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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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9:18 龙小芳 客户经理

  我国农村信用社在50多年的发展中，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
  1、1951-1959年，是新中国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的第一阶段。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到1957年底，全国共有农村信用社88368个。这一时期的农村信用社，资本金由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生活服务，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
  2、1959-1979年，这一阶段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农村信用社曾先后下放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后来又交给贫下中农管理，农村信用社基本成为基层社队的金融工具。
  3、1979-1996年，农村信用社由农业银行进行管理。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提出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在遵守国家金融政策和接受农业银行领导、监督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存贷业务。成立了县级联社。这段时期农村信用社成了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走上了“官办”的道路，贷款大量投放乡镇企业，农民对信用社的经营活动失去监督。
  4、1996年至今，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几年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整顿和规范管理，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既是金融监管机构，又是行业管理机构的双重身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样对农村信用社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所以2000年开始在江苏进行农信社的试点改革，试图为农信社的发展趟出一条新路来。2003年6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8月，国务院确定浙江、江苏、四川、贵州、山东、吉林、重庆、陕西和江西等为8个改革试点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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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9:15 樊振生 客户经理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历史沿革 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有悠久历史，在共和国建立以前合作金融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个人对生产资料所有权被取消，随着共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质被淡化，并被转化成国家银行在 农村的基层机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官办”的制度安排已不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1984年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开始推行以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为基本内容的体制改革。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受人民银行代管，并开始按合作性原则于作。2003年，8个省开始进行推行改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04年，在全国范围那进行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并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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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9:12 齐方洲 客户经理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经营体制急需转变细化。农村信用社在由合作社转向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过程中，原有的粗放型经营体制已很难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宁武联社来说从去年以来，我们通过组织架构的重组，操作流程的再造，薪酬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考核体系的完善，推出了“分类管理、专业化经营”的信贷业务经营管理新模式。从去年的实施情况看，总体上是好的，业务发展了，效益提升了，服务更好了，员工收入增加了，抗风险能力增强了。但由于受两级法人治理结构的影响，还存在责、权、利不明，经营层领导和管理部门各自的职责、任务不明确，激励和约束得不到很好匹配等问题。（二）人事管理制度不严，人员素质偏低。众所周知，现代金融业，属于高风险行业。随着金融电子化步伐的加快，新业务、新知识层出不穷，对人员素质要求更高。金融从业人员不仅要掌握现代金融业务知识，还要求掌握计算机和法律知识。由于受区域和人缘关系的影响，镇农村信用社现有人员的构成格局，带有任人唯亲的痕迹。加之在在职学习、进修和培训等方面的条件差，员工的整体素质并不高，以宁武联社为例大部分员工仅仅只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严重地制约了农村信用社的创新和发展，不利于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农村信用社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三）历史包袱沉重，资产质量差，经营困难，潜在金融风险仍然很大。长期以来，不良贷款居高不下，始终是困扰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顽疾。主要表现在：农村信用社票据兑付条件“门槛”较高，“出门”困难，即使票据兑付后历史包袱仍然较重，不良贷款总量仍然很大，而且还有许多潜在不良资产没有反映出来；人均利润、资产利润率等指标较小而亏损面、亏损额仍然较大；拨备严重不足，抗风险能力尚未得到明显增强；农村信用社股金虽然增加很多，但是不少股金在本质上仍然是存款化股金，基础很不稳固；农村信用社在提足各项风险拨备后实际资本充足率仍然很低；内控制度很不健全，案件时常发生，潜在风险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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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9:09 龙层花 客户经理

  目前我国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采取多样化方针,各地区根据自身发展水平以及信用社自身状况来选择不同的产权模式: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少数地区实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具备商业银行模式改造条件的信用社可以选择合作银行模式在人口相对比较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市),可以县(市)为单位将信用社和县(市)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对其他还达不到条件的地区,可继续实行原先的体制,同时通过降格、合并等手段,对高风险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并对严重资不抵债、机构设置在城区或城郊、支农服务较少的信用社,可考虑按照《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予以撤销。
  这样,我国农村信用社出现了三种新型的基本发展模式:农村信用社制度框架内重组模式、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和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各地都有不同选择。但在管理模式上,除北京、天津、上海外,各地基本上都选择组建了省级联社。
  当前问题:首先,当前的农村信用社在产权制度方面是一种混合产权模式,出资方主要是各级政府,监管方面还是以政府指导为主,产权没有明确的界定,信用社的性质还存有“官办”金融机构的迹象。
  其次,在管理模式上,各省级地方政府都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易于行政管理的联社模式,这造成了信用社不是对股东和社员负责,而是对上一级的联社负责,同时也伤害了农民参股入社的积极性。
  最后,在股权设置方面,农村信用社的“非农”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排挤小股民和农民股民的现象,改变了信用社“支农惠农”的核心目标。 (1)资产情况。2000年以后,农村信用社增资扩股规模开始迅速加大,但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8%的标准要求。从2004年以来,农村信用社再次出现增资扩股高峰,资本充足率有明显提高趋势,可以预见资本不足的问题不久将会得到解决。不良贷款近年来也有所好转,但由于大多数是属于历史积累,在短期内很难收回,这就使得各个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甚至有的地方超过了50%,成为信用社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
  (2)负债情况。从信用社的负债总体来看,农民仍然是最主要的储蓄者,其存款额大约占到信用社总存款的70%。从存款流动性和结构来看,信用社保持较高的流动性水平,但流动性较高的同时也削弱了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尤其是上存制度限制占用了大量资金限制了放贷规模。
  (3)盈利情况。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脱离出来后,一方面被转嫁了许多沉重历史包袱,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加大,挤压了信用社的盈利空间,而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使得社盈利水平长期处于低位。 (1)1996年中国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后,农村信用社按照《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决定》要求,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核心治理制度。理事会负责日常事务的决策并向信用社经营层提出经营目标和战略方针;监事会负责对经营层的监督管理。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会和监事会的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对代表大会负责。三会之间权责分明、各司其职、相互制约。
  农村信用社体系上自上而下分为四个层级,分别是国家级、省级、县级、乡镇级,该体系的采用自下而上的所有权控股方式。
  (2)当前问题。首先,农村信用社“三会”制度形同虚设。社员代表大会没有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自身受到信用社的控制和操纵。理事会和监事会的规范制度还没有建立,理事会受到上级的控制,监事会流于形式,无法发挥有效的内部监管,信用社的经营活动更多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
  其次,省级联社控制制度与法人产权治理机制相互矛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三权分立模式,解决了农村信用社、信用社股东和政府之间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配问题。但改革中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省级政府,造成了各省都毫无例外的建立了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这为地方政府控制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地方金融提供了机遇,制约了不同产权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权力。
  最后,管理水平有限,管理效率不高。农村信用社职工的文化水平不高,在放贷时不能准确有效的向农户传达信贷信息,同时存在机构冗余、人员庞杂的现象,行政成本高而经营效率低下。 (1)建国之初,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供销社共同监管,监管的内容多是对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的规范。80年代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由中国农业银行负责监管,监管手段多是强制性的行政式命令。1996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开始逐步脱离农业银行的附属地位。
  (2)2003年6月,国务院出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确定了监管的总体原则。2004年银监会经国务院审批下发的《关于明确农村信用社监督管理权责分工的通知》经一步将监管体制中各级政府、省级管理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监会的权责明确。
  (3)当前问题。首先,没有有效的执行对省级联社的监管工作。随着国家将农村信用社的权力逐步下放给省级政府,省级联社的特殊地位就必须要有更高层的国家机构严格管理,这方面银监会监管不完善,管理基本还是流于形式。而是否应当建立专门的全国性信用社监管机构还需讨论。
  其次,信用社与监管部门关系不畅,没有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当前信用社还处于改革发展初期,很多业务还不规范,因此对监管机构存有戒心。而监管者也没有主动建立与各级信用社的有效沟通机制。
  最后,监管体系中忽略“三会”制度。“三会”中的内部监事会形同虚设,没有与外部的监管部门内外呼应,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信用社管理层的附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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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9:06 齐方洲 客户经理

  1.2003年以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经历了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管理,到中下贫农管理,又到农业银行管理的多次改革。中国农业银行在1979年恢复后,农村信用社成为其下设机构。1984年,国务院审批了中国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合作社管理体制的报告》,这次改革强调农村信用社的“三性”,即组织上的合作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但恢复“三性”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效果,农村信用社的经营还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指令式计划进行。90年代后,国务院要求农村信用社要逐渐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1993年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1994年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开始各自独立办公;1996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1996]33号),标志着农村信用社完成了与中国农业银行的正式脱钩,并开始由中国人民银行托管。
  2.自2003年起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及评价
  2003年6月27日,国务院下发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这个方案再次启动了农村信用改革的新一轮创新,试点工作在浙江等8个省进行,该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内容,即改革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以及国家帮扶信用社。2004年8月底,将试点地区进一步扩大到了21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8月,随着最后一家省级合作社的正式挂牌,我国新的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框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这次改革在产权和管理权方面有很大的突破。首先是强调信用社的商业化、市场化,其次是将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了省级政府,权力的下放有利于因地制宜,但也增加了政府对信用社的行政性控制,同时容易引发信用社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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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9:03 辛培勇 客户经理

  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难点是农村信用社的定位：农村信用社是政策性金融机构还是商业金融机构。
  如果农村信用社是政策性金融机构，那么其经营目标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特定政策目标，如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维持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等。这样，政策性金融机构可能出现亏损，政府必需为此买单。
  如果农村信用社是商业金融机构，那么其经营目标是实现本身的盈利。
  一般来说，同一个金融机构不能同时兼顾政策与商业性目标。
  我国目前农村信用社出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有：政策性的定位模糊，国家既想让农村信用社承担政策性职能，又不愿为起亏损买单。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拥有对农村信用社的实际控制权，把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实现特定目标的工具，压制农村信用社对一些其他金融机构不看好的项目进行贷款，使农村信用社普遍管理混乱，亏损严重；
  为了防止农村信用社退出农村市场，强制规定了农村信用社的业务范围，业务地域。
  我国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方向可以认为是：农村信用社在承担政策性职能的信用同时尽量提高效益。
  我国对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建立省级信用联社，将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收归省级政府；强制各级政府入股农村信用社，增加资金来源。
  可以认为，我国农村信用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农村信用社面临的矛盾，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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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9:00 龚巧云 客户经理

  农村信用社是互为独立的金融企业法人，各法人机构间具有历史延续下来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其单体机构的改革是整体推进这类机构改革的基础。有效推动单体机构改革，关键是要破除以“合作制”名义长期运行造成的体制机制障碍，消化长期累积的历史包袱。
  在前期艰难探索中，我们深刻认识到，受农村经济制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农村信用社历史发展路径影响，农村信用社早已不是合作制。无论是要实现这类机构的重生再造，还是推进创新农村金融体系，都要求必须按照股份制原则重建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制度。为此，银监会正式确立了农村信用社的股份制改革方向，其重大意义在于澄清并认可了农村信用社不是合作制的历史和现实，也为未来发展真正意义的农村合作制金融企业留下了空间。从2010年起，银监会陆续制定实施相关制度办法，推动资格股向投资股转化，支持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或股份制的农村信用社，同时指导农村信用社引进新的优质合格股东，优化产权结构，改善公司治理。目前，全国农村信用社资格股占比已降到30%以下，已组建农村商业银行155家、农村合作银行210家，农村银行机构资产总额占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41.4%。另外，还有1424家农村信用社已经达到或基本达到农村商业银行组建条件。2010年，有17家农村商业银行进入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的2009年全球银行业1000强，占我国入榜商业银行的20%；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成功在香港上市 。通过改革，农村信用社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机构自身已经形成了深入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内生动力。
  历史包袱的重压是改革前农村信用社举步维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受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前些年体制性因素导致经营不审慎的影响，全国因历史包袱过重形成的监管评级6级及以下的机构还有146家。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思路是，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作用，大力消化存量，严格控制增量。一方面，银监会积极协调各有关部门落实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各项扶持政策，指导各级地方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对农村信用社清收盘活不良贷款给予支持帮助。同时，鼓励引导各地农村信用社实施股份制改革和增资扩股，通过股东购买方式化解不良资产，有效利用市场力量，加快历史包袱的化解进度。对于高风险农村信用社以及经营管理水平较差的机构，鼓励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优质企业对实施兼并重组，允许民间资本阶段性控股。另一方面，切实强化金融监管，督促加强和改进贷款管理，着力推进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建设，试点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强化监管窗口指导和风险提示，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查处力度，促使农村信用社风险管控能力大幅提升，增量风险保持在较低水平。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农村信用社目前整体经营状况平稳健康，已经步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与改革前相比，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和存贷款规模均增加了5倍以上，2004年实现统算盈利后，连续7年利润保持大幅增长；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主要监管指标持续改善，系统性风险高企的局面彻底扭转。从市场表现看，各类社会投资者对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是充分认可与肯定的。目前农村信用社增资改制时都得到高倍数的超额认购，吸引了包括国内外先进银行等大量战略投资者。大多数投资者在以面值购买股权的同时，都自愿支付50%或以上比例的对价帮助消化存量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