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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4 07:44 米增奇 客户经理

  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的对策很明了,即是加快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化，以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步伐
  市场化，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影响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我们考虑，利率市场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
  首先，将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因为农信社已通过多年的利率浮动，积累了一定经验，放开后，农信社可根据其信贷资金的供给情况与客户协商利率。
  其次，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幅度。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城市中小企业，而叫喊资金紧张的也正是这部分企业，尤其是效益较差的中小企业。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幅度，可以将信贷资金配置到效益较好的中小企业，减少对效益较差企业的贷款规模。
  再次，适当扩大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了逐步适应利率市场化，对各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权也要逐步扩大，增强其贷款过程中的灵活性。
  最后，等关系理顺后全面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市场化开放步伐较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不能适应。以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为例，我国缺乏监管资本流动的监管机制，监管方法落后，监管预见性不够，一旦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征兆，如果不进行管制，似乎还没有更有效的手段。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尽快掌握与熟悉WTO规则，学习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管策略，为金融业全面实现市场化做好准备。
  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对待所有机构
  我国划分金融机构，往往以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如人们常提的4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而且，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有区别的政策措施，如债转股、不良资产剥离以及较早实行的储蓄保值补贴等，都是尽可能地向国有金融倾斜，严重影响了非国有金融的发展，也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WTO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讲的是要对外资企业给予与内资企业相同的待遇，事实上我国对不同的内资金融机构都采取了不同的待遇。要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按公司法，统一要求金融机构。
  减少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进行了分离，但并不彻底，部分商业性金融机构仍然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业务。以商业银行为例，农业银行仍要负担扶贫贷款，而且在其业务中占比不小。农业银行所形成的不良资产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这部分扶贫贷款引起的。另外，政府还将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偏好的意志，通过金融部门进行了体现。如对4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债务进行债转股等，当然，日常工作中还难免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等。深化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彻底分离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使商业性金融机构真正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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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4 07:41 辛培兵 客户经理

  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的对策很明了,即是加快国内金融业的市场化，以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步伐
  市场化，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但这并不影响加快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我们考虑，利率市场化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进行。
  首先，将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因为农信社已通过多年的利率浮动，积累了一定经验，放开后，农信社可根据其信贷资金的供给情况与客户协商利率。
  其次，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幅度。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城市中小企业，而叫喊资金紧张的也正是这部分企业，尤其是效益较差的中小企业。扩大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幅度，可以将信贷资金配置到效益较好的中小企业，减少对效益较差企业的贷款规模。
  再次，适当扩大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了逐步适应利率市场化，对各商业银行的贷款浮动权也要逐步扩大，增强其贷款过程中的灵活性。
  最后，等关系理顺后全面实现利率的市场化。
  提高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业市场化开放步伐较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不能适应。以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为例，我国缺乏监管资本流动的监管机制，监管方法落后，监管预见性不够，一旦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征兆，如果不进行管制，似乎还没有更有效的手段。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尽快掌握与熟悉WTO规则，学习发达国家的监管经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管策略，为金融业全面实现市场化做好准备。
  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对待所有机构
  我国划分金融机构，往往以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如人们常提的4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等。而且，在制定政策过程中，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有区别的政策措施，如债转股、不良资产剥离以及较早实行的储蓄保值补贴等，都是尽可能地向国有金融倾斜，严重影响了非国有金融的发展，也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WTO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国民待遇原则，讲的是要对外资企业给予与内资企业相同的待遇，事实上我国对不同的内资金融机构都采取了不同的待遇。要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按公司法，统一要求金融机构。
  减少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进行了分离，但并不彻底，部分商业性金融机构仍然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业务。以商业银行为例，农业银行仍要负担扶贫贷款，而且在其业务中占比不小。农业银行所形成的不良资产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这部分扶贫贷款引起的。另外，政府还将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偏好的意志，通过金融部门进行了体现。如对4大国有商业银行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债务进行债转股等，当然，日常工作中还难免要求商业银行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贷款等。深化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彻底分离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业务，使商业性金融机构真正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所谓金融抑制就是指政府通过对金融活动和金融体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金融体系的发展滞后又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了金融抑制和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些手段包括政府所采取的使金融价格发生扭曲的利率、汇率等在内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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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4 07:38 齐晓娟 客户经理

  金融抑制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等人，针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提出的。它解释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因抑制而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现象，其所描述的金融抑制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名义利率限制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对贷款和存款的名义利率进行控制，时而采取规定上限的形式，时而又采用规定某一百分比的形式。这种低的或负的及不确定的实际存款利率，压制了社会对金融中介机构实际债权存量的需求。同时，这些措施使间接融资表层化，限制了这一金融过程提供用于投资的储蓄的能力。存在贷款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时，只能依靠信贷配额来消除对中介机构贷款的过高要求。中介机构的贷款利率水平往往偏低，某些利率还为特殊类别的借款人带来净补贴收益。
  高准备要求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将存款的很大一部分作为不生息的准备金放在中央银行，贷款组合中另有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当局直接指定。同样，储蓄银行将存款的一部分作为不生息的准备金，还有一部分投放于低收益的住房债券。外汇汇率高估。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本币的稳定，往往将本币价值盯住一种坚挺的硬通货。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情况却无法同拥有硬通货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本币价值的高估。由于这种高估，汇率无法真实反映本币价值，国内商品的出口受到很大限制。于是，政府便采取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国内企业扩大出口，而且这种出口往往也只是限定在政府规定的具有出口权的企业之中，更多的没有出口自主权的企业，则得不到这种补贴，只能将出口商品交给有出口自主权的企业，企业无法在同一水平上竞争。
  政府通过干预限制外源融资
  在金融抑制下，政府对于外源融资进行控制，由政府决定了外源融资的对象。麦金农说，银行信贷仍然是某些飞地的一个金融附属物。甚至政府往来账户上的普通赤字，也常常预先占用存款银行的有限放款资源。而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融资，则必须由放款人、当铺老板和合作社的不足的资金来满足。
  特别的信贷机构
  发展中国家还通过一些特别的信贷机构进行金融抑制。中央银行掌握了这一非常重要的资源，将廉价的信贷资源导引至不同的特别银行机构，这些银行机构依次以非均衡的低利率将资金用于促进出口、对小农户的信贷和政府想补贴的工业项目，如此等等。于是，这些银行机构就承担了部分政府的功能，中央银行的信贷也可以直接流向财政部，以弥补政府的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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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4 07:35 边友康 客户经理

  金融抑制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 1.使得资本市场效率降低。 任何加剧“金融抑制” 的措施，都会降低已被限制的由银行导向的资本市场效率，这种代价将特别大。因为如果减少总需求而产生了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瓶颈，这种需求下降就是自我打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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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4 07:32 龚小艳 客户经理

  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和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对策
  摘 要: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这就迫切要求我国金融体制走出传统的政府干预行为,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金融业的效率.本文从金融抑制的危害,盲目进行金融自由化的危害出发,论述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对策———渐进的自由化过程.
  一,金融抑制及其危害
  1 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的.作为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对立面,其理论核心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该市场运作的.把实际货币余额和物质资本的关系视作是互补的,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将导致投资和总产出的增加.低的或负的实际存,贷款利率使实际货币余额很低.为了使政策对货币体系的实际规模有实质性的影响,私人部门对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反应必须是敏感的.
  在金融抑制下,因为存款的实际收益很低,所以储蓄很低.由于银行不能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利率.低的实际贷款利率吸引那些低收益和低风险项目,对生产性项目或高风险项目来说,要么得不到贷款,要么借助于信贷配给,而银行只能选择安全项目,从而使风险降低.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很难得到银行信贷,只好求助于非正式或场外市场,这样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就会产生.
  2 金融抑制对我国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
  企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源.如果金融市场受到不适当的人为干预,各种类型的资金价格被扭曲,企业无法根据自身发展要求调整其资本结构达到最佳状态.企业融资能力受到损害,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抑制是从资金供给,资金价格,资金流动等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
  首先,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未影响居民储蓄,是以抑制资本市场为代价的.如果高通货膨胀导致了负利率,就会迫使居民在负利率下增加储蓄.在金融抑制下居民储蓄对利率变动缺乏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有8年为负值,实际贷款水平也有7年为负值.但同期居民储蓄一直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长.这是由于政府在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还抑制了资本市场,由于投资渠道少,居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极大地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破产风险.
  其次,政府限制利率,对不同类型的资金需求者实行价格歧视,导致了市场分割,由此产生出一块租金市场,租金的存在构成资金的漏损.另外,信贷市场抑制还导致了银行业兼顾利润最大化和政治利益最大化双重目标.如向国有企业优惠贷款,由于现在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低,导致银行坏帐损失巨大,这部分坏帐损失也构成信贷市场的资金漏损.这样大量的资金流向直接非生产性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最后,信贷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和市场分割与政府限定证券价格,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发育.从狭义上理解,资本市场特指股票市场,是企业从事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如果政府过多考虑政治利益,那么直接或间接管理就将转化为金融抑制,从而扭曲市场机制,最终伤害企业融资能力.我国资本市场的抑制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一方面,股权结构影响到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来源,并把国有股的份额看作是控制企业的唯一手段,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畸型股权结构.国有股不流通,不能改进企业绩效,直接损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股票定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及证券市场上的资金流向.我国的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是在证监会的行政干预下进行的.由于证监会直接管制一级市场上的市盈率水平,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严重的低定价发行行为,这种低定价水平增加了企业直接融资成本.同时发行额度实行计划管理,两级审批制也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额度分配要考虑到各地方经济发展情况,顾及地区平衡等非经济因素.结果,企业为争额度,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包装,公关,从而增加了发行费用.
  可见,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的对策很明了,进行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以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二,金融自由化及其危害
  1 金融自由化
  所谓金融自由化,是指8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现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充分经营,公平竞争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价格自由化.即取消利率,汇率的限制,同时放宽本国资本和金融机构进入外国市场的限制.让金融商品的价格发挥市场调节作用.(2)业务自由化.即允许各类金融机构交叉业务,公平竞争.(3)市场自由化.即放松各类金融机构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工具和技术.(4)资本流动自由化.即放宽外国资本,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本国市场的限制.
  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有公开性,能够更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接近最优化.因此,金融自由化改革对增进发展中国家现有金融市场效率,深化金融体制以满足现实经济高效运行的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盲目进行金融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
  金融自由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稍有不慎就会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经济衰退.1997年始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由金融自由化引发的.这次风暴给正在推行或将要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
  自1989年以来,泰国进行了一系列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1)取消利率管理制,实行利率的自由市场定价.(2)放宽对商业银行的限制,准许商业银行扩充其业务范围,使商业银行逐步由分业制向全能制转换.(3)积极推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为企业筹资开辟新的渠道.(4)放宽外汇管制,解除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允许外国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国内有限度地开展业务.
  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泰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迅速发展,其中财务证券公司就90多家,所占资产为泰国金融资产总额的1/4.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吸收存款,或向国外借款,或向居民发行短期票据.当汇率风险和流动风险积累过高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在拓宽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时,中央银行没有加强有效的金融监管,致使大量的资金盲目地介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资产质量迅速恶化,金融机构呆帐剧增,形成高额不良资产,进而引发挤兑风潮,导致一批银行破产.在放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过程中,中央银行没有加强对外资的合理引导,致使近几年外资的流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达到了失控的地步.泰国1992年外债为200亿美元,到危机爆发前增加到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且外资中的1/4属于短期国际游资.这些短期游资都是以套汇为目的的,对一些国家的货币实行"投机性攻击",一旦得手,便能谋取暴利,给流入国和流出国的外汇和资本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结果,1997年7月泰国不得不取消了泰铢与美元联系,容许泰铢自由浮动.这使泰铢一落千丈,与美元的汇率损失约为50%的价值.泰国货币崩溃后,随之而来的是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及股市狂泻,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具体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债务负担加重,企业不堪负重;货币危机导致金融业陷入困境;资本大量外流;失业增加;政局不稳.
  东南亚经济危机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同时,不可放松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二是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制度前提缺少的情况下,企图以市场的力量推动金融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实行金融自由化必须有适当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基础,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三,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对策
  我国金融改革经历了20年,这20年来我国金融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行业面貌从根本上得到改观.在党的十五大以后,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金融体制开始向更加深入方面展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全球流动加快.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金融体系过程,同时也就是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并溶入这个体系的过程.所以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就是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统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很脆弱,竞争力不强.如果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必然会使国内经济面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甚至发生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不当发生金融危机,退回的损失不会比金融抑制对经济阻碍造成的损失小.所以,我国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应与市场发展的进程相适应,各类金融机构的改革应同步进行.自由化过程如果超过市场的承受力,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对必须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如果采取拖延政策,不但不能避免或推迟金融风险,反而会导致新的市场扭曲.同时,如果金融市场改革不同步,对有的金融机构放松管制,而对有的金融机构仍进行严格管制,就会扭曲各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地位.金融当局只有通过高效地执行适当金融自由化策略,才能保证金融市场的发展.
  第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与我国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相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应规范化与自由化并举.如果金融自由化步伐超出了金融体系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导致金融危机.只有加快改革金融体制,包括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促进专业化银行的商业化改造才能更好地推进金融自由化.真正做到金融市场发展与规范并举,当改革取消了对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时,市场约束力和功力机制要取而代之.
  第三,国内金融自由化必须在金融约束之后,外部自由化必须在外贸自由化和国内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是渐进的过程,从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必须经历金融约束的过程,金融约束指的是一组金融政策,如对存款利率加以控制,对进入加以限制和对来自资本市场的竞争加以限制等.它突出了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金融约束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入可适当减轻,直到过渡到金融自由化.随着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我国可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在开放的同时应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和间接的资本控制,消除资本注入的消极影响,提高短期资本进入成本,减少短期资本涌入,避免资本大进大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这样才符合渐进式的改革思路.因此,部分地控制资本自由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金融自由化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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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4 07:29 龚巧云 客户经理

  1 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提出的。作为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对立面，其理论核心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如何影响该市场运作的。把实际货币余额和物质资本的关系视作是互补的，即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将导致投资和总产出的增加。低的或负的实际存、贷款利率使实际货币余额很低。为了使政策对货币体系的实际规模有实质性的影响，私人部门对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反应必须是敏感的。
  在金融抑制下，因为存款的实际收益很低，所以储蓄很低。由于银行不能根据风险程度决定利率。低的实际贷款利率吸引那些低收益和低风险项目，对生产性项目或高风险项目来说，要么得不到贷款，要么借助于信贷配给，而银行只能选择安全项目，从而使风险降低。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很难得到银行信贷，只好求助于非正式或场外市场，这样非正式的信贷市场就会产生。
  2 金融抑制对我国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
  企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来源。如果金融市场受到不适当的人为干预，各种类型的资金价格被扭曲，企业无法根据自身发展要求调整其资本结构达到最佳状态。企业融资能力受到损害，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的金融抑制是从资金供给、资金价格、资金流动等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
  首先，政府对利率的管制未影响居民储蓄，是以抑制资本市场为代价的。如果高通货膨胀导致了负利率，就会迫使居民在负利率下增加储蓄。在金融抑制下居民储蓄对利率变动缺乏弹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款利率水平有8年为负值，实际贷款水平也有7年为负值。但同期居民储蓄一直以30%左右的幅度增长。这是由于政府在抑制信贷市场的同时，还抑制了资本市场，由于投资渠道少，居民不得不选择储蓄。这导致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极大地增加了银行和企业的破产风险。
  其次，政府限制利率，对不同类型的资金需求者实行价格歧视，导致了市场分割，由此产生出一块租金市场，租金的存在构成资金的漏损。另外，信贷市场抑制还导致了银行业兼顾利润最大化和政治利益最大化双重目标。如向国有企业优惠贷款，由于现在国有企业效益普遍低，导致银行坏帐损失巨大，这部分坏帐损失也构成信贷市场的资金漏损。这样大量的资金流向直接非生产性活动，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最后，信贷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和市场分割与政府限定证券价格，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发育。从狭义上理解，资本市场特指股票市场，是企业从事直接融资的重要场所。如果政府过多考虑政治利益，那么直接或间接管理就将转化为金融抑制，从而扭曲市场机制，最终伤害企业融资能力。我国资本市场的抑制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企业融资能力的：一方面，股权结构影响到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我国一直把国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的主要来源，并把国有股的份额看作是控制企业的唯一手段，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畸型股权结构。国有股不流通，不能改进企业绩效，直接损害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另一方面，股票定价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成本及证券市场上的资金流向。我国的股票发行价格的确定，是在证监会的行政干预下进行的。由于证监会直接管制一级市场上的市盈率水平，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严重的低定价发行行为，这种低定价水平增加了企业直接融资成本。同时发行额度实行计划管理，两级审批制也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额度分配要考虑到各地方经济发展情况，顾及地区平衡等非经济因素。结果，企业为争额度，常常会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包装、公关，从而增加了发行费用。
  可见，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呆滞的经济又限制了资金的积累和对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制约着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的对策很明了，进行以自由化为特征的金融体制改革，以适应当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
  论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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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14 07:23 章要在 客户经理

  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并不否认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中国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连续十八个季度的增长减速，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第一次碰到的情形，持续长达四年多的增长减速是不曾有过的。
  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很多忧虑。
  尤其在国外有一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于中国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原因造成的，那些内因要解决起来相当不容易，因为涉及到结构性改革，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很难推行。
  按照这种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继续下滑，导致的结果可能会使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从而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对中国的前景非常忧虑的人还是不少。中国常讲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持续的经济增速的下滑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拿发达国家的标准来看，一定有体制的落后性。中国还是一个转型中国家，必然也有体制的扭曲性，这两点都不能不承认。
  从标准的理论来看，体制的落后性和制度的扭曲性也必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体制机制的内因造成的？
  如果真是内因造成的，改起来很难，可能会像悲观论者认为的，崩溃难于避免。
  如果不是内因，即使能改，要不是对症下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原因，采取的措施对解决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没帮助，还可能恶化了经济速度的下滑。
  所以，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讨论，还是有必要正本清源把它弄清楚。
  并不否认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其体制机制必然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但笔者个人认为，从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速度下滑，更多的是由于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造成。
  最明显的理由是：中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10.4%，2011年9.3%，2012年7.7%，2013年7.7%，同一个时间里，印度呢？2010年10.1%，2011年7.1%，2012年变成5.3%，2013年只剩下4.9%，和中国一样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中国还厉害，总不能说因为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连带把印度也往下拉？
  再来看，同样是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2010年是7.5%的增长速度，2011年接近崩盘了，2.7%。2012年完全崩盘，只有0.9%的增长，2013年才恢复到2.2%。增长的态势和中国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严重，同样不能说因为体制机制造成中国下滑，把巴西往下拉得更厉害。
  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这样、那样的体制、机制问题，一些高收入、高表现经济体，像韩国，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3%，2011年 3.7%，2012年只有2%的增长，2013年恢复一点，不过是2.8%。
  既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照理说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非常少，但是表现情形跟中国完全一样，下滑的幅度也比中国厉害。
  新加坡，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是现在亚洲地区唯一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也是二战之后，少数几个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并超过美国的国家之一。
  它在2010年增长速度是14.8%，2011年是5.0%，2012年是崩盘，1.3%。2013年恢复到3.7%。从这些高表现经济体来看，它的发展态势和中国一样，而且下降幅度比中国厉害。
  全球经济下滑是共同外因
  唯一能够真正解释这些国家2010年以后的增长表现的，一定是有共同的外因。只要中国冷静思考，也不难理解。
  原因正在于，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发生之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复苏，美国是这样，欧洲更是这样，日本则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一直很疲软，2012年实行了安倍经济学，但实际上到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实体经济的增长也没有恢复过来。
  这些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GDP将近 50%。
  前面提到的这些中等发达国家、高表现国家，出口都相当重要，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这一驾跑慢了。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所有的国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去支持投资。那些项目经过四五年，普遍建成了。
  如果没有新的项目进来，外部环境又不好，投资增长率一定下滑，第二驾马车也跑慢了。
  第三驾马车是消费，中国的消费在所有国家中还是最强劲的，所以中国维持了7%以上的增长速度，表现得比它们要好。它们的消费增长都比中国慢，所以下滑得比中国多。
  为什么笔者坚持20年8%的增长潜力？
  既然增长减速是外因引起的，中国怎么应对？这涉及对未来增长潜力的判断，以及未来经济增长的目标和实际可动员的条件而定。
  为什么对潜在增长力的普遍看法比我的看法要低了不少？
  主要的悲观论点是中国连续35年9.8%的增长，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
  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包括东亚奇迹那些，通常是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到7%以下，认为中国已经高速增长35年了，不可能不掉到7%以下。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1万美元以后，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下来，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都这样，中国也不会例外。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主要是经济要持续增长，一定是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
  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怎么发明？发明的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所以，100多年来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维持2%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不到一个百分点，经济大约维持3%的增长。
  发展中国家有技术借鉴、引进、模仿、集成的可能性，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小多了。
  从一些表现好的国家来看，依赖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甚至更高。
  中国的潜力用了35年了，后发优势还有多大？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不在于已经用了35年，也不在于绝对的收入水平，实际要看的是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的差距有多大。
  怎样衡量一个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用一个不是很准确，但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指标，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
  中国知道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术和平均的产业水平。
  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跟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平均技术、产业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个差距越大，后发优势的潜力越大。
  也就是基于这一个原因，笔者不同意用绝对收入水平来衡量增长潜力。
  同样是按照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1万美元，德国是在1967、1968年达到的，那时候德国的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65%；日本是1971年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60%；韩国、中国台湾等，是在90年代中达到的，当时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50%左右。
  但是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数字，只有美国的21%，即使中国达到1.1万美元时也达不到美国的30%。同样的绝对收入水平，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高速增长的国家比要大多了，这就代表中国的后发优势大多了。
  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国的21%，在同一水平日本实现了1951年到1971年20年间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 1987年，20年间平均每年8.6%的增长；中国台湾从1975年到1995年，20年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间平均每年7.6%的增长。
  这些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收入平和美国比较只有21%的时候实现了20年7.6%到9.2%的增长速度。
  它们既然能够实现，对中国来说也就是有这个可能，从2008年开始，中国应该有20年8%增长的潜力。
  实现8%经济增长的条件
  有了这样的增长潜力，未来几年实际上的增长目标怎么订比较好？
  首先，中国必须认识到对外出口、外需这部分，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增长的比较缓慢。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恢复到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正常经济增长状况，可能会比较难。
  这是因为过去一般金融危机只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的应对政策建议和措施是：进行结构性改革，货币贬值和短期援助。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福利、减少开支，金融去杠杆，这些措施的短期效果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经济增长会放缓，失业会增加。于是就靠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来对冲。
  贬值政策生效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就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援助，让它渡过短期的难关。
  以贬值来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现在不能用，因为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危机，它们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谁想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给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必然导致竞争性贬值，结果谁都难于用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
  如果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会长期比较疲软，失业水平高，收入增长慢，需求增长也就会慢，影响到中国出口的增长。
  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靠内需。
  中国扩大内需的条件比较好。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产业可以利用后发优势不断升级，即使现在的产业都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好的投资机会多。
  基础设施也是同样的情形，中国这些年基础设施做得不错，但大部分是一个城市连接另一个城市的，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有许多瓶颈。
  第三个是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也需要投资。还有城市化也需要投资。这些都是有相当好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的投资领域，这是中国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了，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因为他们的产业已经在世界前沿；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虽然可能老化，但都是有的；环境也是好的，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经济一疲软，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有好的投资机会，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能进行投资，这一点中国也是相对好的。各级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到50%之间，有人说比较接近50%，但也就是这样，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的情况比，中国的情况好多了。
  国外的财政赤字通常是用来支持消费的，中国的财政赤字则主要是用来投资的，形成了资产，中国的赤字又都是内债而不是外债，所以，中国财政状况是比较好的。
  中国的民间储蓄也比较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左右。另外，搞投资不仅要国内有资源，还要有外汇进口原材料机器设备、技术等等，中国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投资资源充足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在投资的资源上经常受到财政赤字相当高，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等限制。
  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投资拉动改变成消费拉动，这个看法笔者不太赞成。
  中国还是必须利用有利条件，以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投资为基础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投资短期会创造就业和增长，有了就业，消费就会增加。
  项目建成了以后，生产力的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又可以增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是可持续的。
  为什么将目标定在7.0%-7.5%？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前段时间在有些讨论会上提出明年和“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合适目标是在7.0%-7.5%之间的主张。之所以定 7.0%-7.5%之间，是因为有8%的增长潜力，而且启动内需的条件又是相对较好，不管是投资的领域还是投资的资源。
  如果能达到这样的增长水平，就业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也有利于金融安全。
  李克强总理提到，中国的经济工作不是一味考虑增长率，中国更关心的是收入增长和就业率。
  现在就业率看起来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一点，一般的企业即使短期之间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的盈利状况比较差，如果对未来的预期看好，它不会去解雇工人。
  但在对未来的增长不看好，企业又不盈利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会出现破产，而且一出现很可能是突然的，一下子失业就会增加得非常快。
  所以，定7%以上的增长目标对维持就业状况是有好处的。
  第二，金融安全的考虑。
  如果经济增长速度降得太厉害，很多企业破产可能不仅会突然造成大量的失业，而且，企业大部分的投资是靠银行的贷款，银行的呆账、坏账也可能会突然间增加非常多。
  7.0%-7.5%之间的一个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对稳定就业、稳定金融是有帮助的。
  7.0%-7.5%的增长速度也比较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而言，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那么2014-2020年只要6.8%的增长速度就够了。
  但是第二个目标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是0.5%，所以加起来是7.3%。
  增长的目标订 在7.0%-7.5%之间，外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增长速度比较接近7.5%，外部经济比较差的时候增长比较接近7%，这样未来六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就会接近7.3%，有利于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
  上述仅就有利的投资条件和增长潜力而言，要实现7.0%-7.5%的中高速增长目标也必须解决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尤其是那些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什么？收入分配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让中低收入者不满；环境问题大家都不高兴，高收入人群更不高兴，这样造成大家都不高兴。
  环境问题中国必须实事求是，有改善的空间，但是这个问题跟发展阶段有关。
  目前中国还是在制造业为主的阶段，和以农业或是服务业为主的阶段比，能源使用和排放的密度以及污染的程度都会比较高，高收入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大概不能够跳跃过去。
  当然，现在的技术比过去好，再加上环境执法如果到位的话，环境的问题可以部分缓解。
  只有进入了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降低，解决的资源也比较多，环境问题才能够根本解决。
  收入分配和腐败的问题，20年前出版《中国的奇迹》一书时就已经有所讨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最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改革是以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
  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大型企业，转轨过程中在要素市场上保留着很多扭曲。
  这些扭曲包括：采用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实行金融抑制，人为压低利率；资源税费实行低价；再加上有些行业的垄断。
  那些扭曲保护补贴了一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过去都是国有，现在有不少是民营。保护补贴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恶化了收入分配，另一方面滋生了寻租、腐败行为。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那就是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在80年代、90年代以前，这些制度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很多过去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已经有了自生能力，过去保护补 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了锦上添花。
  所以应该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素市场方面的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把保护补贴的价格扭曲消除掉，这样就能够比较好地用釜底抽薪的方式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问题。
  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除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体系之外，还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这样才能按照比较优势去发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潜力。
  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给予风险和外部性的补偿，并且必须不断地完善各种相应的基础设施，包括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政府必须在这两方面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
  这些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政府发挥好的作用的要义。
  现在的改革不比1980-90年代难
  展望未来，还有很多问题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
  最后，想特别强调一点，固然当前的问题很多，但是反思一下中国解决掉的那些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容易的，总觉得现在的问题比过去难。
  不过，过去二十几年里没有哪一年觉得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其实，每一年都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问题解决了，总又出现新的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中国还是必须以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态度去了解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利条件是什么，现在不能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挖掘有利的条件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了以后可以创造条件来解决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例，在80年代、90年代中国如果不是用渐进双轨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一定是苏联东欧的情形，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那些大型企业对国防安全来讲不能没有。
  今天俄罗斯为什么在乌克兰问题上敢跟欧洲、美国叫板，就是它有那些国防产业，那些国防产业过去是国有的，现在是八大垄断集团拥有的。
  俄罗斯给那八大垄断集团的保护和补贴，根据各种经验研究的发现是比原来还多的，效率实际上是更差的。
  中国的国有有企业当然也要改革，但是，要搞清楚对国有企业的那些保护补贴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但是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可以看到，过去国有企业主要的问题是有政策性负担，包括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如果不消除这两个负担，国有时没效率，就是民营了也同样会没效率。
  而且有了政策性负担，就会有政策性补贴，有政策性补贴的状况之下，实际上民营时的寻租积极性可能高于国有时的积极性。
  现在的状况变了，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从违背我国的比较优势变成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大型企业从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政策性负担没有了，政策性补贴也可以消除掉。
  所以，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应该不会比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难，要怎样进行？
  还是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用一些现有的理论框架来套这些问题。
  本文作者林毅夫是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