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扩大国债规模,主要意义在于A防范全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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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崇栋 来自: 移动端 2022-03-12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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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12 13:17最佳答案

下面的网址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再给你一篇文章参考一下:
近七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评述
——兼评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2-03-12 13:35 赵飞虹 客户经理

    略谈适度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债券,作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种筹资手段和投资对象,它对聚集社会闲散资金、调整社会资金结构、发展生产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国债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信用活动。因此,利用债券集资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过量使用,必然会降低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本文就国债的适度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适度的国债规模刺激经济发展,规模过大对经济发展有负面效应
    1、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较优方式。败政赤字出现后,一般有三种方式弥补。一是动用历年的财政结余;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三是发行国家公债。采用第一种弥补方式的前提必须有结余存在,但目前,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展,财政支出往往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年终结余情况很少发生,大多出现的是赤字。动用结余来弥补财政赤字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主要方式。第二种弥补赤字的方法,我国曾经采用过,但在银行信贷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只有扩大货币发行,使流通中货币过多,极有可能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给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
    以上两种弥补赤字的方式,都有弊端,都存在发生通货膨胀的危险,所以,用第三种方式,即发行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就有其本身的优越性。从国债的发行方式来看,得到了补充的收入来源,满足了支出的需要。从国债认购方来看,不仅到期能收回本金,而且还有一笔可观的利息收入。所以国债的有效、适度发行,将部分消费资金转化为积累资金,只涉及购买权的转移问题,不会直接带来通货膨胀,也易于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这也是我国近几年来发展国债的主要原因。
    2、适度的国债发行可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当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大于货币需求量时,发行国家公债可以把流通中的一部分货币转化成沉淀的资金。这时,只要政府不把这部分国债收入作为支出安排出去,即可达到紧缩的目的。在相反的情况下,国家公债可以吸附沉淀的货币,并转化为支出,从而可以扩大现实流通中的货币量。在此问题上,需要政府与银行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相应增加国债发行量,从而减少银行体系外的社会游资,并相应导致银行储蓄存款总量的转移,最终收到紧缩通货的效果。当国债还本付息时,则导致相反的经济效果。
    3、国家公债的运用可以影响市场利率。这主要是通过发挥国债利率的调节作用来实现的。首先,将国债分别规定不同期限、不同的利率,以满足社会不同资金持有者的要求,吸收处于不同闲置状态的资金。当国家期望利率上升时,可以举措长期国债。如期望利率下降,则宜选择短期国债。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长期国债的利率要高于短期国债。国债利率的变化通过证券市场影响整个利率市场。随着国债规模的增大,国债越来越成为金融资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债利率也越来越成为影响金融市场利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4、适度的国债可以调节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平衡。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将社会暂时闲置的个人公共消费资金集中起来,并改变其使用性质,将其转向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或将资金沉淀下来,变一部分现实的购买力为潜在的购买力,从而减缓总需求压力。反之,国家通过偿还本息又可刺激总需求。我国目前主要通过金融渠道推销国债,若要抑制总需求,中央银行便增加向专业银行卖出公债,减少商业银行贷款规模,货币供应量减少,利率水平上升,进而抑制消费需求。反之,可以刺激总需求。同时,通过对国债收入的运用,改变其消费资金性质,将其转向生产性投资,特别是投向一些资金极为短缺的“瓶颈”部门,从而增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总量。
    5、适度的国债规模与结构的调整可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发生。如果政府扩大国债发行的规模而不同时增加政府支出,就会减少社会总需求,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尽管这样,会可能增加国家的偿债负担。同时,由于国债的期限越短,其流动性越高,政府可以改变国债期限结构,增加长期国债的发行,提高长期国债在全部国债中的比重,以减少经济中的流动性,减轻经济运行中的膨胀性力量。另一方面,国家也可通过确定适当的国债支出结构来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
    以上谈了国债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生并不是没有限度。譬如国债虽然可以充当弥补财政赤字的“先锋”,但如果国家肆意扩大投资规模,造成经济状况恶化,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此时,又仅仅依靠举债来弥补赤字,必然引起发债规模的大举攀升,并由此给国民经济带来一轮恶性循环,这就是说举债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度,否则将会给经济生活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过度国债规模超出公民心理承受能力,影响国债的顺利推销。国债数量界限一定要限制在社会应债能力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与社会闲置资金相吻合。如果当年的发债规模超过居民手持闲余资金的额度,居民无力购买,而国家为完成发债任务,必然要采取一些摊派的强制措施。这样一方面缩小了居民投资范围的选择,另一方面打击了居民购买国债的积极性,影响以后国债的顺利推销。
    过度国债规模超过国债未来清偿能力,有损国债的信誉。借债必须偿还,一定的偿债能力将国债规模制约在一定的限度内,假如国债发行规模过大,由此带来的偿债负担超过了国家偿债能力,那么,很容易出现债务危机,使政府行为相当被动。过量国债阻碍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债的发行必须有一定的物质保证。从实物形态上看,国债是对国民收入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使用的再分配,它能够改变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引起供需结构的变化。过量的国债,由于缺乏相应的实物作保证,没有稳定的经济担保基础、结构调整,一是造成社会有效资金在部门之间的无序流动,冲击银行储蓄存款,造成储蓄存款“搬家”频繁,严重影响国家货币、信贷计划的执行。二是经受不住经济结构调整的冲击,阻碍国家经济快速稳定发展。过度的国债不利于银行信贷计划的协调。国债也是信用形式的一种,是以国家为主的信用活动,应该纳入银行综合信贷收支计划,控制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过度国债,超过银行信贷计划的吞吐能力,造成国家信用规模的膨胀,引发市场物价上涨,扰乱社会资金供求状况。
    二、确定合理国债规模
    1、国债发售规模的确定。国债的发售规模主要受应债能力和负债能力的影响。所谓应债能力是居民、企业、单位购买国债的能力,这是决定国债发行数量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因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国债的数量界限乃是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所掌握和运用资源的最大量。在理论上,应债资源的规模和数量反映了该国的社会应债能力。负债能力表现为政府的偿债能力,偿还能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政府的国债偿还能力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1财政收入增量,即预算年度新增财政收入。2偿债基金存量,它是政府对各项财政支出综合平衡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3社会认可的物价上涨水平。财政收支存在赤字是造成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假设除财政赤字外其他因素均不会造成物价的上涨,那么社会认可的物价上涨就全部是由财政赤字来实现,这实际是国家偿还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其他因素均对物价上升起作用时,在社会认可的物价上升水平内,财政赤字应分得的一部分,就是国债偿还能力的一部分。
    2、我国目前的国债规模现状。衡量国债量度一般可用三个量化指标:一是绝对量度。国债数量是否小于各单位和个人所拥有的可以进入长期储蓄的收入额扣除银行可能发放的中长期贷款之后的余额;二是相对量度,即国债数量的依存度。就是当年的国债发行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一般不高于15%;三是国债增长与经济增长是否同步。1981—1988年我国国债平均每年递增19.96%,而财政收入的平均递增速度为8.14%。国债的增速两倍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国债发行额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低于15%的警戒线,这说明我国国债发行初期,国债规模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一方面表明国家已把发行国债做为筹措建设资金、执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由于国债平均依存度低于理论界定的警戒线,表明这一时期国家在债务的举措上还是相当慎重的,国债规模的设计基本满足社会应债能力的需求,适应政府负债能力。到1988年国债规模已有较大的跳跃,1988年的国债依存度为14.10%,已非常接近警戒点。事实上,从90年代开始,国债发行规模的确是“扶摇直上”,1991年国债发行额280.85亿元,1992年国债发行额458.75亿元,1994年国债发行额1028.57亿元,1996年国债发行额1954亿元,1997年国债发行额2485.96亿元。国债发行年平均增长速度将近30%。仅1997年国债发行量就是1981—1988年发行总量的3.5倍。从国债发行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看:1994至1996三年中,分别是1.82%、2.62%、2.88%,呈逐年增长态势。从国债发行量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看,1994至1997年分别为17.75%、22.12%、22.4%、25%,已远远超过了15%的警戒线。同时,近两年国债发行的状况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国债规模似乎过大的现象,如承购包销的商业银行向内部职工分摊国债推销任务,完不成任务扣发工资,用信贷资金垫付国债款,保证发行款项的及时上划等,这都说明虽然国家完成了每年的国债推销任务,但承销银行为此付出的较大代价,也反映了国债规模超过居民应债能力的实事。
    3、控制国债规模的对策措施:
    第一,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债管理机构。目标是建立一个权威机构来制定国债运行中的计划规模发行种类、期限、流通以及国债筹集的投向,偿还管理等方面的总体政策。这个机构主要以国民经济管理发展财政收入情况作为制定总体政策的依据,具体可成立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由计委、财政部、人行共同组成的国家债务委员会,作为确定债务大政方针的权威性领导机构,统一进行国债预测决策,制定总体规划。
    第二,健全债务法规。债务法规是保证债务活动按照正常秩序进行、严格控制国债规模与投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债经济活动中,许多内容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和确定。债务法规主要规定以下内容:举债主体的法律地位、资格及条件;国债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和工作范围。当务之急,我们要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的《债券法》,明确规定发行国债的总则、审批机关、调整与偿付等主要内容。
    第三,强化国债的规模管理。现今每年全国新增财政收入大约为200—300亿元,与应还债额大体相当,近几年已面临偿债高峰,而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们应强化国债规模管理,逐年压缩发行额占当年偿债额的比重,这样不仅可减轻财政的偿债压力,减少举债风险,而且也符合公民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承受能力。
    第四,建立国债基金制度。首先,在国家预算安排上,把债务收入同正常财政收入严格区别,单独划分出来,列作“国债基金”专项管理。其次,设立“国债偿还基金”,即国家预算每年拨出一定数额的资金做为偿债基金,专项管理。基金的建立,不仅可以从制度上保证和稳定偿债资金的来源,而且还能够分散和均衡债务负担,避免因国债偿还集中和偿债规模过大而引起国家财政收支的剧烈波动,在国债的发行与偿还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机的联系。
  • 2022-03-12 13:32 黄睿多 客户经理

    国债就是以国家财政为债务人,以国家财政承担还本付息为前提条件,通过借款或发行有价证券等方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信用行为。 有的人认为,国债有以下作用:
    (1)弥补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是一种自愿、有偿、灵活的方式,国债发行只涉及资金使用权的让渡,是对社会资金和国民收入的一种临时分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没有改变,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增加需求总量,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有利于供求平衡。用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弥补财政赤字,是各个国家的通常做法。
    (2)筹集建设资金。发行国债筹集建设资金、扩大建设规模是国债的主要目的。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可以有效地集中数额巨大的建设资金,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
    (3)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国家通过国债的发行,可以灵活、有效地执行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促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4)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利用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的方法,向金融系统投入或撤走准备金,来调节信用规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以实现其金融控制和调节的活动。
    公开市场业务作为中央银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债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提供理想的工具,国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是借助于公开市场操作而间接地发挥出来的。
    有的人认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佳连接点。近几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拉动效应是明显的,但财政政策本身不会改变社会的货币供给规模,因而从货币供给决定总需求这一基本角度考虑,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长期拉动效应有限。因此,我国央行应加强公开市场操作,使货币供给规模维持在适度的水平上,以便从根本上对总需求产生长期影响。
    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佳连接点,一方面加大发行国债力度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国家弥补财政赤字和筹集建设资金的直接途径;另一方面,随着国债余额规模的快速上升、国债期限和品种的多样化和记账式国债在国债余额中比例的提高,为中央银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创造了条件。因此,今后我国政府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如果能控制好国债的发行规模和节奏,设计好国债的品种和期限,同时加强公开市场操作,将会收到一箭双雕的功效。
    有的人认为,巨额国债有益于经济发展。负债搞建设有利于经济的超前发展,而不是经济的衰退。债务规模较大不可怕,只要把借来的钱花在生产建设方面,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债务就不会成为沉重的负担。
    所以答案选择D
  • 2022-03-12 13:29 齐晓娜 客户经理

    在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必将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如果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是稳定的,人们可以完全预期,那么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很小。因为在这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各种名义变量(如名义工资、名义利息率等)都可以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从而使实际变量(如实际工资、实际利息率等)不变。这时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的唯一影响,是人们将减少他们所持有的现金量。但是,在通货膨胀率不能完全预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将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及经济活动。因为这时人们无法准确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各种名义变量,以及他们应采取的经济行为。
    (一)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在通常情况下,借贷的债务契约都是根据签约时的通货膨胀率来确定名义利息率,所以当发生了未预期的通货膨胀之后,债务契约无法更改,从而就使实际利息率下降,债务人受益,而债权人受损。其结果是对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带来不利的影响,使债权人不愿意发放贷款。贷款的减少会影响投资,最后使投资减少。
    (二)在雇主与工人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这是因为,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工资增长率不能迅速地根据通货膨胀率来调整,从而即使在名义工资不变或略有增长的情况下,使实际工资下降。实际工资下降会使利润增加。利润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资,这正是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通货膨胀将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众
    由于在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之下,名义工资总会有所增加(尽管并不一定能保持原有的实际工资水平),随着名义工资的提高,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增加了,有许多人进入了更高的纳税等级,这样就使得政府的税收增加。但公众纳税数额增加,实际收入却减少了。政府由这种通货膨胀中所得到的税收称为“通货膨胀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公众的掠夺。这种通货膨胀税的存在,既不利于储蓄的增加,也影响了私人与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三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1988年和1994年。
  • 2022-03-12 13:26 龚崇松 客户经理

    国债发行逐年扩大是常态,应该不是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多发国债可以抑制通货膨胀。
    国债的发行在根本上解决不了通货膨胀。主要看国债的买家是谁,如果新发行的国债是国内投资者,而政府增发国债的同时减少财政支出可以减缓通货膨胀,因为流通的货币被政府沉淀为财政存款,不过这一招很少用,因为世界上各国能有财政盈余的政府不多;如果购买国债的是国外的投资者,而政府同时加大了财政支出,由于外资的流入会增加货币总量,会增加通货膨胀;如果购买国债的主体是货币当局比如中央银行,则相当于央行向市场注入了流动性,也是增加通货膨胀的。
    通胀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货币增速与经济增速之差,影响货币增速的因素非常多:利率,外资,国债都是变量,不可一概而论。影响经济增速的也有消费,出口,投资等等方面也不是发行国债能控制的。
  • 2022-03-12 13:23 黎皇兴 客户经理

    通货膨胀的成因
    在众多解释通货膨胀成因的理论中,较为流行的有四种,即需求拉上论、成本推动论、供求混合推进型通货膨胀论和结构性通货膨胀论。
    (一)需求拉上论
    根据这种理论,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是由于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量超过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量所造成的过剩需求拉动了一般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而造成的。
    1. 凯恩斯的“需求拉上论”
    凯恩斯认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是由总需求的过度增加所引起,而总需求的过度增加却不一定由货币数量增加所引起。凯恩斯对充分就业和非充分就业作了区分,他认为当经济中存在大量失业和闲置资源时,如果货币供给数量增加从而使总需求增加,则总需求的增加部分不会使一般物价水平上升,而只能促使就业增加和产出增加。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后,由于产出已经达到最大化,此时若货币供给量增加,或货币数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则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和货币供给量增加所形成的过度的总需求会使一般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同比例上升,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
    因此,在凯恩斯看来,所谓通货膨胀,就是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因货币供给量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过快而形成的过度需求拉动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现象。
    2. 货币学派的“需求拉上论”
    货币学派的“需求拉上论”强调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货币量的作用为主,产量的作用为辅。许多现象可以使通货膨胀率发生暂时的波动,但只有当它们影响到货币增长率时,才产生持久的影响”。
    凯恩斯的“需求拉上论”认为总需求的过度是由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等因素的过度增加所引起的;而货币学派的“需求拉上论”却认为货币数量的过度增加是导致总需求过剩的根本原因。两者相比,货币学派的“需求拉上论”更强调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总需求的影响,并强调了货币供给的外生性。
    (二)成本推动论
    成本推动论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不是在于总需求的过度,而是在于产品成本的上升。成本推动论者提出这一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释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存在的“滞胀”现象。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就是指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工资、租金和利率等)上涨,致使产品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产品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于存在强大的、对市场价格具有操纵力量的团体,例如工会、垄断企业以及象石油输出国组织一样的国际卡特尔。
    当工会迫使厂商提高工资,并使工资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生产成本就会提高,从而导致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后,工会又会要求提高工资,又会对物价上升产生压力(这称为工资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而当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通过提高价格来增加利润时也会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称为利润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再如,当国际卡特尔(如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其产品(如石油)价格时,也会导致国际卡特尔以外的国家的通货膨胀(这称为进口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
    (三)供求混合推动论
    供求混合推动论者将供求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认为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起作用而引发的。他们认为,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很难分清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造成的,还是成本推进造成的,单纯将通货膨胀的原因划分为“需求拉上”或“成本推进”都是不准确的。通货膨胀既有来自需求方面的因素,又有来自供给方面的因素,即所谓“拉中有推,推中有拉”。需求拉上导致物价上涨,进而引发工资上涨,发展为成本推动。成本推动也需要货币(需求)增加来实现。
    (四)结构性通货膨胀
    该假说认为即使当总需求与总供给处于平衡状态时,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也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该假说以工资和价格缺乏向下弹性为前提,当某些部门的产品价格和工资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上升时,另一些本应下降的部门不降反升,从而导致物价普遍上升。
    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影响之争
    关于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三种观点:促进论、促退论和中性论。
    1 、促进论以凯恩斯学派相关理论为代表,认为宏观经济长期处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政府可采用通货膨胀政策刺激总需求,带动总供给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2 、促退论者则认为通货膨胀会损害经济增长。适度或低度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能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存在闲置资源且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小于实际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实证分析表明,其刺激作用也是短暂的。此外,持续的通货膨胀还会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阻碍经济的成长。
    3 、中性论者则认为,公众通过预期,在一段时间内会对物价上涨作出合理的行为调整,因此通货膨胀对经济成长的各种效用的作用会相互抵消。
    三、通货膨胀的治理对策
    1 、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抑制总需求,从而降低物价水平。但同时也会导致产出减少、失业率提高、经济增长减缓,使宏观经济达不到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主要针对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失业率的提高会导致工资下降,所以对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该措施也有一定治理效果。
    2 、供给政策
    供给政策措施试图通过增加供给来消除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进而降低物价。具体措施是通过大幅度降低税率以刺激储蓄和投资,从而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供给政策的优点是在降低物价的同时不致引发失业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减缓。
    3 、收入政策和价格政策
    收入政策是指通过控制工资的增长来控制收入和产品成本的增涨,进而控制物价水平。价格政策是指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控制收入和价格可采用行政或法律政策来直接控制或采用道义劝说的方式非正式地控制。
    4 、改变预期
    政府可以通过广泛宣传等措施使人们坚信政府反通胀措施的有效性,相信通货膨胀即将结束,这将有助于消灭通货膨胀。
    5 、货币改革
    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经济陷入混乱时,就必须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货币以替代旧货币,以便尽快摆脱混乱状况。
    6 、指数化政策
    指数化政策包括收入指数化(即利用物价指数对工资、利息收入等货币性收入进行调整)和税收指数化(即利用物价指数对税基进行调整)。严格讲,这只是与通货膨胀共处的措施而不是反通货膨胀措施。
    四、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
    1 、宽松的货币政策
    通货紧缩的成因之一是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因此,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流通量,可提高总需求,有助于缓解通货紧缩。但是,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实行紧缩政策时较为有效,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效果却往往不理想。因其政策只能起指导作用,中央银行不能强迫公众借款、投资和消费。因此,单一的宽松货币政策往往很难有效。
    2 、宽松的财政政策
    宽松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减税可以刺激私人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增加财政支出则可直接增加财政需求,也可通过乘数作用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从而成倍地增加总需求。但现代货币学派指出,采用财政支出政策存在“挤出”效应,即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利率上涨,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
    3 、结构性调整
    对于由于某些行业的产品或某个层次的商品生产绝对过剩所引发的通货紧缩,一般采用结构性调整的手段来治理,即控制过剩部门的生产,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4 、改变预期
    采用宣传手段鼓励公众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
    5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该措施有助于提高中下收入层居民的消费水平,从而增加总需求。
  • 2022-03-12 13:20 梅金红 客户经理

    A 扩大发行国债有利于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使纸币集中到国家,减少在市场的流通有利于防止通货膨胀,同时国家集中财力刺激经济发展
  • 2022-03-12 13:14 赖鹏博 客户经理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4~1997)
    1、宏观经济背景:
    从199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别为42.6%和58.6%,大大超过以往的增长速度.投资需求带动了消费需求,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膨胀,加剧了商品供给的短缺状况,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升了13.2%和21.7%,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过热与严重的通货膨胀,成为社会经济稳定的巨大隐患.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为了给经济过热降温,受当时宏观调控经验不足的局限,国家相关部门往往采取“紧缩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经济由过热一下子陷入过冷.这种热与冷的转换,好像是快速行驶中的急刹车,经济过热是消除了,但又面临着如何启动经济的问题.热与冷的骤然交替,造成剧烈的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决策部门认识到,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一松就热、一紧就冷”的传统做法,做到既要为经济过热降温,也要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防止经济运行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再次发生.于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中央适时提出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对过热的经济实施恰如其分的宏观调控,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
    2、相关措施:
    1994-1997年,实行的是“双紧”配合,财政政策方面结合分税制改革,强化了增值税、消费税的调控作用,合理压缩财政支出,并通过发行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货币政策方面,严格控制信贷规模,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要求银行定期收回乱拆借的资金,使宏观经济在快车道上稳刹车,并最终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3、效果分析:
    经过三年的努力,1996年终于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增长幅度回落到9.6%,通货膨胀率降到6.1%;1997年进一步巩固“软着陆”的成果,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总体上来看,这次调整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在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集中解决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问题,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其突出之点主要有:
    第一, 抑制了过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货膨胀.首先是使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明显抑制.国家采取了严格控制信贷规模,整顿乱拆借、乱集资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年回落.其次是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支出有所控制,财政赤字逐年缩小,全国银行工资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过旺的总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对抑制通货膨胀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 正确判断形势,正确确定宏观调控方向,恰当把握调控力度和调控措施.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和各项措施,都是在科学分析经济运行形势、物价上涨的性质和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确定物价调控目标时,既分析了有利条件,又分析了不利条件;既考虑了降低物价涨幅的需要,又考虑了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在实施调控目标和政策措施的过程中,加强了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多层次、多侧面的跟踪监测、分析,始终保持了清醒头脑.
    虽然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有不少负效应.
    第一,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明确之后,财政改革的方向却出现了分歧,到底是实行建设财政,还是实行公共财政?理论上的彷徨不决,影响了改革的推进;
    第二,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没有提高,特别是中央财政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没有提高,财政职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决;
    第三, 由于在此次调整中力度实施有些过大,通货膨胀是抑制了,但也为以后国内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笔,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进行又一次的调整.
    1998~2003年底 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l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的外贸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之于外贸出口,进而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把宏观政策的定位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l 国内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振荡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险.
    l 上次调整的力度过大,虽然通货膨胀得到治理,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调控的惯性下滑,加之外部的冲击,使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为此国家不得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从1998年起,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2、具体措施:
    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政府实施了以扩大内需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实现为目的的“双松”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取消贷款限额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
    这次调整是上次调整的继续和深化,力度温和没有造成大的波动:
    第一、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第二、 “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2004~至今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
    2004年年初,承接上一年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但同时信贷规模增长偏快,消费价格指数高位运行,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大.其主要表现为:央行每月发布的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在2004年的头四个月比同比上涨了6.3%、7%、8.3%和9.3%;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和基础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上涨.狂飙的价格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也反映了上游行业的热度.这主要是由投资膨胀造成的.这年开始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开始了新一轮“政绩工程”的基建投资热潮.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带来严重后果.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以鼓励投资为主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通货紧缩的态势也在逐渐淡去,宏观财政政策也应相应进行调整.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2、具体措施: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提高存贷款利率等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手段来适当控制银行信贷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同时,与产业政策结合,控制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项目贷款来抑制低水平重复建设.
    3、效果分析:
    从判断宏观调控效果的两个关键指标GDP和CPI来看,宏观调控政策达到了预期目标,具体如下:
    1、 物价水平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由于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首要因素是食品价格,随着食品类中粮食价格下降,物价水平有所回落,未来物价上涨的预期也相应降低.而且随着宏观调控的到位,调控政策相继出台,房地产市场总需求下降,非理性繁荣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着一些服务性收费价格和基础性产品价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电、煤气等,考虑市场的社会承受力,2005年调价力度不大,所以,物价水平趋于稳定,通货膨胀预期下降.
    2、 工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钢材品种结构继续优化,电解铝淘汰落后自焙槽生产工艺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产量占全部水泥产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进一步做大做强.
    3、 三次产业之间不协调的问题开始出现解决的迹象.具体表现为农业基础加强,第三产业保持稳定发展.在几个重点调控领域中,房地产投资增幅明显回落,并呈逐月递减趋势;汽车产量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回归到较为正常的状态.受其影响,一些相关行业的调控成效明显.
    4、 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趋于协调.投资在降温,消费稳中趋活,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继续加强,一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减缓,水泥等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钢铁等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趋于合理.
    建议:
    近期完善相应宏观调控政策的措施.(1)坚持双稳健的政策操作.要加快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在股市低迷、信贷收缩的背景下,通过企业债券等形式拓宽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的资金融通渠道,满足企业流动性资金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要坚持稳健取向,各地应严格控制财政资金支持的新开工项目.(2)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要按照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原则,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确定人民币的浮动区间时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依据综合测算,使汇率在一个较小的合理区间内浮动,一方面使投机资本无利可图,改善国际社会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防止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出口和就业造成大的冲击.尔后再根据进出口、经济增长等指标的变动趋势做出动态调整,继续进行出口退税率结构性调整,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型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3)继续扩大消费需求.要继续推进城市化,扩大城市消费群体;增加就业,加强居民收入预期;加快社保体制改革,稳定家庭开支预期;提高最低工资,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购买能力;规范和稳定信贷消费;拓宽消费渠道,继续扩大汽车、住房和其他耐用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需求等.(4)为企业创造有利于增进效益的宏观环境.要采取更多政策措施,为各类行业提供公平合理的税负和融资等外部条件,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经营环境,这是长期有效地改进企业效益的外部途径.(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快推进水、电、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改变资源消耗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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