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几年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
我国近几年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增加投资。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因为brA.它们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brB.是扩大内需的有效方式brC.它属于经济建设支出,可带动生产的扩大brD.可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济目标br
龚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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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7 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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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7 14:00最佳答案
一.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 ,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 、26.3% 、27.9% 、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 、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 ,原煤为31% ,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二.货币政策
(一)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和财政手段,货币、信贷手段处于从属地位。在“大一统”的金融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集中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诸多职能于一身,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综合信贷政策。20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于1984年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虽然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居主导地位,但间接金融工具已开始启用。这一期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超经济增长发行的货币导致商品供需失衡,物价持续上涨。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三次货币扩张,进行了三次货币紧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货币政策操作逐步向间接调控转变。从1993年到2005年,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第二阶段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货币政策以适度放松为主要特征,旨在治理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至今,货币政策调控的明显特征是为了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1.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由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势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四是金融秩序混乱。
针对1993—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中央开始推行从1993—1997年长达4年之久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交易行为,完善金融法规建设,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且加强了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整顿金融秩序。第二,强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三,调整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采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央银行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年度调控目标。第四,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加强利率监管。第五,实施汇率并轨,干预汇率形成,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通过以上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整顿金融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效果。通过4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也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2.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形势,积极采用各种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1998年中央银行共下调3次利率水平,1999年6月10日和2002年2月21日又下调2次利率水平后,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为1.98%。第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首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恢复后,公开市场业务日益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9年公开市场业务债券操作成交7076亿元,净投放基础货币1919.7亿元;2000年为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稳定货币增长率,人民银行从前两年以投放基础货币为主转向收回商业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第三,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第四,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
3.2003--2005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这段时间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逐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灵活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增长。2003年开始我国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且每年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见表3)。第二,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02年2月21日最后一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银行开始调高利率。同时,本着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的指导思想,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第三,发挥信贷政策在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第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外汇储备稳步增长。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汇率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以此为契机,加快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力发展外汇市场。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会议指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参考资料:
希望采纳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 ,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 、26.3% 、27.9% 、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 、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 ,原煤为31% ,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二.货币政策
(一)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和财政手段,货币、信贷手段处于从属地位。在“大一统”的金融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集中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诸多职能于一身,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综合信贷政策。20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于1984年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虽然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居主导地位,但间接金融工具已开始启用。这一期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超经济增长发行的货币导致商品供需失衡,物价持续上涨。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三次货币扩张,进行了三次货币紧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货币政策操作逐步向间接调控转变。从1993年到2005年,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第二阶段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货币政策以适度放松为主要特征,旨在治理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至今,货币政策调控的明显特征是为了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1.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由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势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四是金融秩序混乱。
针对1993—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中央开始推行从1993—1997年长达4年之久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交易行为,完善金融法规建设,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且加强了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整顿金融秩序。第二,强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三,调整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采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央银行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年度调控目标。第四,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加强利率监管。第五,实施汇率并轨,干预汇率形成,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通过以上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整顿金融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效果。通过4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也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2.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形势,积极采用各种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1998年中央银行共下调3次利率水平,1999年6月10日和2002年2月21日又下调2次利率水平后,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为1.98%。第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首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恢复后,公开市场业务日益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9年公开市场业务债券操作成交7076亿元,净投放基础货币1919.7亿元;2000年为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稳定货币增长率,人民银行从前两年以投放基础货币为主转向收回商业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第三,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第四,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
3.2003--2005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这段时间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逐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灵活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增长。2003年开始我国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且每年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见表3)。第二,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02年2月21日最后一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银行开始调高利率。同时,本着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的指导思想,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第三,发挥信贷政策在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第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外汇储备稳步增长。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汇率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以此为契机,加快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力发展外汇市场。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会议指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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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7 14:12 齐旭明 客户经理
零四年至零八年八月,为了防止经济发展由偏快转向过热: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后由于金融危机,要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
2021-09-27 14:09 连传杰 客户经理
从2005年起,我国连续实施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式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取代。 2005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2006年继续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决定。所谓稳健财政政策,就是中性财政政策,指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既不扩张也不收缩的情形,是介于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物价比较稳定、结构性问题相对突出情况下,实行的一种财政政策。
从近年来我国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实践看,稳健财政政策是相对于我国过去实行的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而言的,财政部门落实稳健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控制赤字,反映了财政政策“松紧适度”的增量平衡取向,主要措施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调整结构,反映了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控”的结构优化取向,这轮宏观调控呈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既要防止通胀的苗头继续扩大,又要避免通缩的阴影卷土重来;既要间接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控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推进改革,反映了财政政策促进“制度创新”、完善市场机制的取向,就是要转变以往主要依靠财政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通过财政自身的改革以及有利于改革的财政收支安排,实现推进整体改革的目的。增收节支是指财政部门要通过加强税收征管、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要严格控制财政支出的过快增长,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2006年,财政支出政策的基本特点是调整支出结构,在压缩一般性开支的同时,保障公共支出需要。财政支出重点投向农业、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其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本年度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内容。为了配合全面取消农业税政策,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安排了1030亿元转移支付资金。与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农民减负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三补贴”政策(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共发放补贴资金188.7亿元。从2006年春季学期开始,西部地区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继续执行“两免一补”政策中规定的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其中部分专项资金实行了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直达学校,受益学生达到4880万人,平均每个小学生减负140元,初中生减负180元。中部地区每个省选择一个县于秋季学期开始试点,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也主动实施了改革试点。2006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重点用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比例达到48%左右,比2005年提高了3个多百分点。
1994年,分税财政体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与省级单位之间的财政体制,但并没有确定统一的省以下财政体制,而是由各省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近年来,基层财政运行中的矛盾日益突出,县乡财政困难、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解决地方财政运行中的问题,近年来,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对省以下分税体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中“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是涉及到财政级次改革的重大措施。 2006年,全国28个省份推行了乡财县管改革,18个省份推行了省直管县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2006年,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其中,在总结2005年政府收支科目分类改革模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政府收支科目分类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2007年的预算将采用新的收支科目进行编制。此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国债余额管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等各领域的改革,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相对于1994年的税制改革,通常将目前正在推进的税制改革称为“新一轮税制改革”,其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12个字。 2006年在税制改革领域取得的主要进展包括全面取消农业税,调整消费税税目与税率,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草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出台,资源税政策调整,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等。
近年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走势,可以概括为以公共化为取向,以均等化为目标,以规范化为原则,加快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政策实施:
1 2005年,我国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在许多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和调整,内容涉及增值税及其出口退税政策的大量调整、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的系统化、企业减免税政策的规范化、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大幅调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及配套政策等等,税收政策的变化
,2加快建设一批交通、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推动一批重点工业和高科技项目的建设。第二,加大对装备制造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研究设立装备制造业发展专项基金。依托国家重点工程,提高铁路、地铁车辆,造船基础设施和重点船用配套设备,重大电力、石化、大型施工机械等重大技术装备的系统设计、制造和成套能力。第三,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
3财政地区导向投入:中央财政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各项财税优惠政策。中央财政增加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向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支持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国家发改委下达了2005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重点行业结构调整专项(第一批)国家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投资计划。在下达的63个项目中,东北地区占40项目,其中辽宁省19项,吉林省8项,黑龙江省9项,大连市3项,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1项。63个项目总投资规模达68.97亿元,国债资金5.8亿元,其中东北地区投资规模44.07亿元,占总投资的63.9%;安排国债资金 4.29亿元,占国债资金总额的73.8%。
4.出口退税:2005年我国出口退税3374.66亿元,由此测算每美元出口商品综合退税为0.4429元。比2004年全国实际退税2196亿元增长了53.7%
退税比例调整:减轻地方财政负担:2005年1月1日起执行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分担的比例由75:25改为92.5:7.5。
5农业财政投入:2005年,全国28个省份已全部免征农业税,还有3个省也将农业税税率降至2%以下。“十一五”规划开局的2006年,我国将全部取消农业税,农民将彻底告别几千年来的“皇粮国税”。
农业基础设施投入: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重大水利项目建设,支持粮食生产,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二是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体系、公检法司设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2975亿元,比上年增加349亿元。
农业生态生态建设:中央财政支持林业生态建设。2005年中央财政天然林保护工程经费支出74.87亿元,支持保护了14.3亿亩天然林;退耕还林支出290.31亿元,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支出46.83亿元,累计支持完成退耕还林1.35亿亩,荒山荒地造林1.84亿亩,封山育林0.19亿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支出 20亿元,支持保护重点公益林试点面积4亿亩。 2005年用于污染治理资金支出99.84亿元,重点用于“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等。
6财政对就业投入:加大财政对扩大就业的支持力度,一是扩大投资要与扩大就业相结合,对就业促进很小的投资项目需严格控制土地、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加大对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就业增长点的扶持力度,如对新增就业数量较多的企业,可采取适当力度和适当期限的税收减免、财政贴息政策。二是加强减税和补贴等政策,扶持失业人员创办"微型企业",鼓励大学生及其他社会高层次的人才独立创业,给予适当期限的金融、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三是鼓励各种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发展,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四是扩大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职能和人力配置,加强就业和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专项补助、再就业补助209亿元,比上年增加29 亿元。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等就业工作。中央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福利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投入: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明显提高,中央财政安排优抚事业费74.6亿元,比上年增长90%。 28个省(区、市)、2300个县(市)已初步建立社会救助体系的基本框架。救灾和扶贫工作力度加大。全年中央财政用于抗灾救灾的资金89亿元,救助受灾群众9000多万人次。 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抉贫资金162亿元,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245万人。
7财政支出:政府采购:财政部日前发布的《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信息统计分析》显示,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2927.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1%。 -
2021-09-27 14:06 赵骥万 客户经理
2、当前出台的政策方针
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显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今年7月2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此后,中央和有关部门又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2、 1税收政策
在税收政策方面,为缓解纺织企业的困难,稳定出口,保障就业,7月 31日,财政部等部门宣布自今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10月21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又宣布,从11月1日起上调3486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约占中国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国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涉及税则号最多、力度最大的一次。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说,税收政策调整主要为了应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出口增速的放缓,通过减轻出口企业经营压力,促进出口企业自我发展,提高应对风险能力。
2、 2信贷政策
在信贷政策方面,8月初,央行调增了全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和担保难问题。8月中旬,央行又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最高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9月中旬,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解决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10月,央行又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释放出增加流动性、保持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通过下调利率,一方面可有效降低企业用资成本,另一方面保证银行体系有充分的流动性,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鼓励企业进行生产经营。
近日,央行披露目前已对商业银行信贷规划不再加以硬约束,此举可有效释放银行资金活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2、3财政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今年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资金,总额达到18亿元;安排资金19亿元,专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加大对各种收费的清理力度,进一步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2、4提高内需
为拉动内需,10月下旬,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将“家电下乡”试点范围从山东、河南、四川三省进一步扩大至12个省份,对实施地区农民购买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产品,国家财政比照出口退税率,直接补贴农民消费者。
10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时指出,既要充分估计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又要正确认识我们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3、当前金融危机局势下的应对方法
3、1引导中国出口贸易。
中国出口高度依赖美、欧的风险早已出现,这使我国加大市场多元化战略实施力度显得尤为重要。从目前来看,中国对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速加快,这是我国过去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成果,也增强了进一步开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信心。十七大提出的自由贸易战略指出,当前加大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是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市场,拓展出口市场渠道的重要手段。2008年前半年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市场消融了,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弥补了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中国目前正在同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29个国家和地区建设12个自贸区,这些自由贸易区涵盖了中国外贸总额的1/4。随着我国自由贸易区网络的逐步形成,将进一步拓宽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分散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3、2灵活从紧的货币政策。
面对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趋缓的双重压力,应采取灵活从紧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的“硬着陆”。 在货币政策上仍然保持紧缩态势,但要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灵活调整,防止过度紧缩,可实行谨慎加息。当前的信贷控制在实质上已经提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进一步提高利率对经济面的打击可能会很大。当前需求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此时适度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必要的。
3、3积极的财政政策。
(1)扩大政府投资。出口的下降对国内的投资增速将造一定的损害,需要采用扩大政府投资的方式来减轻这部分的影响。投资的重点领域应该是受雪灾、地震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基础设施。
(2)增加政府支出与补贴。继续扩大社保和医保的覆盖面,体现教育的公平性;用加大农业直接补助的方式鼓励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
(3)减免税收。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有利于企业增加投资、扩大供给,有利于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具体内容应包括取消利息税、进一步提高所得税的免征基数、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等。
这是我写的学年论文 中间有关于货币政策的东西 你自己看看 然后写成一篇吧 祝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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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7 14:03 黄盈椿 客户经理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中国特色的名字,实质上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减税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措施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
减税可以增加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在财政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财政支出是社会总需求的直接构成因素,增加财政支出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针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内容包括: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税收政策,分批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有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推进“费改税”改革,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对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拉动了社会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不过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了。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变化,国内投资过热,国际贸易逆差扩大,以前的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了,中国政府当前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抑制投资、稳定人民币币值合扩大出口。 -
2021-09-27 13:57 齐春敏 客户经理
要继续实施促进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并综合配套地运用各种宏观调控手段。从目前经济运行的发展趋势及经济运行的客观需求来看,今年我国宏观政策的取向基本上仍将以扩张的取向为主,并且扩张的力度有可能大于去年。具体分析,近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主要体现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今年仍将实施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
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是我国目前扩大需求、启动经济增长的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国际经验表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足够的力度,并持续实行到需求和景气明显回升。如果力度不够或者过早放弃,将会前功尽弃。因此,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真正启动之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中断。鉴于近年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及其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仍将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且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有可能大于前几年。其主要措施将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继续执行去年调整居民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并将加大该政策的落实力度,将力促“长工资”、提高“三条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政策措施得到认真、彻底的执行;
2、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把目前15%的平均出口退税率提高到接近17%的水平,加大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
3、将继续发行扩大内需的专项国债,其规模有可能大于去年,投资的重点将包括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的设备投资及技术改造投资、某些供不应求的服务领域的投资等。投资的方式既包括财政的直接投资,也包括对投资所需贷款的贴息投入;
4、实行鼓励投资的财政政策,重点鼓励民间投资的增长。今年财政政策在鼓励投资方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进一步减免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收入减免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5、实行鼓励消费的财政政策,这包括两方面的选择,一是实行特别减税政策,即在目前特定的的期限内,一次性减免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二是对私人用于购房、买车的收入所得给予所得税返还。
二、实施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套的货币政策
近年货币政策将体现既积极又稳健的特点,重点将加大货币的供应量以及促进货币的流动性。
从前年11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并且规定这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所增加的可用资金全部由商业银行自主使用,这为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创造了有利条件,为金融机构平稳过渡到今年准备了充足的流动性。
具体分析判断,近年我国货币政策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贷款方面,将扩大银行贷款与财政支出相配合的力度,特别是要增大与所发行的专项国债相配套的银行贷款比例;增加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发挥中小金融机构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
在金融创新方面将加大汽车消费信贷、住房消费信贷的力度,积极开展各种抵押、质押贷款业务、扩大助学贷款范围,并简化上述各种贷款的手续;
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方面,将适当限制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中国债所占的比例,堵住国有商业银行的后路,迫使银行主动强化信贷服务,对有效益、产品有前景的企业积极主动地发放贷款。
同时,国家也将制定相应的政策,强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商业银行贷款机制,在加强贷款责任制的同时,完善和加强激励机制,使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与利润激励机制相结合,鼓励银行放贷,发挥信贷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信贷人员深入企业和市场调查讲究,积极改善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加速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流通速度。在改善银行的经营管理方面,将引进并鼓励银行之间的竞争,从外部形成对银行利润动机的压力,通过对商业银行提出明确的利润目标,促进其调整内部资产结构。
三、政府引导投资增长的政策力度将加大
由于去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的情况,国民经济增长的后劲明显不足。而在目前经济尚未启动的情况下,国有经济投资增长是带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增长以及促进经济回升、调整景气预期的主要动力。因此国家在启动经济的关键时刻,必将加大国有经济投资的政策力度,确保今年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幅度超过去年,为顺利启动经济打好基础。
从目前来看,今年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将主要体现在增发经济建设专项国债以增加投资、发展资本市场以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加大引进外资的政策力度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刺激民间投资增长以及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等几个方面。
四、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力度
去年,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下降,这对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低于上一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将影响到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进而影响到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启动经济有利,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针对去年我国利用外资下降、经济复苏后的亚洲各国吸引外资竞争力加强的局面,今年我国政府必须在利用外资的法制法规、优惠政策等软环境方面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同时在一些领域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
目前,我国已经在金融业、保险业、投资公司、航空业、工程公司、旅游业、中介服务业等八个领域放宽了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今年外商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有望得到明显的增加。去年底,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出台了一些对外商投资的进一步优惠政策,如对已设立的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时,扩大免税进口的设备及其技术、配件、备件范围;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进行技术改造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外商投资企业,其采购的国产设备可按有关规定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鼓励类、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享受全额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的政策优惠;外国企业向中国境内转让技术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技术转让收入将不再征收营业税等。
同时,为了配合开发西部的发展战略,国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的优惠程度,如放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领域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条件和外商持股比例限制;对已有国内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的项目,凡外资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减按百分之十五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
从发展趋势上来看,今年全国及各地在具体实施及细化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措施时,其力度将随具体情况而有所加大。因此今年吸引外资的政策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外商直接投资下降的局面将得到扭转。
五、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国有企业发展的环境将进一步改善
近年,国家对国有企业改革及扶持的力度将明显加大,其目的就是为了基本上解决或转变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经营困难的问题。应该讲,去年以来国有企业在国家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治理“五小”、限产压库、纺织工业的压锭等)和宏观扶持政策措施(如近两年发行的专项国债的使用主要是国有企业受益)的作用下,经营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其突出的标志是经济效益的回升,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和重点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前年1-11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65.1亿元,比上年同期提高101.25%。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26个省、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增盈减亏,其中东北三省出现重大转机,黑龙江省国企利润同比增长一倍;辽宁省国企11月底结束了连续几年的亏损;吉林省国企在亏损45个月之后也开始扭亏。1997年底亏损的6599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中已有3000多家扭亏为盈或消除了亏损,全年亏损企业数减少三分之一的目标可望超额实现。
国有企业的改革将重点加速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在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普遍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外,竞争性行业的大中型企业将改制为多元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将按母子公司体制规范改制。
扩大直接融资渠道是近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今年除了继续做好国有企业债转股工作之外,还将重点做好石油、石化、宝钢、铝业、电讯等企业集团的海外上市融资工作,同时在国内证券市场推动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上市,并适当提高公众流通股的比重。上市的重点是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特别是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国有资产将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通过证券市场重组,证券市场将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工具。
为激励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今年将在国有企业中扩大对经营者的个人激励机制,通过对经营者进行股份期权奖励、提高年薪、增加奖金等方式,提高国有企业长期发展的积极性。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今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之一。今年国家将加强对生产总量的控制,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重点是加强对纺织、煤炭、治金、建材、烟草、轻工、有色等行业的总量控制,关闭污染严重、资源浪费大的“五小企业”等,缓解结构性矛盾,减轻供大于求的压力。
六、继续扩大内需,加大财政投入,拉动经济增长。
继续实施扩大内需、鼓励居民消费的积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今年将会有3.6亿元的财政投入,帮助实体经济增长。今年,为欧债危机后的恢复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必须很好把握。 -
2021-09-27 13:54 赵驰北 客户经理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编辑本段]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2、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社会资金是永远流动和相互转化的。为实现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除了某些社会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入以外,民间和企业投资的增加,就能为政府基于拉动经济增长目的而进行投入的适时退出创造条件。在这方面,我国是存在很大潜力的。比如,尽快减轻企业沉重的非税负担,改变有些企业存在的费大于税状况所能产生的企业投资潜力,就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字。同时,只要引导有方、政策得当,激活我国巨额储蓄存款余额和游资的利用机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虽然国际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不确定的因素较多,但通过深化我国外经贸体制改革,加强结构调整,改善政策激励措施,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等途径所能产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去年在引进外资方面所创造的成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 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 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编辑本段]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
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
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
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及其风险的防范,还需要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性障碍,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这是货币政策性质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向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是应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冲击的明智之举,是有效提振内需、充分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作用的重要举措,是防止经济大幅下滑、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力保证。
在我看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至少包括三重含义:其一,这是“适度扩张”而非“完全扩张”的货币政策。两种政策的区别不仅在于扩张程度的差异,还在于其各自运用时所面对的宏观经济态势的不同。完全扩张型货币政策通常在经济发生危机或经济萧条时采用。作为一种“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实施目的在于缩短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的时间过程,拉动经济复苏;适度扩张型货币政策则适用于经济显著减速或即将进入下降周期的经济环境,实施目的在于维护经济增长的动力,遏制经济下滑,确保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很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选择,与我国现实的宏观经济态势是吻合的。
其二,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质的规定上,还是在“量”的变化上,都有别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质的规定自不待言,“量”的变化也是如此。尽管没有一个可以用来衡量“适度”的、公认的、统一的标准,但体现货币政策能量和实施程度的一些宏观金融变量指标,如贷款增量、贷款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等的总体水平,应明显高于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时期。
其三,货币政策的组成部分,如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类的货币政策工具都应该是放松的,尽管它们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程度会有差别。以扩张信贷规模和降息为主基调的信贷政策与利率政策,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承担着主要角色,而汇率政策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面对我国出口下滑导致外部需求明显萎缩的情况,应改变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加大人民币汇率向下浮动的幅度。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拉动内需,确保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实施这种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增加企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扩大投资资金来源,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会调低利率总水平,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这两方面归结到一起,是有利于刺激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热情,扩大投资需求。但在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要提高投资效率,使投资更好地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使投资资金更多地流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如“三农”、节能环保、保障性住房、自主创新高科技等行业。应改善投资环境,消除行业和市场壁垒,给民营资本以“国民待遇”,使其能够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公平参与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投资。对某些总量型的货币政策措施,应赋予其结构调控功能。仅以央行作为经常性政策调控工具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为例。应改变“一刀切”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对主要的商品粮基地所在地区、金融资源相对贫乏的经济落后地区,可实行相对较低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这样做,既可以增强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也有利于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
消费主要受劳动者收入制约,因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有限。在扩大消费需求方面,货币政策作用的支点,应是强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结算等方面的金融支持,促进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拉动消费。同时,货币政策应和产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密切协调配合,形成拉动消费需求的合力。 -
2021-09-27 13:51 辛培剐 客户经理
1、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
2、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
3、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在经济增长缓慢、需求不足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其手段主要是减少税收和增加经济建设支出。
在经济增长过热、物价上涨、需求过旺时,政府可以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其手段主要是增加税收和减少经济建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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