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金融危机下,金融机构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国际金融机构急急急
米塞林 来自: 网页 2020-01-20 13:11

2020-01-20 14:02最佳答案

首先简单的说下背景,有助于你发散思维,金融机构体系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监管不力!而监管不力反应了两方面可能:1,一些国际金融大鳄,掌控或影响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相关机构;2,国际金融大鳄的智囊的确强于国家智囊,但并没有掌控相关机构,我国的所谓专家相对而言连小学生都不如就更别提了(就私下而言,至少我遇到的专家都承认这点,但作报告时当然还是要批评国外专家的,这是抬高自己的“手段”)。
至于具体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法,给你推荐两篇文章,相信他们比我分析的更准确!
存在的问题?发达国家金融监管存在多方面问题( )
解决办法?美国金融体系改革方案
( )

其他回答(共7条)

  • 2020-01-20 20:38 黄盛毅 客户经理

    一·金融危机如何产生的: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垄断经济和国家货币被私有所有操作造成。例如货币和资源的投机炒作等等。过度的私有制自由化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造成隐患和危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金融危机就不会停止,只是显现时间的周期迟与早的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滋生金融危机而且还有转嫁危机的可能。比如发动战争入侵,进行经济封锁,经济干预等等。因为高度的私有化自由贸易制度决定了无限制的垄断膨胀,必然会导致各种危机。

    解决危机和隐患必须从社会制度上思考,使社会制度为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平衡发展为目标。反对垄断和制止垄断。及时平衡和调整经济发展目标和方向,向有利于百分九十以上的大多数人民利益方向调整,向不平衡的国家和地区调整,实行共同发展和共享发展。

    二·产生的原因:

    1.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2.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3.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4.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5.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6.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扩展资料: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

    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参考资料:

  • 2020-01-20 20:35 赵骥万 客户经理

    朋友,你的问题太大了,这是联合国考虑和讨论的问题,现在的金融机构是有问题呀,美国独大,他能够翻云覆雨,要改变这种现状是很难呀,无论是联合国会议还是多少国家联合会议,最终都是要美国点头同意的,否则是很难通过的,可是要美国同意,你想他会改变对自己有利的体系吗?也有可能?除非美国是个傻蛋
  • 2020-01-20 20:32 黄盛毅 客户经理

    美国次贷危机最早显现迹象是在2007年2月,当时汇丰控股最先发出警告,称由于大批低收入房贷客户无力偿还贷款,公司为其在美国的房屋按揭业务增加18亿美元的坏账拨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市场上很少有人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已经孕育了很久的危机。早在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就已经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长的居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可能造成的风险,希望美国有关监管当局能够“加强这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响警报,认为“一些次级房屋贷款机构没有任何监管,它们的贷款行为最终会危及美国人实现拥有住房和积累财富的两个美国梦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快速增长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已经引发贷款违约的增加,房屋赎回的增多以及不规范的贷款行为的涌现”;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发表的文章里,葛兰里奇揭示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空白和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葛兰里奇的文章时感到非常遗憾,葛兰里奇的警告并没有得到美国主要货币和监管当局高层的重视。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葛兰里奇的绝大多数同事过度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相信任何从事放贷的金融机构都有能力控制它们的风险。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书《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阐述的那样,“政府干预往往会带来问题,而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在市场自我纠正机制威胁了太多无辜的旁观者的那些危机时期里,监管才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监管往往或者总是会妨碍市场的发展和创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召集的听证会上,执掌美联储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机证明,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这一点让他“震惊”。在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为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这位自由市场主义的信徒呼吁应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这与其之前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次贷危机下金融监管的六宗罪
    次贷危机所暴露出的金融监管问题,一方面体现在对金融衍生产品设计及交易的监管不足,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相关金融机构,如房贷机构、投资银行、银行表外投资实体、评级机构、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产品监管——监管存在真空地带
    次贷危机被称为“21世纪第一个复杂金融衍生市场危机”。就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认为,“大量的没有被监管的类似CDS 的衍生品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头号恶棍”。
    2000年,在美国金融行业更加有力的公关活动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包括被视为华尔街金融创新“毒丸”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监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风险监控重任则全部落到了华尔街投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机证明,单纯依靠金融机构自身对衍生产品风险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的缺陷,助长了衍生产品的过度投机,并最终引爆了危机。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与构造方面几乎不加干涉,政府隐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双方均能准确理解衍生产品的构造与风险,因此双方的交易纯属市场行为,没有干预的必要。在监管纵容下,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逐步偏离了基本经济学原理:一是信用衍生产品的基础产品违背了银行信贷“可偿还性”原则,没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还款现金流,而是寄托于抵押物持续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产品结构过于复杂,使基础产品的风险在层层设计中变得更加隐蔽,违背了“让客户充分了解金融风险”的原则;三是监管当局对衍生产品的杠杆率没有限制,致使风险过度放大,超出了市场参与者可承受的范围。
    第二,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方式分为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违约掉期)主要通过场外交易(OTC)的方式进行。一般来说,场内交易会受到交易所的监管,但由于场外交易的衍生产品具有非标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如债券之王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说,“金融衍生商品是个新的‘影子银行体系’,是企业与机构间的私人合约,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动法则之外创造金钱,它不是真正的货币,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写有承诺的纸,甚至只是一个电子符号,它存在于正常的商业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监管”。
    第三,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属于表外业务,不需要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显示,银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相对有限,监管当局无法得到关于金融机构经营及投资金融衍生产品的充分而准确的信息,一旦出现问题,短期内无法确知问题的严重程度,导致难以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
    第四,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金融衍生产品清算系统,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实上并不清楚市场上各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与头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机爆发后,政府在很长时间内甚至不能准确估计危机的严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围。
    房贷机构监管——监管缺失导致次贷发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国房市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持繁荣。另外,由于资产证券化技术的发展,住房按揭贷款的“发放—销售”模式使风险得以轻易转移,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展的欲望。特别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众多贷款机构纷纷降低住房按揭贷款的准入标准,放松了资信审查,向大量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发放了“次级按揭贷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资信证明文件或具有高债务—收入比的借款申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放贷标准的降低基本上都发生在联邦银行监管规定的范围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贷机构得以在脱离消费者监督的条件下大量发放高价贷款。尽管相关监管部门一再要求改善次贷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发放房屋按揭贷款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还包括许多独立的住房贷款公司或经纪商。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市场全部房贷中约60%和高价房贷中约45%经住房贷款经纪商发放,这些经纪商根本不在联邦银行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内。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并没有及时对次级贷款的发放标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没有及时将独立放贷机构纳入监管体系内。笔者认为,原因无非是两方面:一是过于相信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认为市场能够通过自行调节解决风险;二是认为次级贷款占美国全部房贷的比例较低,不会引起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在金融机构出于竞争压力及利益驱动,放松资信审查、降低贷款标准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应及时对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统的上述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才能防患于未然。而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无论是美联储还是美国财政部,都没有对这一高风险的贷款发出任何警示,这表明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次贷监管的确存在疏忽。
    投资银行监管——对流动性和资本金缺乏约束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人们开始将此次危机的诱因集中到美国监管者对华尔街大行过度宽容及监管缺失的制度层面上。在独立投行模式下,美国证监会是投行的唯一监管机构,其对投行的监管也只限于与证券交易相关的活动,相关的审慎性监管和投资风险监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投资银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的发展模式。
    美国曾在1929年大危机后一度加强了投资银行监管。为了防止危机的再度爆发,美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重要法律,其中对投资银行业务影响最大的是1933年美国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这一法律规定商业银行(从事吸取和贷款业务)和投资银行(承销和发行证券)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使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出现了。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业与混业一直是美国政策与立法中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发展,分业型的金融体制无法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业管理限制了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因此,要求混业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放宽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限制,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限制投机和分业经营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投资银行不受传统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约束,它们开始通过金融创新广泛使用高杠杆,投资行为越来越短期化,甚至为赚取高额利润不惜违背职业操守。而上述高杠杆化且具有短期行为特点的业务扩张几乎是游离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外的。
    从2003年以来,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杆率都从十几倍跃升到30倍左右,而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仍只有十几倍。在经济繁荣年代,高杠杆为投行带来丰厚利润。但高杠杆使得投资银行对流动性和维持自身高级别评级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场环境恶化或自身财务状况不佳,被评级公司降低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继而出现流动性问题等连锁反应,就容易陷入困境。由于美国对投行的资本金、流动性等均缺乏严格的监管标准,导致风险与资本并不匹配。另外,作为独立法人的投资银行不是美联储的成员,出现问题时也不能得到美联储的救助,只有在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后,美联储才能通过救助商业银行间接救助投资银行。
    经过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投资银行业进入重新洗牌的阶段。美国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经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两家硕果仅存的投资银行也于2008年9月申请改组为银行控股公司,这意味着它们从此纳入传统银行的监管体系,美国独立投行高杠杆、高盈利、自由扩张时代宣告终结。
    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监管——亏损时重新并表引致信心危机
    金融机构常常为特定的融资、并购等交易活动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资活动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可注册成立一个与发起人隔离的特殊目的实体。这种实体不需要大额的资本金,一般由其母体注入高等级的债券作为资产,在此基础上通过评级、增信等手段,获得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资格。这样的实体以不同的名称出现,其依据的法律和遵循的监管准则和会计准则也有所差别。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中已经声名狼藉,但在这次金融机构危机中以新的变形体——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形式卷土重来。银行表外投资实体是一种由银行发起设立并提供全部或部分债务担保的证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专为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而设立的管道公司(conduit)、结构性投资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产事件发生前,SPE在发生损失时,其损失不须并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国监管当局从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合并准则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监管规则,以加强对SPE的监管。特别是在2003年对相关会计准则做出修改,要求在SPE发生损失时,对其拥有控制权并需承担最终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将此合并入资产负债表中。
    但是,表外投资实体信息不透明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对表外实体尤其是银行表外投资实体的有效监管不足的状况依然在延续。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表外投资实体的业务模式给设立机构带来的巨大风险逐渐暴露。以SIV为例,银行通过发行短期票据和中期债券,将所得收益投资于如抵押贷款证券等高回报资产,所发行票据与结构性证券之间的差额即银行所得利润。由于旗下的SIV大规模投资于次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次贷危机的爆发给大多数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均造成巨额损失。例如,管理着全球规模最大SIV资产、约占全球SIV总资产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团,由于次贷危机以来SIV资产大幅缩水近40%,被迫于2007年12月将旗下7个结构性投资实体并入资产负债表中。另外,汇丰控股、法国兴业银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银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额亏损已经将各自的SIV并入资产负债表内。SIV成立之初独立于银行之外,不属于银行本身的业务,但造成损失后,银行按照相关会计原则将其纳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造成了银行的巨额亏损和投资者信心危机。
    评级机构监管——利益冲突规制有限,评级方法不够透明
    早在美国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闭案发生时,评级机构就曾因为相关的评级失责问题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质疑,美国各界也以上述事件为契机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业之运作及监管体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会于2006年9月通过了《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该法案的实施规则虽然填补了美国信用评级业监管体制的空白,但仍未解决诸多根本性问题。
    首先,法案对信用评级业利益冲突的监管非常有限,评级机构对结构性融资产品构建的直接参与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及其实施规则明令禁止的利益冲突情形只有四种:(1)若评级机构最近财政年度内10%以上的评级收入来自某一发行人,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2)若评级机构或其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直接拥有某一发行人的证券或所有者权益,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3)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与其有关联的发行人的评级;(4)若评级机构的评级分析师、评级审核人员担任某一发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员,则该评级机构不得参与对其的评级。
    此外,监管部门无权对信用评级模型及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评级的准确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评级机构仅仅是简要介绍评级的方法,无论是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证监会,还是机构投资者和普通公众,都难以深入了解评级的数据来源和核心的评级方法。这使得市场和监管当局对评级机构的约束作用减弱,评级机构容易出现道德风险。
    更重要的是,即使评级失真,投资者受到误导,评级机构通常也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评级只代表评级机构自身对次贷产品信用风险的“看法”,而非投资建议。例如,在美国涉及公司债务评级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会裁定评级结果属于“观点”,就像报纸的社论一样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护。也许只有当法官不再把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观点”,评级机构的现有业务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评级结果的可信度才会得以真正的提高。
    对冲基金监管——各国监管理念存在分歧,监管环境总体宽松
    目前欧美等主要工业国家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较宽松。首先,各国在是否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还存在分歧,体现为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的理念冲突。以德、法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坚持前一种监管理念,强调监管的法律强制性、广泛的适用性和市场规则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国则主张后一种监管理念,认为应更多地强调监管的非强制性,市场参与个体的差异性和市场规则的自发性。
    自2005年以来,德国对对冲基金提出了强烈质疑,将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张实施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监管,增强对冲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国的主张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强烈反对,只好转向“自愿地”建立行业行为规范,起草了《对冲基金行为规范》,目前也仅处于积极寻求相应支持的阶段。
    美、英等国认为政府指定的行为规范有可能会扼杀市场自发的金融创新并进一步阻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对在目前的监管框架下对对冲基金提出进一步的监管要求,主张尊重对冲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场自发地进行调节。尽管美联储一向坚持审慎监管原则,但由于衍生品市场属于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领域,很多配套的监管制度和法律体系尚未健全。保尔森认为,金融市场监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监管机构不应为信贷衍生品和对冲基金制定特别规则。
    其次,对冲基金事实上在美国和英国享有较为宽松的法律及监管环境。美国实行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其监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为指导,认为市场自律是对冲基金监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张对冲基金进行登记注册,从而使对冲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资策略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根据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对冲基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公司的监管范围之外,免于注册登记。投资对冲基金的机构和个人的最低资本限额分别为250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投资者人数限定在500人以内。尽管先后发生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对冲基金倒闭的事件,但美国仍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监管现状。如2007年2月,美国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发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监管体制,认为足以防止对冲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
    最后,客观上存在相当的监管难度。从注册地来看,全球大约有55%的对冲基金选择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以及百慕大等地作为注册地,此类离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约2/3的对冲基金资产。在美国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34%,管理的资产占24%;在欧洲注册的对冲基金数量占全球的9%,管理的资产占11%;剩余的对冲基金大多在亚洲注册。
    “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
    美国次贷危机无疑为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提供了反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引起人们对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市场潜在风险的高度关注。中国会不会重蹈美国次贷危机之覆辙?“吃美国一堑,长中国一智”,美国次贷危机对完善我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采用规则导向监管,即政府部门制定各项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并强制要求被监管对象执行。美国财长保尔森(Hank Paulson)于2007 年1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提出,“我们也应该研究在美国采用更多原则导向监管的现实可能性和好处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于2007 年5 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
    美国金融专栏作家吉姆?索罗维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来比喻规则导向监管与原则导向监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榄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国体育运动项目一样,制定了详细的比赛规则,它们有细致入微的比赛规则手册,严格规定了运动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甚至限制了他们在场上应处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种更纯粹的以原则导向的体育项目,与众多的美国体育项目相比较,英式足球规则更少,并且赋予裁判员至高的权限,裁判员能够打断比赛进程甚至能影响比赛结果。”
    美国的监管规则很多,因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们更偏好“边界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体系要求明确说明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不准的。监管者也喜欢明确的规则,因为这样的规则容易执行。结果是市场有越来越多的规则。但是,市场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规则都会出现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规则太多,各个规则之间就可能出现矛盾,可以说,繁杂的规则也能创造套利的机会。实际情况正是由于这些规则自身愈来愈复杂,最终不能够被人们充分理解,市场开始发展出用以避税或者逃避规则约束的产品和服务。应对快速变化情形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导原则。
    调整监管理念,加强外部监管、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
    次贷危机是一场系统性风险引发的危机,所受损失的大小基本由参与程度决定,其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多项因素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叠加,但一直没有得到监管及货币当局的足够重视。次贷危机的爆发表明,以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风险管理和监管理念无法克服市场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于机构追逐利润的动机可能使机构做出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机构只对机构自身负责,而不对市场整体风险负责,因此其自身扩张行为就易埋下产生系统性风险的隐患。要识别和降低系统性风险,就必须从市场整体发展的角度,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通过反周期的监管要求和宏观政策,消除顺周期的风险叠加因素。
    另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统一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最后,要变“事后补救”为“事前监管”。虽然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并计划变革金融监管体制,但损失已经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加强事前监督,对创新产品进行深入研究,评估金融产品对经济可能带来的风险,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中。
  • 2020-01-20 20:29 梅金荣 客户经理

    2008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其治理对策
    【摘 要】2007年底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今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如何迅速遏止金融危机、迅速遏制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头等大事和一致行动。
    【关键词】金融危机 次级贷 金融创新 CDS 金融监管 中国经济影响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金融危机的出现有其必然原因。从本质上看,是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问题,从体制机制方面看,金融疏于监管,存在六个环节上的重弊。
    (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
    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购房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二)房贷证券化。
    出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三)第三个环节,投资银行的异化。
    投资银行本是金融中介,但美国的投资银行为房贷证券化交易的巨额利润所惑而角色异化。在通过承销债券赚取中介费用的同时,大举买卖次级债券获取收益。形象地说,是从赌场的发牌者变为赌徒甚至庄家。角色的异化不仅使中介者失去公正,也将自己拖入泥潭不能自拔。
    (四)金融杠杆率过高。
    金融市场要稳定,金融杠杆率一定要合理。美国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过度扩张,用极小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大量负债实现规模扩张,杠杆率高达1:20—30甚至1:40—50。在过去的5年里,美国金融机构以这个过高过大的杠杆率,炮制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虚假的繁荣。比如雷曼兄弟就用40亿美元自有资金,形成2000亿美元左右的债券投资。
    (五)信用违约掉期(CDS)。
    美国的金融投资杠杆率能达到1:40—50,是因为CDS制度的存在,信用保险机构为这些风险巨大的融资活动提供担保。若融资方出现资金问题,由提供保险的机构赔付。但是,在没有发生违约行为时,保险机构除了得到风险补偿外,还可将CDS在市场公开出售。由此形成一个巨大的规模超过33万亿美元的CDS市场。CDS的出现,在规避局部风险的同时却增大金融整体风险,使分散的可控制的违约风险向信用保险机构集中,变成高度集中的不可控制的风险。
    (六)对冲基金缺乏监管。
    以上五个环节相互作用,已经形成美国金融危机的源头,而“追涨杀跌”的对冲基金又加速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这六大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美国金融泡沫的螺旋体和生长链。其中一环的破灭,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演变成今天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危机。
    二、走出危机需要三阶段统筹
    2009年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一年。遏制危机并早日走出困境,必须标本兼治、远近结合。当前燃眉之急是解决美国2万亿美元的金融坏账,中期是防止金融危机变成经济危机,远期是建立新的世界货币体系。
    (一)当前措施:三招救市
    这三招,一是股权重组,增资扩股;二是坏账打包、切割剥离;三是注入资金,解决流动性。首先,政府对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增资扩股。比如美国把“两房”国有化,把私有企业变成了国有控股的企业。其次,把银行的坏账剥离,打包放在一边,银行复苏后赎回资金,如果银行倒闭了,由政府埋单,将坏账清零。第三,当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老百姓挤兑时,注入资金,增加现金流。或者政府出面担保,增强社会信心;或者政府出面担保,让其他银行拆借。根据测算,美国大约有2万亿美元坏账,今年通过采取这三招大体解决了1万亿美元坏账,明年还将要解决剩下的1万亿美元坏账。
    (二)中期目标:振兴实体经济
    如何遏制实体经济下滑,是全球高度重视和重点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仍然是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加大出口的三条途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各国政府都启动了增加投资和刺激消费的政策,并且摒弃贸易保护主义而采取共同行动。
    在中期,各国政府会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首先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松动银根,降息、降低准备金率,增加流动性。其次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补助困难企业和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增强活力。第三是培育市场主体。抓住目前大批企业减产停产、破产关闭的时机,推进并购重组,推进企业改造发展。作为美国政府,除了启动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推进产业、企业的结构调整,振兴实体经济之外,还要亡羊补牢,从体制机制上解决滋生金融六个环节弊端的根本问题,健全金融制度。
    (三)长期指向:重构国际货币体系
    1944年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趋向恶化,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黄金大量外流,美国的黄金储备不能支撑美元的泛滥。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美元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日本、加拿大等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后,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欧元、日元实力日强,但美元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要发行者,本应该恪守世界金融制度,增强美元的货币责任意识,防止滥用货币发行权。但从这几十年特别是近十来年的实践看,美国没有肩负起职责,利益和责任失衡。2005年,美国GDP12.5万亿美元,贷款余额18万亿美元,超过GDP50%,股票市值20万亿美元,超过GDP60%。美国政府欠债超过10万亿美元,人均负债3万美元。各项金融指标的狂涨意味着大量的泡沫,必将带来金融动荡。从宏观上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现有世界货币体系的积弊所致。因此,重构适应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货币体系是必然趋势。
    怎样的世界货币体系才是合理的?我认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亚元(以人民币和日元为主的亚洲货币)三大世界主体货币三足鼎立的新体系。三大货币之间实行相对稳定的浮动汇率,各国货币与三大货币挂钩。三大主体货币对应的国家应实行“G本位”——以GDP为本位。即GDP与银行贷款余额、与股市市值、与房地产市值应该大致相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保持合理的比例。
    三、中国经济有强大的抗危机能力
    目前,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股市、房市回调,沿海加工贸易企业订单减少,部分企业停产破产关闭,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世界经济加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风景尚好。为什么?中国经济有六大优势:
    第一,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已有1万9千亿美元外汇储备,足可抗御外来风险的冲击。
    第二,传统的储蓄美德和较高的储蓄率。中国老百姓勤劳节俭,有储蓄的传统美德。2007年中国居民储蓄达到17.2亿元,储蓄率达到50%以上。中国政府内债、外债的总和不到GDP的60%,财政负债风险不高。
    第三,审慎严格而又灵活,既管制又自由的外汇管理政策。资本项下实行管制,外国资本不能随意地进出中国,而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进出又较为自由灵活。
    第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期,到2020年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均GDP10年后会突破1万美元。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内需,不仅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缓解世界金融危机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健康的金融体系和严格的金融监管。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几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已经基本完善,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显著增强。中国金融制度健全管理严格,且严格控制金融衍生产品,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金融体系那样的问题。
    第六,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法制逐步健全,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中央政府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见事早、行动快,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比如今年,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9月以后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11月份以后果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等,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市场信心。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今年将有所放缓,2009年上半年惯性下滑,下半年开始走出世界经济衰退的阴影。国际金融危机则到2009年底见底,经济危机到2010年底左右见底,2011—2012年开始复苏。
    以上是重庆市副市长写的,分析的很到位。
    你摘抄的写就行
  • 2020-01-20 20:05 黄睿多 客户经理

    首先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世界储备货币超额发行,98年和06年相比较,美国、欧洲、日本严重地超发过比,由于全球低利率政策,不断降息,特别是911之后,各个国家多采取低利率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非常多。另外就是伴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升级,使得金融产品它的替代性增加,还有金融机构,创新性的机构它的融资渠道增加,种种原因导致了全球流动性泛滥。 流动性泛滥之后,因为美国是国际金融中心,它具有比较强的金融资产的管理效应,所以就导致全球的国际资本,包括中国,甚至包括一些欠发达国家,就是拿着发达国家资金的国家,他们的资金都反流到美国,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就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不平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地位是国际货币体系一个核心的内容,也恰恰因为美元的大量发行,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使得美元出现大幅度的贬值。 金融监管为什么又能找到美国的罪过呢?是因为美国它是通过二战之后与英国之间的博弈,抢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定权,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作为,对国际金融创新体系的不监管,是由它的不作为导致的。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体系。 我们国家设计的改革的方向是最完美的,是世界统一的单一的货币,但是这个能否实现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当前我们应该加强美元发行的监管,换言之,就是在伦敦峰会上各国首脑提出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的强化,让他去监管美元的发行。但是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管任重道远,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损失很多,用超主权的货币替代主权货币,并且获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呼应,像巴西、印尼等高管的回应。 再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改革还存在一些障碍性的东西。政治上的障碍,意识形态的不一致,即得利益肯定是想方设法来维护它的利益。但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的获得是有惯性的。从价值手段上来说,它是需要建立信用,建立一套规则,这都是需要时间的,还有就是从美元和英镑过程当中,是需要政府精心策划的,美元替代英镑成为主要货币,是美国借助于怀特计划、马歇尔计划,通过这么一个机构奠定了美元的基础,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施予援助,使得美元的流通域不断扩大,这才使得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奠定了基础,也正因为它的这个基础,所以美国又通过金融规则的制定权,维护了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构建了整个国际金融大厦。 对国际货币的体系改革还有一个问题,紧接着一个问题是特别提款权,是一个人造的货币,它受制于美国,从它的价值构层来说,把人民币纪如SDR这个篮子里面,必须要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的第四条款,这个必须要得到投票权的85%的同意,但是我们看一下美国的投票权是16.77%。当我们侵犯美国权利的时候,美国肯定不能投赞成票,没有美国的赞成票,所有的改革都是白搭的。 关于这个国际货币体系诸多的缺陷,我们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呢?2005年我们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首次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到了一个议事日程等等,中国行长提出来的国际化,金融它的必须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强的货币需要强的金融,强的金融需要强的货币体系。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金融崛起是必然的趋势,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我们目标,但是一定要走稳中国金融崛起之路。
  • 2020-01-20 17:02 黄盛木 客户经理

    世界金融危机根源及解决办法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实体经济的生产相对过剩,社会总供给远大于社会总需求,信贷消费(按揭贷款)就是社会总供给远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明证。透支未来的信贷消费(按揭贷款)虽暂时延缓了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但更加重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能力过剩,也为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种下了祸根。这里所讲的需求是指有效需求,能得到满足的消费欲望才是有效的社会需求。
    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和大的自然灾害情况下,解决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压缩过剩的生产能力,使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全球性由工业向农业转移劳动力,放弃石油农业来发展有机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在吃得饱的前提下,追求吃的好。因为农业有个特点是效率和品质难两全,提高品质必定降低效率。实体经济中必然要倒闭一批企业,来达到供需平衡。世界各国为了保护民族工业,必将实行更严厉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就像2008年上半年世界粮食紧缺价格暴涨,各产粮国都严格限制粮食出口一样,这对中国外向型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就是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因战争自身的消耗和对人类生产能力的破坏,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带来世界经济60年来的恢复和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下,各个国家都要妥善化解自己国内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不要将危机转嫁他国,避免引起世界性的战争,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现在中国政府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两条主要措施扩大内需和加大政府投资以及相应的经济刺激方案的实际效果值得商榷。
    一、扩大内需。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这是基本经济常识。因生产过剩以扩大内需来发展经济是拔苗助长,消费是爱国、买房是爱国等言论是极其荒唐的亡国之音!世界金融危机目前对中国金融领域冲击较小,原因在于中国居民量入为出,高储蓄的消费习惯。实际上,居民的高储蓄已经通过银行贷款形成现在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城市中堆积的钢筋和水泥。据有关资料,仅全国高校扩招的银行贷款就高达1万亿人民币,而且还款希望渺茫基本上就是呆帐,中国金融系统的低效率和大量呆、坏帐,由此可见一斑。如果没有中国居民高储蓄,中国金融系统恐怕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就已崩溃。社会保障落后和居民消费习惯暂且不论,目前形势下中国金融系统能不能支持扩大内需?世界金融危机国外银行业破产倒闭者甚多,而中国金融业却一枝独秀没有一家银行倒闭,国外怎么不来中国聘请金融专家,反而中国出国招聘倒闭企业的金融人才?
    二、加大政府投资。加大政府投资的确能消化部分过剩的产能,由于加大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并不能根本化解社会总供给远大于社会总需求的局面,只是暂时缓和了生产过剩和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加大政府投资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犹如以堵治水,若洪水总得不到疏导宣泄,恐怕会造成更大的灾害。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不到10年时间,又遭遇更大规模世界金融危机危害的原因,本来中国经济历经亚洲金融危机的锤炼,应该更具有抗风险性。
    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总统罗斯福加大政府基础建设投资也只是暂缓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随后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巨大需求,才根本解决了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美国是二战的最大受益国。奠定美国世界霸主地位更多的是经济因素,而非武力。相反,想依靠武力征服世界的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却最终惨败。当然由于战争自身的消耗和对生产的巨大破坏,也带来当今世界经济60年来的恢复和大发展。
    1998年我国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两条主要措施也是扩大内需和加大政府投资。10年时间过去了,适合生产的国内需求市场远未形成,经济发展还要靠出口拉动。加大政府投资发展的房地产业、汽车工业和高等教育产业化等,形成被老百姓戏称的新三座大山,所造成的危害和严重后果,大家都心知肚明,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一一叙述,其中高等教育产业化已经被决策者完全放弃。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根本解决只是将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矛盾延迟转移到现在而已。可以这样讲,中国目前正面临双重的经济危机: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加快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与之相配套的土地政策调整、基层政府机构改革。
    一、加快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里所阐述的工业、农业是广义的工业、农业。中国13亿人口,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农村人多地少,在城市就业不足,历来的知青上山下乡、待业青年、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等都是就业不足的表现,以上这些状况是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改变的基本国情。结合我国国情,中国经济要走精耕细作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道路。现在事实已经证明,靠强征土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和剥削劳工来发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业的城市化道路走不通,工业淘汰部分过剩的产能,向农业转移劳动力,势在必行。城市大量企业倒闭和农民工返乡,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在发挥调节作用了。所以说,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
    中国农业生产走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田园式有机农业道路,既能解决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又能为所有中国人提供安全放心的绿色有机食品,还能增强国民体质。或者开拓国际高端有机农产品市场,工业化的今天,瑞士的手工手表在全世界畅销,对我们就是很好的启示。石油农业(农业机械化)必须依靠大量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来降低人工成本提高效率,但其代价是降低了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农业生产效率和品质难两全两者只能选其一。大家都知道,散养自然生长所生产的肉蛋产品,营养价值高口感好。对农作物,化肥提供的营养并不全面,同样的田间管理施用有机肥和少量化肥的农作物比单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作物抗病性强、产量高和质量好,在北方苹果和葡萄的对比试验中效果很明显,不用仪器肉眼就可看出来。施用有机肥农作物抗病性强就可减少农药的使用,才能生产出高品质的农产品。农业为中国人提供绿色有机食品,国民体质的增强就能增加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少对药品的依赖,减少不知名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也会减轻了医保体系的压力。萨斯(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和猪蓝耳病的发生和传播应该为人类敲响警钟了!
    现在中国农业已经变成粗放式的业余农业,外出打工倒变成农民的主业。大部分农村的水利设施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年久失修造成雨水少则旱,雨水多则涝靠天吃饭的局面,农田由于大量使用化肥造成的土壤贫瘠和板结。人造有机肥、改良农田土壤和农村水利等基础建设都需大量的劳动力。所以说目前为止农村并没有真正的剩余劳动力,现在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投入不足、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不合理价格体系和政策误导所造成的,粮食和肉食生产的大起大落就是很好的证明。2007年猪肉价格的大幅波动实际只是三农深层次问题的简单重复,不过因为猪蓝耳病爆发有所加剧罢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今后还会重复发生粮食、肉、蛋、菜的价格大幅波动。
    对中国13亿人口,农业也要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世界经济不景气时将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固定在农业生产上。世界经济需求旺盛时,再向工业和城市转移部分劳动力。
    科学发展观,要使中国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农民安心农业生产,工人能安心做工,政府机关廉洁勤政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二、土地政策调整、基层政府机构改革。配合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必须进行相应的土地政策调整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土地政策调整要抑制土地兼并和停止城市扩张征地,放弃中国低水平的城市化道路。采取相应政策,使城市中失业人员和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向农业转移,使没有能力消费有机农产品的市民向农业转移来生产有机农产品。同时也不要使返乡的农民工无事可做,坐吃山空。这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田园式有机农业中家禽牲畜的散养自然生长、人造有机肥改良农田土壤,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和农村水利等基础建设都需大量的劳动力,关键在我们要组织和利用好。
    与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配套的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我的看法是首先取消乡镇一级地方政府,但不裁减一人,其党政人员全部住村,两人一组轮流休息来包一个或几个行政村,加强基层领导,县直接管村,缩短行政环节提高效率,这样避免基层工作人员都挤在党政大院内喝茶、看报勾心斗角,也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两人一组轮流休息可这样安排,每周实行4天工作制,福利待遇都不变。其中一人负责星期一、二、三,另一人负责星期五、六、日,星期四两人共同值班或一人去县政府请示汇报工作。同时,中央、省、市、县各级机构也要抽调部分人员轮流住村,时机成熟时再取消地区级政府,最终形成省、县、村三级地方政府机构的格局。
    应对世界金融危机,需要信心但更需要领导人的魄力!民众信心来自领导人的魄力! 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国内国际上小的摩擦都可能引起大的社会动荡。我呼吁:世界各个国家都要妥善化解自己国内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不要将危机转嫁他国和相互指责,避免引起世界性的战争,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的战争都有经济原因和经济的支持。因贸易摩擦直接引发的战争有中英鸦片战争和美国独立战争等,都是前车之鉴!
  • 2020-01-20 14:44 黄登盛 客户经理

    国际金融机构,说白了是各个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风险控制上出了问题,导致一味追逐利润,忽视风险的逐步积累,最终崩盘。
    解决办法有倒是有,可太难实施。一是提高准备金率,二是严格贷款制度,三是创新产品的监管,四是接受外部监督。像美国的储蓄率那么低,可能提高到20%的准备金率吗?

相关百科精选

  • 华安财保资...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农业保险条例》 《农业保险条例》已经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第22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