世孙)《〈尚书〉序》亦言:"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西汉刘向《〈战国策〉序》:"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
同时秦始皇焚书并未焚烧医学、农牧等技术实用书籍。
【成语】：焚书坑儒
【拼音】：fén shū kēng rú
【解释】：焚：烧；坑：把人活埋；儒：指书生。焚毁典籍，坑杀书生。
【出处】：汉·孔安国《〈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示例】：满清入主中原，～多少次，杀了民族思想的人。 ★梁斌《红旗谱》四二
【近义词】：焚典坑儒
【成语故事】：秦始皇34年，秦始皇采用丞相李斯的意见，把上书分封的淳于越看成私家学诽谤朝政，下令将《秦纪》以外的史书全部上交焚毁，书生卢生等人不满，结果秦始皇下令逮捕了460多名方士和儒生，在咸阳挖坑活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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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6 12:38 齐晓彤 客户经理
坑了多少人？ 秦朝以后的人都被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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