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回答(共7条)

• 

  2021-12-23 19:16 黄相杰 客户经理

  金融与经济是一体的，有经济基础也行。如果完全没有基础还是有难度的。只要有点经济基础，理解能力强，就一定能通过。AFP考试不设通过率，而且只有三四年的历史，现在通过是很容易的，以后会很难。此证对跳糟很有用。
  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 

  2021-12-23 19:13 齐晓娥 客户经理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政府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1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企业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

  （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政府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5]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6]。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 

  2021-12-23 19:10 赵风莉 客户经理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的旗帜指引下，GDP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基本完成了“资本积累”。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7.5%以上的增长速度，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促进作用。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标准，中国已被列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目前也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14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12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12首次“破8”，为7.8%，预计201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1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11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0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特别是科技型小微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2012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4]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
  （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北京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作用，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5]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6]。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继续着力扩大就业，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完善人口社会管理制度，推动“农民工融入，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体融入社会”。继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建立城乡衔接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福利保障和就业等制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 

  2021-12-23 19:07 齐显尼 客户经理

  我国目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过程中，部分体制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经济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一是外需严重萎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
  二是地方性债务问题。《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对于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压力会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资会缩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期后又需要大量举债偿还债务，同时还要通过举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稳定经济。在多难选择下，可能会出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增大，大量得到批准的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开工的局面。
  三是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预算软约束部门的巨大资金需求拉高了资金成本；房地产市场回调和部分理财产品违约风险上升，金融机构和企业流动性偏好提高，导致资本“避实就虚”，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难以进入实体部门，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企业经营较为困难。
  四是财政金融风险加大。与房地产调整、产能过剩、政府性债务相关的金融产品违约风险开始暴露，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增大，实体经济问题开始向财政金融领域传导。融资难融资贵也导致部分地区非法融资现象抬头。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
  五是企业进入去库存阶段。我国工业企业自2013年9月份以来进入补库存阶段，2014年3月份我国推出的“微刺激”政策增强了企业信心，产成品库存持续较快增加，到2014年8月产成品库存累计增长15.6%，产成品存货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9倍。2014年9月以后，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国内经济下行，产成品库存增速连续四个月放缓，企业开始进入去库存阶段，这将对2015年上半年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参考资料：中研新闻频道—中国行业研究网：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 

  2021-12-23 19:04 连佩忠 客户经理

  　2013年，乐清市经济克服了宏观形势走低和内生动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如下：
  一、地区生产总值平稳增长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7.92亿元，可比增长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9.61亿元，比上年下降1.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392.97亿元，比上年增长9%，其中工业增加值356.05亿元，比上年增长8.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245.34亿元，比上年增长3.1%。从GDP和三大产业在三区两市和温州全市的排名来看，绝对值排名都能够进入前三，增速排名相对靠后，其中GDP增速排在全市倒数第2位，第三产业增速排在全市末位。
  指标名称
  
  绝对值
  
  增长率
  三区两市排名
  
  温州全市排名
  
  三区两市排名
  
  温州全市排名
  GDP
  
  2
  
  2
  
  4
  
  10
  一产
  
  1
  
  2
  
  2
  
  7
  二产
  
  1
  
  1
  
  3
  
  4
  #工业
  
  1
  
  1
  
  4
  
  4
  三产
  
  3
  
  3
  
  5
  
  11
  
  二、工业经济实力逐步增强
  2013年全市工业止跌回升稳步增长，实现工业总产值1533.64亿元，增长4.6%，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1089.01亿元，增长3%。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212.87亿元，增长6.1%，在三区两市中总量居第1位、增速居第4位。其中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80.33亿元，比上年增长6.6%，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37.7%，占温州全市的44.5%，总量居三区两市第1位，但增速处在第4位；规上装备制造业实现增加值162.07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76.1%，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5.4%，增速较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低0.7个百分点；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140.89亿元，增长5.3%，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66.2%，在三区两市中总量居第1位，占温州全市的54.2%，增速居第4位，低于温州全市平均3.6个百分点。
  三、服务业增长乏力
  服务业一直以来是乐清市经济发展的短板，近几年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速，占比也保持了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的增幅。但去年以来，受金融业、外贸出口和住宿餐饮等行业的影响，服务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仅增长3.1%，居温州全市末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7.3%，较2012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低于温州全市平均水平（46.8%）9.5个百分点，列温州各县市区倒数第3位。
  究其原因，主要是服务业中四大主要板块表现乏力。一是金融业下降幅度过大。历年来，金融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30%，是服务业增长的中坚力量，2012年增长11.9%，但2013年下降4.1%，严重拉低了服务业的增幅。原因分析：由于企业资金链趋紧，全市金融形势比较严峻。二是批发和零售业增幅过小。批零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20%，也是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2012年增长13.8%，2013年同比仅增长3.9%，增幅收窄了10个点。原因分析：1.占限上销售额70%多的金属类、汽车类、机电产品及设备类等三大行业，销售额同比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2.公款消费缩减、居民消费趋于理性、住餐企业“报小不报大”，以及国际和罗马两家大酒店歇业装修、金龙大酒店关闭等因素拉低了全市住宿餐饮整体发展水平；3.国家“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结束，降低了群众对家电消费需求。苏宁电器和人本连锁等大型连锁商场分流了部分顾客却不能纳入统计（数据归企业总部）；4.高端消费大部分外流，中低端消费又受到网购的冲击。三是营利性服务业表现欠佳。这一块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约15%，2012年增长15.8%，2013年仅增长3.6%，增幅少了12个百分点。原因分析：企业营改增后一部分税收划归国税所致。四是物流业前景不明。2013年除公路运输小幅增长外，水运增幅都是负数，全年增速仅为2.5%。原因分析：1.全市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没有大型上规模的物流园区，基本靠“马路市场”服务“工业强市”；2.由于物流企业的“低、小、散”，既增加了统计难度，又存在漏报空间。
  四、限上消费总体增长
  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35.88亿元，增长13%，高出温州市1.8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批零业销售额实现167.32亿元，下降7.8%，其中：批发业销售额实现99.91亿元，比上年下降17.3%；零售业销售额实现67.41亿元，增长10.9%。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营业额实现9.5亿元，下降4%，其中：住宿业营业额实现1.66亿元，下降13.6%；餐饮业营业额实现7.84亿元，下降1.7%。原因分析已在服务业中提及。全市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4.89亿元，同比增长8.1%，在温州三区两市中总额居第4位、增速居第2位。从四大行业看，限上批发业实现零售额0.55亿元，增长14.6%；限上零售业实现零售额86.81亿元，增长9%；限上住宿业实现零售额0.56亿元，下降16.1%；限上餐饮业实现零售额6.97亿元，下降0.8%。原因分析：2013年有4家餐饮业企业纳入到限上贸易统计库，从而拉升了全市限上零售总额及同比增速。
  五、外贸形势尚未改善
  2013年，全市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2.22亿美元，同比下降4.5%，降幅较2012年扩大了1.6个百分点，在三区两市中总额及增速均处第4位。外贸出口结束了2013年3月份以来的持续下降态势，全年实现外贸出口20.42亿美元，同比增长0.5%，增幅较2012年回升了8.9个百分点。原因分析：1.船舶行业“全军覆没”继续拉低出口增速，但也接近“触底”；2.虽然对东盟、拉美和非洲等市场的出口有所增长，但欧盟和北美市场持续低迷；3.部分出口型企业外迁（长虹塑料、波普电器、华潮电器等）和经营不善（森泰电器、宏达电器、正宇工艺品等）影响了全市出口。全年实现外贸进口1.8亿美元，同比下降39.4%，全年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原因分析：2012年，乐清市进口商品主要为进口精炼铜（占70.6%）和塑料，精炼铜进口企业除了贸易和生产用外，主要是作为融资渠道用，2013年由于国际市场铜价大幅下跌，国际、国内铜价倒挂明显，企业融资成本过高，风险增加；另外受温州借贷危机影响，银行信用证开证难，时间长，企业不敢贸然签订进口大合同，致使部分企业进口量大幅减少。
  六、居民收入增长趋缓
  201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1067元，增长8.3%，增幅较2012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在三区两市中总额居第3位、增速居第5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19094元，增长9.4%，增幅较2012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在三区两市中总额居第4位、增速居第5位。原因分析：受经济形势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少，农民就业渠道有限，持续增收相对困难。
  七、财政收入较快增长
  2013年，全市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1.29亿元，同比增长12.2%，增幅较2012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高出温州全市0.3个百分点，在三区两市中总量居第1位、增速居第2位。其中，税收收入47.80亿元，增长13.4%，占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比重为93.2%。从主要税种看，营业税、契税和增值税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贡献显著，主要得益于房地产交易市场回暖。2013年全市营业税、契税累计增幅每月保持30%以上的增速，全年累计收入分别达到12.47亿元和3.9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2%和43.3%；受“营改增”、“免抵调”影响，增值税累计收入11.83亿元，增长14.7%。其他税种中，企业所得税累计达到7.97亿元，增长11.1%；个人所得税2.24亿元，比上年下降15.9%。（乐清市发改局）
• 

  2021-12-23 19:01 连丽萍 客户经理

  2014年经济增长减慢的原因：
  2014年经济增长减慢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既有2013年下半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不够、稳健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不足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动调整原因，更重要的是结构和体制问题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并影响社会预期。
  一是投资面临一定的资金约束。
  2013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控制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2013年下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7.14 万亿元，比上半年减少3.01万亿元；2014年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为5.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700亿元。货币供给增速也有所降低，广义货币M2由2013年4月的16.1%回落到2013年年底的13.6%，2014年3月进一步回落到12.1%。积极的财政政策执行力度弱于往年水平，2013年财政收入增长达到10.1%，超出预算目标2.1个百分点，而财政支出与预算数基本持平，仅增长10.9%，而2013年财政支出得以完成全年预算支出目标主要靠年终“突击花钱”，1-11月财政支出持续低于10%的预算增长目标，12月份当月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幅高达20.3%。2014年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1%, 财政支出增长6%,均低于预算8%和9.5%的水平。考虑到资金投放滞后半年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2013年上半年融资总量扩大和下半年减少是2013年下半年经济稳中有升的原因，也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减缓的主要因素。
  二是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现阶段，不管是人民币贷款、中期票据还是房地产信托的融资成本，均处于历史高位，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信托融资成本动辄10%以上，加上各种中间费用甚至高达17%。首先，近年来，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缺乏利率弹性的部门和利润水平较高的房地产资金需求旺盛，在政府加强房地产调控以及银监会加强平台贷款管控后，上述部门大量通过发行债券、银信理财合作等影子银行进行融资，造成相关部门债务和杠杆水平过快上升，社会资金“借短投长”的期限错配和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资金“挤出”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其次，银行理财产品、电子金融等存款替代性金融产品及影子银行等市场化融资渠道快速发展，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脱媒”现象愈演愈烈，导致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上升。再次，受存贷比约束和银行季末考核因素影响，在季末、年末及春节前后等时点，银行高息揽储，货币市场利率往往大幅飙升。最后，在中国国际收支逐渐趋向均衡，跨境资金由大举流入转为“有进有出”的双向流动后，以往外汇占款过快增长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的情况也出现了变化。
  三是人民币升值，其滞后影响中国出口。
  自2011年4月到2014年2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3%左右，汇率升值对出口影响的滞后期一般在1-2年。
  四是多因素交织导致财政金融风险上升，影响市场预期。
  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和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破产倒闭、地方性债务迎来还债高峰、影子银行风险增加。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牵一发动全局，既关系产能过剩行业的发展，也是影响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的安全，一旦出现资金链条断裂，对金融稳定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并引起相关产业衰退，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也会加大。近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中诚信托、超日债等若干起金融违约事件。同时，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短期国际流动资本外流，可能引发国内资金紧张，加剧金融市场波动。
• 

  2021-12-23 18:58 龙安顺 客户经理

  保险小编帮您解答，更多疑问可。

  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