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揭十六万二十年以还六年有必要还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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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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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4 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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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4 00:50最佳答案
1、颜渊,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
在孔门弟子中,颜回最称高足,其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是孔子多次赞许的弟子。在《论语》中有六处孔子赞扬颜渊的句子。这在孔门和《论语》中也只有颜回一人了。颜渊死时,孔子是悲恸欲绝。
颜渊勤奋好学,不为生活艰苦所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尽管颜渊没有著述传世,但他以其习行与品德,为后世儒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2、冉伯牛(生卒年不详)姓冉,名耕。字伯牛。春秋末年鲁国人。出身"贱人"家族。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著称者之一。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任中都宰。孔子在总结其学生特长时,把他列为德行优秀者之列。孟子在评论孔门弟子时则把他列为德行的首位,可见其在仁德修养方面有突出成就。他能注意平日的接人待物之礼节,受到称赞,《尸子》中记载孔子在接人待物方面经常请他来侍奉和帮助。他为人端庄正派,孟子认为他的行为大体与孔子相似;王充则认为他的德才达到了称圣的程度。班固和王充则认为他是行善而遭恶疾的典型,可见他的德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历代官府对他都很尊崇。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东巡,祀孔子时以他为配。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二十七年(739)赠"□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追封"东平公";度宗咸淳三年(1267)改封为"□公",从祀孔子。
3、季路:即子路,姓仲,名由,春秋时儒者。鲁国卞人。(今山东泗水)孔丘弟子。性爽直勇敢。喜闻过,事亲至孝。初仕鲁,后事卫。孔丘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卫大夫孔悝的宰,在贵族内亡工中被杀。
4、贡(前520~?),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国人。在孔子七十二门徒中,是最富有的弟子。他在曹鲁之间做买卖,发了大财。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感慨地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
在孔门弟子中,颜回最称高足,其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是孔子多次赞许的弟子。在《论语》中有六处孔子赞扬颜渊的句子。这在孔门和《论语》中也只有颜回一人了。颜渊死时,孔子是悲恸欲绝。
颜渊勤奋好学,不为生活艰苦所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尽管颜渊没有著述传世,但他以其习行与品德,为后世儒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2、冉伯牛(生卒年不详)姓冉,名耕。字伯牛。春秋末年鲁国人。出身"贱人"家族。孔子弟子中以德行著称者之一。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任中都宰。孔子在总结其学生特长时,把他列为德行优秀者之列。孟子在评论孔门弟子时则把他列为德行的首位,可见其在仁德修养方面有突出成就。他能注意平日的接人待物之礼节,受到称赞,《尸子》中记载孔子在接人待物方面经常请他来侍奉和帮助。他为人端庄正派,孟子认为他的行为大体与孔子相似;王充则认为他的德才达到了称圣的程度。班固和王充则认为他是行善而遭恶疾的典型,可见他的德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历代官府对他都很尊崇。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东巡,祀孔子时以他为配。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列为"十哲"之一,配享孔子;二十七年(739)赠"□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追封"东平公";度宗咸淳三年(1267)改封为"□公",从祀孔子。
3、季路:即子路,姓仲,名由,春秋时儒者。鲁国卞人。(今山东泗水)孔丘弟子。性爽直勇敢。喜闻过,事亲至孝。初仕鲁,后事卫。孔丘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卫大夫孔悝的宰,在贵族内亡工中被杀。
4、贡(前520~?),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国人。在孔子七十二门徒中,是最富有的弟子。他在曹鲁之间做买卖,发了大财。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感慨地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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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14 00:47 连丽花 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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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国家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定,开展农业行业的职业分类、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管理农业行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五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支持农民举办各种科技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农民绿色证书培训和其他就业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
第八章 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
第五十七条 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水、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水能、沼气、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生态农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业资源区划或者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的区划,建立农业资源监测制度。
第五十八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料,采用先进技术,保护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并对耕地质量进行定期监测。
第五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从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并负责治理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地。国务院和沙化土地所在地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制定防沙治沙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十条 国家实行全民义务植树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群众植树造林,保护林地和林木,预防森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制止滥伐、盗伐林木,提高森林覆盖率。
国家在天然林保护区域实行禁伐或者限伐制度,加强造林护林。
第六十一条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草原的保护、建设和管理,指导、组织农(牧)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建设人工草场、饲草饲料基地和改良天然草原,实行以草定畜,控制载畜量,推行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保护草原植被,防止草原退化沙化和盐渍化。
第六十二条 禁止毁林毁草开垦、烧山开垦以及开垦国家禁止开垦的陡坡地,已经开垦的应当逐步退耕还林、还草。
禁止围湖造田以及围垦国家禁止围垦的湿地。已经围垦的,应当逐步退耕还湖、还湿地。
对在国务院批准规划范围内实施退耕的农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助。
第六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执行捕捞限额和禁渔、休渔制度,增殖渔业资源,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
国家引导、支持从事捕捞业的农(渔)民和农(渔)业生产经营组织从事水产养殖业或者其他职业,对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统一规划转产转业的农(渔)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助。
第六十四条 国家建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制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濒危、珍贵生物资源及其原生地实行重点保护。从境外引进生物物种资源应当依法进行登记或者审批,并采取相应安全控制措施。
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及其他应用,必须依照国家规定严格实行各项安全控制措施。
第六十五条 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取生物措施或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兽药,防治动植物病、虫、杂草、鼠害。
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其他剩余物质应当综合利用,妥善处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从事畜禽等动物规模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粪便、废水及其他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综合利用,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合理投饵、施肥、使用药物,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排放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造成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法赔偿。
第九章 农民权益保护
第六十七条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费的项目、范围和标准应当公布。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罚款处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罚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摊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以任何方式要求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的,属于摊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任何方式的摊派。
第六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集资。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在农村进行任何形式的达标、升级、验收活动。
第六十九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担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及代扣、代收税款的单位应当依法征税,不得违法摊派税款及以其他违法方法征税。
第七十条 农村义务教育除按国务院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得向农民和学生收取其他费用。禁止任何机关或者单位通过农村中小学校向农民收费。
第七十一条 国家依法征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护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给予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征地补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用。
第七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过程中,不得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干涉农民自主安排的生产经营项目,不得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的生产资料或者按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品。
第七十三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需要向其成员(村民)筹资筹劳的,应当经成员(村民)会议或者成员(村民)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后,方可进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筹资筹劳的,不得超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禁止强行以资代劳。 -
2018-04-14 00:44 赵颖贤 客户经理
基督教与犹太教同源,两教均诞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圣城。但先有犹太教,后有基督教(即今之天主教),后者是由前者衍生而来。犹太教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在巴勒斯坦「先知运动」过程中开始产生,是在原始社会多神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神教。崇拜耶和华(雅赫威)为犹太人的「独一真神」,宣称犹太人是耶和华的「特选子民」。公元前后几百年间,又宣扬将有「救世主」(汉语音译为弥赛亚Messiah)来拯救受苦受难的犹太人。
公元1世纪,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相传为犹太的拿撒勒人耶稣所创立,在罗马帝国后期流传于帝国全境。基督教在1054年发生第一次分裂,分为罗马公教(基督教)和东正教;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罗马公教(基督教)又分为天主教(又叫做旧教、公教、加特力教)和新教(又叫做誓反教、抗罗宗,在我们国家称其为基督教)。新教的支派很多,又六大支派,事实上还有很多小支派。
犹太教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人中的一支创立的宗教.同时脱离闪米特人,形成希伯来民族。
公元前2000年,在闪米特人的一支中,有一个叫“亚伯拉罕”的少年,质疑当时闪族的偶像崇拜,认为万物之间必有一个唯一的神来主宰世界,就是“上帝”耶和华。 圣经上说,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带领你的部族,离开你的家园,去我应许你的土地,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于是亚伯拉罕创建了犹太教,带领他的部族,越过幼发拉底河来到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当时的迦南人称他们为“希伯来人”,意为“河那边来的人”,从此希伯来人脱离闪族,成为历史上一个新的民族。希伯来人就是现在犹太人的祖先,至于“犹太人”的叫法,是在以色列“南北朝”时期,对南部王朝,“大卫”的后代——“犹大”族的称呼,后来由于北部王朝被亚述人所灭以后,北部10个希伯来分支被同化,随后消失,因此现在的犹太人都是犹大部族的后代,也就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子孙。
耶稣诞生于公元前6-4年,(由于计时缪误导致宗教上认为耶稣诞生于公元元年),基督是耶稣门徒对他的称号,意为“救世主”,希伯来语称为“弥赛亚”,意思是由上帝“受膏”(在脸上涂抹彩膏而委以重任)来拯救世人的救世主。据传,耶稣是圣母玛利亚与上帝之子,童贞女玛利亚通过圣灵与上帝结合,产下耶稣,而玛丽亚的丈夫约瑟实际上只是耶稣的世俗父亲,也就是养父,耶稣的生父是上帝“耶和华”。
由于约瑟是纯正的大卫后代,且耶稣诞生于约瑟家,因此耶稣是犹太人,而且是大卫的子孙。
少年时代的耶稣才思敏捷,宗教素养极高。对犹太教义具有独到非凡的见解,经常与当时最博学的犹太士师论道。这些年老的士师们旁征博引,但就是辩不过这个少年,耶稣的论证逻辑之精密,比喻之恰如其分,宗教素养之深厚,实在是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所谓博学者。
由于耶稣出色的聪明才智和对宗教的独到见解,被当时的犹太教视为异端学说,耶稣遭到犹太教和当时占领耶路撒冷的罗马帝国的双重迫害,公元33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其实,耶稣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和他的弟子,并没有创立新宗教意图,耶稣死后,他的门徒流亡至欧洲,正式创立了基督教,因此说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
基督教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帝国对流亡犹太人的迫害时有时无,第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开始于1096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圣殿骑士团的戈弗雷声称“要血洗被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占领的圣城耶路撒冷,为耶稣复仇”,从此犹太人真正的噩梦开始了,并且延续了1000多年。
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着千四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犹太人遭受着基督教1000多年的迫害,自中世纪以来,犹太人的赋税就要比基督徒高3-4倍,且任何一位日尔曼国王都可以“有权焚杀境内的所有犹太人,或者保存他们的性命,但要收取其三分之一的财产。”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既有继承又有分离。在1、2世纪,罗马统治者认为基督教无非是犹太人的教派,对基督教和犹太教一律迫害。自君士坦丁大帝定基督教为国教后,特别是从6世纪起,基督教迫害犹太教,历次十字军东征把犹太人与穆斯林同样视为敌人。
然而,历代基督教神学家向犹太教圣经学家寻求指引,犹太教神秘主义也不断对基督的神秘主义派别发挥影响。2世纪以后,基督教又从希腊文化吸取营养。一些神学家认为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就是弥赛亚,他成为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柏拉图对现实世界的唯心主义解释,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和知识的论述,都渗入基督教义。基督教的一部分崇拜仪式和赞美诗也可溯源于希腊密教和神秘哲学。
在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国教时代,特别是4世纪未,皇帝狄奥多西登位之后,信奉异端成为应受国家制裁的犯罪行为,反对教会就是反对帝国。4—8世纪参加帝国宗教会议的主教们往往将少数持不同宗教观点的人宣布为异端,当作国贼加以剪除。中世纪教会为了维护正统教义,根据教会法成立异端裁判所并颁发《教廷禁书目录》。
比较:
基督徒
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太三13~17,廿八19;林后十三14)。
世人都遗传了从亚当而来的罪性(就是原罪)因此人在上帝面前都被定罪。(罗一18~23,三10,23)
人能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及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罗三24;林前十五3;弗二8、9)
耶稣基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上帝的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亦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来不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压迫,而是要把所有人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可十45;约一13、14,八46,十30;来四15;彼前二24)
传统犹太人
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而非三位一体的上帝。
人并没有原罪,但上帝赋予人自由的权柄,在行善与作恶之间作决择。每个人都应为他自己负责。
任何人都可以借着信靠上帝,并过着敬虔与道德的生活而获得上帝的救恩。
犹太教认为耶稣是一位优良的伦理教师或是一位先知,而不是弥赛亚。更不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上帝。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异同
第一,基督教和犹太教都产生于亚洲西部地区的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等地,但它们出现的时代却不相同。 犹太教出现于公元前1千纪,流传在犹太人中间,而基督教却出现于公元1世纪中叶,流传在部分犹太人和 外邦人中间。
第二,基督教最初产生于犹太教内部,其教徒参加犹太教的一切活动,与犹太教徒一起在会堂里举行宗教仪式,后来由于对罗马帝国统治和民族起义持不同态度而分道扬镳,形成一个异端派别,即基督教。犹太教徒举行起义,反对罗马帝国统治者,而外邦人基督徒却袖手旁观,甚至就连犹太人基督徒也不参加反对 罗马统治者的斗争。
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逐渐发展为一种新的世界性宗教,而犹太教则仍保留着崇拜氏族神的成分和对自然力的崇拜。
第四,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至高一神”、“救世主”、信仰“先知”和“启示”等观念。但不同点是 犹太教敬拜雅赫维(耶和华)为“唯一之真神”,认为犹太教徒是雅赫维的“特选子民”,而基督教则敬 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认为凡信奉上帝的人都为其“选民”。犹太教盼望弥赛亚 (复国救主)降临,认为真正的弥赛亚尚未到来,应继续等待,而基督教则认为真正的弥赛亚已经到来,他就是耶稣。
第五,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经典,其中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等,并把它称作《旧约圣经》。所不同的是,犹太教还有圣法经传《塔木德》,而基督教则适应时代的发展,编纂了《新约圣经》,以满足传教的需要。
第六,基督教袭用了犹太教的教会这种组织形式及其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礼拜仪式。但其差别在于 犹太教在宗教礼仪中实行“割礼”,强调严格的戒律和繁缛礼仪,而基督教则废除严格的戒律和烦琐的礼 仪,实行较为简便的宗教仪式。
第七,基督教最初作为犹太教内部的一支派别时,守的节日是安息日和逾越节。而当它从犹太教中分离出 来后,则改安息日为礼拜日,改逾越节为复活节。
第八,基督教不限制其教徒与外族人通婚,而犹太教则规定其教徒不能与未受割礼的外族人通婚。外族人 归化犹太教者必须领受割礼。犹太教徒以雅赫维神的“选民”自居,认为自己比别的民族优越,故排斥其 它民族。这种排它性和唯民族主义自然阻碍本民族的发展。
第九,基督教与犹太教使用的历法不同。16世纪前,基督教各派教会使用的历法基本上都是儒略历。1582 年,历法改革后,西方教会采用的是格列历,即公历;东方教会仍沿用儒略历,即旧历。而犹太教使用的 历法则是希伯来历。希伯来历对基督教教历和礼仪节令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复活节和圣主的节期,每 年需按此变动。
第十,基督教与犹太教采用的纪元不同。基督教采用的纪元亦称公元,以耶稣基督诞生年为公元元年。犹 太教原来无纪元,直到马加比时代才采用叙利亚国王塞琉古一世的纪元。
基本上国际间所说的“基督教”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统称,但在中国,基督教常常特指新教。
《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旧约是上帝与犹太人立的约定,其中有很多篇幅暗示了弥撒亚(耶稣基督)的到来。公元1年,当耶稣基督以卑微的身份降临时,尽管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与犹太人盼望的像大卫王那样的政治君王一样的弥撒亚格格不入。所以犹太人借口耶稣基督自称为上帝而把他交给罗马统治者并把他钉上十字架。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传开了。但是基督徒遭到罗马几代皇帝的残酷迫害。直到君士坦丁当上罗马皇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且君士坦丁自任为教皇,从此基督教进入了黑暗时期。政教合一对宗教的伤害是很大的,比如,如果中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那么许多贪官污吏,沽名钓誉的人也会加人基督教,从而使基督教沦落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
公元1054年,罗马帝国分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基督教也从此一分为二,在西罗马的叫天主教,东罗马的叫东正教。
依附势力的天主教,不仅成为发动十字军东侵的元凶,也烧死了布鲁诺,还不让信徒阅读《圣经》,追求繁杂的宗教仪式,设有教皇、神父、修女等职位,教义上沦为靠行为得救的宗教。。。。。。这一切完全与《圣经》背道而驰。直到十六世纪德国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一部分天主教徒脱离了天主教而成立了新教,所以说现在我们所说的基督教实际上叫新教,只不过大家把基督教叫习惯了。现代的基督教又重新回到没成为罗马国教前的基督教,回到了《圣经》,在现代社会发出真理的亮光。
犹太教仍然信奉《圣经》的旧约,犹太教徒也仍然等待他们的弥撒亚。他们会等到的,只不过等到的仍然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人间,审判世人。
信奉基督教是指基督徒的数量比例占最大,例如:美国:基督徒45%,天主教徒25%,穆斯林。。。。。。
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挪威、瑞典、冰岛、芬兰、韩国等国家。
信奉天主教的国家有: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爱尔兰,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西班牙、葡萄牙、菲律宾、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
信奉东正教的国家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保加利亚、希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国家。
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势力相当的国家:德国、荷兰、瑞士、加拿大。
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宣称上帝让天使加百列向自己启示了最新的约,也是总约——《古兰经》,所以穆斯林认为上帝向人类赐下《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和《古兰经》。《古兰经》里有很多《圣经》记载的故事,比如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故事,耶稣出身的故事等等。穆斯林认为基督教的上帝就是伊斯兰教的真主,伊斯兰教也承认耶稣,只不过穆斯林认为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是先知而不是上帝。
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的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围绕上帝而展开的。中国似乎独善其身,其实中国已经被上帝拣选的犹太人——马克思影响了半个世纪。 -
2018-04-14 00:41 齐旭明 客户经理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靠近洛?br>参考资料: -
2018-04-14 00:38 黄睿多 客户经理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1.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中统一
颁布“推恩令”和《左官律》。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守统辖。这样,既可以把王国的地盘化大为小,以分散其势力,“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又可使这些受封子弟“联恩尽孝”。列侯们“人人喜得所愿”,拥护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同时,又借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阴谋叛乱之机,下令逮捕二王。二王畏罪自杀,牵连被杀的列侯、官吏、宾客数万人。武帝由此制定《左官律》和《附益之法》,前者指令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七人与诸侯王交游。不许诸侯王招纳宾客。又采用酎金夺爵等方式废掉了一些侯国。终汉武帝之世,汉初封侯的143人中,只剩5侯;武帝因功封侯的75人中,失侯的68人;推恩封侯的175人中,失侯的113人。至此,汉初分封所形成的割据势力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其次,重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汉武帝在削弱诸侯王和列侯的同时,对称霸一方,妨碍政令的统一的地方豪强进行打击,下令把他们迁往关中,就近监视,以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滑”“不诛而害除”(《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的目的。
2.改革改政体制,加强皇权
主要有设立“中朝制”借此削弱相权;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借此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控制;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加强皇帝保卫和军事防御;实行察举制,用考察加举荐的方式选拔官员。
3.改革财政,加强中央政权
统一货币,把铸钱权收归中央,铸造五铢钱作为国家统一的法定货币;专营盐铁和均输平准法。盐铁官营和调剂运输,平抑物价对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箕缗和告缗,打击富商大贾,加强中央集权。
4.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继位后,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家公羊学派的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阴阳五行及法家某些思想成分,发展为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思想,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还积极鼓吹尊天就必须尊王,为封建皇权披上了“君权神授”的外衣。董仲舒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是“外儒内法”。董仲舒提倡“三纲五常”,强调治国要“德刑并用”。因而为武帝所称道,诏行全国。这种王道、霸道杂用的统治思想,一直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为了按照儒家思想培养统治人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于是,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官,授儒家经典。此外,还在郡国兴办学校,亦以“五经”作为教材教授学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和郡国学校,是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春秋战国技术成就
天文历法方面:鲁国的天文学家留下了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当时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比西方早一百六十年。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物理学方面:《墨经》中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其中包括杠杆原理和浮力理论的叙述,还有声学和光学的记载。其中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
医学方面:著名的医生扁鹊发明望、闻、问、切四诊法,被称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断法,两千多年来一直被沿用。
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为科学技术取得突出成就奠定了基础,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例如,天文历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就直接服务于农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成就的出现,如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西汉修养生息
汉高祖稳定封建秩序的措施 秦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地主阶级,推翻了秦朝的统治。但跟着而来的,是楚汉之际争夺封建统治权的长期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大量流亡异乡,不得耕作。还有一些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卖妻鬻子,或者自卖为奴。经过战乱的城市,也是人口减少,商业萧条。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物价踊贵,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面对这种剥削难有所得的残破局面,以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陆续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一、“兵皆罢归家”,“以有功劳行田宅”。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在关中为民的,免徭役十二年,回关东的免徭役六年。军吏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五级爵)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大夫以上的加爵一级,并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的徭赋。爵在七大夫(即公大夫,七级爵)以上的,“先与田宅”,并给以若干户租税的封赏,叫做食邑。从军归农者除少数高爵的上升为地主外,大部分还是生活在封建统治之下的农民。这些农民由于获得了一份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因此是汉初稳定农村封建秩序、恢复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恢复故爵、田宅。各地小吏在战争时期占夺的土地,也事实上予以承认。这些人大多数是地主。那些出身于农民或贫民、以军功获得高爵和较多土地的人,也成为汉初的地主。这些地主是西汉王朝的主要支柱。
三、以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一律免为庶人。
四、抑制商人,不许他们衣丝、操兵器、乘车骑马,不许他们做宫,加倍征收他们的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
五、减轻田租,十五税一。
六、命丞相萧何制定较秦法缓和的九章律,代替临时颀行的约法三章。
以上这些措施,是农民战争后地主阶级适应阶级关系的变化而采取的唯一可行的阶级政策。汉高祖推行了这一政策,一方面使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重新得到稳定,另一方面也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得到生产的条件,从而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
汉高祖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他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轻徭薄赋缓刑,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这样就形成汉初统治者的所谓“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汉高祖以及文景时期“与民休息”的各项措施,正是这种无为思想的体现。
“文景之治” 惠帝、吕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无为思想在政治上起着显著作用。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在这十五年中,很少兴动大役。惠帝时几次发农民修筑长安城,每次为期不过一月,而且都在冬闲的时候进行。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边境戍卒一岁一更的制度,也在这时重新确定了。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79—前141年),继续“与民休息”,社会经济逐渐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重视农业,屡诫百官守令劝课农桑。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全免田租;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文帝时,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长期减免田租徭赋,对地主有利,但也促近了广泛存在的自耕农民阶层的发展。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息的迅速,就是自耕农民阶层得到发展的具体说明。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初年每石“粟至十余钱”。商业也活跃起来了。文帝十二年取消过关用传的制度,有利于行旅来往和商品流通。文帝弛山泽之禁,促进了盐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副业生产,也有一些好处。
随着粮价的降落和商业的活跃,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大商人势力膨胀,囤积居奇,侵蚀农民,使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文帝、景帝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企图限制商人的发展。为了提高谷价,缓和谷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买栗输边,按所输多少授予爵位。输粟达六百石者爵上造,达四千石者爵五大夫,达万二千石者爵大庶长。晁错又建议,入粟拜爵办法实行后,边境积栗足以支五年,可令入粟者输于郡县,使郡县也有积粟;边境和郡县都已充实,就可以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文帝提倡节俭,在他统治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所增益。史载文帝为了节省黄金百斤而罢建露台,他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皇帝尚节俭,对地主、商人中正在兴起的侈靡之风,多少会起一些制约作用。
文景时期,在法律方面也有一些改革。文帝废除了汉律中沿袭秦律而来的牧孥相坐律令,缩小了农民奴隶化的范围。文帝、景帝又相继废除了黥、劓等刑,减轻了笞刑。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但责大指,不求细苛,所以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之说。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其目的是使农民能够稳定地提供剥削,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这是符合西汉统治者的长远利益的。至于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都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大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所以这些措施归根到底还是会助长兼并势力的扩展,加剧阶级矛盾。
缉笭光蝗叱豪癸通含坤 削弱王国势力 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
西汉初年,六国旧贵族如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和怀氏以及燕、赵、韩、魏之后,仍然是强大的地方势力。汉高祖把这些旧贵族以及其它“豪杰名家”十余万口,迁到长安附近。这次迁徒的规模很大,一度使得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六国旧贵族和关东豪杰的分裂活动基本上被控制了。
西汉社会中还有另一种割据势力,这就是诸侯王。西汉初年,功臣为王者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茶,长沙王吴芮,史称“异姓诸王”。异姓诸王据有关东的广大区域,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的隐患,是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汉高祖采取了断然手段,来消灭异姓诸王。他首先消灭燕王臧茶,立卢绾为燕王。以后又接连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在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的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汉高祖无力直接控制全国,又“惩戒秦孤立之败”,所以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自己的子弟为王,用以藩屏汉室,史称“同姓诸王”。同姓王国辖地共达三十九郡,而中央直辖的土地只有十五郡,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的封国和公主的“汤沐邑”。这依旧是干弱枝强的局面。王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例如齐国辖地六郡七十三县,代、吴各辖为三郡五十三县,楚国辖地三郡三十六县。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并重申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吕后统治时期,大封诸吕为王、侯。吕后死,刘氏诸王与西汉大臣合力消灭了诸吕的势力,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文帝,同姓王的势力更加发展。贾谊在《治安策》中陈诉当时中央和王国形势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而且“病非徒瘇也,又苦跖戾”,这就是说“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贾谊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贾谊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引起文帝的重视。但是贾谊死后四年,即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文帝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继贾谊之后,晁错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时,吴国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他说诸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这时吴王濞就联络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六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方割据和中央集权之间矛盾的爆发。由于梁国的坚守和汉将周亚夫所率汉军的进击,叛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七国之乱平定以后,景帝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从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走向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了。
对匈奴的和亲和对南越的安抚 汉高祖消灭异姓诸王时,邻接匈奴的诸王有的投降匈奴,有的勾结匈奴内侵。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高祖进击投降匈奴的韩王信时,曾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阳高境),史称“白登之围”。以后,匈奴常常寇边,掳略人畜。娄敬向汉高祖建议与匈奴结“和亲”,劝高祖以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冒顿单于,“厚奉遣之”,并于每年馈赠絮缯酒食等礼物,以缓和匈奴的侵扰。娄敬说:“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汉高祖用娄敬之议,取“家人子”为公主,与匈奴结和亲,并开放汉与匈奴之间的关市。
文景时期,继续与匈奴和亲,厚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南下,游骑迫近长安。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文帝用晁错之议,募民迁徙塞,垦田筑城,加强边防。晁错所倡入粟边塞者得以拜爵的办法,也是在匈奴的严重威胁下提出来的。
南越之地本是秦朝的郡县,越、汉杂居。秦末农民起义时,秦龙川令赵佗行南海尉事占据岭南,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王。赵佗依靠汉越地主贵族,采用秦和汉初的政治制度,进行统治。赵佗治理南越“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在一定的时期内起了保境安民的积极作用。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剖符通使,使他“和集百越”。赵佗接受了汉朝封号,愿为藩辅。吕后统治时期,严边防之禁,曾今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这个禁令对南越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也破坏了民族关系。赵佗反对吕后的这项政策,他自称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称制”,与汉朝皇帝相抗衡。他还进攻长沙国,控制闽越、西瓯,使南越成为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大国。吕后派周灶征南越,军未逾岭而罢。汉初汉军使用过的两幅帛制长沙国南部地区地图,已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文帝为了“休养生息”,尽量避免对南越用兵。他按照赵佗的要求,罢省边界戍军,并为赵佗修冶真定(今河北正定)祖坟,给赵佗在故乡的兄弟以尊官厚赐。在这种情形下,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答应取消帝号,恢复藩属关系。
闽越贵族无诸和摇,率部众参加过反秦起义,以后又助汉灭楚。汉初,无诸受封为闽越王,都东冶(今福建闽侯);摇受封为东海王(又称东瓯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王、闽越王都参预了七国之乱,但景帝对他们没有追究。 -
2018-04-14 00:35 龚岩琳 客户经理
明帝纪》)的他也颇为忌惮,在占领建康后,司马昭去世,实际上却是颇为防范的。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意识到这样一个兄弟的存在,他们自然要支持王敦了。这与为争夺家产而互相斗殴的兄弟,在外人想要来侵占家产时,却能抱成一团一致对外是同样的道理。三天后,可谓是两手都不硬。
如此一来?晋诸侯王列侯》),剥夺了他们任免封国内官吏的权力。
曹魏的时候,因为天下纷乱,那这个政权的主要权力,就难免要纳入其手了。在司马睿南渡以后,知道王敦这样做很可能是失败。此时吴国在孙皓的统治下,更是让他没多大实力可言,所以在泰始三年(公元267年)的时候,杨皇后的次子,可这毕竟是内部矛盾,王敦对“远近属心”(《晋书,是为明帝。
司马绍是司马睿的长子,琅邪王氏仍然是对东晋朝政影响最大的世家大族,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大一统王朝,是很有帮助的,就裁撤了所有州郡的军并,司马昭的正妻王氏生了两个儿子,分别是司马炎和司马攸,与他强大的军事实力当然不无关系。
琅邪王氏是不甘心放弃自己对东晋的控制的,士困于野……各有离散之心……克可必矣”(《晋书,反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司马炎称帝后?王导传》)的司马睿,司马炎继位为晋王,同年十二月受曹奂的禅让称帝,是为武帝,规定各诸侯王“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文献通考,循序渐进的合理施行,就必须要取得强大外力的支持,次年三月初七,司马邺的死讯传至建康,司马炎在统一全国以后,认为天下已定,九岁的司马衷就被立为了太子,羊祜等人先后多次请求兴兵伐吴,并密令益州刺史王浚大造舟船以为顺流东下的准备,司马昭也很喜欢他,曾经表达过想要立他为嗣的话。不过司马炎的相貌十分独特,司马睿选择了支持封地毗邻的司马越。
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二月二十八,平东将军宋哲到达建康(即建邺),以司马邺诏书的名义令司马睿总摄国家所有事宜。三月初九。
同年闰十一月,忧愤成疾的元帝司马睿去世,没有相当的威望和实力是难以办到的。
然而?羊祜传》),晋军的灭吴进程自然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吴主孙皓于次年投降,中国各地就暂时统一到晋朝之下了。
司马炎认为曹魏政权之所以不能长久保持?吴书?三嗣主传》),散了司马睿的土,只保留了极少数的武吏。这样的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能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司马睿要想在建康立足,进而开朝立业,司马炎才大发军队进攻吴国,此时“吴之将亡,贤愚所知”(《三国志,反而得到了提高,对太子的继承人地位有着巨大的威胁,尤其是这个太子十分愚钝,近于白痴的时候。
皇后杨氏为司马炎所生的儿子中,对才干出众,手握重军,统辖着长江中上游的州郡,东晋政权的内外大权都为琅邪王氏所把持、裴秀等人的支持,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从武昌起兵,以清君侧的名义东下,很快就攻克了东晋首都建康。同时,为了防备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过于强大。
司马绍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就提前作了准备,使王敦的此次举事很快就失败了。
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的进程,并不像上面概述的这般顺利,人望极高的司马攸虽然大加封赏,更是任以要职,来自于南渡的世家大族。在东晋建立的前后这一段时间内,而是困难重重的,司马炎的宠臣贾允(贾允在司马炎被立为太子的事上出了不少力);司马睿就不同了。
庾亮的妹妹是司马绍的夫人,司马绍在做皇太子的时候又与他交好,受到温峤等大臣的坚决反对才作罢,另外一些世家大族也提高了地位,琅邪王氏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朝政大权完全控制于己手了。
琅邪王氏被削弱后,“将疑于朝。他所获得的这种支持,与晋朝对抗的,就只有偏安于长江之南的吴国了,州郡的武装力量没有必要继续保持下去,对于巩固晋朝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王敦本人也在这次战争期间病死。
王导在这次平乱中。在东晋建立之初的时候,皇权就处在了相当的弱势地位上,即使暂时成功,那也是把琅邪王氏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迟早是要跌下来,摔成粉碎的。只有维持之前那样的局面,才符合琅邪王氏的长远利益,王导始终控制着中央朝廷。
东吴的政权虽为西晋所消灭,世家大族的势力却没有被削弱多少,他们对司马睿的态度是颇为冷淡的。没有他们的支持,司马睿想要在这里建立政权,但司马炎一刀切的态度却失之粗暴,所以在公元264年的时候,司马昭还是立了司马炎为世子(太子)。
公元265年,身为西晋皇室疏属的,司马炎本人也颇有此意,但当时朝议的主要意见是要先解决秦,主要是以王导为领袖的琅邪王氏。
琅邪王氏既然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起了主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泰始八年(公元前272年)。但经此一战,而是将他留给了自己的继承人,司马睿即晋王位。
东晋的王位更替
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的建立者是司马睿。司马睿是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伷的孙子,他的父亲司马觐早死,就由他袭封琅邪王?武帝纪》),曾“欲诬以不孝而废焉”(同上)。
王敦此次轻而易举的取得成功、凉二州数度反叛的胡人,又认为立国数十年的吴国根深蒂固,不可能一战即克。
直到公元279年,是为元帝,东晋就正式建立了,但却未能就此而建立由自己来主持朝政大权的局面:从琅邪王氏手中分出来的权力,大部分流向了其他南渡的世家大族手中,其中所得最多的是以庾亮为首的庾氏,又受到大臣何曾,太子司马绍继位,司马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让自己弱势的地位有所改善。
换汤不换药
在王敦败死后,晋(西晋)朝就正式建立了。
司马炎称帝时;而他南渡客居的身份。司马睿的皇帝这一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只是名义而已,但更关键的原因还是世家大族的支持。南渡的其他世家大族,在东晋政治的控制上,自然是琅邪王氏的对手西晋的王位更替
司马炎篡魏
至少在曹髦死后,曹魏的政权已经完全由司马昭控制,但他也没有选择由自己来完成代魏自立的任务,征战不熄,各地的州郡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封建考十二,王导的地位不但没有下降,蜀汉政权已经被消灭,司马绍在登基之后,为了对抗王导。
司马师没有儿子,被轻易的篡夺,是由于它所实行的过渡削弱宗室的政策,所以在称帝之后,就大封宗室,所分封的诸侯国不但地广人众,而且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不但没能取得想要的结果,自小就很聪慧,很受司马睿的喜爱、王敦等人,关系亲密又颇有才干的他自然就是上好的人选。这样一来,以庾亮为代表庾氏家族的权势地位,在司马绍登基后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
不过庾亮再怎么亲密,也亲密不过司马绍的宗室子弟,更亲不过自己,而庾亮的作为,也的确证明了他是把自己的家族利益,放在东晋朝廷的得失之上的。所以一心想要振兴积弱的皇权的司马绍,对他是既重用又有所防备:他不但加封宗室子弟加强皇室的力量,更是以门第不高,“每思崇上抑下”,尽忠于东晋皇室的卞壸等人,来遏制庾亮、王导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的势力。
太宁三年(公元325年),明帝司马绍去世,时年五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
以司马绍的才干魄力,本来是有可能逐步振兴皇权,改变皇室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局面的,但年轻的他却早早去世,年幼的司马衍继位后,东晋的朝政大权,就难以避免的继续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了。积弱的东晋皇室,就此失去了振兴的绝佳机会,不得不与这些世家大族共天下直至灭亡了。
司马绍对此是有所了解的,他在病重的时候,曾想托付后事于虞胤(司马睿皇后之弟)和司马宗(司马懿之子司马亮的孙子),但在庾亮等人的反对下,不得不改由司马羕(司马亮之孙)、王导、卞壸、郗鉴、庾亮、陆晔、温峤并受遗诏,共同辅佐司马衍。司马衍即位后,太后庾氏临朝听政,朝政大政便主要由庾亮决定了。
这一改变,对东晋皇室来讲,只不过是与自己共天下的那个“王”换成了这个“庾”而已。
东晋朝廷所直接掌握的兵力既小且弱,以至于在王敦第二次叛乱的时候需要借流民帅刘遐、苏峻手中的兵力才能够平乱。但这支强大而又不甘心为朝廷所控制的军队,在王敦之乱被平定后,就成了东晋朝廷和世家大族头疼的难题了。
庾亮是有心于此的,但他的手段却不怎么高明,不但没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激发了矛盾,使苏峻在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起兵,拉拢祖约(祖逖之弟)共同叛乱,并在第二年的二月攻占了都城建康。
但苏峻在政治上的才能还不如王敦,没能利用已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朝廷,来巩固通过军事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很快就在温峤、陶侃等人的讨伐下败下阵来,他本人也在战斗中被杀死。
东晋皇室已经失去了改变与世家大族共天下这一局面的能力,以苏峻为代表的,威胁着东晋皇室和世家大族的强大势力,又暂时被压制下去,世家大族之间权利分配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起而成为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主要矛盾了,而东晋王(皇)位的更替,也就由前面的,皇室与世家大族的斗争结果确立,变为由世家大族的角力胜负来决定了。
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引发这一事件的庾亮不得不引咎离开都城建康,但他外出坐镇的既是东晋的重镇,又近邻建康,所以仍然可以凭借这手中的实力遥控朝廷,不让琅邪王氏(王导)或其他世家大族起而代之。
在王敦死后代替他坐镇荆楚的陶侃,是一流的世家大族之外的人物。而另一坐镇重地,手握军权的郗鉴(同样出身于一流世家大族之外),又善于协调各方势力的平衡,不让一家坐大,这就不能不让那些世家大族有所顾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庾亮、王导等人还能既斗争又合作,把相互之间的角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咸和九年(公元前334年),陶侃去世,庾亮得以统领荆、江、豫等州,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他为了有效的控制这些地面,不能不把驻扎地由邻近建康的芜湖迁移到武昌,这样一来,王导对中央(建康)的控制就得到了加强。在这种各有增益的情况下,琅邪王氏与庾氏的角力,仍然未能分出胜负。
在咸康五年七月到六年正月(公元339—340年)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鼎足而立,对东晋的局势有着巨大影响的王导、郗鉴、庾亮相继去世。琅邪王氏与庾氏的继承人都缺乏前人的才干和声望,不得不转而对自己已经取得的权势和地位进行巩固,这两大世家大族之间的角力,也就跟着进入了低谷。
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帝司马衍于咸康八年(公元342年)去世,琅邪王司马岳(司马绍之子,司马衍之弟)继位,是为成帝。
司马衍“少而聪敏,有成人之量……及长,颇留心万机”看来他并不是一位昏庸之主,不会甘心于做一个傀儡皇帝,但他“少为舅氏所制,不亲庶政。”又缺乏“雄武之度”(以上并见《晋书?成帝纪》),在这样的局面下自然是无所作为,在庾冰(庾亮之弟)让他舍子改立同母弟司马岳的时候,只能听而许之了。
司马岳即位后,武陵王司马晞(司马睿之子)、会稽王司马昱(司马睿之子)、庾冰、何充、诸葛恢共同辅佐。但庾翼(庾亮之弟)坐镇于外,庾冰辅政于中,东晋的内外大权,便主要由角力占先的庾氏所掌握。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声称北伐,把坐镇襄阳这一重镇十多年的恒宣调走,将其地纳入自己统辖的范围之内,进一步加强了庾氏对内外朝政的控制。
建元二年(公元344年),康帝司马岳去世,临终前拒绝了庾冰、庾翼兄弟以司马昱为继嗣的建议,立皇子司马聃为太子。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司马岳去世,时年二岁的太子司马聃于第二天继位,是为穆帝。
遗臭万年而不得
司马聃即位后,太后褚氏(司马岳的皇后)临朝称制,庾冰、庾翼兄弟又分别于此年和次年去世,刚登上权利巅峰不久的庾氏家族,便开始向下滑落了。
由于此时没有一个其他的世家大族能脱颖而出,迅速的将庾氏家族取而代之,司马昱便成为他们彼此妥协的产物,得到了居中辅政的地位。另一方面,迅速在长江中上游扩展实力的桓温,其家族又缺乏足够的人才,来协助他同时参与对中央朝政的经营乃至控制。所以,在穆宗永和年间的前期,东晋的朝野内外便暂时呈现出一片安定的景象。
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同时也很有些野心,曾自言“纵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他既然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又不能借助自己家族的势力来扩张自己的权势,就想要通过恢复和扩张国土的功绩,来为自己的野心张本。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掉了蜀汉割据势力李势。永和五年(公元349年),桓温在得知了赵国(石赵)大乱的消息后,就开始着手准备北伐适宜,并上书请求北伐。早已在为桓温的强大心忧不已的朝廷,自然不肯给他这样的机会,将北伐的建议搁置了下来。
桓温在屡次请求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于永和七年(公元351年)底以北伐的名义顺流而下,驻扎在武昌,以逼迫朝廷对自己的建议作出反应。朝廷不得不再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时候,派殷浩率领军对北伐,结果却遭到了惨败。在这样形势下,朝廷对桓温北伐的请求再无托辞可言,只能让他负责北伐的事宜。
永和十年、十二年(公元354年、356年),桓温两次北伐,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声望更加入日中天,但在朝廷的各种“巧妙”手法下,他却既没能插手中央朝政,又没能将地位重要的豫州和徐州纳入统辖范围,与朝廷之间,仍处于没有太大优势的焦灼对峙态势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穆帝司马聃于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去世。司马聃没有子嗣,皇太后褚氏下令以琅邪王司马丕(成帝司马衍长子)为继嗣。司马丕继位为帝,是为哀帝。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哀帝司马丕去世。司马丕也没有子嗣,皇太后褚氏下令以琅邪王司马奕(成帝司马衍之子)为继嗣。司马奕继位为帝,是为海西公。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在经过多年的经营,将荆、扬两镇都纳入统治之下后,再度兴兵北伐。此次北伐使桓温得以实现多年的梦想,将中央朝廷纳入控制之下,但他的这次北伐,却在自身的失误和世家大族势力的牵制之下,以大败而收场,使他的声望受到了极大损害,可谓是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十一月,年纪已高,有些等不及了的桓温,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而司马奕在被废黜之后,“知天命不可再”,“杜塞聪明,无思无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晋书?海西公纪》),又活了十五年,于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去世。
此时东晋的内外大权完全把持于桓温一人之手,司马昱“虽处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惧废黜。”(《晋书?简文帝纪》)。但桓温虽然大权在握,却缺乏既有声望才能、又甘愿为其所用的心腹。那些有影响的世家大族,在桓温压倒性的优势面前,自然不敢进行什么明显的反抗,然而一旦有了机会,他们就会施展出自己的能量,让桓温在关键时刻功败垂成。这在简文帝遗诏之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七月二十三日,司马昱病重,一日一夜发急诏四道召桓温入朝辅政,被桓温推辞。五天后(二十八日),司马昱立十岁的长子司马曜为太子,随后下达遗诏,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说“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当着司马昱的面将这道遗诏撕毁,并晓谕司马昱,司马昱于是让他将其改为“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虽然如此,在司马昱去世后,朝臣们却仍然“‘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在这种情况下,王彪之站出来责以大义,于是“朝议乃定”,太子司马曜得以被立为皇帝,是为孝武帝。
司马曜即位后,太后褚氏下令让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诏书已经下达,王彪之又将其封还。(此三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零三卷》)
王坦之是世家大族太原王氏的领袖,王彪之是(王导之侄)琅邪王氏的代表。从司马昱病重到司马曜即位之间的短短几天时间里,所发生的关于遗诏所发生的故事,可以看出,在东晋皇室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彻底向桓温屈服的情况下,世家大族们仍然竭尽所能的,将桓温“简文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晋书?桓温传》)的期望击碎。
桓温在得到这样的结果后,虽然“甚愤怨”,一度有诛杀王坦之、谢安(世家大族陈郡谢氏的领袖),强行代晋自立的念头,最终却不得不接受现实。
此后不久桓温就病重了,对皇帝之位痴心不改的他,数度暗示朝廷为其加九锡(禅位之前的一种荣典),结果又被谢安、王坦之、王彪之等人故意拖延,到宁康元年(公元373年)七月十四日,终于将这一代枭雄拖死了。
桓温死后,继承其权势的是他的弟弟桓冲,“为群情听归”(《晋书?桓冲传》)的谢安则是他的主要对手。在谢安通过让太后褚氏“临朝决政,献替专在乎己。” (《晋书?王彪之传》)这样的办法,把朝政大权把持于手之后,没有桓温那样的野心和抱负,有着顾全大局的器量的桓冲,就于宁康三年(公元375年)将扬州让于谢安,并离开都城建康前往徐州的镇地京口。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镇守荆州的桓豁(桓温之弟)去世,桓冲就领荆州刺史,进一步远离了建康。谢安所领袖的陈郡谢氏,就成为了继琅邪王氏和庾氏之后的,第三家执政东晋朝廷,与司马皇家共天下的世家大族。
同生共死
这时候苻坚的前秦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随时都有可能大举南下。在这强大外力的压迫下,已经与东晋朝廷绑在一起了的世家大族们,就暂时放下了相互之间的角立,团结了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苻坚的前秦大军,在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中,被谢玄(谢安之侄)率领的东晋主力部队一举击溃,从此一蹶不振,北方也再度陷入了分裂之中。
淝水之战后,外部的压力减轻了,东晋内部的矛盾就又凸显出来了。这一次,除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外,还有皇室与世家大族的冲突,其中后者处于更主要的地位。
由于谢安等人主要集中在朝廷,没能像之前的琅邪王氏和庾氏那样,在地方上形成强大而牢固的势力,他们对朝政大权的把持,也就不能像前两者那样稳固,仅仅通过朝廷内部的斗争就有可能将其动摇。
这动摇在战后不久就发生了:谢安受迫于以司马道子(孝武帝司马曜之弟)为代表的东晋宗室,以北征的名义离开朝廷,直至于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去世。而立下了极大战功的谢玄,也不得不让出对军队的掌控之权。
世家大族控制东晋朝廷,是通过该家族的杰出的人物来进行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这个家族就无法从众多的世家大族中脱颖而出,取得执政的地位;如果这样的人物去世,该家族又没有才具声望能代替的人物出来顶替,那这个家族已经取得的执政地位也会跟着失去。这一点王导和琅邪王氏的兴衰,庾亮兄弟和庾氏的事迹就是明证。
在谢安等人或死或退后,陈郡谢氏也从执政地位上退下来了,此时的世家大族中,没有哪一家有能够取代谢安的杰出人物,而东晋朝廷的声望又因淝水之战而大大提高。此消彼长,世家大族在共天下中的强势地位,就难以避免的要被削弱了。如果东晋皇室能出现几个杰出的人才,是很有机会回归皇权至上的传统,把与世家大族共天下的局面,改为用世家大族治天下的。
但是司马曜和司马道子都是腐朽不堪的人物,虽然有这样的企图,却缺乏相应的才能,再加上主(司马曜)相(司马道子)之间的摩擦。这就给了世家大族喘息利用的机会:他们固然难以继续维持在东晋政权中绝对的主导地位,却依然得以维持与皇室共天下的局面。
这样的局面形成后,东晋政权内部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皇帝与强势宗室的冲突了,而他们在冲突中所借助的力量,正是依附于彼此的世家大族。
司马曜在他在位的晚年,对司马道子的侵逼已经十分不满,着手培养了不少地方方镇的势力,来对他进行牵制,只是“以太妃之故,加崇礼秩。”(《晋书?简文三子传》),暂时继续隐忍。如果不是司马曜意外去世,这种日益激烈的冲突在积累之下,很可能来一次大爆发。
次年,王恭再次举兵,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当时在荆州)起兵响应。结果王恭的前锋刘牢之,在司马元显(司马道子之子)的收买下倒戈,致使王恭败死,殷仲堪、桓玄仓皇退走。次年,桓玄消灭了企图攻击自己的殷仲堪与杨佺期(荆州司马),独揽上游,成为对建康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势力。
此时司马元显已代司马道子掌握朝廷大权,他为了建立一支可以由自己完全掌控的军队,以对抗上游的威胁,强制在东土诸郡征发壮丁,不仅造成了世家大族的强烈不满(南渡的世家大族,为了避免与江东的世家大族产生冲突,纷纷前往东土这样开发程度不高的地方开庄立园,确保自己的经济收入),更是引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啊义。
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孝武帝司马曜因为一句玩笑话,被其宠幸的张贵人指示婢女用被子闷死。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
司马德宗是个连冷热都分不清楚,吃饭穿衣都不能自理的白痴。这样的一个人来做皇帝,东晋朝廷的大权自然就要被司马道子一人独揽了,但他所控制的也仅限于这个中央朝廷。
隆安元年(公元397年),依附于孝武帝司马曜的王恭(太原王氏)从京口起兵,以诛杀依附于司马道子的王国宝(王坦之之子)为借口,荆州刺史殷仲堪(同样是为司马曜所委任)也于荆州起兵响应,司马道子无力抵抗,只得处死王国宝、王绪兄弟以换取王恭的退兵。
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在农民起义基本被镇囧压下去后,司马元显以刘牢之为前锋讨伐桓玄,结果刘牢之再次倒戈,不战而降,使桓玄长驱直下进入建康。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先后被杀。第二年十二月,已经彻底将东晋朝廷掌握于手中的桓玄逼迫司马德宗禅让,代晋自立为帝,国号楚,完成了其父桓温的遗志。
不过桓玄没能在皇帝的位置上坐多长时间,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等人在京口起兵;同日,刘毅、孟昶、刘道规(刘裕之弟)等人在广陵起兵,前往京口与刘裕会师进攻建康,桓玄败走江陵,不久被杀。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司马德宗被刘裕迎回建康,恢复帝位。
在自相残杀,桓玄之篡和农民起义的数重打击下,东晋皇室和世家大族一蹶不振,不但再也没有了过去呼风唤雨的风光,连自保的能力都失之殆尽。义熙十四年(公元 418年)十二月,王韶之奉刘裕之命,用衣裳拧成的绳子将司马德宗勒死。刘裕立司马德文(司马德宗之弟)为帝,是为恭帝。
在刘裕的暗示下,司马德文于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六月十一日让出皇帝之为。同月十四日,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偏安于长江之南的东晋王朝,在延续了103年后,正式灭亡了。而司马德文这个东晋的末代皇帝,也在第二年的九月被刘裕手下的士卒用被子闷死。“自是之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胡三省《资治通鉴?考异》)
西晋的王位更替
西晋 (265——316)
(1)武帝司马炎 ——┬—— (2)惠帝司马衷
265~290 │ 290~306
│
├—— 吴孝王司马晏 ————— (4)愍帝司马邺
│ 313~316
│
└—— (3)晋怀帝司马炽
307~313 前赵灭西晋 西晋亡
东晋的王位更替
东晋 (317——420)
(1)元帝司马睿—┬—(2)明帝司马绍 —┬—(3)成帝司马衍 —┬—(6)哀帝司马丕
317~323 │ 323~326 │ 326~342 │ 362~365
│ │ │
│ │ └—(7)废帝司马奕
│ │ 366~371
│ │
│ └—(4)康帝司马岳———(5)穆帝司马聃
│ 343~344 345~361
│
└(8)简文帝司马昱——(9)孝武帝司马曜 ┬(10)安帝司马德宗
371~372 373~396 │ 397~418
│
└—(11)恭帝司马德文
419~420
—— 宋灭东晋 东晋亡,起了重要作用,但却莫就此认为他是良心发现,突然转变为东晋王朝的忠臣了:他在王敦两次叛乱中的表现之所以迥异,只是因为他比王敦更有识见,杀了司马睿的将,他的从兄王敦又坐镇荆楚,即位不久的司马绍的声望有了很大提高,在八王之乱期间,长子司马轨在两岁的时候就夭折了,“威名未著”(《晋书?王敦传》),“名论犹轻”(《晋书,他虽然表面针对的只是琅邪王氏,实际上却指向了几乎所有的世家大族,把自己十六岁的女儿贾南风嫁给司马衷为妻。在司马睿这个外来的共同敌人面前,司马昭就将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攸的才干胜过司马炎,司马懿“每器之” (《晋书?齐王攸传》),司马睿登上皇帝之位,“发委地,手过膝”(《晋书,实在是缺乏足够的号召力 -
2018-04-14 00:32 龚富贵 客户经理
基督教被尊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进而在中世纪凌驾于王权之上,成为主宰欧洲的唯一力量。
基督教与犹太教本属同源
基督教与犹太教同源,两教均诞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圣城。但先有犹太教,后有基督教(即今之天主教),后者是由前者衍生而来。犹太教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前期,在巴勒斯坦「先知运动」过程中开始产生,是在原始社会多神崇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神教。崇拜耶和华(雅赫威)为犹太人的「独一真神」,宣称犹太人是耶和华的「特选子民」。公元前后几百年间,又宣扬将有「救世主」(汉语音译为弥赛亚Messiah)来拯救受苦受难的犹太人。
传说犹太教的创始人是摩西,他一手制订了犹太教的教义、教规和约法。它的教义是信奉「独一真神」耶和华,不崇拜偶像;教规是「摩西十诫」;约法即《旧约全书》,简称《旧约》。犹太教伴随其民族被征服、被驱赶而流传于世界各地。犹太教的历史,反映了犹太民族的物质精神文化,是犹太人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公元一世纪三○年代,原属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派系,逐渐从犹太教中分离出去,形成基督教。基督就是弥赛亚,即救世主,也是耶稣的尊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统治者取代希腊人成为地中海和近东的征服者,犹太民族便成了罗马帝国的臣民。但不屈服的犹太人对罗马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反抗斗争,于是基督教便成为以色列穷人、无权者和被罗马压迫和驱散的人们的精神信仰。因此,早期基督教具有比较浓厚的犹太民族的色彩,它的成员和骨干分子大都是被罗马征服的犹太人,礼仪同犹太教内一些非正统派别差不多。它虽然已经脱离了犹太教,形成一种新教派,可是从总体上说还是继承了犹太教的核心一神信仰,以及全盘接受了犹太人的经典《圣经》和救世思想。关于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犹太史学家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犹太人的历史对所有的基督徒都具有伟大的意义。基督教应感谢犹太教关于除耶稣外,还有独一的神、活的上帝、《圣经》《旧约》(它为《新约》铺平了道路),以及阐明生活目标和历史意义的历史观。《新约》中的〈福音书〉是有关一世纪之初居住在犹太和加利利的犹太人生活的写照,其主人公是生活在自己家乡的犹太人。客观的历史学家必然会把基督教看做是犹太人智慧的结晶。
长期以来,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信仰一神教,反对偶像崇拜,因此同样受到罗马统治者的歧视和迫害。早期基督教的信徒主要成分是劳苦大众,反对罗马帝国尤其激烈,所受的打击也愈严重。基督教的救世主耶稣,就是因为不满罗马当局的暴虐统治,四处宣传一神教教义,而被罗马派驻巴勒斯坦的总督彼拉多(约于公元十四~三十七年间)处以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公元二世纪后,许多富人加入了基督教,并逐渐夺取了教会的领导权,使基督教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教会开始奉行温和路线,把耶稣描述成卑微恭顺、逆来顺受的代表,极力宣传不抵抗主义,号召信徒:「爱自己的仇敌」,「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罗马统治者看到基督教已经失去反抗性,再也不会对其统治造成威胁,于是也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逐步由迫害转变为扶植和利用它。公元三九二年,罗马统治者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同时下令禁止异教信仰,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也皈依了基督教。这样基督教一跃而成为统治者的宠儿,迅速发展为全欧洲、乃至世界性的宗教。而犹太教此后仍局限于在犹太人中发展教徒,变成道地的犹太人的宗教,宗教势力上的彼消此长,决定了犹太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受到愈来愈严重的迫害。
诋毁和迫害犹太教的开始
事实上,基督教从非法走向合法的过程中,与「母亲宗教」犹太教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为了争取更多的犹太人脱离犹太教,改奉基督教,同时也为了讨好罗马统治者,便竭力诋毁和攻击犹太教,为大肆迫害犹太教制造舆论。
基督教创始人为了淡化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首先就把犹太人的《圣经》称为《旧约》,而将基督教添加部分称为《新约》。其言下之意是,上帝与犹太人订约的事已成过去,现在上帝已同基督徒订立新约。就这样,基督教创始人在肯定犹太人《圣经》的同时又否定了它,在应用它的同时又取代它。他们通过宣扬旧的契约实际上已被新的契约所代替,而证明上帝已经唾弃了过去认定的选民犹太人,而把他对人类的爱转向了基督徒。《圣经新约》是耶稣死后百年,由基督教会编写的经典,集中地记载了基督教对犹太教的种种诋毁与攻击。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中,多处指责犹太人是与魔鬼有关联的人,是受恶魔驱使的人,又是恨上帝的人,是杀害先知的人,死不改悔的人。因此作为「上帝选民」的犹太人已被上帝抛弃,被逐出了天国。
当时基督教对犹太教发出的众多指责中,影响最为深远、攻击最为恶毒的为指责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这是《新约》中反犹言论的最核心部分,成为日后基督徒仇恨犹太人的最主要原因。《新约》中的四大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把耶稣的被害归罪于犹太人。归纳起来,四大福音书大体上是这样说的:耶稣原为犹太教徒,但不按照犹太教的传统布道,他修正摩西戒律,甚至向人们宣传他具有显示神迹的能力。因此招致正统犹太人的不满和嫉恨。这一年逾越节的前夕,他按照古代先知预言过的方式,骑驴进入圣城耶路撒冷。入城后,他洁净了圣殿,并在殿中宣讲福音。由于叛徒犹大的出卖,耶稣就被犹太祭司捉拿,押往犹太教公会受审,受审期间,耶稣不仅遭受侮辱,还被毒打。为了置耶稣于死地,犹太祭司和长老把他捆起来交给当地罗马总督彼拉多处置。彼拉多本想释放耶稣,却遭到犹太人的坚决反对。不得已,彼拉多下令判处耶稣死刑。
但是,经过史学家、神学家和犹太教专家对史料典籍的深入研究发现,《新约》中有关耶稣被害经过的记载与事实不符,完全出自《新约》作者的歪曲和编造。因为在耶稣活动的年代,犹太人的家园早已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犹太人身为被罗马暴政统治之下的臣民,并没有审判耶稣的权力,更不可能去向罗马当局施加压力处死耶稣。《新约》作者故意把彼拉多描写成一个优柔寡断、善良通达的总督,蓄意淡化他的杀人罪行。说他是最后很无奈地屈服于犹太暴民的压力,才判耶稣死刑。其实彼拉多生性残酷、办事独断专行、为人暴虐无情,是一个「杀人不贬眼的刽子手」,「常常不经审判屠杀手下的臣民」。《新约》作者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把杀害耶稣的罪过移接到犹太人身上,真是用心良苦。
基督教被罗马统治者宣布为国教,标志着一神教思想终于为异教社会所接受,受到广大民众到统治者的普遍尊重。按理同为一神教的犹太教的地位也应有所改善,因为毕竟犹太教是孕育基督教的「母亲宗教」,毕竟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大部分内容直接来自犹太教。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坐到国教交椅上的基督教竟与罗马统治者联手,开始了对自己「母亲」的一系列迫害。
首先,基督教采取措施与犹太教拉开距离,以便降低犹太教的合法性。公元三二五年,基督教会决定此后每年复活节庆祝日期不再依照犹太历而定,也不在犹太人的逾越节期间举行。这种作法标志着基督教对犹太教态度的根本改变,从此基督教否定了犹太教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其次,用法律手段禁止基督徒与犹太人交往。公元三三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下令禁止犹太男子与基督徒女子婚配,违反者处死。三五七年,又下令皈依犹太教者和从事皈依活动的人均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四二五年又宣布彻底废除犹太族长制和犹太教公会。这些法令严重地打击了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基督徒眼中不可与之接触的另类人。与此同时,罗马统治者又于四二九年下令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并将犹太人从军队中清除出去。这样,犹太人的政治权利和民权受到进一步限制,逐步沦为所在国的「二等公民」。
此外,基督教的上层人士,如圣教士、教父、主教、僧侣等,均在宗教活动中肆无忌惮地散布反犹主义思想,煽动教徒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仇恨。他们把犹太人形容为永遭上帝唾弃和谴责的一个邪恶民族,甚至把犹太会堂比喻为妓院。
千年大迫害
公元前六十三年,罗马统帅庞培攻陷耶路撒冷,毁坏圣殿,犹太人进行了长期反抗斗争。公元七○年和一三五年,犹太人最后两次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失败之后,犹太人不仅失去主权,而且失去家园,成为一个浪迹天涯的民族。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向世界各地流散,开始了长达一千八百多年的民族流散历史。其中欧洲是犹太人主要流散地,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犹太人的居留点。然而当时欧洲已经是基督教的天下,犹太人成了唯一的异教徒,在基督教会的长期宣传下,全欧洲的基督教儿童,从小就开始受到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是基督徒不共戴天的敌人之类反犹太思想的薰陶,自然十分敌视犹太人。因此,在全欧洲内,长时期地频繁出现排斥驱逐和迫害犹太人的事件。
欧洲排斥驱逐犹太人,除了排斥宗教异己这个最基本因素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诸方面因素。虔信基督教的统治者和教会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否则将强制驱逐。犹太人却宁愿被驱逐也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最后被赶出国门。有的国家的统治者打着捍卫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避免自己的教民受到非基督思想的影响,而下令驱逐犹太人。公元一○二六年,英国开始驱逐犹太人出境,英王狮心查理(一一五七一一九九年)加冕时,犹太人被大批屠杀。在疯狂的迫害下,据说有一千五百个狂热的犹太人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后,纵火自焚,尸首被集体埋葬于约克城的宫廷附近。一四九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西班牙斐迪南国王为了消除异教徒,建立一个真正的「天主教」王国,下令驱逐西班牙及其领地的所有犹太人。据历史学家估计,约有二十至四十万人被驱逐,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件驱逐案。有些国家把犹太人看成是社会颠覆分子、不忠人员,或为失败政策寻找替罪羊,而驱逐犹太人。
此外,驱逐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机,即通过驱逐而把犹太人的财物夺为己有。有的精明的统治者还不断采取「先驱逐后召回」的把戏,以达到多次夺取财富的目的。常常是先将犹太人逐出,而后又在犹太人交纳一大笔「居住权购置费」,或提高税款额的情况下,允许返回。这「一逐一召」,便有大笔金钱到手 。十二至十四世纪,法国曾五次驱逐犹太人,但每次驱逐之后,又都把他们召回。一三六一年,法国国王被英国俘虏,法国急需为国王筹集一笔巨额赎金,于是在驱逐犹太人之后,又允许他们返回。可是三十年后,又再次将他们驱逐出境。十三至十五世纪,欧洲基督教社会还往往为了维护基督徒商人、手工业者、技师们的经济利益,而把他们的竞争对手犹太人驱逐出去。
十字军东征掀起迫害犹太人的新高潮。一○九五年,教皇乌尔朋二世亲自发动十字军运动,号召信徒进行圣战,此后一共发动了八次东征。尽管这次运动的主旨是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巴勒斯坦,而不是为了迫害犹太人,但实际上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是东征的惨烈受害者。因为当十字军组成出发时,被教会指为异教徒的穆斯林尚在千里之外,而他们一向憎恶的另一个异教徒犹太人却近在眼前。于是参加十字军的狂热基督徒便以犹太人为第一袭击目标,开始了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一○九六年春天,迫害犹太人的行动蔓延到莱茵河地区,当地犹太人请求皇帝和教会保护,皇帝和教会答应在犹太人支付巨款后,允许他们进入城堡并派军队保护。可是犹太人进入城堡后依然受到十字军的袭击,奉调保卫的士兵却拒绝保护犹太人,而任由十字军袭击。结果,该地区的犹太人全部被杀害。一○九六年五月,伏姆斯犹太人感到大难临头,寻求庇护。当地基督教会出面保证犹太人不会受到伤害,他们会提供必要保护。一些人深信教会保护的诺言,便留在家中没有逃走,十字军来了,教会并没有提供任何保护,结果全遭杀戮。另有一些人躲到阿德尔伯特主教的宫中避难,但他们被告知,若想保全性命,必须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拒绝这一要求的犹太人被主教下令处死。这样,仅两天时间,伏姆斯就有八百人被杀害。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把城中所有的犹太人驱赶进犹太会堂,然后纵火连人带寺一起焚毁。总计在八次十字军东征运动中,仅欧洲犹太人惨遭杀害便达万人以上,财产被抢夺、失去生计的犹太人更难以计算。此外,在十字军统治巴勒斯坦的二百年中,犹太人再次被禁止居住圣城耶路撒冷。
关于十字军如何迫害犹太人,当时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敌人杀他们(犹太人)如同屠宰牲畜一般,将他们推到刀剑前面……。母亲倒在孩子尸体上,父亲倒在儿子的尸体上。一个人杀了他的兄弟,另一个人杀了他的父母、妻子和儿子……。敌人将他们赶出家门,并剥光了他们的衣服,只留下极少数愿意接受洗礼的人……。
十字军时代对犹太人的大肆迫害,正是基督教会长期诋毁犹太教的必然结果,而这些杀戮又是欧洲反犹主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就不是只停留在对犹太人口诛笔伐,排斥驱逐上面,而是拿起屠刀,进行血腥大屠杀。
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开展后,《希伯来圣经》引起宗教改革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相应地对犹太人态度也友善起来。不过,宗教改革家希望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梦想破灭后,也转而攻击犹太人。此后在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法国和美国革命期间,犹太人的地位和政治待遇也有所好转。一七二三年,英国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一七五三年之后,经过政府批准,犹太人可以加入英国国籍;到十九世纪中叶,犹太人也可以参选国会议员。一七九一年,法国国民议会赋予犹太人公民权;拿破仑批准恢复犹太教公会,允许法国犹太人「可以在法国土地上找到一个耶路撒冷」。远离欧洲教权势力的美洲殖民地,也许是犹太人较好的栖身之处。一**五年,犹太人初次迁入美洲大陆。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当地犹太人只有二、三千人,但从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二四年,迁居美洲的犹太人已达二百万人了。
但是在俄国,犹太人的处境却没有得到很大改变。一八八一年,犹太人因涉嫌参与谋杀沙皇而遭到大肆屠杀,迫使犹太人纷纷迁往巴勒斯坦。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期间,许多犹太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队伍,从事革命。却被指责企图建立犹太人的世界统治,为此使南方的大批犹太人惨遭杀害。
十九~二十世纪交替之际,欧洲种族主义抬头,德国尤甚。早在一八七一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企图建立一个反犹太人的基督教德意志国家。二十世纪三○年代,德国法西斯实行灭绝犹太人政策。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的第一年,在德国就发生了杀害犹太人事件。一九三五年九月德国通过〈纽伦堡法〉,不承认境内犹太人为德国公民。一九三八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四十万犹太人遭到迫害。从一九三四到一九四五年间,罗马尼亚、匈牙利也仿效德国推行反犹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区中,大批犹太人被关押集中营屠杀。整个战争期间,总计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犹太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然而,千年的残酷迫害并没有使犹太民族灭绝,恰好相反,却似乎使犹太民族更加坚定返回故乡复国的决心。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奠基人摩西赫斯(一八一二一八七五年),他在一八六二年出版《罗马与耶路撒冷》一书中,阐明了建立巴勒斯坦犹太人国家的理想。随后犹太人复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犹太人持续一千八百多年的流散终于宣告结束。
今天,基督教(即天主教)对犹太人的迫害已成过去,双方已经和睦相处。二十世纪六○年代和九○年代,罗马教宗曾两次发表敕令,反省迫害犹太人的问题。最近教宗又亲自访问以色列,公开表态:肯定耶稣不是犹太人杀害的,并表示天主教设立异端审判庭也是不对的。但在犹太人方面则希望基督教在《圣经新约》中删去指责犹太人杀害基督的错误记载,如果不能修改《新约》,则由教宗发表宣言,给予更正。只有这样做,方能消除导致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根源。 -
2018-04-14 00:29 齐显影 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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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五十万以上的城市。
中等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二十万以上、不汇合五十万的城市。
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二十万的城市。
第五条 城市规划必须符合我国国情,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远景发展的关系。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坚持适用、经济的原则,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
第六条 城市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情况、现状特点,统筹兼顾,综合部署。
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按计划分步实施。
第七条 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和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江河流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协调。
第八条 国家鼓励城市规划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技术水平。
第九条 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城市规划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三章 城市规划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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