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向周小川...
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向周小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取消美元铸币地位
连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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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8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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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8 16:34最佳答案
本文要点:新兴经济体较快发展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同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与优化也提出了要求。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凸显中国因素,中国不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更应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问题日益突出,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及宏观政策外溢性等挑战亟待化解。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上既应考虑现有秩序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综合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六个视角构建“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坚持国际经济开放性、国际金融中性、世界发展均衡性、国际投资非歧视性、宏观政策非外溢性、治理平台兼顾效率性与代表性。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凸显中国因素,中国不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更应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者。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多种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当前面临什么挑战?中国应着力推动国经济秩序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怎么调整?这些都是当前迫切研究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Piffle365.com版权所有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态势未见逆转,安倍经济学未能助推日本经济持续反弹而重陷负增长,欧洲经济复苏增长乏力,国际环境变化及深化改革诉求倒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不同经济形势引发的各国差别化宏观政策可能加剧政策溢出效应,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化加速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内在因素要求国际经济秩序同步变革。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经济秩序并未出现实质性的调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日益突出:
第一,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内在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同步上升。以市场汇率测算,七国集团(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l98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6%,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25%上升至39%;若以购买力平价测算,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1980年的51%下降到2014年的32%,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36%上升至57%。要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代表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亟待稳步提升。尽管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份额改革中发达经济体提出将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部分投票权,但该计划目前由于美国国会阻挠尚未通过,而且即便通过了,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构成国际经济秩序重大挑战。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2015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该会议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持续运作至今,但该体系不稳定性的事实日益突出。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急剧贬值,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由35美元持续飙升到1000多美元,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难以保障,本次危机以来美联储为自身经济发展而超常规调节货币供应,近来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跨境频繁流动,不仅加剧国际金融不稳定性,而且影响国际储备保值增值,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亟待国际经济秩序创新协调。贸易自由化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深化,但是贸易保护并未完全消除。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体,为应对本国经济发展缓慢、解决就业问题、维持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以贸易公平的名义,采取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新的更为隐蔽的措施,实施贸易保护。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持续推行宽松政策促使本币贬值以变相获得竞争优势,构成了当前贸易保护的另一形式,必须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以破解潜在的难题。
第四,宏观政策的外溢性。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倡导实施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促进了全球经济较快进入复苏增长轨道,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经济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局面,释放了宏观政策协调的积极成果。但伴随着全球复苏增长,世界各国出现了持续的分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宏观政策出现显著分化,发达经济体持续延续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结构改革,宏观政策分化引发国际环境波动,各国宏观政策效率受到外部的影响加大,宏观政策亟待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 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第五,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亟待发展完善。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平台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促使全球经济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G20成了比G7或是八国集团(G8)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然而,伴随着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复苏增长分化,G20成员不再像危机期间共同面临经济下滑问题,由此开展的国际协调也就出现分歧,各国关心的重点也开始分化,G20的效率面临持续下降的风险。G20是维持危机应对的临时性平台或全球经济治理的长久性机制吗?G20与已有国际平台是“替代”、“补充”的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这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世界亟待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的发展完善。
二、中国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六个策略与原则 本文来自派智库
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上既应考虑现有秩序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综合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
第一,坚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开放性。开放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倡导开放应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原则,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有悖于开放合作的区域壁垒的设置。更为重要的是,应针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采取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新特点,结合世界各国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视,构建深化开放合作的国际协调机制。结合中国来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东部沿海为重点的开放格局,未来应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对接高标准开放新体制,打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坚持国际金融的中性。货币金融不仅关系各国经济发展,也是影响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金融政策可能引发货币金融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对国际金融稳定性构成潜在影响。未来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积极倡导构建货币发行国责任与权力对等的体制机制,研究货币发行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政策,促进货币金融的中性化,避免其对国际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Piffle365.com
第三,坚持世界发展均衡性。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率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了较快增长。然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改观,世界经济的南北差距没有缩窄的迹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经济不均衡的发展越发突出,未来应更加注重世界发展的均衡性,以此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升全球化的福利水平。
第四,坚持国际投资非歧视性。投资是未来的生产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各国应注重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投资合作,但目前尚未形成全球的国际投资秩序,各国的对外投资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国际投资秩序应积极倡导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仅6.6%,离世界35%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未来1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增加3万-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大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加快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并以此为样本开展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谈判,营造中国海外投资非歧视性的环境,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深化。
第五,坚持宏观政策非外溢性。缺乏协调的宏观政策产生外溢性是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重要现象,IMF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及欧元区等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做出了深入评估,揭示了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重要性。各国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其对其他经济体的潜在负向溢出效应,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应注重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六,坚持治理平台的效率性与代表性。尽管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诸多挑战,但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谁来提供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因此,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必须考虑治理平台的效率与代表性问题。一方面可以推动G20治理平台体制机制完善以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新的区域治理机制的构建,倒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凸显中国因素,中国不仅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接受者,更应是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者。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多种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然而,国际经济秩序当前面临什么挑战?中国应着力推动国经济秩序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怎么调整?这些都是当前迫切研究的焦点问题。
一、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Piffle365.com版权所有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美国经济持续改善的态势未见逆转,安倍经济学未能助推日本经济持续反弹而重陷负增长,欧洲经济复苏增长乏力,国际环境变化及深化改革诉求倒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不同经济形势引发的各国差别化宏观政策可能加剧政策溢出效应,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化加速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内在因素要求国际经济秩序同步变革。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经济秩序并未出现实质性的调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挑战及问题日益突出:
第一,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内在要求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话语权同步上升。以市场汇率测算,七国集团(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l980年的62%下降到2014年的46%,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25%上升至39%;若以购买力平价测算,G7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比重由1980年的51%下降到2014年的32%,而同期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比重则由36%上升至57%。要使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代表性,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亟待稳步提升。尽管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份额改革中发达经济体提出将向发展中经济体转移部分投票权,但该计划目前由于美国国会阻挠尚未通过,而且即便通过了,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秩序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问题日益凸显。
第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构成国际经济秩序重大挑战。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2015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70周年,该会议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持续运作至今,但该体系不稳定性的事实日益突出。美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急剧贬值,每盎司黄金的美元价格由35美元持续飙升到1000多美元,美元国际储备稳定性难以保障,本次危机以来美联储为自身经济发展而超常规调节货币供应,近来伴随美国经济复苏改善而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QE),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跨境频繁流动,不仅加剧国际金融不稳定性,而且影响国际储备保值增值,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问题十分突出。
第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亟待国际经济秩序创新协调。贸易自由化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深化,但是贸易保护并未完全消除。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体,为应对本国经济发展缓慢、解决就业问题、维持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以贸易公平的名义,采取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等新的更为隐蔽的措施,实施贸易保护。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持续推行宽松政策促使本币贬值以变相获得竞争优势,构成了当前贸易保护的另一形式,必须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以破解潜在的难题。
第四,宏观政策的外溢性。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倡导实施超常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促进了全球经济较快进入复苏增长轨道,有效地避免了全球经济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局面,释放了宏观政策协调的积极成果。但伴随着全球复苏增长,世界各国出现了持续的分化,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宏观政策出现显著分化,发达经济体持续延续量化宽松政策,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结构改革,宏观政策分化引发国际环境波动,各国宏观政策效率受到外部的影响加大,宏观政策亟待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 派智库:政经资讯专家
第五,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亟待发展完善。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国家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平台出台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促使全球经济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G20成了比G7或是八国集团(G8)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然而,伴随着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复苏增长分化,G20成员不再像危机期间共同面临经济下滑问题,由此开展的国际协调也就出现分歧,各国关心的重点也开始分化,G20的效率面临持续下降的风险。G20是维持危机应对的临时性平台或全球经济治理的长久性机制吗?G20与已有国际平台是“替代”、“补充”的关系还是“合作”关系?这些重要问题尚未解决,世界亟待国际经济治理平台的发展完善。
二、中国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的六个策略与原则 本文来自派智库
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问题上既应考虑现有秩序的缺陷,也应考虑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综合来看,中国应从以下六个方面推动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
第一,坚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开放性。开放合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倡导开放应成为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原则,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有悖于开放合作的区域壁垒的设置。更为重要的是,应针对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采取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新特点,结合世界各国对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的重视,构建深化开放合作的国际协调机制。结合中国来看,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以东部沿海为重点的开放格局,未来应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等战略对接高标准开放新体制,打造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二,坚持国际金融的中性。货币金融不仅关系各国经济发展,也是影响外部环境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金融政策可能引发货币金融资本跨境大规模流动,对国际金融稳定性构成潜在影响。未来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积极倡导构建货币发行国责任与权力对等的体制机制,研究货币发行国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政策,促进货币金融的中性化,避免其对国际环境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Piffle365.com
第三,坚持世界发展均衡性。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效率被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世界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了较快增长。然而,世界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世界各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没有改观,世界经济的南北差距没有缩窄的迹象,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经济不均衡的发展越发突出,未来应更加注重世界发展的均衡性,以此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升全球化的福利水平。
第四,坚持国际投资非歧视性。投资是未来的生产能力,它是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各国应注重国际合作尤其是国际投资合作,但目前尚未形成全球的国际投资秩序,各国的对外投资合作有待进一步深化,国际投资秩序应积极倡导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模式。结合中国的情况来看,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占GDP比重仅6.6%,离世界35%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未来10-2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增加3万-5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大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应加快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并以此为样本开展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谈判,营造中国海外投资非歧视性的环境,促进国际投资合作的深化。
第五,坚持宏观政策非外溢性。缺乏协调的宏观政策产生外溢性是本次金融危机所凸显的重要现象,IMF对美国、中国、英国、日本及欧元区等五个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负向溢出效应做出了深入评估,揭示了宏观政策溢出效应问题的重要性。各国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经济体的宏观政策需要考虑其对其他经济体的潜在负向溢出效应,国际经济秩序的设计应注重国际协调,着力降低各国宏观政策的负向溢出效应。
第六,坚持治理平台的效率性与代表性。尽管国际经济秩序面临诸多挑战,但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国际经济秩序本质上是各国对国际经济治理讨价还价的结果,更深层次上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定位、如何提供、谁来提供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各国在国际公共产品问题上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因此,国际经济秩序调整优化必须考虑治理平台的效率与代表性问题。一方面可以推动G20治理平台体制机制完善以提升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一带一路”等新的区域治理机制的构建,倒逼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
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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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8 16:31 齐新洲 客户经理
牙买加体系基本上摆脱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基准货币国家与依附国家相互牵连的弊端,使以浮动汇率为主的多种汇率安排能够比较灵活的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多种手段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总体上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但也存在许多缺陷:第一,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牙买加体系的根本缺陷。黄金非货币化后,信用货币充当本位货币,受储备货币国的经济影响大,基础不稳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仍处于核心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走向虚拟化,国际收支长期大量逆差,“特里芬难题”引发的“美元悖论”开始显现,这都给现行体系的运行机制造成冲击。由于美元的发行没有了黄金准备的约束,货币发行量完全取决于美联储的操纵,加上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的缺失,美国货币超发导致了美元泛滥,加剧了现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第二,汇率体系不稳定。现行体系下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汇率制度自由作出安排,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第三,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逆差国成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调节者,导致国际收支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其他的缺陷还有缺乏有效的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和国际合作协调机制,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问题等。
针对现行体系的诸多缺陷,尤其是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对牙买加体系进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改革IMF的内部治理机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向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转移4.59%的投票权;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实施监督;将G20峰会作为协商世界经济事务的主要平台;加强金融监管,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严格银行资本金和流动资金标准。
可以看出,上述的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行体系所存在的诸多缺陷,国际货币体系急需进一步改革。 -
2021-09-28 16:28 黄真敏 客户经理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当前以浮动汇率和多元化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牙买加体系的缺陷进一步暴露,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再次高涨。总的来看,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形成了两种观点:一派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主张要抓住机遇进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另一派认为,影响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现阶段还不存在能够颠覆或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主张维系现行体系;中国学者则提倡大力发挥人民币的作用。就我个人看来,尽管现存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但从短期来看国际货币体系不会也不应发生根本的变革。
首先,国际体系的改革存在以下制约因素:1、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与经济霸权力量的转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是分不开的,而现阶段尽管美国霸权在衰落,但欧洲、日本等最接近美国实力的力量也在衰落,所以不存在能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的势力,美元霸权仍将存在;2、成本因素阻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只有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收益大于改革的成本时,改革才会发生。对美国来说,维持现存货币体系利大于弊;对其他国家来说,一方面没有改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不愿冒改革的风险,所以改革时机尚不成熟;
其次,目前仍未构建出可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1、回归“金本位制”,这一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无法避免金本位制的固有缺陷:全球经济增长是无限的,而任何事物资产充当货币本位(如黄金)都会因量的固定而稀缺,,无法维持世界经济不断上涨而对货币不断增加的需求,最终将走向崩溃;2、“调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仿效原体系中的双挂钩制度,但将美元转换为多个国家的货币,及选出几种国家货币,让它们共同维持与黄金的比价,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选择盯住其中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这种想法貌似合理,既保留了固定汇率制的稳定又避免了美国一国承担汇率稳定的责任。实际上其可行性仍较低:首先,美国必然不愿失去美元的霸主地位,其次,它仍未能解决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缺陷。只要以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都难免“特里芬困境”,都会走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局,只是时间长短而已;3、建立超主权货币,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可以说是超主权货币的雏形用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不过作用不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实际上建立一个超主权货币至少在今后很长时间里
是不现实的,最大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组织来发行这种“超主权国家货币”,从目前来看,发行特别提款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具备这种公信力,因为在世界各国都拥有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超脱于各国利益至上的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寄希望于有这个组织发行超主权货币是不可行的;4、完全的浮动汇率制。这一制度确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首先,在这样的汇率制度下,一国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汇率上下波动幅度,也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是听任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浮动;其次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保证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帮助减缓外部冲击;再次,一国也不需要为了随时调整国际收支平衡而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但这仍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往往会出现大幅波动,可能不利于贸易和投资;其次,汇率的自由浮动就给人们进行投机活动带来了可能;再次浮动汇率制度对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当前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都难以跨越两个“悖论”:一是三元悖论,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与独立货币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选择其二;二是特里芬困境即以一国货币作为主要国际结算和主要储备货币的体系存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目前所能涉及的国际货币体系总是存在缺陷,这是经济全球化的代价,所以根本的是选择代价最小的方案。
总之,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加上改革的成本过高以及目前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所以短期内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下要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可能性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行国际体系的缺陷如多边汇率体系的不稳定、汇率制度的不均衡、、国际收支调节的不对称、IMF的功能缺陷及缺乏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等将不断扩大,维护现有货币体系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最终势必将走向改革。另外关于人民币国家化问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一方面我国经济实力迅速壮大为人民币国家化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和硬通货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信用保证,而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需要人民币国际化。去年12月15日,人民币对卢布交易在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挂牌上市,揭开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 -
2021-09-28 16:25 赵风蕾 客户经理
2008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摘 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今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关键词】金融危机 次级贷 金融创新 CDS 金融监管 中国经济影响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以上是重庆市副市长写的,分析的很到位。
你摘抄的写就行 -
2021-09-28 16:22 黄盛洁 客户经理
首先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世界储备货币超额发行,98年和06年相比较,美国、欧洲、日本严重地超发过比,由于全球低利率政策,不断降息,特别是911之后,各个国家多采取低利率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非常多。另外就是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升级,使得金融产品它的替代性增加,还有金融机构,创新性的机构它的融资渠道增加,种种原因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 流动性泛滥之后,因为美国是国际金融中心,它具有比较强的金融资产的管理效应,所以就导致全球的国际资本,包括中国,甚至包括一些欠发达国家,就是拿着发达国家资金的国家,他们的资金都反流到美国,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不平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地位是国际货币体系一个核心的内容,也恰恰因为美元的大量发行,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使得美元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金融监管为什么又能找到美国的罪过呢?是因为美国它是通过二战之后与英国之间的博弈,抢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定权,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作为,对国际金融创新体系的不监管,是由它的不作为导致的。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体系。 我们国家设计的改革的方向是最完美的,是世界统一的单一的货币,但是这个能否实现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当前我们应该加强美元发行的监管,换言之,就是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首脑提出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的强化,让他去监管美元的发行。但是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管任重道远,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损失很多,用超主权的货币替代主权货币,并且获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呼应,像巴西、印尼等高管的回应。 再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改革还存在一些障碍性的东西。政治上的障碍,意识形态的不一致,即得利益肯定是想方设法来维护它的利益。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的获得是有惯性的。从价值手段上来说,它是需要建立信用,建立一套规则,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还有就是从美元和英镑过程当中,是需要政府精心策划的,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主要货币,是美国借助于怀特计划、马歇尔计划,通过这么一个机构奠定了美元的基础,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施予援助,使得美元的流通域不断扩大,这才使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它的这个基础,所以美国又通过金融规则的制定权,维护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构建了整个国际金融大厦。 对国际货币的体系改革还有一个问题,紧接着一个问题是特别提款权,是一个人造的货币,它受制于美国,从它的价值构层来说,把人民币纪如SDR这个篮子里面,必须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的第四条款,这个必须要得到投票权的85%的同意,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投票权是16.77%。当我们侵犯美国权利的时候,美国肯定不能投赞成票,没有美国的赞成票,所有的改革都是白搭的。 关于这个国际货币体系诸多的缺陷,我们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呢?2005年我们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首次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到了一个议事日程等等,中国行长提出来的国际化,金融它的必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强的货币需要强的金融,强的金融需要强的货币体系。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金融崛起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我们目标,但是一定要走稳中国金融崛起之路。 -
2021-09-28 16:19 齐敬磊 客户经理
二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
第一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至19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为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质是建立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
第二阶段:牙买加体系。1970年代中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72年7月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具体研究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问题。委员会于1974年6月提出一份“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纲要”,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为以后的货币改革奠定了基础。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会议,讨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条款,经过激烈的争论,签订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IMF协定第二修正案》,从而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牙买加协议正式确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成员国可自由选择汇率制度。同时IMF继续对各国货币汇率政策实行严格监督,并协调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促进金融稳定,缩小汇率波动范围。2.推行黄金非货币化。协议作出了逐步使黄金退出国际货币的决定。并规定: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成员国中央银行可按市价自由进行黄金交易;取消成员国相互之间以及成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规定,IMF逐步处理其持有的黄金。3.增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主要是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国际储备地位,扩大其在IMF一般业务中的使用范围,并适时修订特别提款权的有关条款。4.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成员国的基金份额从原来的292亿特别提款权增加至390亿特别提款权,增幅达33,6%。5.扩大信贷额度,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融资。
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正向“后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转变,美元一币独大的局面有望得到彻底的改变。 -
2021-09-28 16:16 赵骏凯 客户经理
一、如何理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
坚持回归新金本位制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结构,全球所有国家应该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改革方案是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它们认为在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的情况下,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稳定各国经济,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联合采取行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还包括美国的Lyndon.Larouche、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等,其中莫里斯·阿莱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彻底改革方案”,方案有七个要点:
一是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
二是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
三是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
四是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结算货币、汇兑货币
和储备货币的记帐单位;
五是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并为一个组织;
六是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身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
七是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帐单位。
(三)改革国际金融机构
对于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观点,它认为应当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同时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
(四)建立单一世界货币及世界中央银行
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最早源于哈耶克1937年出版的《货币的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一书。该观点提议,各国至少将其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存入世界中央银行,由世界中央银行印发世界货币来作为控制世界货币供给的一种手段,各国都实行绝对的固定汇率制。如果货币长期地按固定汇率挂钩在一起,
那么走向共同货币就变得非常容易。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货币区。
(五)中国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观点
1、创建超主权国际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基础上创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受到广泛关注。指出应该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规避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而这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改革方案与之前学者提出的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并让其发行统一货币的思想是相似的。周小川认为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2、建立世界金融组织
中国学者陈志球、虞群娥认为牙买加体系是针对当时世界经济现实做出的客观选择,已经不适应当前国际环境。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
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们主张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缺陷
总体上适应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但也存在许多缺陷:
1、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是牙买加体系的根本缺陷。黄金非货币化后,信用货币充当本位货币,受储备货币国的经济影响大,基础不稳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的地位虽有下降,但仍处于核心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走向虚拟化,国际收支长期大量逆差,“特里芬难题”引发的“美元悖论”开始显现,这都给现行体系的运行机制造成冲击。由于美元的发行没有了黄金准备的约束,货币发行量完全取决于美联储的操纵,加上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的缺失,美国货币超发导致了美元泛滥,加剧了现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2、汇率体系不稳定。现行体系下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对汇率制度自由作出安排,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的逆差国成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调节者,导致国际收支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
4、还有缺乏有效的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和国际合作协调机制,国际金融组织话语权问题等。
三、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建议
1、中国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即“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2、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这一目标可能要长期内才能实现;但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3、从SDR到“超主权储备货币”
(1)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2)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这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3)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IMF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4)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4、建议IMF代管储备
具体的操作方案是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 -
2021-09-28 16:13 符翩翩 客户经理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周小川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反映了世界不少国家对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和蔓延原因的深刻反思和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诉求。国际金融危机频发回顾历史,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到牙买加体系,表面上看美元地位明显削弱,但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原有责任的束缚,美国由发行美元获得的利益达到新高峰,滥发美元成为政客应对危机的终极手段。(剩余203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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