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我国新金融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齐晓峰 来自: 网页 2020-10-24 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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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4 16:14最佳答案

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步入漫漫长途。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虽然美元的国际本位和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遭到削弱,但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和国际储备货币职能仍得以延续,IMF原组织机构和职能也得以续存。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五个基本内容所决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准则与规范却支离破碎。因此现存国际货币体系被人们戏称为“无体系的体系”,规则弱化导致重重矛盾。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引发金融市场全球化趋势在90年代进一步加强时,该体系所固有的诸多矛盾日益凸现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的构想
出于对所谓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疑虑,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货币时所导致的“金融霸权”的疑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所谓“新的金本位制”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据说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Spencer,M;1995) 。持有该构想经济学家既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左派经济学家,例如美国的哈罗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自身必须具有价值,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纯粹信用货币的疯狂追逐和进入资产的无节制膨胀;2、目前的黄金储备数额巨大,足以保证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取得相当的稳定性;3、回归金本位制度还意味着,发达国家榨取通过膨胀税以及国际铸币税的可能性被剥夺,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经济国家主义,由于各国货币实际上是用黄金表征的,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行"贸易或金融的国家保护主义之实"的可能(Shelton,J;1998) 。
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尽管在80年代以来,爆发了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例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崩溃。从历史上看,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证世界经济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威胁。例如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彻底的金本位制下发生了物价涨幅在30倍以上的通货膨胀;而世界经济则在金本位制下于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间爆发的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经济萧条(钟伟;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对人类资源的惊人浪费,世界经济越发达,所需要的纯粹作为交易中介的全球黄金存量就越惊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更为公正,但它却注定要使全球经济增长收敛于一个极限(全球可充当货币用途的黄金存量),或崩溃于一个极限(这是指要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黄金资本的极度匮乏而崩溃;或由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可以合成黄金而导致金本位基础全部丧失而崩溃)。经济金融化或虚拟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3、人类并非没有进行过回归金本位制度的失败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和1933-1934年的美国。 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部分地采纳过所谓的"偿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计划,这种金本位制制度允许货币黄金官价进行周期性调整以稳定国家的物价水平,即当价格下降时以提高黄金官价而在价格上升时降低黄金官价,这时的金融资本国际化实际上是公开以牺牲其它国家的通货稳定来换取本国的物价稳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较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公正性。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向金本位制复归的实践也说明,试图重拾被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创办人海尔格和乌克兰国家议会议员那塔利亚等各国政界学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包括80位美国现任和前任议员、53位独联体国家的议员、17位拉丁美洲的议员、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国际工会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恐怕还包括诺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以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该吁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世界面临生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所谓改革政策,给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时刻有倾覆之忧,其政治、社会、军事恶果不堪设想。2、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破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金融资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经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品,国际金融机构无权要求用人民的血肉来偿还他们的债务。2、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于一国的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必须设法废除国际垄断金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金融枷锁”。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经济萧条经济政策,对社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更为极端的恢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则要么声称全球进入废止现有货币的紧急状态(Larouche,L;2000) ,要么呼吁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管定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Shelton,J;1994) 。
上述构想似乎忽略了货币体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性,无论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与否,它至少是导致了全球一个福利增量的出现;纯粹谴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将资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目前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所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体系势必服务于世界经济?quot;一超多强,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似也很难由发展中国家"呼吁"中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解决。
三、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近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往往还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银行等的尖锐指责,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不和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为代表,提出了重构这些国际组织的设想。鉴于这种思路往往寄希望于将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银行,因此其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货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982年麦金农的《货币稳定的国际准则》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标是保证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货币稳定,以替代在二战之前就摇摇欲坠的金本位体系。但IMF和世界银行一样,是为美国提供全面控制而设计的,美国否定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设想,而代之以更弱的、处于依附状态的IMF,以便于对它既实施控制,又和其它国家共同分摊责任。2、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IMF既没有能力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结构调整,并防止其过度聚举债;也没有能力要求操纵它的发达国家实施有效的债务减免方案。3、IMF虽然追求在最大公开化条件下,加速其重归货币可兑换的目标,但它所提出的极其野蛮的解决方法是众所周知的,IMF没有真正的权威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而其它指责并不局限于IMF,甚至包括世界银行、WTO、西方七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萨米尔.阿明认为,改革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将取代美元,保证汇率的稳定,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偿能力。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流动调节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3、检讨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使之朝着允许汇率获得相对稳定,并迫使美国调整其结构性赤字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据地区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来重建第三世界国家组织,从而消除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单极化的消极影响。4、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阿明;1995) 。
以上构想的实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希望发达国家更多地分摊货币危机的损失等。但很明显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霸权后体系,该体系中有霸则稳,货币体系背后也同样是国力的对比(Cooper,N;1989)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强调的,也许是货币体系中,强国和弱小国家权责的平衡,如何正确分享更多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引导和发言权,仍然是有待争取的遥远路途。
四、国际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组合商品化设想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与国别信用货币(尤其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有关,那么最直接和最大胆的设想当然就是将货币非国家化,这种思路包括两种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使货币与国家信用完全脱钩。我们来看货币非国家化根治现行金融体制诸种难题的理由:1、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加深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弊端。从孟德尔、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谓货币法律限制学派,一致将货币定义为法律限定之结果, 政府将国内和国际铸币税收入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约货币发行的内在动力,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和垄断是造成货币体系脆弱不堪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就是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废止国家发行货币的特权,由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因为非国家化货币具有自由竞争性,竞争将导致大多数具有私人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市场上将仅存信誉卓著的跨国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非国家化货币,这种建议甚至没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组合商品为基础的价值货币,使货币成为纯粹的商品本位货币。部分反对美元本位的经济学家,除了象阿明那样建议创造全球通货以外,也有持商品组本位货币的。实际上早在1931年时格雷厄姆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缺陷并提出了货币的组合商品化建议。即人们可以用一组基本商品,例如钢、铜(资讯 论坛)、煤、木材和小麦(资讯 论坛)作为货币基础来发行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的组合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将使货币从根本上丧失信用特征,而成为一种以实物资本为抵押的价值货币,自然现在货币体系就对所谓金融资产膨胀之类?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货币非国家化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疗方案十分危险,其实质乃是剥夺国家的任何铸币税可能,转而将这种铸币税利益完全交付给市场约束下的金融机构,以此来完全消除国家可能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中获得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种理想主义设想之所以比现行的货币体系更为危险,是因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上,实际上自由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货币非国家化改革的失败意味着世界金融经济的总危机,其成功则意味着具备发行世界货币资格的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这种巨型金融机构几乎可以摧垮一切试图对其本身进行监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这种"金融巨无霸"当然不大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
至于由私人机构发行以商品组为基础的、具有全额实物资本抵押式的货币,其本身可能给货币体系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其能解决的问题。不仅将使设置、储备、保管这些所谓商品组的费用极度高昂;且一旦发生货币危机,由于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抵押商品组构成复杂,难以分割和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和相应的货币相兑现的,货币体系将失去对金融危机的几乎全部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上述两种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难有希望。
发展中国家还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还有:1、24国集团签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国际债务人(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债权人(通常是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损失,以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权。2、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东亚经济高峰会提出的《危机地区方案》,意在整顿金融体系,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管,以及采取区域货币制度、彻底美元化、强化国际货币协调等等。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在于降低汇率波动、增强自身清偿力、强调危机损失的全球分摊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的货币体系一直在"无制度"中运行(陈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货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的确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防范货币危机不利,但迄今我们既未探索出,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可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更为公正和稳健的新世纪货币体系。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0-10-24 16:23 齐显影 客户经理

    美国金融监管政策经历了从强化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十年轮回。奥巴马政府强化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并出台沃尔克规则,特朗普政府则大力放松金融监管以提升国际竞争力。特朗普政府提高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资产认定门槛,放松大型银行监管标准,明显放松中小银行监管要求,着力放松沃尔克规则,并适度降低资本市场监管要求。监管放松有利于美国金融提高国际竞争力,但可能导致国际监管合作重构,诱发负面外溢效应和全球监管套利,引发新的重大金融风险。与美国不同,中国金融监管近期逐步强化监管,这与中美金融发展阶段、金融结构和监管体制的差异紧密相关。中国需着力把控美国金融监管放松的外溢冲击,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有效防范内外风险共振,消除监管灰色地带和监管空白,同时,借鉴美国实行差异化监管,大力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和消费者保护水平。
    【关键字】监管放松 沃尔克规则 外溢效应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促使美国进行“大萧条”以来最为重大的金融监管改革,监管日益强化。2008年,奥巴马政府在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下,开始对金融业进行严格监管,出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以及极为严格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Rule)。但是,自特朗普竞选总统开始,放松金融管制的呼声渐强。特朗普在竞选阶段就对沃尔克规则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沃尔克规则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的严格监管,抑制了华尔街金融创新并降低了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竞争力。其一上台就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重点是修改沃尔克规则,提高美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作为《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法案》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沃尔克规则”修订案于2019年8月20日获得美国货币监理署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批准,美国金融监管放松走向了新高潮。美国金融监管呈现从强化到放松的十年轮回。在美元霸权体系下,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其金融监管政策对于全球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税制改革以及实质放松金融管制,其他经济体可能面临较为显著的金融波动和经济冲击,甚至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反观中国,过去数年实施的是日益严格的金融监管,在以去杠杆为主导的政策调整中强化了对金融机构和市场的调控与监管,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可能有所缩小。但是,面对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和弹性能否提高仍有待观察。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日益深化,美国货币政策转向和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外溢冲击及其应对策略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近十年美国金融监管政策的演进过程及核心内容,评估其产生的全球影响,对比中美金融监管改革的差异并分析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2020-10-24 16:20 连书耀 客户经理

    城乡统筹中三农金融服务瓶颈突破与创新
    —关于建立健全基层民生金融服务体系几点思考
    云南省金融办党组书记 主任 刘光溪 2015 中国金融

    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经济。党的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再次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针对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南。可以说,“三农”兴,中国经济兴,“三农”强,则中国经济强。“三农”经济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
    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三农”经济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力量。由于深受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始终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发展的金融服务需求,融资难、融资贵成为“三农”经济难以突破的瓶颈,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提升,“三农”问题依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障碍。重新认识、理解“三农”金融服务的内涵,构建适应“三农”经济发展金融服务体系,成为一项长期紧迫、复杂艰巨的任务。
    一、以“三农”金融服务助推城乡统筹全面发展
    “三农”金融服务长期薄弱,严重制约了“三农”经济的发展,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难以实现均衡发展,二元经济结构并没发生实质性改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金融服务问题,“三农”问题很难实现突破,城乡统筹发展就难以实现。
    (一)“三农”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三农”发展之间内涵关系
    “三农”金融服务概念与传统意义上普遍使用的金融服务“三农”或金融支持“三农”有着本质的不同。两者主要区别在于谁是主体、谁是核心、谁是出发点和归宿点。金融服务“三农”强调的是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金融机构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和维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服务“三农”仅仅是金融机构获取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而“三农”金融服务强调以“三农”为主体和核心,一切以“三农”金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凸显了“三农”金融的重要性。简而言之,“三农”金融服务就是要想“三农”所想、急“三农”所急,以“三农”服务为根本,千方百计为“三农”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出既是一个重大理念上的突破、转向与创新,也是我们对当前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来的重要概念,这一新思维为如何建设农村金融服务找准了方向,有利于“三农”问题症结的根本破解,具有历史的、宏观的、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二)以“三农”金融服务全面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更多地注重于在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种思路的根本缺陷是割裂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之间的有机关联,实现不了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良性转换与互动。结果,中央惠农政策如沐春风,但“三农”问题依旧、城乡失衡依旧。“三农”问题必须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乡居民统筹发展中逐步解决,才能实现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农民致富奔小康。“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农村”,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调整。城乡统筹发展跳出“三农”抓“三农”,突破了把“三农”问题与社会其它单元人为割裂的思维定势,校正了把“三农”作为一个孤立系统单独研究处理的政策取向,把“三农”问题纳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需要“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三农”金融服务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而言,它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外生型正规金融机构,也包括农村银行、小贷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小微型半正规金融机构,还包括各种地下银行、影子银行等内生型民间金融机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较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城乡金融割据、农村基层金融发展规模与结构严重失衡、农村金融服务严重不足所造成城乡二元金融结构差异,树立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新思维,通过农村金融体制、机制、制度与政策等一系列创新,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互动促进、城市金融与农村相互协调,促进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的转制、转轨与转变,破解农村金融发展难题,实现城乡统筹全面发展,真正把金融服务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三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我国现行“三农”金融服务相关政策措施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深受大一统金融体制的影响,主要是外来的、外生型金融服务模式。随着国有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和金融业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我国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在广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留下大量金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资源缺乏进一步加剧。为了弥补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金融发展政策措施。
    (一)中央积极出台农村金融政策
    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连续9年出台关于“三农”经济发展指导性意见,这说明了“三农”问题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央从战略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信心与决心。从相关政策支持“三农”重点与难点来看,随着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三农”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更具体的要求,这种要求从宏观、体制方面逐渐向微观、机制方面转变,向具体政策要求转变,向惠农民生转变,政策措施越来越明确、实在。从深层次上看,是一种自上而下放权让利改革,行政性、政策性空间越来越大,民间性、自发性的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二)完善农村支付体系建设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大力支持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弥补农村基层金融服务网点不足,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手段,提高其支付服务能力。吸收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加入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批准设立农村信用社资金清算中心,拓宽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渠道,增强结算功能;推行代理制,鼓励商业银行代理农村信用社支付结算业务,广泛吸收农村信用社加入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协调各地农村信用联社加快开发和健全省内农村信用社通汇系统,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提供良好的金融基础服务。一系列支付结算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农村与农民能够真正享受与城市结算汇兑一样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对人们金融意识、意念产生了重要积极影响。
    (三)鼓励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合理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三农”金融服务领域,建立小微型金融机构,成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开始在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和内蒙古5个省区试点,主要以服务“三农”、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为重点,为农户、个体经营者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2008年,银监会正式发文允许设立“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对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民营资本规范发展,起到了较好示范作用。2006年年底,银监会发布《关于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意见》,允许金融领域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可以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四)实行有差别金融监管政策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流入农村和设立农村金融机构,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人民银行对农村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对农村信用社给予利率优惠和再贷款支持;发行央行专项票据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和弥补历年亏损;改革扶贫贴息贷款方式等等。银监会积极试点改革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降低新型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出台农村资金互助社减税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对小额农户贷款利息免征营业税,农村信用社获得减收营业税率优惠,实现了城乡金融机构在税收上的差异优惠政策。2012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监管政策。
    三、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存在瓶颈约束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发展迅速,有效缓解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三农”发展的融资难题,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基础还很薄弱,主要是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典型外生供给型的金融支持“三农”经济服务模式,与“三农”经济内生型金融服务需求相距甚远,对城乡统筹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成瓶颈制约。
    (一)政策扶持不到位
    我国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经济发家庭经营为基础,农户数量庞大,居住分散,农户之间的结构性差别和地区差别大,城乡差距突出。农户收入水平低,单笔存贷款规模小,农户贷款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生产和经济“靠天吃饭”,这些问题决定了“三农”的“三弱”问题不可能完全靠市场手段解决,也不可能完全靠现行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解决。同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对“三农”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资金需求大,存在巨额缺口,仅靠市场化的金融手段难以解决。“三农”金融服务必须与财政、税收等手段相结合,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国家支农经济金融政策的功效。
    (二)金融服务主体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我国县级涉农金融机构主要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及邮政储蓄银行,但是大多分布集中在县城,只有农信社在乡镇一级设立了分支机构。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三农”对金融服务需求量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基层金融机构提供信用支持,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产业化,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与转换。同时,农村金融机构整体资本充足率较低,经营规模较小,抵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产业化蓬勃发展而产生的资金需求。
    (三)“三农”信贷政策约束强
    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支农商业银行受到风险防范与商业化经营的约束,导致农村信贷受到手续复杂、门槛过高、办贷效率较低、风险抵补太弱等诸多因素制约,无法向弱势领域、弱势行业、弱势群体倾斜。为了控制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要求农户信贷必须提供抵押担保,由于土地、林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要进行进一步改革存在诸多难度,这无疑增加了农户信贷资金可得性的难度。结果,涉农信贷产品不仅单一而且融资成本过高,主要以零售业务为主,农村资金需求尚未形成规模,并且存在金融资源配置错位、错配的现象,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及还款能力不匹配。
    (四)“三农”金融服务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单一,信贷风险相对较大,利润较少,相应影响到信贷产品提供方式。同一笔贷款、同等额度的利润、同样资金的组织,下级分支机构同上级比较,往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成本,出现“多贷不如少贷、拿不准的不如不贷”等“惧贷”倾向。结果,农村基层银行面临贷款权利上收、上移、上沉等问题,信贷考核机制过于苛刻,正向激励不足而约束有余,严重影响了基层银行高管及信贷人员的营销积极性,消极的“惜贷”思维在“审慎”观念前就先入为主,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体系不尽科学合理。
    (五)“三农”金融机构服务受到限制
    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机构主要是外来供给型服务机构,难以真正发挥支持“三农”经济的作用。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并不对农村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农村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农村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小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并且大多分布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和县级城市,除农村资金互助社外,小贷公司、村镇银行是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风险防范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放缓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进程。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商业性保险不太愿意进入农村,使得农业保险覆盖面低,保费额度小,农业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
    四、国外农村金融发展主要举措与经验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过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二元经济导致二元金融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小微企业、“三农”经济等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服务的薄弱领域,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内生型“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的主要举措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制度,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全国划分为12 个农业信贷区,在每一个信贷区成立一家联邦土地银行和中间信贷银行,分别通过国民农业贷款协会和生产信贷协会形成全国性的农业服务网络,提供中期或者短期的动产抵押农业贷款。农业重振管理局、商业信贷公司、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优惠信贷资金。政策农业保险体系,对所有农场主提供保险。储蓄贷款协会、小企业管理局等机构为农业生产提供小额资金。多层次、全方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农业融通资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法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由法国土地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大众银行、法国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农业互助保险社等构成,形成了相对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合作社与互助社性质金融机构占据主体地位。法国农村金融发展在国家财政大力支持,具有垂直管理和运作、国有和民营相结合、中央与地方分层发展的特点。
    日本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业生产,建立相对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协是一种农业合作协同组织,主要采用农林中央金库、基层农协以及农业信用联合会 (信农联)三级组织结构,农民以自愿、自主登记的方式加入,协会遍布整个日本的农村。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际合作银行以及国民生活金融公库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的农业贷款。农业共济协会、渔业共济协会分别提供农业、渔业方面政策性保险。日本农村金融逐渐形成了以农协会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公库和农业保险为补充金融体系,它们共同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农民收入稳定。
    印度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印度储备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地区农村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土地开发银行等,各金融机构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合作,较好地满足了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不同层次金融需求。政策性银行承担推进商业金融机构改进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撑和引导职能。合作性金融机构由初级信贷合作社、中心合作银行、邦合作银行三级组成,主要向农民提供中短期贷款。土地开发银行向农民发放小型灌溉设施贷款、土壤改良、林果业种植等方面中长期贷款。国有大商业银行在各项政策引导下,利用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
    孟加拉国注重发展小额信贷,其目标是传统金融业务不能覆盖但有强烈金融服务需求的低收入群体,提供无抵押和无担保的信用贷款,目的在于使低收入人群摆脱贫困。
    (二)国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与借鉴
    农村金融机构与农业经济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促发展、互融共进的关系,成为推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转变的关键。一是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并存多元化、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满足农村金融服务多样化需求,推动“三农”经济发展。二是坚持合作制原则,推动农村合作金融在组织机构、民主管理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三是形成了职责明确、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满足不同层次金融服务需求。四是高度重视政策性金融引导和开发作用,支持和保护农业生产。五是充分挥农业保险的作用,形成银行资金与保险结合聚集效应。
    国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三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一是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农村金融需求新变化和新特点,加快农村金融组织的创新与培育,最终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非正规金融并存,主体多元、分工合理、功能互补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必须坚持合作制原则和合作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不变原则改革和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还原合作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农村金融的支柱。农村合作金融在业务运作上引入市场机制,改进合作金融的微观经营机制,提高合作金融运行效率;在政策上加强政府扶持,强化有效监管,使之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独立发展的主力军。三是加强政府财政资金对农村金融机构扶持引导力度,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四是健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五是大力推广发展小额信贷,让广大农民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雨露”。
    五、我国“三农”金融服务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需要多层次“三农”金融服务体系,为“三化”化“三农”、带“三农”、服务“三农”提供支撑和服务保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化运作,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民间金融相结合金融服务体系,培育竞争适度、开放有序、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构建“覆盖全市、功能完善、协调配合、布局合理、服务高效、监管有力”的多层次、多形式金融市场,形成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共同参与金融聚集效应,妥善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的关系,着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一)明确赋予县级政府对“三农”金融服务管理权
    “三农”金融服务具有很强的内生性,鉴于目前我国“三农”金融服务是典型外生供给型金融服务体系,与“三农”经济联系不大,难以满足“三农”经济多样化、多层次金融服务需求。一是国家赋予省市县三级政府创办小微金融机构权利,建立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赋予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草根型金融机构创办权,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三是赋予县级政府更多金融调控权和监管权,督导地方金融机构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指导其加强自律性管理、防范和处置金融案件、维护良好信用环境,这样才能解决执法与维稳的关系问题。四是建立中央、省、县三级金融监管体系,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监管链过长的问题,县级政府对小微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填补地方金融监管缺失,与中央监管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合理地引导民间资金投向更多实体经济,促进地方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
    (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着力新型金融机构建设
    建立以政策性金融为先导、合作性金融为主体、商业性和民间性金融为两翼的“鹰型”发展战略,树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目标。一是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相结合,通过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紧密合作,形成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多层次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二是引入和培育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适度增强金融市场竞争,使政府资本、银行资本、民营资本、外资等都能投入到“三农”中来。三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条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促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真正发挥农村民间潜藏着巨大的金融资源,从根本上激发出民间金融的爆发力,使之成为正规金融的重要补充。四是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积极组建村镇银行,促进农村多元商业性金融的合理竞争;引导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有效抑制农村资金外流;多途径支持农村建立小额贷款公司,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五是鼓励正常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承认其合法性,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
    (三)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激发“三农”金融服务活力
    实行“鹰型”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用好用足各种政策,创新农村金融品种和金融服务方式,推动现有金融创新不断向纵深发展。一是积极探索“六位一体”(农村信用社+担保机构+保险机构+财政+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的支农信贷服务模式,形成金融机构联动机制。二是积极开展中间业务,满足农户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需求,为农民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环境。三是积极推进信用担保制度改革,重点在农户宅基地和房屋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农户或集体林权、矿权、土地流转等方面做文章、想办法,以解决农村抵押物的范围太窄、价值太小的问题。四是健全农业保险间接补偿机制,降低系统性农村金融经营风险。五是通过建立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外部担保的经济补偿机制、农业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巨灾保险的经济补偿机制、农村金融的政策性经济补偿,对“三农”贷款不良贷款或损失进行适当补偿。
    (四)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推进“三农”金融服务发展
    创新农村金融政策是推进“三农”金融服务的关键。一是实施优惠政策激励,促进各项政策及时落实,积极完善配套措施,在地方财力许可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完善金融机构信贷投入考核奖励机制,每年对投入进行统计考评,突出加大对“三农”贷款的单项考核奖励力度,充分调动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加大财政贴息力度,改进贴息方式,发挥贴息政策、补贴政策、减免税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各路资金投入“三农”领域。三是加大财政转移支出中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比重。加大贷款损失风险补偿、利率补贴政策,建立农贷资金合理的配套机制。四是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农村金融政策扶持体系,为农村资金回流创造条件,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发展涉农业务。
    (五)探索实施“三农”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
    农村金融服务综合配套改革是推动“三农”经济发展重要支撑和保障。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房屋产权确权,激活农村潜在的巨额金融资产,为农户进行抵押贷款提供最大价值的金融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户对生产发展的资金需要。二是向社会公开发行或私募方式设立各类农业产业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政策,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完善信贷产品为主的业务,充分挖掘信贷资源,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与创新服务模式,满足“三农”金融需求。四是建立城市金融帮扶农村金融的机制,在信贷资金上、人员素质培训上进行支持。在乡镇行政村设立“三农”金融服务工作室,作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触角的延伸,协助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服务。
    (六)打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是推动农村金融发展外部保障机制。一是努力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尽快推进各地适合“三农”金融发展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考核机制。二是完善农村金融法制建设,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制定出台《农村金融法》,修改《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建立促进农村金融规范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三是充分运用财政与税收两个杠杆,全方位加大投入,改善“三农”发展的物资基础和社会环境。四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立足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并实现产业化、规模化、专业化经营,夯实农村金融发展的产业基础。五是鼓励、允许和支持农民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社或协会。探索建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努力形成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一体化新格局。
  • 2020-10-24 16:17 齐新玉 客户经理

    寻找《从番职出发》?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的构想
    出于对所谓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疑虑,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货币时所导致的“金融霸权”的疑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所谓“新的金本位制”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据说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Spencer,M;1995) 。持有该构想经济学家既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左派经济学家,例如美国的哈罗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自身必须具有价值,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纯粹信用货币的疯狂追逐和进入资产的无节制膨胀;2、目前的黄金储备数额巨大,足以保证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取得相当的稳定性;3、回归金本位制度还意味着,发达国家榨取通过膨胀税以及国际铸币税的可能性被剥夺,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经济国家主义,由于各国货币实际上是用黄金表征的,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行"贸易或金融的国家保护主义之实"的可能(Shelton,J;1998) 。
    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尽管在80年代以来,爆发了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例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崩溃。从历史上看,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证世界经济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威胁。例如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彻底的金本位制下发生了物价涨幅在30倍以上的通货膨胀;而世界经济则在金本位制下于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间爆发的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经济萧条(钟伟;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对人类资源的惊人浪费,世界经济越发达,所需要的纯粹作为交易中介的全球黄金存量就越惊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更为公正,但它却注定要使全球经济增长收敛于一个极限(全球可充当货币用途的黄金存量),或崩溃于一个极限(这是指要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黄金资本的极度匮乏而崩溃;或由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可以合成黄金而导致金本位基础全部丧失而崩溃)。经济金融化或虚拟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3、人类并非没有进行过回归金本位制度的失败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和1933-1934年的美国。 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部分地采纳过所谓的"偿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计划,这种金本位制制度允许货币黄金官价进行周期性调整以稳定国家的物价水平,即当价格下降时以提高黄金官价而在价格上升时降低黄金官价,这时的金融资本国际化实际上是公开以牺牲其它国家的通货稳定来换取本国的物价稳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较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公正性。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向金本位制复归的实践也说明,试图重拾被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创办人海尔格和乌克兰国家议会议员那塔利亚等各国政界学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包括80位美国现任和前任议员、53位独联体国家的议员、17位拉丁美洲的议员、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国际工会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恐怕还包括诺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以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该吁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世界面临生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所谓改革政策,给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时刻有倾覆之忧,其政治、社会、军事恶果不堪设想。2、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破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金融资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经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品,国际金融机构无权要求用人民的血肉来偿还他们的债务。2、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于一国的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必须设法废除国际垄断金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金融枷锁”。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经济萧条经济政策,对社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更为极端的恢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则要么声称全球进入废止现有货币的紧急状态(Larouche,L;2000) ,要么呼吁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管定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Shelton,J;1994) 。
    上述构想似乎忽略了货币体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性,无论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与否,它至少是导致了全球一个福利增量的出现;纯粹谴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将资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目前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所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体系势必服务于世界经济?quot;一超多强,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似也很难由发展中国家"呼吁"中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解决。
    三、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近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往往还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银行等的尖锐指责,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不和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为代表,提出了重构这些国际组织的设想。鉴于这种思路往往寄希望于将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银行,因此其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货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982年麦金农的《货币稳定的国际准则》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标是保证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货币稳定,以替代在二战之前就摇摇欲坠的金本位体系。但IMF和世界银行一样,是为美国提供全面控制而设计的,美国否定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设想,而代之以更弱的、处于依附状态的IMF,以便于对它既实施控制,又和其它国家共同分摊责任。2、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IMF既没有能力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结构调整,并防止其过度聚举债;也没有能力要求操纵它的发达国家实施有效的债务减免方案。3、IMF虽然追求在最大公开化条件下,加速其重归货币可兑换的目标,但它所提出的极其野蛮的解决方法是众所周知的,IMF没有真正的权威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而其它指责并不局限于IMF,甚至包括世界银行、WTO、西方七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萨米尔.阿明认为,改革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将取代美元,保证汇率的稳定,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偿能力。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流动调节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3、检讨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使之朝着允许汇率获得相对稳定,并迫使美国调整其结构性赤字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据地区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来重建第三世界国家组织,从而消除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单极化的消极影响。4、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阿明;1995) 。
    以上构想的实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希望发达国家更多地分摊货币危机的损失等。但很明显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霸权后体系,该体系中有霸则稳,货币体系背后也同样是国力的对比(Cooper,N;1989)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强调的,也许是货币体系中,强国和弱小国家权责的平衡,如何正确分享更多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引导和发言权,仍然是有待争取的遥远路途。
    四、国际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组合商品化设想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与国别信用货币(尤其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有关,那么最直接和最大胆的设想当然就是将货币非国家化,这种思路包括两种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使货币与国家信用完全脱钩。我们来看货币非国家化根治现行金融体制诸种难题的理由:1、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加深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弊端。从孟德尔、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谓货币法律限制学派,一致将货币定义为法律限定之结果, 政府将国内和国际铸币税收入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约货币发行的内在动力,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和垄断是造成货币体系脆弱不堪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就是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废止国家发行货币的特权,由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因为非国家化货币具有自由竞争性,竞争将导致大多数具有私人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市场上将仅存信誉卓著的跨国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非国家化货币,这种建议甚至没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组合商品为基础的价值货币,使货币成为纯粹的商品本位货币。部分反对美元本位的经济学家,除了象阿明那样建议创造全球通货以外,也有持商品组本位货币的。实际上早在1931年时格雷厄姆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缺陷并提出了货币的组合商品化建议。即人们可以用一组基本商品,例如钢、铜(资讯 论坛)、煤、木材和小麦(资讯 论坛)作为货币基础来发行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的组合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将使货币从根本上丧失信用特征,而成为一种以实物资本为抵押的价值货币,自然现在货币体系就对所谓金融资产膨胀之类?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货币非国家化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疗方案十分危险,其实质乃是剥夺国家的任何铸币税可能,转而将这种铸币税利益完全交付给市场约束下的金融机构,以此来完全消除国家可能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中获得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种理想主义设想之所以比现行的货币体系更为危险,是因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上,实际上自由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货币非国家化改革的失败意味着世界金融经济的总危机,其成功则意味着具备发行世界货币资格的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这种巨型金融机构几乎可以摧垮一切试图对其本身进行监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这种"金融巨无霸"当然不大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
    至于由私人机构发行以商品组为基础的、具有全额实物资本抵押式的货币,其本身可能给货币体系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其能解决的问题。不仅将使设置、储备、保管这些所谓商品组的费用极度高昂;且一旦发生货币危机,由于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抵押商品组构成复杂,难以分割和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和相应的货币相兑现的,货币体系将失去对金融危机的几乎全部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上述两种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难有希望。
    发展中国家还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还有:1、24国集团签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国际债务人(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债权人(通常是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损失,以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权。2、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东亚经济高峰会提出的《危机地区方案》,意在整顿金融体系,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管,以及采取区域货币制度、彻底美元化、强化国际货币协调等等。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在于降低汇率波动、增强自身清偿力、强调危机损失的全球分摊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的货币体系一直在"无制度"中运行(陈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货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的确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防范货币危机不利,但迄今我们既未探索出,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可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更为公正和稳健的新世纪货币体系。
  • 2020-10-24 16:11 齐晓平 客户经理

    资本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平台。资本市场能否充分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不但取决于资本市场的制度性建设,更取决于资本市场多层次体系的完备。
    自1990年底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A股的发行,让我国资本市场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实质性突破发展,并从此不断深入研究本国市场实际,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成功经验,不断的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创新推出新的品种和交易市场。到2003年政府针对层次单一的大中型企业主板市场首次提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于是2004年我国推出了中小板,2009年推出了创业板,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新国九条”,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对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推进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政策举措。这数十年探索,国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具规模,股票交易所市场日益壮大,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服务范围已扩展至全国,同时债券市场期货及衍生品市场蓬勃发展,产品日益丰富,规模不断扩大。可见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不仅有力支持了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对现代资本市场复杂形态的一种表述,是资本市场有机联系的各要素总和,完备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就是成熟资本市场的表现。从发达国家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看,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各类现代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资本市场的存在价值和功效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市场的效率从根本上讲是资本市场在完成储蓄转化为投资这一对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功能时所体现出来的效能,从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的多样化来看,资本市场必定要通过市场细分提供多样的投资品种来最大限度、高效率地实现供求平衡才能体现其效率和功能,要达到这样的的目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也就成为必然。
    另外,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也是当下市场经理发展的客观要求。目前我国国内注册的大小工商企业超1000万家,在深沪市场上市的仅有不到2000家,几千上万家企业排队等着上市,单一的资本市场远远解决不了绝大多数企业融资或股份转让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就是提高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促使资金向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流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才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首先,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解决各类企业不同层面的需要,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推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发过来说,资本市场也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的规模、所属行业、经营发展的多样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市场应该是多层次的。其次,过去企业的资本需求过于依赖银行体系,受银行管理体制的约束很多中小企业没有担保很难从银行贷款,一方面是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企业贷款越来越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必然会推动融资结构的调整和创新,进而实现融资结构优化。第三,发达国家普遍拥有多个交易所和较完备的多层次市场体系,我国目前不完备的资本市场要与国际接轨显然是有困难的。
    资本市场的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与投资者的利益息息相关。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是时代的必然,更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引擎,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手段。
    首先,有利于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我国储蓄率较高,但存在企业融资难、民间投资难的突出矛盾,反映了我国资本市场欠发达、市场层次不丰富、资金供需双方不能有效匹配的矛盾。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其融资需求和条件是不一样的;同样,投资者的需求也是多样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可以提供多种类型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场所,为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打造高效匹配的平台,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其次,有利于创新宏观调控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风险。我国金融结构长期失衡,直接融资比重偏低,实体经济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潜在不良贷款、影子银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等方面的风险相互关联且正在累积。近年来,我国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不断提高,依靠信贷大规模扩张刺激经济难以为继。国际经验表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平衡发展是增强经济金融结构弹性的重要举措。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股权融资,加快资本形成,降低实体经济杠杆率;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改善金融结构,改变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局面,分散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
    再者,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能够化解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发展困局。近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完成利润占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的66.8%,但融资情况不容乐观。首先,银行贷款条件较高,难度较大,要求支付上浮利息和担保费使处于竞争弱势、本就微利的中小企业很难发展。第二,由于科技创新型企业往往不定型不稳定,其风险特征也决定了不适宜由银行提供贷款。第三,借助以信贷为主的民间融资平台的中小企业,将承担更加高昂的成本。第四,在直接融资体系中,中小企业的上市门槛仍然较高,竞争非常激烈。
    2011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遭遇倒闭,已有多名企业老板因欠下巨额债务而外逃,债务总金额估计有近200亿元。同样是温州,一方面大量中小企业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房地产、煤矿、贵金属、绿豆、棉花等市场,甚至成为国际热钱,炒作境外房地产市场。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2010年底我国实体性民间资本约有12万亿元,虚拟性民间资本更是难以估算。社会游资盲目投机,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温州现象”凸现了我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不能跟上,富余的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稳定社会各级大中小企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 2020-10-24 16:08 齐春影 客户经理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正使世界上许多国家蒙受损失,世界各国在积极救市的同时,对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不仅10月底的亚欧首脑会议达成了改革共识,即将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金融峰会,也将讨论这一焦点问题。
    国际金融体系为什么要改革?如何改?中国能起什么作用?围绕这些问题,本刊编辑部与驻华盛顿、伦敦和东京的三位记者进行了连线访谈。
    国际金融体系不改不行了
    编辑: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对其教训都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要求,各位所了解的情况如何?
    半月谈驻东京记者刘浩远: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日本也深受其害,股市狂泻不止、日元急剧飙升、企业业绩下滑、经济增长倒退……目前,日本学术界和经济金融界的主流看法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过度自由经济模式,政府监管缺位导致虚拟经济放任自流,引发金融混乱和恐慌并危及实体经济。
    日本东京财团政策研究部研究员关山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欧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助长了金融市场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再加上现代金融业务的多样化,开发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相互关联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跨国交易,使人难以把握其真正的风险。面对这种跨国交易的巨大市场,国际社会没有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各国也无法预防问题的发生,致使危机迅速蔓延全球。
    关山健认为,必须对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反思,重新认识以特定国家的货币作为基准货币的国际经济体系极易受特定国家经济金融形势影响的脆弱性,推动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半月谈驻伦敦记者陈文仙:10月28日,英国央行公布了《金融稳定报告》,预计全球金融机构在此轮金融危机中遭受的损失可能高达1.8万亿英镑。英国央行副行长约翰·吉夫指出,最近全球金融体系所遭受的动荡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管理国际范围内的金融体系风险,必须建立更为有力的机制来控制金融体系内部存在的风险,以免影响到更为广泛的实体经济。
    半月谈驻华盛顿记者刘洪:美国是国际金融峰会的东道国。据美国白宫发言人佩里诺透露,峰会将就金融危机根源和应对策略进行商讨,并将对世界金融领域进行改革的问题达成一套原则性意见。也就是说,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这次峰会将为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奠定基础。
    应该肯定,当前危机让所有国家都认识到,国际社会必须改革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才能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美国财长保尔森就承认:“假如你看一下目前的全球金融体系,我认为已不能反映今天的世界经济形势,现在是一个扩大的世界,比七国集团要大得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则表示,金融危机清楚表明,当前金融体系不能适应全球化金融市场的要求,这一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存在疑问。
    改革构想还存分歧
    编辑:国际金融体系如何改革,是即将召开的国际金融峰会的焦点,对于这一问题,主要国家是如何构想的?
    刘洪:按照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构想,国际社会应考虑建立包括西方七国,以及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和南非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14国集团(G14)或更大的新领导集团(NEW STEERING GROUP)。这个新多边体系应该灵活、没有成员数量限制,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还应该接纳符合条件的新兴强国。
    按照德国的提议,新集团除包括西方七国和俄罗斯外,还必须涵盖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阿拉伯世界也可有一个代表,成员国应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意大利政府认为,新组织不妨称为X国集团,X代表多个不确定的国家。
    由于创建一个新国际机构手续繁杂、费时耗力,一些经济学家和政界人士建议,不妨提升目前的20国集团层次,使这个包括西方七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组织成为协商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
    但不管怎么改,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金融新格局中的代表性,是各方的共识。
    刘浩远:关山健认为,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应把现在的IMF及BIS(国际清算银行)等相关机构进行整合设立“国际金融机构”,并大幅增加日本和中国的出资额。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成为经济版的“联合国安理会”,议事和决策方式参照安理会的议事程序和做法。另外,还应扩充现行的IMF的特别提款权制度,构建由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等多种货币组成的国际结算体系。
    中国作用受重视
    编辑: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全球参与的民主性,特别是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和利益。在今后的改革中,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起怎样的作用?
    刘浩远:日本日兴资产管理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宫里启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金融危机证明,备受西方国家推崇的市场至上的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拐点。金融危机迫使各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查找风险并出台法律政策来约束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寻求新的金融市场发展模式。中国尊重市场自由发展而政府又适当介入,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也可能会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今后发展过程中寻求新模式的良好参照。
    陈文仙:在英国,相关政府官员和专家在讨论如何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时,无不谈及中国的重要性。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是考虑将中国纳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时候了。就目前而言,在世界重要金融决策机构如八国集团、金融稳定论坛、巴塞尔委员会中,中国都不是其成员,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在不考虑中国的情况下管理全球金融体系了。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进入这些机构的进程将加快。
    刘洪: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势必削减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因此,美国对欧盟力主的改革态度相当保留,《华尔街日报》文章就指出,欧洲领导人的目标是改革世界金融体系,但这需要多年才能实现,“布什政府仍对欧洲实行的一些更为长远的主张持怀疑态度。由于距布什离任只剩下3个月时间了,本届政府将对美国能做出哪些具体承诺持谨慎态度。”
    虽然在20国集团中有十多个新兴经济体,但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在所有与会成员中,美国其实最关注的是中国的态度和表现。道理很简单,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拥有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仍保持相对快速发展。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拔高中国的作用,以此敦促中国履行超越自身能力的责任,既有损中国利益,也不能有效应对目前的危机。
    十五日即将在华盛顿召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关键议题首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尽管当前有关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很高,但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一场涉及全球政治、经济利益大调整的运动,其中的斗争、冲突将不可避免。”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世国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指出,“近期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发挥美元以外其他重要货币在国际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提升有关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规则中的参与权及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等。”
    美元地位仍难撼动
    长期从事国际金融研究的张世国认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短期目标主要在于发挥其他重要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但取代美元国际货币现有地位的条件还不成熟。他说:“尽管受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本位币备受国际社会的批评,但废除美元本位制度的时机仍不成熟。美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结算、储备货币,已被世界主流经济区及多数国家中央银行所接受。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符合大多数国家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中国及国际社会,均没有做好放弃或取代美元本位制度的准备。当前世界各国倡导的重建国际货币新秩序仍处于初期阶段,相关共识仍未凝聚,从‘建议’到‘实现目标’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世界各国推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短期目标均是尽量争取自己在变革中比较有利的地位。”
    他具体分析说:“世界各国对建立未来国际货币新秩序的理解也是不同的。美国的意见是通过‘金融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协同及监控国际资本流动,而在美元本位改革等问题上坚持多听少做,并通过各种方式传递信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动摇不得,否则全球将遭受更大的国际金融危机。”
    “欧盟领导人早期的理想是借重当前金融危机的机会,提升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目的是想形成‘美元、欧元双极’国际货币体系,使欧元在国际储备、结算、流通发挥主流货币的作用。随后的情况是,欧盟在金融危机中也遭受到了重创,它的货币地位受到了重大影响,欧元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走势,使欧盟旨在建立新的布雷顿森体短期意图大为收敛。毕竟动摇一九四四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将直接影响美国的重大利益,并会遭受美国的抵制和反对。到十一月,欧盟的态度已软化到建立货币新秩序的目标是强化欧元在当前金融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层面。”张世国指出。
    他还指出,另外一些国家如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也在建议驱除“美元国际本位货币”,加强俄罗斯卢布及人民币等国际货币的作用,但鉴于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全球贸易、结算中所占的比重太小,对美元现有国际地位的冲击力度也不会太大。
    改革须扩大各国参与权
    张世国强调说:“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点不在于重新构建一种‘非美元’货币新体系,而在于重新分配现有国际金融资源的实际利益和权力。”
    他指出,鉴于现有以美元本位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难以动摇,各国政府主要是技术层次致力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重塑国际金融新秩序。自今年九月以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国际间已通过欧洲峰会、亚欧峰会、中俄领导人会晤、金砖四国财长会议等机制,不断发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宣言,凝聚国际社会有关改革全球金融体系的共识。而即将在华盛顿召开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也有可能讨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议题,但可以预期的是,有关各方有可能在不动摇美元国际本位货币地位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妥协,如扩大部分重要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参与权、话语权及影响力等。
    他说,在传统国际货币规则的制定当中,美元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美国掌握着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实际控制权。欧盟、日本等国家具有一定的参与权,但缺乏足够的决策影响力。而近年来崛起的经济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货币体系决策圈子之外。目前,欧盟、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均表示要扩大对国际货币规则制定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影响力,在世界各国的压力下,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态度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
    因此,张世国指出,在不动摇美元国际货币现有地位的前提下,改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可能的现实选择。他解释说:“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情况是美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因此,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否会动摇美国的一票否决权将备受关注。按基金组织协议规定,基金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百分之八十五通过才能生效。而在基金组织内,美国拥有的投票权占百分之十六点七九。因此,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持股比例,扩大基金规模将是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实选择。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论是增资还是扩大运作规模,都将直接影响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话语权,而这种以其他国家话语权上升为导向的改革,将导致美国话语权相应下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欧洲、中国等国家有可能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
    张世国最后指出,考虑到发挥其他货币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积极作用及改革国际货币组织体系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在未来各国可能把重点放在金融监管合作方面。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将成为影响国际金融秩序变化的重点。未来可能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监管跨国化,二、监管机构实体化,三、监管标准逐步提升,四、国际社会对世界主要货币储备国的监管及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等也将逐步强化。
  • 2020-10-24 16:05 章要在 客户经理

    我个人觉得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主要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金融体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体经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最终必将影响到实体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记得2006年的时候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以其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高效的市场营销机制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等优势,与中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竞争.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从两个方面得出初步判断.
    首先是储蓄—投资转化率.社会资金转化为投资通常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以信贷资产形式发放给资金需求者;二是通过财政资金如国债的形式转为投资;三是通过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等形式转为投资.在财政融资方面,尽管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已接近20%,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指标30%—40%相比,仍相距甚远,更何况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且大部分支出为非生产性支出.在证券融资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不规范,近年来其占比更有明显下降.由于上述两个融资渠道相对较弱,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途径.从2000—2003年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情况可以佐证以上的分析.2000年,贷款占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总量的比例为69.7%,国债占比17.8%,企业债占比0.6%,股票占比12%;到2003年,贷款占比升至85.1%,企业债占比微升至1%,国债占比降至10%,股票占比降至3.9%.
    根据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课题组的统计分析数据显示,自1995年我国商业银行首次出现存差约0.3万亿元以来,到2003年末存差已经扩大至4.9万亿元,大量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
    另外,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的现象存在,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反映了储蓄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投资.
    其二是M2/GDP指标.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M2/GDP指标过高,通常反映出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2003年末中国M2/GDP比率已经达到189%,2004年6月末上升到200%,远远超过一般国家100—150%的正常水平,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这里面有货币化进程的因素,但M2/GDP这一指标的持续上升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推动特征,而且信贷资产的运用效率趋于下降,不能不说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问题.
    另外,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和绩效可以说代表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绩效.但是,按照英国《银行家》杂志2004年第7期公布的全球性1000家最大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和主要财务数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按资产排名分别为第20位、第28位、第33位、第41位;按绩效排名则分别为第85位、第83位、第69位、第81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2006年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之时,外资银行将于中资银行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全面竞争,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形势是何等之严峻.
    第二,融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内风险向银行集中.
    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我国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从国内金融市场整体融资结构来看,2003年国内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只占融资总量的15%.再进一步具体化,从2001年、2002年到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分别为75.9%、80.2%和85.1%,2004年第一季度上升到93.8%.可以看到间接融资占有绝对比重,融资结构严重失衡.
    按照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短期资金需求主要靠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的办法予以解决;长期资金的需求主要靠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可以避免用短期资金来源解决长期资金需求的种种弊端和风险.然而,目前我国的现状却是,90%的长期资金需求都是通过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产来源又是以短期资金为主,从而产生了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三,直接融资体系内结构失调.
    一是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发展不平衡.在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额的数十倍.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2年末,中国GDP总值为10万亿元,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的未清偿余额为35000亿元,相当于GDP的35%.其中,企业债券的地位更是微不足道:它的未清偿额不到1000亿,占GDP总额的比重不足1%.
    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自1991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市价总值、交易规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3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4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6%.股票市场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在调整中也逐步上升,2004年第三季度这一比重达到了4.8%.
    二是在债券市场中,企业债的发展严重滞后.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品种主要有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特种金融债和企业债四大类.从1994年开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呈现跳跃式增长,2004年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已近7000亿元人民币.同时,政策性金融债发行总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总额已达到4298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中发行规模仅次于国债的券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10余年来,在多数年份中,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都不超过500亿元.从2004年的情况看,截至2004年11月底,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筹资1273亿元,通过债券融资245亿元,企业债券融资仅为股票融资规模的五分之一.
    二、对策建议
    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供良好的实体经济背景.
    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但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仅依赖于金融体系,它还更多地依赖于金融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承担的过重的政策性负担,使之在愈来愈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举步维艰,但无论如何,融入市场,加快自身的市场化步伐是国有企业的唯一选择.
    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攻坚战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是站在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患难与共,祸福同享.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必须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攻坚战步伐,以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条件和前提.
    第二,以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进程为核心,进一步完善金融产权制度.
    完善我国的金融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快金融产权的多元化进程,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实现金融主体成分的多元化.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产权主体控制金融,都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负责,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经营失败成本转嫁,即真正实现金融产权的完整化.只有把金融机构转嫁失败成本的路堵死了,金融机构的成本才是真正内在化的完全成本,预算约束才是真正的完全硬约束.
    目前的一个着力点是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力度.核心是股权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相互制衡、有效约束的内部治理机制,将国有商业银行还原为真正的金融企业,使其逐步建立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真正以利润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同时,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强化外部监督,促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
    目前,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关键,是尽快出台2000年以来一直加紧修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放松一级市场管制.一是改审批制为核准制,并逐渐进步到注册制.二是打破对发债主体的限制.三是放宽所募资金使用限制.四是实行企业债券利率市场化.五是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应该大力培育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市场风险
  • 2020-10-24 16:02 赵顺贵 客户经理

    中国央行今日宣布,从2016年起将现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简称MPA),以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范系统性风险,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
    对于央行抛出的这一个新名词,不少人高呼“不解”。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带领读者共同探究这个新词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对国内金融监管改革意味着什么。
    央行在今日的通知中表示,MPA体系既保持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连续性、稳定性,又有六大方面的改进。要理解何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
    理解宏观审慎监管,则又需要从与它相对应的一个词汇入手:微观审慎监管。
    微观审慎监管指的是,瞄准单个金融机构和单个金融部门的稳定。对每一家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防止这家机构出问题,是微观审慎的范畴。
    与之相对应,宏观审慎监管自然就意味着监管的范畴不限于单一机构或部门,而是将目标着眼于实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监管当局普遍认识到经济系统中的一些致命风险在微观审慎监管下被忽视了,宏观审慎监管则能有效弥补监管盲点,因此,国际上响起了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呼声。
    自那时起,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也开始着力加强以宏观审慎监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改革,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美国和欧盟在2009年均宣布要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并成立专门机构。
    2009年4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宣布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作为全球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国际组织,该组织将评估不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推动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信息交换,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跨境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四大行)提供监管团指导和支持,支持跨境危机管理的应急预案,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开发金融体系的早期预警系统。
    2009年6月29日,国际清算银行发布年报,呼吁各国及国际社会采取宏观审慎的原则,以减轻经济体系的亲周期性特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国央行也在2010年宣布要启动宏观审慎监管,2011年就开始建立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直至今日,央行又采取进一步动作,“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又包括哪些内容?
    《人民日报》在之前的一篇解读中称,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在政策中增加逆周期要素,强调更全面的监管,以及解决“大而不能倒”等问题:
    一是采用传统政策工具,增加“逆周期”的要素。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增加逆周期要素,在原有的资本监管制度下更强调“逆周期”手段的运用。例如,经济不好时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加信贷投放,并适度放松监管标准,经济过热时则减少信贷投放和提高监管标准,防止风险的累积。
    二是延伸传统的监管边界,强调“更全面”的监管。监管领域向跨行业、跨市场、跨国界进行延伸,将原来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等也纳入监管范围,强调各种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实现监管的“全覆盖”和“无缝对接”。
    三是采用新的监管工具,解决“顺周期”、“大而不能倒”等问题。增加杠杆率、流动性等新的监管指标,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等要求,建立恢复与处置机制,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这篇文章还称,要提高各界防范金融风险的意识,充分发挥央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牵头职能,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和处置机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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