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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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10:41 齐春敏 客户经理

  保险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民商事合同，除具有一般合同的共性外，还有其特殊性。具体的特点是： （1）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法律行为，一旦生效，便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均负有自己的义务，并且必须依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与此同时，一方当事人的义务，对另一方而言就是权利。例如：投保人有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此相对应的是，保险人有收取保险费的权利。 　（2）保险合同是要式合同所谓要式是指合同的订立要依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进行。订立合同的方式多种多样。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一般以书面形式订立。其书面形式主要表现为保险单、其他保险凭证及当事人协商同意的书面协议。保险合同以书面形式订立是国际惯例，它可以使各方当事人明确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并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依据，易于保存。 （3）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即被保险人取得保险保障，必须支付相应的保险费。 （4）保险合同是诚实信用合同鉴于保险关系的特殊性，保险合同对于诚实信用程度的要求远大于其他民事合同。可以说，保险合同的权利义务完全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因此，保险合同被称为“最大诚信合同”。 （5）保险合同是保障性合同保险合同是保障性合同，即保险合同是在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提供经济保障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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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10:38 赵风蕾 客户经理

  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意思表示真实；
  （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而，保险合同若要有效订立，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缔约能力，并在保险合同内容不违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真实。
  无效认定：
  1、合同主体不合格。主体不合格是指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保险代理人等资格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例如，投保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或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缔约行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保险人不具备法定条件，不是依法设立的；保险代理人没有保险代理资格或没有保险代理权。如果保险合同是由上述主体缔结，则合同无效。
  2、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缔约过程中，如果当事人中的任何一方以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的方式致使对方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意思表示，均构成缔约中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在这里，欺诈是指行为人不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诱使对主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明知不存在风险却谎称有风险，明知风险已经发生而谎称没有发生等等。胁迫是指一方当事人以给对方或与对方有关的人的人身、财产、名誉、荣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同自己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要挟是确定可能实现的行为，而且足以使对方违背自己的意志与其订立保险合同。
  3、客体不合法。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则其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
  4、内容不合法。如果投保人投保的风险是非法的，如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均导致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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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10:35 辛国爱 客户经理

  一、增加格式条款提供者一方的充分说明义务1、《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2、《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二、发生争议时，作出对格式条款提供者一方不利的解释1、《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时，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2、《保险法》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做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三、其他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法律规定1、《保险法》第15、16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保险合同另有约定之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而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这是在合同的法定解除权方面有利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规定。2、《保险法》第60条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这就是说，一旦投保人认为投保时没有完全理解保险合同内容，致使保险合同与所希望的保险保障不符合，或感觉自身经济能力不能满足保险费用的交纳，投保人可以随时解除保险合同，而保险公司不能强制要求投保人继续交纳保险费。四、投保人、被保险人能够采取的救济措施1、《合同法》第54条规定：对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或者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对一方以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这就是说，当投保人、被保险人认为订立保险合同时受到了误导而错误的签字，或认为保险合同的约定明显不公平，或被人利用自己对保险合同和法律的缺乏了解而签订的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有权在一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不合理的合同条款进行修改、变更，或直接撤销保险合同。2、在投保、理赔或退保过程中，对有争议的条款内容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合法利益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也可以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起诉保险公司，捍卫自身的权益。我相信，这对维护保险合同双方的长远、共同利益，保证保险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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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10:32 连伯才 客户经理

  老百姓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足见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地位。
  12月26日，最高法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根据该《修改决定》，重新公布的《民事证据规定》共100条，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都有哪些重大变化？否则5月1日以后，你的证据可能将不被法庭采信，有可能成为非法证据或无效证据！
  12月2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对实施超过18年并对民商事实务影响巨大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作了全面、系统的修改，亮点颇多。
  该《修改决定》共115条，根据《修改决定》重新公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共100条。修改后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保留原《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条文未作修改的11条，对原《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条文修改41条，新增加条文47条。
  现根据修改内容，结合我们办理大量民商事诉讼的经验，对本次修改的三大重大变化作相应的解读和分析。
  一、自认规则的七大变化
  当事人自认，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予以认可的行为。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如法院认定当事人对某一事实构成自认，则对方当事人即无需举证证明，于己不利的事实将会被坐实。
  由此可见，自认制度对于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巨大。用“说错一句话，输一场官司”来形容自认制度，再为贴切不过了。
  2001年，《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仅用一个条文（第8条）规定了自认制度，与这一“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巨大”的制度的重要性，明显不相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则用7个条文（第3至9条）全面规定了自认制度，足见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项制度的重视。
  关于当事人自认制度，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相较于原来的司法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点变化：
  （一）明确了自认制度可适用的场合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3条第二款对《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二条规定的“法庭审理”作了扩大解释，规定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所作的于己不利的陈述，也可认定为自认。
  （二）规定了自认推定规则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不否认，经法官询问后仍不置可否的，可视为自认。所谓的“视为”为法律上的拟制，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反证的方式予以推翻。因此，以后在庭上闭口不言，尤其是对于自己不利的事实不置可否，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
  （三）推定诉讼代理人有权限，增加了律师的执业风险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代理人没有自认权限外，推定代理人有自认权限，不论该自认事实是否导致当事人承认对方诉讼请求。而在此之前，代理人虽有自认的权限，但对于自认导致实质上承认对方诉请的情形，必须要求获得当事人的特别授权。这就要求律师在今后的执业活动中，对于案件的关键事实，尤其是可能影响诉讼请求成立于否的事实，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防止一着不慎，给当事人带来不可逆的损失。当然，最为稳妥的做法是，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排除律师有自认的权限。同时，该条还规定，当事人现场对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
  （四）首次明确规定了共同诉讼中的自认规则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6条区分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两种不同情形，分别确定了不同的自认规则。其中第一款规定，普通的共同诉讼中部分当事人的自认，仅对自身发生效力，而不及于其他当事人。但对于必要的共同诉讼，部分当事人的自认除其他当事人明确表示否认的，方可对其不发生效力。该否认必须明确作出，不得沉默或者不置可否，否则推定为自认。这就要求当事人和律师在参与共同诉讼时，要注意区分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并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对部分当事人的自认作出处理。对于某一案件究竟为必要的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存在争议时，应慎之又慎。为防止失权，此种情形下建议对于所有于己不利的事实一概否认，切勿一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五）规定了附条件的自认规则
  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各种考虑（典型的彼此妥协），可能会附条件的承认某一事实，但所附条件有可能是合理的，也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因此，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条，对于附条件的自认，规定人民法院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是人民法院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原则审理民事案件的具体体现，也为当事人在诉讼中更为灵活的处理纠纷创造了条件。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附条件的自认规则最终如何处理由法官决定，因此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能达成诉讼中有利的局面，但用的不好可能使局面更为被动。因此，律师采用附条件的自认作为庭审策略时，应充分向当事人披露风险，切勿盲目趟浑水。
  （六）明确了可适用自认规则的例外情形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8条规定，对于《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事实，不适用自认规则。《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具体包括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公益诉讼）；（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以上事实或者诉讼，或关乎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或关乎人民法院审判权利的独立性，因此排除自认规则。防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损害人民法院审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七）对撤回自认规则作了进一步规范
  关于撤回自认的最后时间节点，与此前一样均为法庭辩论终结前。但对于因受胁迫或重大误解而撤回自认的条件，则删除了要求满足“与事实不符”的条件。同时，该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撤回自认人民法院准予的，应当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作出裁定。该裁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此类裁定不允许上诉。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之所以要求对于撤回自认作出裁定是为了强调自认规则的严肃性和重要性，防止当事人视自认为儿戏，反反复复。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自认制度非常重视。自认制度是民事诉讼特有的制度，是民事诉讼中处分原则的具体体现。自认制度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当事人实体性权利的处分，直接关乎官司的成败，因此不论对于律师还是当事人，以上七点变化都必须足够重视，方式稍有不慎，踩进坑里。
  二、书证提出义务的四大亮点
  书证是指以其所记载的内容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由于书证能够以文字的形式展现案件事实，因此往往更为具体明确，争议也较小，在民事诉讼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在列示证据种类时，将其列为仅次于“当事人的陈述”的证据，足见其重要性。但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90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此时，书证的重要作用即更为凸显。
  书证提出义务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无具体规定，而是规定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该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因提交书证所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负担。对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申请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因此书证提出义务，实际上是采用倒逼机制，逼迫掌握书证的一方交出书证，否则直接推定另一方主张真实。由此可见，对于有义务交出书证的一方而言，拒不交出书证实际上等同于承认对方诉讼主张，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影响巨大。
  同时，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99条，对于书证的规则适用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就大大扩张了书证提出义务的适用范围上。因为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4条，电子数据包括：“（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根据该规定，互联网上所有信息都可称之为电子数据。在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证据将会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呈现，书证提出义务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此前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并未明确规定书证提出义务，仅在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该规定有若干书证提出义务的影子，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证提出义务规则，而是一种特别的事实推定规则。因为该条并未规定人民法院有责令持有书证的一方交出证据的义务，其所针对的对象也并非仅限于书证。本次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95条对原来的第75条作了适当的改造，将事实推定限定在“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将事实推定直接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更为科学。
  本次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用四个条文（第45-48条）全面规定了书证提出义务制度。
  （八）规定了书证提出义务的适用前提，即书证处于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5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交出书证的，应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载明书证的名称或内容，说明书证证明的案件事实及其重要性，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及应当交出书证理由。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判断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所需考量的因素。根据该规定，责令对方交出书证，必须书面申请，并详细说明理由。相关理由应重点关注以下两点：（1）书证处于对方当事人控制的事实及证据；（2）书证对于案件处理的重要性。前者为书证提出义务规则适用的形式标准，为人民法院启动书证提出义务规则程序的前提；而后者为书证提出义务规则适用的实质标准，为人民法院最终决定是否需对方交出相应书证的决定性因素。
  （九）确立了书证提出义务规则适用的程序
  根据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6条第一款：（1）人民法院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书证提出申请，必须听取另一方当事人意见。在必要时，还会要求当事人提交证据、进行辩论。（2）如果责令一方交出的书证不明确、不够重要（具体包括对待证事实证明务必要或对裁判结果无实质影响）或者不符合该规定第47条的规定的，则人民法院将不予准许。第46条第二款对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作了规定。根据该款规定，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文书提出义务申请，人民法院准予的，应作出裁定。至于该裁定是否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作出，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未予明确。但如不予准予的，则仅需通知申请人。
  （十）明确了书证提出义务适用书证的范围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7条规定以下书证当事人应当交出：“（一）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的书证；（二）为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制作的书证；（三）对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查阅、获取的书证；账簿、记账原始凭证；（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情形。”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项和第四项。第一项，强调某一书证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则必须提出。我们认为，此处的“引用”不仅包括书面文件中的引用，也包括口头陈述、答辩、质证时的引用。因此，不论是律师还是当事人，对于于己不利的书证，在诉讼前必须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防止错误引用于己不利且对方并不掌握的证据，自设圈套。本条规定的第四项必须提出的书证为“账簿、记账原始凭证”，此点非常重要。由于账簿、原始凭证能够最直接的反映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财务状况、资金走向等信息，对于查找财产、确定当事人是否存在违约、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等案件事实至关重要。基于此等书证的重要性，该解释明确规定持有的一方必须提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书证提出义务不仅限于诉讼程序，在执行程序，尤其是在执行程序中的财产调查阶段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后，申请执行人可充分利用被执行人必须交出“账簿、记账原始凭证”的规定，获取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查找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的线索。当然，最终该义务能否应用于执行程序，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十一）明确了拒不履行书证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48条规定，负有书证提出义务的一方拒不履行该义务的，人民法院可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即拒不交出书证，将直接丧失以该书证为自己抗辩的权利。同时，该条第二款还对《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持有书证的当事人以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毁灭有关书证或者实施其他致使书证不能使用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了明确，人民法院也可直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三、规范鉴定人出庭的程序
  （十二）规定鉴定人出庭的时间和要求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9条对鉴定人出庭制度作了进一步规范。该条规定：“鉴定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三日前将出庭的时间、地点及要求通知鉴定人。委托机构鉴定的，应当由从事鉴定的人员代表机构出庭。”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但对于如何通知鉴定人出庭，却并无明确规定。
  本次修订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人民法院有义务在开庭前将出庭时间、地点及要求通知鉴定人。此处“要求”的内容不明，可能存在一定争议，期待最高人民法院在释义书中予以明确。另外，该条未规定人民法院未按期通知鉴定人出庭的法律后果，可能构成法律上的漏洞。
  同时，该条第二款进一步明确了鉴定人出庭的代表人，规定委托机构鉴定应当有从事鉴定的人员代表机构出庭。即“谁鉴定，谁出庭”，确保了对鉴定意见质证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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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10:26 齐明柱 客户经理

  您好，(一)合同法关于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
  《合同法》第39条第2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目前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内容主要由保险人预先拟定，投保人不能随意修改及变更，因此实务中的保险合同多系典型的格式条款。
  《合同法》第39条第1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对于格式条款的效力，《合同法》第40条还有一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就该条表述来理解，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得在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中有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内容，否则该免责条款无效。
  这样，《合同法》第39条第1款与第40条之间就形成了逻辑上的矛盾：按照合同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对于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只要该条款不属于《合同法》第53条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的条款，只要以合理方式提请了对方注意并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进行了说明，该条款即为有效；而按照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不论其是否以合理方式提请了对方注意并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进行了说明，只要格式合同中有免除其责任的免责条款，该免责条款便绝对无效。目前对于这一矛盾，合同法或相关司法解释并未作出解释或修正。
  (二)保险法关于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
  《保险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上述规定借鉴了《合同法》40条的立法精神，但在表述上又不尽相同。该条规定强调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条款无效。此处的“依法”应理解为依据保险法或其他法律，有关该项权利或义务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不能依据当事人的合意或约定而更改或排除。因此，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除法定免责条件外，更多是基于特定险种的不同风险考量而做出的技术安排，符合保险原理，具有行业的特殊性，因此不属于依法应承担的义务范畴，不应界定为强制无效条款。
  同时，《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该条规定相比《合同法》第39条的要求更加严格，也更有利于对弱势合同相对方的保护。合同法要求条款提供方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并按照对方要求，对免责条款予以说明。保险法则要求必须采取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且还须主动对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该说明义务不以投保人的询问或要求为前提，而是保险人应强制履行的义务。同时，对于不履行上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保险法作出了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规定。
  (三)保险合同中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
  保险合同属于保险这一特殊行业范畴，同时受《合同法》及《保险法》的调整。如前文分析，两部部门法关于格式免责条款效力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应当考虑的是：合同法属于一般法，制定实施时间为1999年；保险法属于特殊法，修订实施时间为2009年。基于特殊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对保险合同中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应以保险法相关规定为依据。
  对保险合同中格式免责条款的效力认定可依循如下原则：格式合同中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义务或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及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条款，属于绝对无效条款。除该类条款外，基于保险行业经营的特殊需要，而设定的符合保险原理、具备精算基础的免责条款，作为格式合同的组成部分，依法有效。对于该类条款，保险人作为格式合同提供方，应按照《保险法》第17条规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予以提示及明确说明，否则该类条款虽属合法有效条款，但不产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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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10:23 赵风英 客户经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车辆的普及，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在法院审理的各类民事案件中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因为我国法律规定，购置车辆需购买保险，所以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必然会牵涉到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问题以及三方即投保人（交通事故中的权利侵害人，以下简称权利侵害人）、第三人（交通事故的中权利被侵害人，以下简称权利被侵害人）、保险公司的权利义务分摊问题。目前，此类保险合同中常常含有仲裁条款，即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权利侵害人)的保险利益需要通过先仲裁后诉讼的方式才能获得。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后，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本可依据《保险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获得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因为投保人（权利侵害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约定有仲裁条款，成为了保险公司拒绝先予理赔的一个程序障碍。而在审判实践中，因为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认定不同，造成了同类案件在处理上程序不同，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完全不一样的情形。所以，在当前情形下，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如何认定仲裁条款的效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此，笔者提出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中应认定投保人（权利侵害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的观点。即法院在处理以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为原告的案件中可以直接作出判决。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中认定投保人（权利侵害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更符合立法原意。首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即保险公司有承担首付的法定责任。其次，《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即第三者直接请求权）。投保人（权利侵害人）的故意和过失与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毫不相干，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对保险公司直接赔偿请求权不是基于保险合同，而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保险公司以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与保险公司没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本身就违反汽车强制保险的创设目的。再次，机动车方发生事故造成侵权，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基于侵权法律关系要求投保人（权利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基于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由保险公司承担给付赔偿金的义务，二者基于不同的原因而产生同一给付义务，并因其中任何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部债务归于消灭，保险公司和机动车方的债务构成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对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损失，除非在受害方故意的情形下，受害人既可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也可要求机动车方赔偿损失，还可同时向机动车方和保险公司主张权利。在实例中原告方选择同时请求保险公司和侵权人进行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有其充分法理依据。 第二，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中认定投保人（权利侵害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符合合同相对性原则。首先，从法理上看，仲裁条款没有经过第三人的同意，因此有悖于传统仲裁法理论；其次，由于第三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仲裁条款向第三人扩张还面临着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考验。一是在合同主体方面，《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根据合同关系相对性的原则，合同关系和合同的约束力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合同当事人不能向与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所以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在合同中的任何约定对第三人无效。二是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关系为损害赔偿而不是保险合同关系，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合同相对性都是合同法的基石，合同一般只能为第三人创造权利，却不能为第三人设定义务，故保险公司提出仲裁优先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第三，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中认定投保人（权利侵害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有助于案结事了，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中，被侵害的权利客体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这些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权利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赔付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产、生活，进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历年来，因为保险公司不能及时理赔起诉到法院的交通事故纠纷越来越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例如，本人在2011年所承办的一起某某诉某某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因为保险公司提出保险合同中含有仲裁条款、事故未经仲裁拒绝向伤者、投保人支付赔偿款，造成事故发生后一年之久未经处理，投保人和伤者自己垫付的医药费用高达十几万之多，相对于一个正经历人身损害的家庭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因此，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作出投保人（权利侵害人）与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的认定，直接作出判决，使第三人（权利被侵害人）的权利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偿付，是在尊重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又切实及行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能够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综上，笔者认为，不管是从减少诉累、节约司法成本、还是从立法意图、保护伤者的权益出发，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实例中认定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不能对抗第三人，法院在处理以第三人为原告的案件中可以直接作出判决都是正确的。 及时的裁判是公正的，及时的赔付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第1页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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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7 10:20 贾麒麟 客户经理

  依据《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当事人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是通过对其所进行的调查来完成的。保险合同的效力调查，是以我国《保险法》、《合同法》等法律规范为依据，结合保险公司与投保人所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来进行的。通过对保险合同效力的调查而形成的认定，在总体上，可分为有效合同的认定与无效合同的认定、有效合同中的部分无效条款认定等情形。

  保险合同的效力调查与认定没有固定模式，只能以个案方式存在。因此，对积累案件资料和案例分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