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放弃对日索赔
赵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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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6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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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6 10:13最佳答案
在两国交战中,一般战败国都要赔付给战胜国大量的赔款,因为失败者是需要承担战争费用的,这是一项国际常识。我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遭受过很多侵略战争,大多都以清政府的失败告终,而清政府也因此赔偿了大量的赔款,使得中国愈加积贫积弱,受尽了列强的剥削。不过,抗日战争是我国反侵略战争以来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这场战争我国作为战胜国,理应可以向日本要求战争赔款。但事实上,我国并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那么,中国为何没要战争赔款?日本人以为占了大便宜,直到50年后才知道原因。
中国历经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使得全国人民为之亢奋,欣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而历经战争的中国当时满目疮痍,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我国没有向日本索取赔偿,以此来建设中国,恢复经济?事实上,我国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战败后的日本已经全面被美国控制,而战后协议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协商的。当时美国为了保全日本,纷纷劝说战胜国不要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当时很多国家都表示反对,而我国作为打败日寇的最大功臣之一,却对美国表示支持,不向日本索赔。这让很多国家感到意外,而日本人却为之窃喜,以为捡了大便宜。其实,当时日本的国内经济已经被完全摧毁,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偿还这一巨额赔款。
而如果非要逼迫他们赔偿的话,他们也只能赔偿一些使用过的武器或者物资,而且还不能一次性偿还完。但我国当时并不需要这些武器,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索赔。而且二战后的美国影响力十分广泛,和美国交好成为了当时中国政府的一个机会,而支持美国的号召,那么对于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有一定好处的。在这些的种种考虑之下,我国最终放弃了对日本的索赔。直到50年后,在历史学家的解读中,我国当初放弃对日本索赔的原因才被解读了出来,而如今看来,这些做法是非常正确的。
其他回答(共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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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6 10:34 赵顺起 客户经理
二战后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这一有争议的举动国人最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以德报怨,过于宽厚,我的高中历史老师甚至将此列为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失误,是他所“不能原谅的”。这一看法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即我们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赔款的。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得到这笔钱吗?
一、如何得到这笔钱?
1945年日本战败后,一共支付了22.3亿美元战争赔款,其中数额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各8亿。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这一处理对日本来说是异常宽大的,而美国的外交说服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1917年美国介入欧洲战争后不久,Wilson总统就提出14点建议(包括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民族自决),这一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引起两种对立的看法:欧洲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对这个“自命为耶稣第二,来到地球改变人们信仰”的家伙深为反感,而另一些人则予以高度推崇——蒋廷黻曾说,他当时对此“每一字都信以为真”。
美国是一战后对德国战争赔款态度最为超然的大国,同时却坚持向同盟国**收回战争债务。法国人对这一点极为厌恶,一度引起两国外交关系恶化。美国当时无法阻止英、法对德的报复措施,但在二战中,它以更强的姿态出现,重申自己的主张,这一次,别人必须倾听它的见解了,即使态度温和,其建议也是“无法拒绝”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半年,美国向日本提出八项条件,日本同意即可劝和中国**,其中第4条是不索取战争赔款。不久美日开战,但罗斯福总统在珍珠港事变仅一个月后就提出:美国将在战争期间以租借法案帮助盟国,并不得向敌国索取赔偿。这一政治姿态一直贯彻到美国战后的外交活动中。
1945年日本战败后,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的讲话,暗示放弃战争赔款。蒋的姿态引起诸多猜测,包括其早年在日留学经历及美国的压力。但在当时对美高度依靠的情形下,无须美国直接、明显地施加压力,蒋也会意识到,一个政治上的高姿态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在美、英、苏、荷等诸大国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形势下,中国坚持索赔也将是孤立的。虽然中国损失远大于以上四大国,但至少我们也并不是唯一高尚的。
1946年国民**的数据称八年抗战经济损失为133亿美元,如果以此作为日本战争赔款的标准,那么很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只能得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战后菲律宾向日本索赔100亿美元,最后仅得到8亿。
194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60亿美元(人均$86)。在战后一片残破的情形下,133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要求将是日本完全无法承受的,也根本搜刮不出这笔钱来。这首先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尤其“显而易见,美国从1947年开始,已经不再依靠国民党中国,而是集中注意力,和日本建立良好关系”(《外交史,1919-1978》)。美国的支持在当时对蒋**的重要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之后的30年里更是如此。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美国的卵翼,中国仍然很难得到这笔钱。因为,问题在于日本是否存在赔偿的意愿;如果这一战争赔款几百年也还不清,那么很可能像一战后的德国那样,拖延、拒绝赔款,煽动民众的悲情,结果是为下一次战争作准备。
苛刻的战争赔款提出不难,难在执行。中国当时虽是战胜国,但如果日本采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中国是无力派兵去日本强行索取赔偿的——即使派了兵,最终不但付出大笔驻军费,还可能一无所获,法国一战后占领鲁尔区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一战后德国仅支付了不到30%的赔款(360亿马克[1],总额为1320亿),同时却从海外借入330亿马克,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没有归还。也就是说,一个破产的德国毫无赔款意愿,只是拿贷款去还。
1949年后发生的一系列大事更使日本战争赔款几乎不可能:中/共北京**的成立,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美日对立;而朝鲜战争更促使美国加快将日本建设为远东的盟友。1951年旧金山和会两岸均未参加,但在美国主导下,蒋**不得不承认和会的结果,即中华民国放弃战争赔款。至此,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在法理上已经结束了。
可以说,在朝鲜战争后,中国再无机会获得日本战争赔款。美英在二战后都放弃对德、日战争赔款。苏联强迫德国支付200亿美元赔偿,其中一半归苏联(考虑到苏联在占领德国部分领土的情况下也只得到100亿美元赔款,我们可以设想中国当时可以从日本得到多少)但美英对此拒绝同意。1946年5月,美国对德占领区副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宣布“除了先前已预支作为赔偿的工厂外,将不再从美占区提供一切赔偿”,这使苏联从西占区获得赔偿的无法实现。不久,西方不再向德国索赔。从其一贯的态度来看,美国既能拒绝从自己占领地区向苏联支付战争赔款,那么,比苏联更弱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国,就更难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得到一分钱。
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一姿态在当时仍是感人的,但在政治上来说,不如说是对现实的一种被迫追认。
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个极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如果当时能够理直气壮并且容易地得到一笔巨额赔偿,那么他也绝不会去低头请求苏联援助了。我宁可相信,放弃日本战争赔款,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或头脑发热,更不是糊涂了、傻掉了,而是他相信,这一高姿态将使中国占有对日本的道德高地,以“中日友好”来打破日美同盟。指责放弃毛周放弃日本战争赔款过于慈悲或愚蠢的人,都未能足够意识到他们只是放弃了本来就无法得到的东西。
二、战争赔款的利弊
二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延续:三个对一战造成的世界局势不满的大国成为大战的策源地。而这种不满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一战后对德国索求的战争赔款过于苛刻。
近代以来,法德宿怨越积越深。拿破仑1806年在耶拿战役中击败普鲁士,强迫对方支付10亿法郎战争赔款,1809年又取得每年1.2法郎“贡金”。六十年后两国乃有普法战争,结果法国支出军费150亿法郎后战败,割地、赔款50亿法郎(相当于10亿白银,是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4倍;或相当于1879-1904法国**用于公共建设的拨款总和)。此后不出50年,两国爆发更剧烈的战争——一战中法国损失达2000亿法郎,战胜后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结果却是希特勒上台,法国遭到更大惨败。
这是不到140年的时间里法德宿怨的四次爆发,前三次战胜方都拼命压榨战败者,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赔款、割地。俾斯麦曾解释说“把法国打败的越彻底,越能保持和平”,这种举措看似是为了加强自己实力、阻止对方复仇,但每次都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过程。这一恶性循环的悲剧在一战后终于达到颠峰,法国在之前的大战中“失血过多”,极力主张“榨干这个小个子”,认为这是“天下最公平的事”(《外交史,1919-1978》),“德国必须付清赔款”成了竞选宣传的一句极好的口号;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发誓“我们搜他们的口袋也要搜出这笔钱来”。这使当时普遍把赔偿“更多地看做是一种报复行为而不是正义行为”。
附带说一下,一战后英法两国人民要求德国赔偿民间一切的损失,最终,凡尔赛和约中列入一条,强迫德国支付战争受害者养老金并给予其家人补偿。“这种规定前所未闻,以前欧洲的和平条约中从未出现过这种条款”(基辛格《大外交》)。最近十多年中国对日索求民间战争赔偿也属于这一类型。
在国际秩序中,对现状不满的大国互相吸引。1922年,苏联和德国恢复外交,并放弃对方的战争赔款,原因是两国都对国际秩序不满。美国在考虑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时,首要吸取的就是凡尔赛条约的教训,确保战败国不再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止苛刻的战争赔款——对大国来说,则意味着放弃。二战后除了苏联对德国外,其他战胜的大国实际上都放弃了对德、日的战争赔款要求。
基辛格在谈到凡尔赛和约失败的根源时说:“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的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
日本在二战后的心态,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一战后的德国,像一个输了一次的赌徒,心里总觉得要是再来一次翻牌的机会,自己的运气不会还那么差。对日本而言,太平洋战争即是日美战争,只是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正如日俄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一样,因此不包含对当地力量的尊重——我们在谈到二战缅甸战场时,也很少会谈到缅甸人。
现在的不少国人重新谈论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出于日本“不思反悔”态度的反感和愤恨,认为自己的宽容没有带来善报,相反倒姑息养奸了;人们由此推断,假如日本当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就不至于这么骄横了。这是一种朴实的逻辑,然而如果当时我们开出巨额罚单,结果或许更糟,而且还未必能拿到钱。我们也可以设想,假如日本态度与德国一样(几乎所有人谈论这个问题,都喜欢将日德的反省态度作比较),那么中国人大概就不会再重提战争赔款问题了,相反,或许提起来还觉得“伤害了中日友谊”——这是中国人情胜于理的思维表现之一。
那么或许有人说,苛刻的赔款或许是双刃剑,也难以执行,那么合理的赔款又有何不可呢?这首先要看以多少为合理。1946年国民**说抗战经济损失133亿美元,1951年北京**新公布数字为500亿,而现在的说法是3000亿。上面已经谈到,即使以133亿为标准,得到这一赔款也是有难度的。少量的赔款,在政治外交上,实际上还不如彻底放弃更为有效。日本近25年的ODA对华贷款达300多亿美元,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赎罪援助的味道。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得到了名义上不使用“战争赔款”这一字眼,但如果当初就以战争赔款的名义处理掉,它现在也就不必再背负着那么多历史包袱了,这是日本政治家的短视之处之一。
现阶段的日本战争赔款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不断自我证实的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国人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善良被利用了,同时进一步证实日本人的可恨。这种民族悲情在政治上是有用的,只要它像目前一样,处于可控制的程度之内。但是,正如俾斯麦曾说的:“我认为令世人相信,我国政策并非注定要导致与法国关系紧张,对我方有利。”如果不幸走到了理智的反面,成了为**而**,那么,最终我们自己也将成为这一情绪的受害者。 -
2021-09-26 10:31 齐方洲 客户经理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主要是考虑1945年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当时在同盟国美国的参与下,同意日本以货物和劳役补偿形式赔偿中国的部分战争损失的历史因素,同意同盟国的协同意见。但是并没有放弃,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中,接受四大同盟强国美中英苏强制日本执行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偿付货物赔款”的国际公法权利。这个权利是由“偿付货物”和“赔款”两部分内容构成的。也就是说,中国放弃对日本国“偿付货物”的“赔偿”要求,即放弃用实物和劳役的方式充值的日本“赔偿”,并没有放弃执行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国际法权利,具有向日本国索要赔款的权利。因为《中日联合声明》的大原则是执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国际法权利,这是不容置疑必须兑现的,所以日本国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明确承认“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由此日本国承认,必须执行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责任,承认中国具有要求日本执行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权利。
日本国承担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责任原则是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承认的,“接受美、中、英三国政府元首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的,及以后由苏联附署的公告各条款。”也就是说,日本承认必须执行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国际公法各条款,全部不容改动,并且接受战胜国中国依据《波茨坦公告》规定指导下的“一切要求”。日本国应该感激中国放弃货物和劳役冲值性的“战争赔偿要求”,但是不能因此诋毁模糊执行《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原则条款,中国仍有在日本“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的基础上,索要日本战争赔款的权利。特别在当前日本决不承认侵略中国犯罪,推动军力扩展遏制中国的态势下,中国必须维护《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权利,强使日本向中国赔款。这是因为,日本必须有具体行动承担战争犯罪责任,而不是留在口头上“反省”。日本必须全部归还中国的固有国土,而不是赖占中国的国土例如钓鱼岛,更不能非法干涉中国内政,挑拨分裂中国。简言之,日本必须承担战争犯罪的赔款责任兑现赔款,日本必须退守本土四岛放弃军力对外扩展归还中国固有国土钓鱼岛群岛。只有这样,日本才是遵循执行兑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才是遵守《中日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这里需要指明的是,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仅是中日两国交往行为中,中日两国领导人处于各自代表的国家形成的一个双方认可的许诺性声明,是代表国家的双方书面的口约,不具有国家的法权效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也就是说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并且批准,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没有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所以《中日联合声明》不是国家法权文件,不具有国家法权效用。客观上,代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可以许诺日本国放弃要求日本冲值性赔偿的要求,但是中国有强制日本必须执行《波茨坦公告》的权利,这是不容更改不容模糊的。因此,中国具有强使日本承认战争犯罪赔款的权利,中国从没放弃这个权力,日本必须兑现战争赔款。
1978年的《中日友好条约》是以中日友好关系发展为前提,经批准具有国家法权效用的中日关系文本。所以《中日友好条约》明确说:“确认上述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也就是说,中国批准《中日友好条约》是由《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为实现基础的,不遵守这个实现基础,就违背中日友好原则,就要承担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责任。这里,《中日联合声明》自身文本不具有国家法权效用,是受《中日友好条约》的法权牵制有效。
因为日本没有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责任,所以日本没有严格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各项原则,因此没有遵循《中日友好条约》的法权效用,所以中国单方所谓的“放弃”日本赔偿无意义。因为日本单方破坏《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友好条约》,所以从制定国际关系法互动生效原则角度说,中国单方放弃所谓“赔偿”的“要求”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日本必须遵循承担兑现《波茨坦公告》规定的责任,承认侵略中国战争犯罪向中国兑现战争赔款,才能维护遵守国家关系法的权威,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 -
2021-09-26 10:28 黄登玲 客户经理
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假如日本要赔偿,压力将分摊到日本普通民众身上,这与中国想与日本走友好路线不相符 ,所以放弃了 -
2021-09-26 10:25 连东英 客户经理
原因:
(1)中国政府虽然提出日本应该进行战争赔偿,但1951年9月美国在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了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使中国丧失了通过普遍和约的形式结束敌对状态,解决战争赔偿问题的机会。
(2)对日本索要战争赔款只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当时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步有了放弃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打算。
(3)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正式访华。9月29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内容,首先是日本对战争的反省,然后在第五条里,中国单方面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
2021-09-26 10:22 樊振清 客户经理
这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60年代,中国与苏联决裂,苏联在北方边界囤积重兵,并挑起一系列争端,中国面临着苏联非常强烈的战争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急于寻找外来的支持,主要是美国的支持,为了修复与美国的关系,双方都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日本,在中国急于修复与美国关系的背景下,为了表示诚意,中国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索赔。 -
2021-09-26 10:19 贾黎黎 客户经理
停战初期,日本各大军工厂和工业设施被美国人“没收”,日本人民已经配给制很长时间了,老百姓每人每天才合二两粮食。除了之前生产留下来的几万台收音机,也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美帝没收完之后,号召同盟国考虑日本难处,减少或放弃对日索赔。
老蒋虽然对沾满了鲜血的战犯痛恨至极,千方百计把谷寿夫等战犯引渡来华审判枪毙,但为了迎合美国“考虑日本难处”的胃口,争取美国在内战上的支持,老蒋“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德报怨,有意对日本宽大处理,尽量减少索赔或不索赔。毕竟向南亚效果几亿十几亿美元还能要,但整个抗战中国损失不止几百亿美元,这对穷的要当裤子的日本来说却是是天文数字。
老蒋败退台湾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甚至准备与大陆建交放弃老蒋,我查论文文献时查到的),为了保住“中华民国”地位,争取日美在政治上的支持,老蒋对对日索赔之事不再提。
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放弃了与大陆接触的意思,转而继续支持老蒋,在美国撮合下,老蒋最终和日本签订中日和平条约,“中华民国”正式放弃对日索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苏交恶前,一直坚持对日索赔,但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真是关起们来朝天过,东西方关系都不好。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要对中国核手术,为了打破苏联的恫吓,中国大力生产已经具备核战斗能力的东风3和刚刚试验成功的东风4核导弹,同时向西方阵营抛出橄榄枝,与日本的谈判也比较顺利,钓鱼岛搁置了,索赔也“宽宏大量”的宣布放弃。
即使赔偿,也不足以消除心中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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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6 10:16 赵飞行 客户经理
《党史文汇》刊物刊登署名“王先勇”的文章,披露了二战后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始末,指出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是从当时大局出发顾全民族大义之举。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靠这笔钱日本大力发展了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深刻思考和感叹! 美国违背诺言,从中作梗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理应对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欧洲战事赔款问题上,英美联合起来与苏联分庭抗礼,而在太平洋战场和处理日本问题上,美国认为其在对日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便以盟主的身份自居。尽管苏联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当时的地位与美国采取抗衡的态度,但美国采取有关措施和步骤,使之握有对占领日本和处置问题的实权,操纵和包揽了日本赔偿等事宜。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跻身四强,但在赔款事宜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 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 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中方得到通知后,立即派了几位专家前往拆迁。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国民党为己私利,出卖民族大义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初,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对美国对日和约七原则和备忘录采取“无可奈何”的态度——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 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令每个正直的华夏子孙羞愧。 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放弃战争赔偿 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了强烈的谴责。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 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到60年代前期,中日交往实际上进入了半官半民阶段,恢复日中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这一切大大刺激了日本政界。他们不能不反躬自问,对华政策上紧跟美国是否做错了。 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 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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