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回答问题二十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二十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进行过多次调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93年至1996年间,政府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了防范中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把“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
贾麒麟 来自: 网页 2021-10-16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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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16 14:14最佳答案

①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我国从适度从紧到宽松,到寻找“稳健”和“适度从紧”间的平衡,再到从紧的货币政策,现在又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到了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②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和调整也体现了正确的意识的对事物发展的推动作用,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
③尊重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们不能随意调整货币政策,要在尊重和利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本题属于限制类的问答题。要抓住设问中的几个关键词:辩证唯物论、货币政策、运用和调整,答题过程中注意做到观点与材料的有机结合。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1-10-16 14:26 齐春敏 客户经理

    太多啦。三季度就这么多

    最主要的就是货币从紧了吧。影响就是减缓通货膨胀。
  • 2021-10-16 14:23 齐春影 客户经理

    (1)①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发挥正确意识的能动作用。我国从适度从紧到宽松,到寻找“稳健”和“适度从紧”间的平衡,再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现在又意味着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上已告别从紧,转向松动,都是从当时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实际出发的。同时,货币政策的运用和调整也体现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②尊重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们不能随意调整货币政策,要在尊重和利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③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到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告别从紧,转向松动是由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的。
    ④实践具有历史性特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货币政策变迁,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⑤矛盾具有特殊性,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矛盾.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经济形势也就不同,那么所采取的政策也应该因此发生改变.
    (2)①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中央银行,是我国银行金融机构的领导力量,是国家宏观调控重要工具。它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态势,通过依法制定和实施灵活的货币政策,采取下调“双率”等经济手段,是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原则,使国内经济“保增长”的需要。也是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和国际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需要。 
    ②市场调节有其自身的弱点和缺陷,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疲态渐现,国内市场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经济减速风险日益增大。我国随着原材料涨价、用工成本提高、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企业经营成本在上行;而外部需求在下行。两面夹击之下,企业利润出现了快速下滑。
    中国货币当局充分考量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之后作出下调“双率”决策,就是要运用经济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有利于提振企业的信心、减轻企业负担,保持投资稳定增长;有利于调整信贷结构,缓解中小银行资金紧张;有利于使国内经济“保增长”。
    (3)①政府是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机关,必须履行组织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6分)
    ②“双率”下调,是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落实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原则,是国内经济“保增长”的需要。“双率”下调,重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也可以看成是全球央行联手应对动荡金融形势行动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负责任的态度。降息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避免其利润进一步恶化。有利于改善企业的融资环境。有利于提振企业的信心。是央行以更加积极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有效举措。

    略
  • 2021-10-16 14:20 齐晓彦 客户经理

    货币政策虽然是主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整个题目中没有体现出来
    题目的背景“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进行过多次调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运行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讲的就是货币政策 并没有放到经济运行的整体态势中说明
    再者 运用和调整货币政策 调整本身就是坚持适度原则 有怎么能成为原因呢
  • 2021-10-16 14:17 齐晓娇 客户经理

    ①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国从适度从紧到宽松,到寻找“稳健”和“适度从紧”间的平衡,再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现在又意味着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上已告别从紧,转向松动,都是从当时国民经济运行的具体实际出发的。
    ②尊重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国民经济的运行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们不能随意调整货币政策,要在尊重和利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③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到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告别从紧,转向松动是由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的。
    ④实践具有历史性特征,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货币政策变迁,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⑤矛盾具有特殊性,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矛盾,要求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历史阶段面临的经济形势不同,那么所采取的政策也应该因此发生改变。

    本题没有给出具体的考查点。属于综合性较强的主观题。因此关键是要抓住材料中的关键词句,并把材料分成若干层次,把这些关键词句与教材知识相结合。
  • 2021-10-16 14:11 齐晓平 客户经理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21世纪初期的财政政策建议
    第一种建议认为,考虑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衔接,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个方面:
    1.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反周期”宏观调控方针。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中国经济运行基于“自然节律”的周期波动趋于明显,因此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间接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势必要更加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在目前所处的经济运行低谷阶段,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作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操作。只要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并相对稳定到)接近中位的水准,市场预期还未普遍由看淡转为看旺,扩张政策调节的取向就不能改变,并要审时度势保持调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化组合。
    压力。2.酌情对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实施重点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调。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通盘考虑,近期的投资重点,应向兴办基本农田水利、防治环境污染、建设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适当调整并更为收拢。同时,针对现实问题,加大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严防挪用,加快资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进工程设计,提高施工质量,以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财政职能应在退出“越位”和填补“缺位”两个方向上作出积极调整和探索。随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在一般竞争性的生产建设领域“淡出”,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需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摆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费改税”渐入快车道。以“清费规税”为重点的政府财力整合,代表了现阶段财政政策的一个必然导向。这也意味着对政府行为的规范约束和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将随之进入更深入、更具体的阶段。
    5.改革的深化将引出进一步的机制磨合过程。财政政策是服务于发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寻常的短期调节,又需要掌握中长期的总体机制转换、协调与配套。财政体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兴”,也有待经济发展、市场成熟过程中财力状况的改善和政府财力运作的规范化。
    6.新调控方式与手段的探索将成为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财政政策需进入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轨道,因而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可行的间接调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财政贴息支持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已经破题,而今后经济生活中的客观需要将推动这种探索向更宽广的政策性投融资领域扩展。
    7.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势在必行。现实生活正在呼唤财政收支管理的进一步严密化和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接轨。从财政政策指导上看,今后必将强化对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的各个环节与相关领域的管理,使之严密和规范。
    8.进一步推进统一市场和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实现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既定方向和动态过程。随相关措施的贯彻落实,我国统一市场的规范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也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种建议认为,在我们看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积极效应的同时,还要对其下一步发展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前瞻性分析。
    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适度,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研究。这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和发债规模。要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内的物价走势、国债资金使用效果及还本付息等进行密切监测,早作应对。俄罗斯等国因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教训,我们要很好研究,以兴利除弊,未雨绸缪。
    2.要把激活消费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简单地再靠政府投资推动。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动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转到引导刺激消费上来,要修改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限制消费的税费等政策,制定鼓励和引导消费的税费政策。有计划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和引导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上。
    3.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必须发挥政策要素的组合效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主要手段,首先必须相协调、相配合,要继续适度加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开展消费信贷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以充分发挥两个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要特别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导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过财政贴息和为高新技术贷款提供担保等间接手段,用较小的投入去启动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这样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可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财政必须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种建议认为,对“十五”财政的测算,要按照坏、中、好的经济大环境做三个方案。具体测算如下:
    方案一:整个“十五”时期仍未走出经济低谷,需最大限度运用财政扩张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经济低谷,需维持现行财政规模的扩张过渡政策。
    方案三:2001年经济走出低谷,恢复适度从紧财政政策。
    方案一、方案二各年的赤字绝对额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三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从赤字率(赤字占GDP 的比重)看,方案一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二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方案三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减少。从支出与收入年均增长比较看,方案一支出高于收入1个百分点,方案二收、 支增长同步,方案三支出低于收入1个百分点。
    三个方案测算的结果说明,无论最大限度运用财政扩张政策方案,还是维持现行财政规模的扩张过渡政策方案,还是恢复适度从紧财政政策方案,“十五”期间财政赤字绝对量都不可能比“九五”时期减少。因为我国支出刚性的特点所造成的财政政策缺乏弹性的问题,始终还未在机制上解决。按最乐观的方案三所展现的情况,“十五”期间要实现每年保持2000年赤字绝对额不变的水平,财政支出年均增幅必须低于财政收入年均增幅1个百分点。那么,要实现2000 年赤字绝对额减少的目标,起码要低于1个以上的百分点才行。在经济逐步回升的初期, 要求财政大幅度缩减开支,很不实际。
    为此,建议选择赤字率的相对标准,作为“十五”期间的财政状况的调控指标,将之控制在GDP3%(含债务利息口径)之内,并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相机采取提高、维持不变或者缩小。
  • 2021-10-16 14:08 连丽艳 客户经理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 2021-10-16 14:05 齐智娟 客户经理

    下面的网址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再给你一篇文章参考一下:
    近七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评述
    ——兼评经济增长模式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政策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继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而讨论清楚过去七年来宏观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为我们以后的政策制定和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历时近七年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近七年之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就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二)“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在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应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加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近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调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践情况来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应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时少一点,但并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变化,我国的情况即是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性储蓄在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的消费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的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有学者估计,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的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是非常惊人的。但由于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的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性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管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就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近七年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经济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
    存在的问题:经济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从前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很明显地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仍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行政干预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积极宏观政策才维持住了经济的增长(其实是稳中有降),这些注定了其增长模式仍不够健康。
    正像有些学者指出的,我们的经济在1997年以后发生了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的转变,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是相当有限的,原因在于需求约束还并非市场化的约束,尤其是在投资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贷紧缩而致。且消费需求约束也正是在投资需求约束下形成的,特别是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费品和耐用品消费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已基本饱和,开始转向对高档消费品如汽车和住房等的需求,但这些产品恰恰是市场供给不足的,尤其是个性化不足,而供给不足与信贷紧缩政策直接相关。同时,由于2003年遇上非典,信贷政策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立刻引发了钢铁、电力、水泥等原材料行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热潮,直接导致了经济的局部过热。但这并非无缘无故的热,而是多年被压抑后的集中释放,是由强烈的消费需求作为推动力量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大量国债项目上马,银行配套贷款大量参与,但这些项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论证得不够或根本不被考虑。从而使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整体投资质量不能不让人担忧。这些效果只能在相当长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却可能是长期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我们现在就来评判其积极意义还为时尚早,相反,在我看来,其存在的问题并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得更加严重了,其并未从原来的直接干预到间接干预,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预的轨道上,即经济增长模式不符合改革的进程。这显然不是进步。因此,我们不应高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步的速度,必须加紧解决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市场化进程,其中,利率的市场化是最为关键的一个。
    努力方向:利率市场化最为关键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下干预(调控)经济也是必须的,这对处于转轨过程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因此,我国当前不是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而是我们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干预方式,即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场化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们目前特定的体制环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观调控时的被动局面和行政干预的必然性。
    在我们的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一旦经济过热来临,央行可动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极其有限,很难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具体地说,官方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利率,相当多的时候偏离很大(如民间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们近几年屡次降息,官方利率显然大大低于民间利率,而民间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利率,即真实利率,加上紧缩的信贷政策,从而导致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官方利率与市场利率偏离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对经济的微调失效,比如两者相差5个点,那么你加减0.25或0.5个点是几乎起不到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我国的经济主体在表面上看起来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调不起作用就会累积成大的经济波动,而大的经济波动来临时央行更束手无策,因为那些手段用来微调时都不起作用,这时再动用那显然更微不足道,于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现了,强制叫停项目,把经济硬是降下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未来的经济波动。一来,我们的行政力量干预经济是历来都存在的,二来,从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预也有必然性,否则经济会出大问题,这显然不利于稳定和发展。
    利率未市场化和信贷歧视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大量资金的体外循环,这不仅相应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投资成本,从而压制了很多本应进行的投资(整体上看,中国的资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中国的宏观调控尤其是给央行调控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从而使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一直不能退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利率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我们必须尽快在国内促使其市场化,为央行全面发挥有效的宏观调控作用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为经济向更健康的市场化发展模式转变奠定基础。可喜的是,目前当局在放开贷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实质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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