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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4:00 辛国江 客户经理

  金融危机将导致导致通货紧缩。
  因为金融危机会导致整个的社会财富缩水，也就是流通的货币会减少，社会购买力减弱，这样就会商品大量积压、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通货紧缩。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量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它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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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3:59 龚峰毅 客户经理

  自主创新是增强金融危机中的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来源： 索维尔研究及数据中心
  当前，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正给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应对危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我们应以此为指导，以战略眼光审时度势，客观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地把自主创新作为应对的关键举措，努力在危机过后切实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
  一、百年全球历次重大危机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一百多年来，世界先后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危机前后实践证明，凡是善于迎难而上、依靠科技锐意创新的国家和企业，都能很快摆脱危机并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其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1.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定增长的强大杠杆。技术创新的活跃带来经济繁荣;而技术创新低迷，则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伴随经济波动，一些昔日主导性产业逐步衰退，而另一些新兴产业在创新的推动下茁壮成长，成为支撑经济复苏和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力量。自1788年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起，这样的规律就反复显现。其中美、日、韩三国在危机中的各自发展就是有力证明。
  (1)美国在大萧条后依靠技术创新迅速进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20世纪初，美国通过石油开采、冶炼、电力与电气技术创新，推动钢铁、汽车、化工、电气等产业快速扩张。自汽车工业采用流水线作业的重大技术革新后，生产能力迅速增加，汽车销量于1929年突破500万辆。但随着投资被过度挖掘，主导产业大量生产过剩，加上制度性因素等导致大萧条爆发。在大萧条动荡期间，通讯、化学合成、有声电影等新技术逐步成熟，推动电信、无线电、合成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及文化创意产业迅猛发展，带动了经济回升，到1939年美国逐步转入以重化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高峰期。大萧条导致经济倒退了近30年，而新一轮技术创新则使美国经济只用了8年就基本得到恢复。
  (2)日、美两国在石油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使得节能型、低耗能产业迅速崛起。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因能源严重依赖进口受损最为严重。但日本大力推进“节能技术革命”，加快新能源利用技术以及节能技术的自主研发，引导和推动产业结构重心向电子机械、家用电器等低耗能产业转移。同时，抑制传统产业规模扩张，鼓励企业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如造船业实施扩能控制，注重加强船型开发，竞争力大幅增强，迅速扭转了不景气局面。在1973年以后的10年中，日本GDP实际增长了47%%，而一次能源消耗量只增长了17%%。到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受影响最轻，并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同样，在石油危机期间，以化工、钢铁、汽车等“烟囱工业”为主导的美国经济也遭受严重打击。危机后的美国大力推动附加值高、能源消耗低的新兴产业发展，使通讯设备、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技术产业快速崛起，成为经济新的主导力量。1993年美国工业增长的45%%已由高新技术产业带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40%%以上。同时传统产业规模缩小，钢铁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从1.9%%下降到1.6%%;汽车工业占GDP比重从3.7%%降为2.1%%。
  (3)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依靠技术创新快速步入知识密集型产业高速发展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正进入“信息时代”，而此时韩国仍以重化工为主推动产业规模扩张。危机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企业大量倒闭，实际失业率高达12%，经济几乎陷入瘫痪。这促使韩国政府痛下决心依靠创新加速产业优化升级，国家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实施《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法》，把大学的科技拨款从8.4%提高到12%，鼓励和支持企业技术开发，集中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航空航天等28个知识型产业，仅3年时间经济率先复苏。其间，韩国IT产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达16.4%%，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8.6%%增加到2000年的12.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0.5%%。不仅基础研究水平达世界一流，且汽车、电子、冶金、造船、动漫甚至美容等产业都因具有原创能力而走在世界前列。
  2.支持科技创新是政府应对危机战略举措的核心内容。近百年来，成功应对重大危机的国家共同之处在于，在尽快稳定经济、恢复生产的同时，着眼于危机后国际竞争力的培育，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一是确立和提升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提出美国科技发展的五条基本原则，为此后美国科技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完善提供了基础框架。日本在石油危机中确立“技术立国”战略，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危机之后，将“科技创新立国”上升为基本国策。新加坡也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启示，于1991年成立了国家科技研究局，并开始实施第一个科技五年计划，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较快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改“出口立国”为“科技立国”，致力于建立“以科技为中心的社会”。二是将科技投入视为重要战略投资不断加大力度。二战后，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研发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达5%%以上，日本在4%%左右，美日政府研发投入均占到了国内研发总投入的一半以上。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研发投入剧增，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997年的3.61%%上升到2001年的4.4%%。三是超前部署前沿技术研发奠定结构转型基础。美国特别重视把国家军事战略需求与经济发展结合。8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大力支持信息通讯、空间技术和网络技术等尖端技术研发;同期西欧18国共同制定了尤里卡计划，重点加强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5个优先领域的研发。正是这些面向未来的技术成果，为后来这些国家经济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重视发挥科技创新政策的导向作用。早在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政府就颁布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联邦政府必须采购美国货物和服务，以保护本土企业。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政府专门制定了《特定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对重点产业技术开发提供补贴、税收和金融优惠。而韩国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迅速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产业政策方向及知识基础产业发展方案”，全力发展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五是大力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美国在鼓励企业自由竞争的同时，不断强化对企业创新的扶持。石油危机时，美国政府联合企业共同实施“Sematech计划”，显著提高了半导体企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扭转了全球竞争中的不利局面。90年代以来，美国对企业的扶持向成果产业化阶段扩展，突破以往仅限于“竞争前阶段”的限制。而日、韩、新等国，更是把支持企业创新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从研发到技术商品化和产业化等各阶段都全面给予支持，帮助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3.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是挺过危机实现快速发展的根本出路。经济动荡往往成为企业进化的重要时机。很多世界级大公司正是因为从不放弃技术创新，危机不仅没能击垮它们，反而成为做大做强、跨越发展的难得机遇。一是始终保持旺盛的研发活力。一百多年来，这些世界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产业。现代化学工业发展始于杜邦、拜耳等，现代通讯业发展始于贝尔等，现代汽车业发展始于福特等，现代钢铁业发展始于奥钢联、新日铁等，现代计算机产业发展始于IBM、英特尔和微软等。全球跨国公司拥有世界70%%的专利和2/3的研究开发经费，而美国85%%的发展研究、60%%的应用研究和16%%的基础研究均由企业完成。二是致力于在产业链高端占据领先地位。危机中，世界级企业始终坚持开展基础性、战略性技术研发，通过重大技术突破占领行业制高点。在大萧条前后的11年里，杜邦公司投入2200万美元和230名科技人员，致力于合成纤维开发，于1938年研制成功世界第一种合成纤维———尼龙，从此奠定了全球合成纤维工业的基础及杜邦在全球化学工业的领军地位。三是以产品创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面对危机中市场需求变化，世界级企业主动做出反应，集中开发新品。日本汽车企业抓住石油危机对小型节能车的迫切需求，迅速组织开发出可节油25%%—30%%的新车型，成功占领全球市场，迎来了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到1980年汽车年产量达1100万辆，超过美国成为当时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四是通过适时转型升级实现新的发展。世界级企业敏锐地把握全球最新产业发展动态，通过实施战略转型，获得更大发展空间。1997年前韩国三星多元化规模扩张，核心芯片从索尼购买。危机使三星痛定思痛，大刀阔斧重组业务，将10个非核心事业部出售，全力研发自主数字技术产品，2003年一举超过索尼，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信息公司。
  百年危机史告诉我们：第一，科技创新是产业更迭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历史表明，只有依靠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受危机影响才会更小，走出危机才会更快，由此危机之后的发展也才能更为迅速。要在未来赢得一流的经济竞争实力，就必须拥有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科技创新必须以更快的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才能稳定支撑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政府应对的明智选择是创新发展的强力保障。危机中，政府应体现远见和魄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大对新兴产业、关键技术领域的支持，激发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信念。第三，企业必须具备勇于开拓创新的胆魄。企业须有敢于创新的气魄和毅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切实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使企业永远处于发展前沿。
  二、美国金融危机根源及其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美国在依靠科技推动发展方面，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有沉痛的教训和失误。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就很值得我们反思。虽然此次危机直接表现为次贷衍生品的泛滥，但存在着宏观调控决策失误及监管失控等本质原因，其他深层次根源还在于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始终缺乏足够的创新成果支撑新产业兴起以弥补网络经济收缩，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二次大战以后，美国和前苏联争霸，投入大量财力用于军品研发，并在其他高科技领域支持与军事有关的科技活动，结果催生了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等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后来转入民间成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乃至全球新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防科技民用化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一般而言，成熟的军事科研成果转为民用的时间大约在10—15年左右。1990年以后随着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在失去了竞争对手后，美国就失去了大量投入军事研发的动力，国防预算从1990年占政府支出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5%%，冷战时期积累的尖端科技成果基本挖掘殆尽，而新一轮重大技术创新又迟迟未能产生。同时，国家整体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下降，研发投入每年减少5%%，以至于在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已无更多新的军事尖端成果可转入民用，再没有重大技术发明及其新兴产业出现。布什政府采取保守的科技政策，包括削减科技顾问专家数量，禁止胚胎干细胞研究等。虽然美国仍保持强大的科研实力，也不断有一些科技成果出现，但这些零零星星的成果还不足以从根本上驱动经济的高速增长。科技进步下滑使美国经济失去了稳定增长的源泉动力。2000年中期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为刺激经济，美国不是继续依靠科技，而是转向了金融和房地产。美联储13次连续降息。随着银行资金借贷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及放贷条件的放宽，大批不够条件的购房者也能获得贷款。当一个国家把它的竞争力寄托在没有可靠实体支撑的虚拟手段上时，危机就产生了。金融机构为追逐自身利润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众多金融衍生产品，并没有取消风险而是向外转嫁甚至加剧了风险。“次贷”确实刺激了住房投资，由此美国经济得以迅速回升，但同时住房需求猛增，房价一路攀升，导致2003年中期经济出现过热，于是折腾回来美联储再连续13次提高利率，结果使得本来收入很低的购房者终因月供过高而承受不了，最终金融和房产泡沫的破裂导致美国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一个依靠几次重大技术革命奠定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却在这次发展中因丢失科技驱动而走向邪路，教训是沉痛的。
  第一，经济发展不能失去实体经济的稳定支撑。实体经济是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发展活力的根基，也是技术创新的源泉和载体。抵御风险和抗击危机的途径是靠经济实力，而增加经济实力的有效办法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实现财富的持续增加。当不注重产业发展时，技术创新自然失去需求和动力。而没有重大技术革命所催生的新兴产业出现，就适应或支撑不了经济周期性变化发展。从战后至今，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已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特别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贡献GDP占比也从1950年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比则从11.37%%上升到20.67%%。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经济虚拟化程度无限制扩大，削弱的不是科技，而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抗风险能力。美国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在下一年度的1万亿预算安排中，强调对科学的投入将是强制性的，并对新能源投资采取激励政策。当选总统奥巴马已提出大力支持科学研究的一揽子计划，包括在未来10年将研究经费增加一倍，永久性实行研发投入减免计划，利用新技术改良农作物，成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设立国家首席技术官，重建国家航空航天委员会，取消对干细胞研究的禁令，并重点资助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技术开发等。
  第二，经济增长不能失去企业创新的微观基础。实体经济或产业经济主要靠企业，这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当美国削弱了实体经济也就丢掉了产业和企业，创新失去基础。受虚拟经济短期高额回报的诱惑，美国制造业大量萎缩，企业多数不生产自然更失去创新动力和热情，行为短期化、投资盲目化现象十分严重。据有关调查显示，近年来有相当多的美国制造企业从事各类虚拟经济活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对企业家的吸引力不断降低。如美国福特公司尽管是一家超大型制造业企业，但其2007年税前利润中，仅有8亿美元来自汽车销售主营业务，而有50亿美元来自于信贷租赁等金融业务。因此，重视企业对国家发展的影响，重树企业创新信心，激发产业活力至关重要。
  第三，持续发展不能失去优质投资的良性循环。投资的质量决定着经济的质量。当经济遇到萎缩，需要刺激投资启动需求，但投资短期看数量长期则在质量。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社会投资预期收益率降低，其刺激出来的主要是低质量投资。而靠低质量数量型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长期这样的政策势必要出现金融危机。应该通过支持创新来刺激投资。符合市场需求的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会使得投资收益上升，由此推动企业投资上升和财富的大量增加，使投资创造应有价值，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这样的投资才是优质投资。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危机救助计划也不断调整，从最初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低质量金融资产，到目前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要在未来10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重点支持新能源发展，希望以此为美国未来经济提供新的支撑。
  美国金融危机扩大，全球经济明显减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这场危机给中国的创新发展带来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化“危”为“机”的关键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迅速提升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危机为科技创新带来新的机遇：第一，危机使企业的创新需求更加旺盛。高附加价值、低资源消耗、高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的产品和技术将更受青睐。危机面前只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产品的，基本都无大的风险，企业业绩不降反升。困难和倒闭的是那些低端生产没有创新的企业。南京协和化学公司虽然经营建材原料，但其坚持新品开发，仍使主营业务增长50%%多。第二，危机使企业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无论是人员薪资、设备价格、制造费用等都会有明显下降，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加优质的创新资源。南通恒力集团为新上工业丝项目从国外引进设备，去年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谈判附加条件苛刻，现在却迅速达成意向协议，且报价降了一半左右。第三，危机使创新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受危机影响，更多的跨国公司为集中资源、降低成本实行外包，这将给中国企业带来新的市场资源。同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人才、科研机构也将向外寻求发展空间，国际间优质创新资源的互动明显增强。今年江苏举办跨国技术转移大会，成效显著。第四，危机使企业及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明显增强。更多的企业意识到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性，申请和维权的意识明显增强。今年前三季度江苏企业专利申请同比增长60%%以上。昆山好孩子集团平均每天两项新设计，新品储备量已达两年以上，今年产品价格逆势上涨15%%。第五，危机使优秀企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危机中将有一批企业倒闭被淘汰是正常的，同时危机使那些未被有效利用的存量资源和市场空间得以释放，从而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创新能力较强、创新产品市场潜力大的企业腾出了新的发展空间。经过危机的洗礼，一定会出现一批更加具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优秀企业。
  当然，危机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给科技创新带来严峻挑战：第一，市场需求萎缩可能影响创新产品供给。当前国内外市场对投资品和消费品的需求出现下滑，由此高品质、高技术含量、高价格特征的创新型产品的市场销路也将缩窄，开辟新市场的难度有所加大，新产品开发及市场推广将放缓。第二，资金全面趋紧可能影响创新经费投入。金融危机使资金供给普遍紧张。同时，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直接导致研发经费不足，并将影响政府收入来源。由此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将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较多地增加创新投入的意愿和现实能力会降低。第三，创新风险放大可能影响创新产出预期。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危机将这种风险进一步放大，降低了对创新成功率和收益率的预期。受此影响，银行、社会资本对创新创业的观望情绪将明显增强，尤其是创新发展所需要的风险投资萎缩，企业的创新信心和社会支持创新的活动会受到抑制。第四，短期救急的迫切性可能影响创新的长远部署。创新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行动，创新投入发生于现在，而创新产出则只能体现在将来。在危机情况下，各种现实的困难、障碍接踵而至，使应急救急成为人们优先考虑的任务。科技创新的重要性虽仍被认可，但在具体操作中难以得到现实的关注，对创新的长远规划和部署会更多的让位于短期救急的迫切任务。对此我们应给予充分重视，进一步坚定信心、趋利避害，变不利为有利，使当前危机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发展的一次重大机遇。
  三、依靠自主创新克服当前危机的措施及其建议
  为应对当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启动了扩大内需、促进增长的十项措施。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作出战略部署。江苏省委、省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其中特别强调把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作为应对的关键举措。我们必须抓住机遇推进自主创新，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1.集中加大各级政府科技投入。困难形势下启动和扩大内需应多增加“科技元素”。这时候政府科技投入越大，社会示范作用就越强。危机通过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对存量资源进行着优化调整，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加强对增量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科技投入，尤其是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重大前瞻性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投入，使内需的启动更多地成为能给经济带来高收益回报和高质量增长的优质投入，以形成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
  2.培育发展高技术新兴产业。恢复和重振经济需要尽快培育壮大一批作为未来发展增长点和长久支撑的新兴产业。应对和消除危机，不单单在于克服金融方面的问题，也不在于短期增加需求，关键是要依靠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经济体系。当前是结构调整升级的最佳时期，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要担负起为中国未来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责任，努力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建立先发优势。要大力发展软件创意、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未来战略性产业，以赢得产业发展先机。
  3.迅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在企业，当前困难也是企业。无论是应对危机还是持续发展，都要高度重视企业发展。经过危机时期大浪淘沙般的筛选，一部分企业被淘汰，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顽强地生存下来，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强自主创新，努力突破产业核心关键技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尽快占领产业技术前沿和市场，真正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未来发展的竞争能力。
  4.探索发展科技金融的有效途径。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和收益长期性，依靠传统的商业金融体系支持创新受到局限。特别在危机条件下，矛盾更加突出。必须加快探索新的符合科技创新活动特性、有效满足创新需求的科技融资机制。从目前实际出发，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信用作用，在现行金融政策和体制框架下，积极探索设立科技支行，大力发展私人风险投资，鼓励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和科技保险，建立并完善有效服务科技创新的专业化融资体系。
  5.加强对企业创新产品应用的支持。重视做好对企业的政策服务，全面推动现有政策的落实执行。经验表明，支持企业创新，给资金不如给政策给市场。政府是当前最大的一块内需，也是最好启动的一块消费市场。要加强政府采购，完善有关工作制度和操作办法，对企业自主开发并首次投放市场的创新产品实行首购或订购，支持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还要积极引导支持社会购买和使用自主创新产品。
  6.大力引进海外科技人才。受危机影响，国际人才等科技要素流动加快，引进成本降低，成为我们引进海外人才的最好时机。要以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具竞争力的环境，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支持科研单位或企业到国外收购研发机构，为危机后的下一轮发展积蓄力量。
  为使应对危机的各项创新举措取得实效，还须把握好几个重要关系：一是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要想经济领先必定要使科技领先，否则一时领先终会因缺乏支撑而退回来。在大家都很关注解决眼前困难的时候，尚需多一点谋求长远的眼光，更加注重下一轮发展，争取在未来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须始终走在发展的前列。二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由于本身经营目标与财力的局限，不可能花更多的投入在科技的前沿开发上，尤其在目前危机条件下。企业创新研发多是在政府支持的前期基础研究上再进行商业开发，往往更多地关注那些基本成熟、现实可用、可产生预期回报的技术成果。那些带有前瞻性基础性公共性、需要较长时间和较大投入并带有较大商业风险的技术研发须由政府来完成。三是高端与实用的关系。科技创新既要“顶天”，又要“立地”。在着眼未来，超前部署，瞄准国际先进水平，努力实现技术跨越的同时，还应立足现实需求，讲求实效，支持企业开发适销对路的新技术、新产品，帮助企业加强对现有生产手段的技术改造，使企业有更加厚实的创新基础向高端攀升。四是内需和外向的关系。在出口企业和产品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不能因噎废食。值得反思的不是出口多了，而是我们的产品技术档次还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强。关键还要坚持依靠自主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更加积极地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坚定不移地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在国际竞争中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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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3:52 赵顺铃 客户经理

  北风呼呼吹，人们加厚衣服抵御着自然界的严寒。“金融风暴”肆虐，政府企业众志成城抗击着经济发展的“隆冬”。
  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我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面临着严峻挑战。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省中小企业局调查表明，我省中小企业正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性明显增加、资金严重短缺、新兴产业受到很大冲击的“三座大山”。
  如何帮助中小企业翻越这 “三座大山”？怎样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性难题？经济学理论中的“洼地效应定律”可资借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把“水往低处流”这种自然现象引申为一个新的经济概念，叫“洼地效应”。从经济学理论上讲，“洼地效应”就是利用比较优势，创造对各类生产要素更具有吸引力的理想的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从而形成独特竞争优势，吸引外来资源向本地区汇聚、流动，弥补本地资源结构上的缺陷，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不管在什么发展阶段，总有一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问题和融资困难，这是中小企业不可避免的“成长中的烦恼”。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自有资本少、可供抵押资产少、抗风险能力弱及信用等级偏低等原因，银行不愿冒险放贷，由此生成了“融资难”。中小企业最难的事是融资，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也是融资。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将这个问题称为“一个死结”——中小企业是最需要资金的，但又最不具备融资条件，融不到资就无法发展，发展不了就仍然很难从银行贷到款。
  如何让中小企业及早摆脱“成长中的烦恼”，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晋中市以全方位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为抓手，全力打造“信用高地”，着力培育“金融洼地”，竭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他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投资发展环境已日益成为决定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流向的主要因素，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会给当地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商机。他们出台了《关于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意见》，力争用3年时间建立起维护金融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形成共建、共有、共保、共享的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他们把依法清欠、引入股份制银行、激活民间资本、优化信贷结构作为全方位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攻点，力求通过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在“中部崛起”中抢占先机，续写晋商故里新辉煌。
  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政企一心，“抱团取暖”，就能共克时艰，进一步坚定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念。要知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聚焦第七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
  周正庆：资本市场让企业更具爆发力
  原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周正庆表示，在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中小企业是当前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有效地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实践证明，通过资本市场利用金融手段和市场发展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高小技术企业全体的发展，支持其中的优势企业做强作大。
  周正庆表示，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通过点对点的支持，可以培育一批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树立起产业转型的标杆，其所显示出来的持续爆发力会激励和引领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龙头。
  周正庆认为，资本市场还可以发挥以点带面的效应，因为能够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毕竟是少数，但它们的上市效应可以带动风险投资，以及专门针对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的银行信贷工具创新等各种金融支持手段的发展，也可以激发全社会的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的热情，从而有效地推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周正庆同时认为，尽管金融主管部门已经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增加资金供给总量对中小企业来说还是不够的，除了资本市场，还要想办法把增加的资金真正落实给中小企业，因此要想方设法调动众多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周正庆建议，要真正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必须从深化改革、转变观念，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真正解决问题，抓紧修订那些不利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制定出鼓励向中小企业增加贷款的新的规定、新的考核标准、新的奖励办法，真正调动起大家支持中小企业的积极性。
  周道炯:当前推出创业板是适时的
  前中国证监会主席，PECC中国金融委员会主席周道炯认为，当前推出创业板是适时的，对于支持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是落实中央、国务院出台重大措施的体现。至于股指期货也不要“因噎废食”，应选择时机推出，它对于稳定资本市场和防范风险是有一定作用的。
  此外，周道炯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现在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消极作用谈得比较多。对这个问题要全面地看，就中国而言，既要充分地认识到虚拟经济存在的风险，又要更多地研究在中国发展虚拟经济的积极作用，使它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陈耀先：“4万亿”可能加重中小企业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甚至越讨论越难。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董事长陈耀先认为，应该在市场找到一个突破口，否则将来采取什么办法都没用，指望放松银根，希望银行增加短期投资，也未必能解决。他解释，目前中央银行负债资产业务，所有金融机构存款里大概58%—60%放到中长期贷款里面，大企业、中企业资金也发生了困难，这时中小企业更拿不到钱。
  陈耀先认为，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对中小企业来说有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融资难。4万亿元投资拉动以后，就是启动投资，增加出口，这样可能成效就来得快，虽然能为GDP创造数据，还是解决不了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因此有可能投资拉动起来以后，能源、原材料、电力，包括货币都会紧张起来，进一步使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
  陈耀先总结，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还是要抓住机会，利用市场的手段，大力开展资金融资，解决好企业增长、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这是抗击金融海啸的最好对策。
  屠光绍：努力为中小企业融资搭好桥
  目前，中小企业融资的意愿和呼声非常高，金融业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心情也比较迫切。但是，为什么金融和中小企业的对接还不尽如人意，中小企业融资多年来还是那么困难？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认为，这里面涉及到怎样在金融市场、金融业服务和中小企业之间能够更好地搭起桥来，使融资之车在这座桥上能够畅通地运行，因此，必须在两者之间搭好四座桥。
  首先是信贷支持的桥。其次是搭好股权投资的桥。三是搭好债券融资的桥。第四是股票融资的桥。屠光绍认为，股票融资对于整个融资体系的建设，起着一个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因此要在已有的基础上加快建设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中小企业通过资本市场上市，首先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又增加资本金的支持，它又会带动信贷的进一步扩大，带动股权投资，使私募股权投资和VC有了更好的退出渠道。因此，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建设，会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基础和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
  许宗衡：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注入活力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在论坛上致辞时表示，在金融海啸冲击全球，国内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背景下，举行“第七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这对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经济能否在这场危机中化危机为机遇，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因此进一步拓宽和畅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许宗衡介绍，2008年以来，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深圳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9月全市生产总值达到5611.76亿元，同比增长11.5%，经济增长呈现卓越回升的态势。预计全年增长12%左右，这是因为深圳经济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较早地推动了产业转型，成长起来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而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深圳经过多年的努力，形成了针对中小创新型企业的金融创新支持体系，即以资本市场为核心和纽带，以此带动相关的创投、天使投资、并购、信用担保、科技信贷、科技保险等金融工具和手段创新，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不同阶段需要的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体系。
  陈东征：辩证认识资本市场的作用
  在目前发生的金融危机中，资本市场对虚拟经济在缺失有效监管状态下，巨大的杠杆作用产生了毁灭性的效应，并迅速波及到实体经济，使得一些人对资本市场“谈虎色变”。陈东征认为，资本市场本来就是一把威力巨大的“双刃剑”，我们在亲身体会到金融危机巨大破坏力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有效的监管条件下，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陈东征表示，中国的上市公司和上市机构的整体状况是好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和能力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在整个体系中的作用，为中国的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高成长的创业企业，创造出更好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陈东征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资本市场风险位居各类风险市场之首，因此稳定是当前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但是如何实现资本市场的稳定，是对政府和监管机构智慧和能力的考量。资本市场可承受风险的不断释放恰恰是我国金融体系整体安全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不能希望在控制所有风险之后再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而是应该在发展进程中不断完善风险控制机制。
  厉以宁：成立专门调节基金 收购优质公司股票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呼吁，要鼓励优质的企业和投资者向那些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参股投资，银监会可以根据当前的形势，放宽那些对风险可控的、准备向中小企业投资的企业的长期限制。为了发展资本市场，政府可以借鉴1997年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成立专门的调节基金，择机收购优质上市公司的股票，并且在收购之后三年内不转让。为了帮助中小企业，政府的订货应该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应当排斥中小企业。此外，创业板也应当择机推出，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型的企业上市，但一定要防止利用创业板进行投机活动。
  资本市场在帮助中小企业发展时，应着力在帮助中小企业做精、做强、做稳、做大。厉以宁认为，目前国家增加基本建设的投资是重要的，但同时也要牢记两点：一是基本建设的投资有利于长期的发展，但在短期内对扩大内需的效果不明显，因为必须通过支付工人工资才能体现；二是应该考虑从几万亿元的投资当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政府投资直接注入到效益好的企业中去。
  刘纪鹏：危机面前抓住机遇启动内需
  当前的危机对我们来说是危机还是机遇？不同的结论有不同的对策，不同的对策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认为，美国的危机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而不能总把问题归咎于美国次贷危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升级中国制造业和扩大内需。
  刘纪鹏认为，如何扩大内需，不仅要考虑到基础设施，更重要是启动民间资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应该形成财政投资搭台、民间投资唱戏的框架，以小博大。民间资金启动非常关键，因为它不仅解决资金来源，更重要的是民间投资有效了，才能调整中国的制造业产业结构，才能使资金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给出了金融发展的两条建议：
  一是必须把银行放开。要解决此次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要打破银行组织体系的垄断。各地的商业银行对当地中小企业很了解，了解他们的风险，如果银行体系放开，他们很愿意启动资金。刘纪鹏透露，最近已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第一批应该在民间搞500家股东银行。
  二是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现在是推出新三板和场外交易市场的大好时机，因为这个市场目前暂时没有很多的融资。在这种背景下，要把新三板纳入监管体系之内，在深交所的技术支撑和证监会的统一监管下，创业板也就可以适时推出。（庄少文 肖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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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3:44 龚家逵 客户经理

  那得先说什么是金融危机,什么造成了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这次美国经济危机之前,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带动的,美国的房地产交易投机过度.
  其现象可以用我们方便理解的一个比方来形容:
  都说股票赚钱,我们全民去炒股票,钱都投进去了还不过瘾,还想借钱生钱,就把手上的股票抵押了融资继续买入股票,而有的银行连你的抵押都不要就给你融资.
  如此一来,风险就大量的积累下来了.
  一旦哪一天,疯狂的炒股热潮有了退烧的迹象,股票也跌了,很多人也因还不上借款而割肉离场,又有很多人因还不上钱,抵押的财产被银行收了去,还有很多银行因为没有留取足够的抵押品,在贷款人无力还债的时候只好认赔.连锁反应下来,个人破产,信贷机构破产,经济萧条,通货膨胀.
  美国政府是想抑制一下过于旺盛的投资,压缩信贷规模，以及控制被拉高了的物价,所以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中升息是一条,其他的还有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发行票据吸纳货币市场上的资金等等。
  美国的管理者是一帮政客，他们对管理国家经济的能力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病患一点都不察觉，采取的快速连续升息政策其实正是这次危机的导火索，此措施使得大量的贷款无法归还，引发连锁的坏帐反应，使美国不少金融公司以多米诺骨牌状的倒下。
  由于世界所有金融机构都不会只把钱放在那里不动，放贷只会放出一部分，不会都放出去，想都放出去也做不到，加上需要“分散投资”，所以他们总是在各国各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投资，美国的国债、企业债和股票、不动产都是各国金融机构的投资目标，美国一旦发生危机，所有国外投资者也都跟着受损，于是就席卷全球了。
  再说价格
  金融危机的初期，什么价格都降，那是初期的表象，那是大家都在慌不择路的套现。
  比如牛奶，人们都不舍得买了，奶商就要低价抛售，甚至剩下的倒进下水道，把牛都杀了卖肉。
  现在的经济危机中，初期的表现有一个现象，都说经济危机里有高度的通货膨胀，可是现在什么都在跌价。其实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现在是大家都在套现，把商品和证券都卖出换成现金，以免将来手上缺少现金而被动。
  套现完毕之后，危机进入最严重的阶段，资金抽逃以后，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消费力下降...以此恶性循环,就造成了整体经济的萧条.百姓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商品匮乏，物价飞涨，到处都是没饭吃的人。
  最后说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有人问我:“这次金融危机有没有受益者”？
  呵呵，这个问题很切中要害啊,我也愿意顺便说说~
  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受益者恰恰是美国！
  我们来看看危机带来的好处吧：
  1、美国政府现在掌权的是共和党的小布什，他要下台了，而即将上台的大约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布什上台时，克林顿政府留下的是1468亿美元的财政盈余，而小布什只两年就把财政收支搞成了4000亿的赤字，以后每年都保持赤字状态，到明年的任期内最后一个财政年度，赤字估计高达4900亿美元。这是在给政坛菜鸟奥巴马设套呢，赌的就是奥巴马一旦上台也干不了这一届，不是下届被共和党赶下台，就是甚至中途完蛋。另外，如果美国现在的救市见效了，还说不定可以使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从中受益，一举扭转选举局势。
  2、美国的经济实力最主要体现在发达的金融业，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元是世界经济标杆、世界统一贸易结算货币。而美国的工业则有衰退迹象，需要重振其工业，这就需要有一个较低的汇率水平，以利于出口竞争。而美国近年来由于投资过度，政府被动的不断提息，高利率不利于美元贬值。这里要注意，美国是不怕美元贬值的，是希望它适度贬值的。而怎么才能把汇率降下去？直接降息？不符合控制过度投资的宏观环境。再逼迫日元和人民币升值？没那个把握。欧元更不会听他的。那怎么办？小布什来了个更绝的招儿：升息。在2年内17次升息，从1%升到了5.25%，把房贷贷款人、房地产信贷公司、银行都逼到悬崖边上，造一次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华尔街牵一发动世界的全身，如果美国爆发一次金融危机，那汇率自然的就下去了，而美国还不担心自己有性命之忧，因为全世界为了使自己手里的美元不变得象废纸，都得帮助美国过关的。就算世界帮助不大，靠美国自己使用赤字政策，大印钞票救市，也可以渡过去的。
  3、美国电视剧越狱你看过了吧，“公司”控制政府，控制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是因为“公司合伙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巨额利润。那么，世界上最有钱的美国金融巨头们，通过一次经济危机可以攫取多少利润，恐怕是我们猜测不出来的一个天文数字。谁敢说美国金融巨头们没有和小布什一起在暗中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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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3:35 龙宣霖 客户经理

  金融危机
  目录
  [编辑本段]定义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The Financial)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编辑本段]类型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次贷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 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编辑本段]特征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在对待这次震撼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上，朱镕基在很多重要场合都态度坚定地表示，“人民币坚决不贬值，不增加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危机和困难。”“我们是亚洲的一分子，同舟共济，决不乘人之危。”朱镕基所代表的中国政府的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许。海内外媒体都普遍认为朱镕基是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大潮中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最佳人选。（以上内容节选自《楚游，写作》杂志1998年第10期《谈朱镕基讲话的语言特色》） 困难困难，困在原地就是难；跃升跃升，跃过难关就提升。
  [编辑本段]美国金融危机演变共经历三个阶段
  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风暴，现在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个过程发展之快，数量之大，影响之巨，可以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大体上说，可以划成三个阶段：一是债务危机，借了住房贷款人，不能按时还本付息引起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流动性的危机。这些金融机构由于债务危机导致的一些有关金融机构不能够及时有一个足够的流动性对付债权人变现的要求。第三个阶段，信用危机。就是说，人们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产生怀疑，造成这样的危机。
  [编辑本段]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新特点: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编辑本段]为何出现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7%。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正如在《博弈圣经》中所述：“一旦表现出资金塌陷，就会默认这个现实，但不愿承认是操纵的失败。”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任何人的失败都是缺少博弈知识，自导自演一场混沌的博弈博币。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
  [编辑本段]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概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
  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 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
  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
  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 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
  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彻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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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3:27 窦连江 客户经理

  通货膨胀会导致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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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2-23 13:18 赵风萍 客户经理

  参考修改，应该适合用
  路甬祥：应对金融危机 迎接科技革命 （人民网）
  记者：几个月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和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科技。一方面，希望科学技术在应对当前这场危机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给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您能否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就此谈谈看法？
  路甬祥：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始终与科技革命、科技创新相伴而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石，也是推动人类摆脱危机、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力量。
  纵观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种种努力，调整劳资关系、推动消费、创造新的市场等措施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科技进步推动了产业革命，创造了新的支柱产业，比如汽车工业、航空工业、信息产业等，进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
  面对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我们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这无疑都是拉动经济、缓解危机的有力措施。但从长远看，要真正摆脱危机，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道路，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创造新的产业与市场，创造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究竟在哪里？我看新能源很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从长远看，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终将枯竭。而地球表面每年接受的洁净太阳能，大约是目前全人类一次能源消耗的8000到1万倍。假如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把太阳能利用的成本降下来，它将是取之不尽的能源。太阳能利用突破之后，紧接着可以考虑用太阳能制氢，汽车、火车、飞机都可以用氢作燃料。氢燃烧之后变成纯净水，饮用水的问题随之也就解决了。此外，像信息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循环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和健康产业，也都正在酝酿着大的突破。
  世界正处在新科技革命的前夜
  记者：作为科学家，您是否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条件正日趋成熟？
  路甬祥：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推动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当前，无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还是科学技术内部所积蓄的能量，都正在催生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种种迹象表明，这场革命到来的时间不会很久远，估计也就在未来15—20年左右。
  推动这场革命的动力，不只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大量耗费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少数国家攫取世界资源实现自身发展，这样一种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支撑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数十亿人口走向现代化的宏伟历史进程，人类生存发展的新需求强烈呼唤新科技革命；另一方面，从世界科技发展的态势看，奠定当代科学技术基础的重大科学发现基本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科学的沉寂”已达60余年，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积累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新科技革命的先兆已初露端倪。世界正处在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和科技革命的前夜。
  远近结合，纵深布局，统筹兼顾
  记者：您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激动人心的未来图景。但眼下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您能否介绍一下，中科院在推动依靠科技力量应对与化解金融危机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路甬祥：面对当前形势，中科院提出，将应对金融危机、支持科学发展、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这三者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纵深布局，统筹安排。
  近期，我们已启动特别行动计划，积极动员科技人员将创新活动与“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要求紧密结合，组织实施一批科技惠民示范工程。最近将推动实施的项目包括：运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宽带无线多媒体技术在灾后的四川重建统一的宽带网络，开发低成本医疗工程技术等；加快推进激光显示、半导体照明、煤的新一代高效洁净综合利用等一批科研创新成果的应用推广，促进企业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为帮助中小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提供成果转移转化、人员培训、测试服务等全方位的技术支撑，如组织500个院属研发团队与500家企业结成对口战略联盟，免费对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分析测试服务和技术支持等。
  中期，我们将积极参与国家16个重大科技专项，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提供科技支撑。产业振兴计划也好，重大科技专项计划也好，总体目标都是要形成系统集成的先进生产力。中科院要做的工作，就是为此提供先进观念、基础科学、核心技术和人才方面的支持。
  着眼于长远，中科院早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组织300多位优秀科技专家、管理专家和情报专家参加了18个专题组的研究，提出了面向2050年的科技重点领域发展路线图，初步规划出至2050年依靠科技支撑和引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宏观图景和相应的体系特征。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只有建设6到8个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战略体系，如可持续能源与资源体系,绿色智能的先进材料与制造体系,无处不在的信息网络与服务体系,生态高值农业和生物产业体系,普惠健康保障体系等，才能使我国的未来发展真正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轨道。
  有些事情必须由我们自己牵头来做
  记者：实施上述近期、中期、长远规划，您觉得最关键的环节和最重要的保障是什么？
  路甬祥：首先是自信心问题。我们要在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敢于解放思想，敢于自主创新。有的人往往觉得，很多事情连美国人都还没做，欧洲人也没做，我们急什么？事实上，有些问题假如我们不想而人家做了，那我们就只能落后于人，跟着人家走；另一些事情，比如水资源的问题,13亿人的健康科学问题等，人家远不如我们紧迫，更是需要由我们自己牵头来做。我们要以高度的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来积极推动,转“危”为机创新发展。其次是科技资源配置问题。现在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了，但科技资源大部分还是按项目配置。实际上，基础、前沿研究是很难用项目配置的，最好是确定一些热点领域，对优秀人才和机构给予稳定支持，在确保诚信的基础上，给他们相对稳定和宽松的环境。还有就是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我们的教育体制，还是要围绕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来改革，把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的培育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把教育搞好了，把科技体制搞好了，我相信在中国的土地上，引领世界的科技创新成果一定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