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根据起因，通货膨胀可以划分为哪几种类型16回答

最佳答案： 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如果结构性通胀没有有效抑制就会演变成成本推动型通胀,造成全面通胀。
通货膨胀按形成的原因一般可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是指由于总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商品平均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是指因商品和劳务的生产者主动提高价格而引起的商品平均价格的普遍上涨的现象。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在通货膨胀期间，需求、成本以及结构这三种因素同时起作用。
总体而言，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有害的经济现象。并且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通胀意味著一国货币的对内贬值。在外汇市场，通胀是影响币种走势的重要指标。但是，汇价走势对通胀的反应往往是复杂的。
一国货币的贬值分为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通货膨胀引起的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减少，就是对内贬值。而对外贬值就是相对于其他国家汇率的下跌。我们要考察通货膨胀对汇价变动的关系，就需要了解货币的对内贬值与对外贬值的关系。
以欧元区和美国为例，假如欧元/美元汇率现在为1.2000，也就是说对于同一可贸易产品，在美国需要花费120美元购买的东西，在欧元区100欧元就可以买到了。假如美国的通胀率为5%，一年之后，现在120美元能购买的东西，需要花费120*（1+5%）=126美元才能买到。如果欧元区通胀为0%的话，100欧元的东西，一年后还值100 欧元。这样，理论上欧元/美元的汇价现在变为1.2600。也就是说，一国的通胀将引起本国货币的对内贬值和对外贬值。
应该指出，以上仅是极端情况下的按照货币购买力计算的汇率。在现实经济中，一国政府往往会对经济进行干预，当出现通货膨胀压力时，中央银行往往采取加息或者缩紧信贷等措施以抑制通胀，利率的变动造成了资金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这种变动蔓延到资本市场，造成证券价格的变动。具体体现为股票市场的走低，和债券收益率的提高。而后者使得债券市场相对于别国的债券更具有吸引力，这有可能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加息国，从而形成加息国货币的买盘。这对加息国货币是有利的。目前外汇市场盛行的套息交易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在美国自2004年6月1开始加息以来，迄今为止美国已经进行了11次连续加息。当2004年12月14日，美联储的第五次加息宣布联邦基金利率提高至2.25%以后，美元利率自1998年来第一次超过了欧元2%的利率。而外汇市场也逐渐形成一种逻辑思维∶
通胀压力增大——中央银行可能加息——资本市场吸引力加大——货币上行
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思维，美元在今年总体走势强劲，持续的加息预期抵消了市场对美国双赤字问题的担心，欧元/美元从去年底的历史最高点1.3665持续下跌。而每当美国，或者欧元区，或者英国公布强于市场预期的通胀数据时，其货币就会上扬。
但是，加息对于治愈一国的通胀真的是有效的吗？以及，持续的加息真的提高了一国货币的内在价值了吗？
前面提到，通货膨胀的成因有需求拉上型和成本推动型。考察美国的国内经济，一方面由于美国消费者的过度消费，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上的投资需求旺盛，引起了一定的泡沫现象，而美国抵押贷款利率的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正是造成房地产泡沫的主因。另一方面，过去1年多来，国际油价自30美元/桶节节攀升，现今已在60美元/桶上方，涨幅超过100%。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和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油价的飙升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即油价的上扬造成美国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但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能否演变为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关键要看美国生产企业的定价能力(Pricing Capacity)，即美国企业的输出商品价格能否随著生产成本的上升而上调。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竞争，制成品的价格很难上调。能源价格的上扬仅仅通过成品油，如汽油价格的上扬来对消费者产生影响。这就造成了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较高，而消费者物价指数并不高，而扣除能源和食品影响之外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更加温和的局面。也就是说，油价的上扬并未全面蔓延到美国经济的各个层面。而油价的上扬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的。下图给出了去年6月份以来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走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尽管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最近半年来节节攀高，特别是9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达到25年来的最高月比增长率1.2%,但核心CPI却始终维持在0.1%的低水平。显示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全面的通胀压力。
相关知识——CPI
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收到的一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97.75元的货品及服务。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他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消费者价格指数，是对一个固定的消费品篮子价格的衡量，主要反映消费者支付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化情况，也是一种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工具，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在美国构成该指标的主要商品共分七大类，其中包括：食品、酒和饮品住宅；衣着；交通；医药健康；娱乐；其他商品及服务。在美国，消费物价指数由劳工统计局每月公布，有两种不同的消费物价指数。一是工人和职员的消费物价指数，简称CPW。二是城市消费者的消费物价指数，简称CPIU。
核心CPI即核心消费价格指数，是指将受气候和季节因素影响较大的产品价格剔除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由于食品和能源价格会受到一些异常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大幅波动，并模糊消费价格的真实变动趋势，因此，一般将剔除了食品和能源消费价格之后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ore CPI），并被认为是衡量通货膨胀的最佳指标。
一方面是由于住房抵押市场利率偏低引起的房地产投资需求过热，另一方面是由美联储无法控制的油价上扬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显然，美联储的持续加息行动可以抑制前者，但加息行动并不能抑制油价引起的通胀，相反，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的上扬必然造成企业财务成本的增加，这对于饱受物价上涨之苦的企业来说，无疑又多了一项负担。而商品定价能力的缺失又让企业无法转移这些负担。这就产生了加息的悖论，加息治疗通货膨胀可能无效，但加息却会造成经济的放缓。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利率的传导机制不通畅。美联储理事桂恩（Guynn）就认为，美国企业的定价能力偏低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这点从英国经济中体现更明显，从2004年下半年就传言英国将会加息，但出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心，加息一直未能成行，相反引来今年8月份的减息行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和能源价格、海外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令英国经济陷入滞胀危险。因此，通胀不再被市场看作加息的信号，而是出现一种难以治愈的经济梦魇。
能源价格的上扬，将引起可能的消费需求放缓，和由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消费需求的放缓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的低迷。伴随著通胀的经济低迷给货币政策制订增加了非常矛盾的难度。仅凭加息或者减息是难以治愈这一顽症的。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当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时，会伴随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采取加息等货币政策效果是明显的。但当经济增长乏力时，经济中最活跃的投资因素对市场价格的敏感度降低，利率等货币政策作用并不明显，此时应该采取财政政策来进行调整。
在高油价的前提下，为什么过去大半年来美联储的稳步加息总是不断刺激美元走高呢？美联储的利率政策虽然不能直接对油价产生作用，但可以通过对强势美元的支持来达到抑制油价的目的。这一思维的逻辑依据是∶
加息——美元上扬——美元相对购买力增强——以美元计价的油价下跌——输入型通胀受到抑制
但是，随著石油生产国不断将出售石油赚取的美元转换为欧元等其他储备货币，这一逻辑路径的延续性受到越来越大的考验。首先，加息使美元走强的前提是美国资产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加大。但在于油价不断走强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对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表示担心，而持续不断的加息行动会加剧这种担心。近期报出的美国通用汽车信用等级降低，以及瑞富财务丑闻等事件，都将抑制国外资本对美国资产的需求。虽然美国国债不会受到信用风险和企业盈利的影响，但毕竟其投资容量有限，美国政府不可能无限度的膨胀其国债规模。如果布什政府能实现其削减政府财政赤字的计划，联邦政府依靠国债市场来弥补预算的意愿就会减弱，国债的发行量反而会减少。有限的资产供给下，需求的增加会造成价格的上扬——国债收益率的下降，格林斯潘的所谓“长期利率之谜”就会再现市场。这显然就抵消了加息所带来的资本市场吸引力。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在美联储连续的加息压力之下，特别是未来还将继续加息（市场猜测美联储可能将利率最终提高至5%的水平），美国经济将受到严重的压力。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花旗银行等大型银行利润率的飙升，另一方面频频出现美国企业利润下降的警告。这是因为加息将企业利润通过融资成本转嫁到银行利润了。但这一现象不会持久，企业利润的最终下滑，将下挫投资意愿，而我们知道，投资是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的大幅上升或者大幅下降都是损害经济的。而加息带来的美元强势将最终由美国经济的走缓而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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